摘  要:当代维吾尔族女作家莎吉旦·苏来曼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和女性意识的女性，长篇力作《我也有爱的权利》无论在情节的构思，叙述方法的选择还是民族风格的表现等方面都称得上是维吾尔当代女性文学中一部成功之作。作品语言平实、叙述流畅，充满民族气息。 

关键词:维吾尔族；女性文学；现代意识

莎吉旦·苏来曼1961年生于喀什巴楚县，自幼爱好文学，初中时在老师指导下开始文学创作。2005年在《中国民族》(维)杂志发表第一篇作品步入文坛，随后在《塔里木》、《新疆青年》、《喀什噶尔》、《阿克苏文学》等维吾尔文文学性刊物上发表小说、诗歌等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她创作的《镜子》、《鸟笼》、《带艾特来斯绸丝巾的狗》、《紫色的地毯》、《白雨》等中短篇小说，都因贴近百姓生活、叙述朴实无华得到广大维吾尔族读者的关注与好评。《我也有爱的权利》是莎吉旦在多年的创作实践和积累后献给维吾尔读者的第一部长篇力作，它的出版立刻吸引了人们的视线，引起社会极大的反响。这是莎吉旦创作取得的实绩，更是对维吾尔当代女性文学创作水平的新拓展、新提升。

“爱情”这一话题，自古以来就是维吾尔文学创作中永远“唱不完的歌”，它也成为当代中国维吾尔文学中常谈不衰的话题。在维吾尔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中，作家和诗人们往往通过塑造一个个悲剧人物讲述他们的悲歌离情，控诉他们所处的时代是造成了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同时赞美和歌颂追求真挚爱情的痴男痴女们。爱情实际上是作家用来反抗传统话语的一个有利的武器。长篇小说《我也有爱的权利》的写作初衷也正在于此，但与传统文学作品所不同，“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如蜘蛛网般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还是因为宗教教规的各种限制、以及人们固守的各种道德规范和人生观等等，自从有人类文明以来它们就如同一双无形的手，一直紧紧地束缚着我们追求爱的权利和自由。”[1] 这是小说《我也有爱的权利》中叙述者的一段思考。该小说的写作者无论从题材的选择、情节构思的精巧，还是叙述风格等方面都突破了维吾尔传统文学题材，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作品体现的女性的现代意识、自主意识，对传统观念提出的大胆质疑，都能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同时作者对如何看待并继承维吾尔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也提出中肯的建议。

一、巧妙的整体布局和构思

单从小说的情节来看，《我也有爱的权利》似乎是一个俗套的故事，30岁的“我”，遇见了三位性格迥异的女性，并与她们恋爱、结婚、追求真爱。小说重点叙述了主人公“我”与第三位女性追求真爱的故事。小说以此为线索，用心灵书写了“我”与自己深爱的女人为了争取幸福的生活而付出了大量艰辛努力的过程，同时反映了现代生活中维吾尔族传统爱情、婚姻、家庭等观念仍对人的束缚，提倡人们追求知识、自由等现代生活理念。

在小说中，作者选取男女双方在恋爱中的年龄差距为切入点展开，是对维吾尔传统文学题材的创新。“我”第三次恋爱的对象是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她还是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年龄的差距本已构成了恋爱双方引人非议的借口，加之被爱的女性又身为人母，更是成为阻碍两人相恋的最大障碍，于是作家将年龄差距、单身母亲等这些从未在维吾尔文学中被讨论的概念引入一个被称为“什么是爱情？”的话题。这与维吾尔民间文学或作家文学中，通常将家庭、地位、身份、职位等作为阻碍爱情的因素所不同。

