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扬伊犁回民心声的使者 ——论白练的小说 发布日期:2017-08-22   作者:丁峰山   点击数:1343   文章来源:伊犁师范学院学报

摘要:白练的小说创作围绕近代以来伊犁回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世界展开,具有史诗意义。小说的主题始终坚持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反思历史,追求真善美,弘扬正面、积极、进步的生活态度,强调开明的宗教信仰。艺术实践上,遵循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调动多种艺术技巧,善于运用对照法