那什么是爱情？爱情是一种与爱相关的，被强烈吸引的一种有表现力而快乐的情感。在文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生物学家的著作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关于爱情定义的争论。新时期以来人们对爱情的理解更因为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赋予了新的内涵。具有现代女性意识的女作家莎吉旦是这样定义爱情的：“爱情是一个古老又常新的话题，每个人对它都有不同的看法。爱情不分年龄，爱情没有贫富、每个人心中都拥有自己那份神圣纯洁的爱情。而这种爱只存在与相爱者双方心与心的相知，相托中。” [2]这是作者真情的告白。人与人的感情是相通的，在爱情言说方面，无论哪个民族的女作家都呈现出“感性+圣洁”的特点，她们在叙述这样一种情感的时候本能地向着一种宗教化的姿态发展，爱情在她们的作品中变得热烈而神圣。[3]本部小说也概莫能外。因为这种纯真的爱情一直是全世界人们追求的，无论在民间故事《灰姑娘》、《白雪公主》、《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是世界经典爱情《罗密欧与朱丽叶》、《魂断蓝桥》，甚至是维吾尔族长篇叙事诗《帕尔哈提与希琳》、《莱丽与麦吉侬》中，所有这些家喻户晓被人们赞美的爱情故事中，都宣扬了爱情的至高无上和唯美纯洁，以及人们不顾一切为追求美好爱情所付出的代价。这种不顾一切的爱，是向往真爱的人永远的追求。

但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却总有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范在束缚着人们的行为。维吾尔族传统习惯和伊斯兰教规中并没有规定男人必须要找比自己小的女人，但现实生活中却由于长期的封建传统形成了“男人不能找比自己大的女人”这一观念。（包括汉民族等许多民族）。首先是作为男主人公艾尔肯江的父母，他们是小说中固守传统的代表，受制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作为孝顺、听话的艾尔肯江怎能违背父母之命，于是在父母的反对下曾经打算冷冻这段炽热的爱情。但是当他再次看到知性、贤惠、善良、有修养的阿比旦时，冰封了多年的心房，埋藏在心灵深处的爱情，在他们再次相遇时熊熊燃烧。五年的艰苦努力，他们携手共同克服来自各方的压力和阻挠，重新获得了比自己大十岁的女人的真爱，这份爱得来的是那么不易。

社会在不停的发展，人们的传统观念本应随着社会的进步而进步，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但是现实社会中却存在大量像阿比旦这样的女性，无论是因为丈夫早逝还是离异等原因，在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人们虽然非常同情单亲母亲的境遇，但是却不能接受她们再嫁，迫于世俗的压力，这些女性大多也不敢突破禁锢人生自由的封建传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另一半。一些传统观念作为一种文化心理积淀持久而又深刻，至今仍然是笼罩在一些女性心灵上的厚重阴影，而且阻止了她们对爱情的正视和追求幸福的可能性。[4]于是叙述者发出了“单亲母亲有没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有没有追求真爱的权利？”[5]这样的质疑。而作品中的阿比旦是一位大胆追求幸福的女性，虽然她追求真爱的步履艰辛得令人难以想象，她要面对无数世俗的冷眼嘲弄与讽刺挖苦、但是具有现代意识、自主意识的女性，不愿也不能轻易放弃人生对美好的追求。“不经过严寒的百灵鸟怎能知道春天的可贵”，“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相爱的两个人终于走到了一起。作者让我们看到了真爱的力量，更让我们感触到了这个能让人获得真爱的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在整文中具有很深的隐含意义，这也是作者在创作小说时的别具匠心。男主人公“我”叫“艾尔肯”，汉语译为“自由、自在”，女主人公“阿比旦”则具有“石碑、丰碑”的含义。小说中的“我”正是一个不愿被陈规陋习束缚的青年的代表，“我”不愿承受无爱的婚姻，与阿比旦的相识、相知唤起了男女主人公尘封已久的爱的勇气，于是，“我”不顾一切，为不参杂任何杂质的纯真的爱情而努力奋斗。而阿比旦就是“我”追随的丰碑，这座爱的丰碑将刻上“我”对她爱的誓言，这爱的丰碑是主人公爱的见证，它镌刻着爱的本质、爱的真谛，它将永垂不朽。

二、独特的男性独白叙述视角

维吾尔女性文学是伴随着新时期文学而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维吾尔文学期刊《塔里木》杂志上仅发表了三篇维吾尔女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维吾尔女性知识分子和文学爱好者进行文学创作是改革开放后逐步壮大起来的，维吾尔族女性作家思想的全面解放，女性意识的觉醒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这种觉醒把五十年代后期就开始自发地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批女作家如图尔逊娜依·玉赛音、阿依夏木·艾合麦提等人，从过去那种对文学的向往和爱好者转变为自觉的参与者，但是她们在创作中还没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她们把文学创作视为神圣的责任，主动承担起了反映现实和现实要求的重任。

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对西方女权主义、女性主义(Feminism)文化、文学理论的译介，以及中国知识女性在国家、社会权力结构中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的不断调整，使得中国二十世纪的女性文学研究第一次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定位。这种“定位”对当时的文学与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6]汉文学女性文学具有鲜明的女性主义特点，而维吾尔女性文学中这种强烈的性别意识稍晚些。真正意义上具有维吾尔女性文学特质的作品要从哈丽黛·伊斯拉依尔的《啊，生命》算起，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她创作了一系列以描写女性生活题材为主，涉及爱情、婚恋和家庭的小说，《沙漠之梦》、《红雁湖》、《轨道》等都因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代表了当时维吾尔女性文学的最高水平。随后出现了玛依古丽·帕合热丁、阿依古丽·毛依丁、古力加玛丽·达吾提、阿孜古丽·比拉力、热孜万古丽·玉苏甫、巴哈尔古力·萨吾提、阿力彤古丽·热介甫等女性作家，她们创作了不少女性意识鲜明的文学作品。纵观她们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她们的作品大都是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或第一人称主人公叙述（女性独白）的方式展开。从读者角度来看，这两种叙述方式在叙述视角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它们多采用借主人公之口倾诉自己的悲惨命运，宣泄对现存生活状况的不满和抨击男权社会，叙述者强烈的情绪氛围促使读者很快与人物叙述者建立起一种亲切的感情联系，使读者完全站在人物叙述者的立场理解故事、理解人物。会完全接受叙述者在文中隐约透露出的爱憎情感。[7]

而《我也有爱的权利中》，女作家莎吉旦却打破了这种叙述视角，采用了第一人称男性视角，即以主人公艾尔肯江的叙述展开故事情节。以“我”的经历为线索叙述自己三次爱情的经历，从而展示出持有不同价值观、人生观的人对爱情的不同看法和追求。作品叙述冷静、客观，一改以往直白地抒写女子的痛苦和眼泪和对男人败德的揭发和批判上。通过男性的口吻有力地对传统伦理道德进行反抗。同时，叙述者“我”在小说中适时地使用了评论干预。通过叙述者之口，通过人物之口，直截了当指出当今社会存在的弊端。发出质疑：“这是一个现实问题，谁规定了爱情的这些条条框框？难道追求自由的真爱该受限制吗？”[8]在这里叙述者大胆地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对束缚人性自由发展的陈规陋习提出质疑。并通过“我”对爱的权利的争取，反映现代人必须具备现代意识，追求美好生活的意志。

艾尔肯江与阿比旦的爱情是充满挫折和磨难的。这样的题材若换成以往的作家，一定会像《艾里甫与赛乃木》、《塔合里与左合然》、《帕尔哈提与希琳》那样，以主人公双双殉情的悲剧收场。那是当时社会的局限性所至。而作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作家，她并没有按照维吾尔文学传统结构和叙事模式去组织情节，而是紧密结合社会现实，让小说以喜剧结尾。这毋宁说是作者大胆地突破传统题材，不如说是时代造就了维吾尔女性，时代的进步，维吾尔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使维吾尔女性有了更多能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有了完全自主的争取爱的权利。“我也有爱的权利”这样的作品还存在在很多女作家的作品中，而且这样的作品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如果说在这部小说中，运用男性视角来表达自己的真爱，可能是因为在当今社会中，维吾尔族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而女性的弱势地位仍在相当范围内存在，长期受伊斯兰教陈规的影响，在维吾尔族传统观念中，男女双方相互爱慕时，在话语权上，男女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只有男方有表白和追求女方的的权利和自由，而女方只有被动的接受，否则会被认为是轻浮的。作品中阿比旦虽然也一直深爱着艾尔肯，但是她没有主动找过艾尔肯，更没有暗示甚至对艾尔肯表白自己的爱也说明了这一点。作者考虑运用男性视角，也可能是为了借男性的话语权使自己的观点得到更多的认同。无独有偶，维吾尔女作家米合里古丽在《相爱》中，也是以一个男性“我“的视角进行叙述的，所不同的是，女主人公导游孜巴，是一位大胆表达爱、争取真爱的女性，她敢主动向所爱的男人出击，并敢去做长辈的思想工作，最后得到自己所要的幸福。这一切都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现代社会已在在婚姻、爱情方面给人们提供了足够自由、平等的空间，追求自身的幸福，女性们是选择被传统束缚，处于被动听从命运安排的地位，还是选择用知识武装自己，成为具有现代意识、女性意识，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做自强、自立、自爱的新式女性，关键看自己。   

三、以现代理性眼光审视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

民族传统就是各民族文明演化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而作为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智慧结晶的文学，总是与该民族的生活方式、历史文化等密切相连，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一个民族的形象，沿袭了一个民族的传统。作为维吾尔族女作家莎吉旦·苏来曼在作品中除了带有强烈现代女性意识外，还非常重视自己的民族身份，小说《我也有爱的权利》中处处可以体会到作者人为构建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但是作品中民族性的体现不是通过浅层次的描画自然风光的风情画和风俗习惯的风俗画、抑或是描绘维吾尔人开朗、幽默、豁达的性格而达到的。而是结合21世纪新疆文化大发展的背景，用现代理性眼光审视民族传统文化，在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落后的阻碍社会发展，束缚女性发展的传统陈规陋习的同时，高度赞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用文学的形式折射出民族性格的健康因素和负面因素，用文学的形式折射出民族的灵魂和品格，呼唤民族的现代化。

主人公的三次恋情也体现了作者对待传统与现代的态度。通过主人公艾尔肯之口讲述自己的情感经历时，始终将择偶的道德标准摆在了很重要的位置。“我”的初恋女友齐曼古丽，是“我”在师范学院读书期间就喜欢上的女孩，她漂亮大方、有知识、有文化，是个典型的现代女性，但是当她面对真爱和金钱的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金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的深入，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快捷、便利、不敢奢望的富足生活外，也带来了生存危机、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负面影响。而将“爱情”与“金钱”画上了等号的齐曼古丽正是这类人群的代表，他们的人生只是为了追求金钱、名利，地位，其他一切皆可舍弃，而他们到最后只能落下被他人、被社会抛弃的结局。现代化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会在我们逐步认识到之后而加以改进。

大学毕业后与大多数维吾尔族家庭一样，主人公是经人介绍与妻子相识并成婚的。迪丽努尔虽然是一位农村教师的女儿，但是她没有上过几年学，文化水平不高，更不要说有什么理想、追求。她与我共同生活了十年，虽然也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但是最终还是以离婚告终。从小说看，迪丽努尔是一位传统维吾尔族家庭妇女的代表。她成天围着锅台转，只能照顾和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不会与人交往，跟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搞不好关系，她有许多与生俱来的缺点。她与我没有共同语言，不是贤妻，不能也不愿了解我的思想，更没能成为良母，没能尽到一个做母亲教育孩子的义务。在追求知识、追求理想、追求现代的今天，她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维吾尔族女性必须要改变人生观和价值观，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多彩。

艾尔肯认为：“知识、修养等良好道德品质是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它深深地扎根于一个人的心灵深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阿比旦就是一位既现代又集传统美德为一身的女性。她完全符合艾尔肯择偶的标准。阿比旦穿着打扮时髦得体，是一位具有现代气息的女人；她真诚、和蔼、懂礼貌、有修养、为人处世令人折服，艾尔肯每次见到她，都会被她的言行举止所吸引。阿比旦是很现代、有知识、有追求的女性，她的血脉中又流淌着维吾尔人的鲜血，这都体现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她是一位出色的人民教师，她知识丰富，爱好广泛，尤其爱好文学，与主人公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她身为人母不仅注重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还用爱心关注着艾尔肯两个孩子的成长。她总是要求孩子们要勤劳勇敢、为人友善、待人真诚，并且注重培养孩子做事光明磊落、洁身自好的品格，她告诫孩子不贪婪、知羞耻、养成不骄不躁的性格。积极倡导尊老爱幼、孝顺父母、团结兄弟姐妹、与祖国共生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正是优秀维吾尔传统文化中做人，做事的准则，优秀文化体现着民族的特性，又是民族的精粹。在这里作者将追求现代意识与继承维吾尔优秀传统文化巧妙地融为一体。通过追求高尚纯洁的爱情这一明线，贯穿了现代女性不但要具有现代意识，而且还要不断继承先辈崇尚知识、崇尚进步、为人友善、谦和包容等优秀道德品质的思想。

社会在发展，产生和滋养文化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种改变。在现代化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化都在发生，因为不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从现代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都将走向枯萎。[9]小说中多处展现了现代化城乡人们着装服饰的新变化，城乡婚俗仪式的变迁，对比农村婚礼仪式今昔的变化。通过这些细致地风情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现代化是那么自然地与传统完美结合，水乳交融。在现代化合成音乐伴奏的盛大的婚礼场面上，人们品味着各式美味，欢快地加入到麦西来甫的队伍；刚弹奏着悠扬的十二木卡姆，又在世界名曲的伴奏下双双跳起了时髦的交谊舞；美丽的新郎、新娘，身着传统鲜亮的礼服接亲、抢亲，又换上漂亮的婚纱、西装接待各方宾客……。作品不知不觉中已把我们带入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融汇交流的场所，我们感同身受。通过对比的方法，重申了取传统文化之精华将之与现代文化相适应的观点，对过度西化提出要批判地接受。浓郁的民风民情内容使作品具有既具民族风又有现代感，将民族传统与时代精神完美结合，深深地吸引了广大读者。作者语言流畅通俗，叙述客观、公允，不偏激。这也是与作者本人常年的修养有关。

四、结语

莎吉旦·苏来曼的《我也有爱的权利》在情节构思，小说整体布局，叙述方法的选择方面，都比她以往的作品有所突破。与同时代其他女作家的作品相比，莎吉旦的现代女性自主意识更加强烈，对待现代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更加理性。纵观维吾尔女性文学半个世纪的发展，我们看到了成就，但从总体来看，女作家的创作水平明显参差不齐，创作题材的广度和多样性还显单薄。爱情、婚姻和道德等仍是女作家们关注的焦点，而对其它题材涉足不足，莎吉旦·苏来曼的作品也存在同样的缺陷。她的作品基本都是以此为落脚点。此外，小说人物形象性格缺乏丰富性和复杂性，还处在“扁平人物”的塑造上，作品中阿比旦是完美无缺，让人有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遥远感。而迪丽努尔却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女性，这不由使叙述陷入了二元对立的窠臼。另外，新疆的文化构成是丰富多元的，它是各民族共同劳动、生活的家园。与许多维吾尔族母语作家的创作一样，莎吉旦的作品只限于单一民族生活的表现和故事的叙述，缺乏将民族的文化放置到整个新疆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语境下来做更深入的思考。希望包括莎吉旦在内的维吾尔女性作家能克服以上创作中存在的不足，拓宽创作视野，紧握民族文化之根，用现代意识、国家意识创作出更多更好高质量的女性文学作品。

原载于《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6期

参考文献

[1][2][5][8]]莎吉旦·苏来曼.我也有爱的权利(维文版)[M].民族出版社，2011.

[3][4]惠百团.新时期女性文学的爱情观[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6.

[6]王侃.女性文学的内涵和视野[J].文学评论,1998.6.

[7]晁正蓉.论当代维吾尔语小说中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多样性[J]，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12.1.

[9]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J]，民族研究，2000.6.

[10]穆罕默德·艾沙.新时期维吾尔族女作家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J].民族文学研究，2001.4.

        作者简介：晁正蓉，女，汉族，文学博士，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教授，青年翻译家，文学评论家。曾获得教育部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参与新疆民汉双翻工程，维译汉作品《红光弥漫的村庄》获得“首届西部文学翻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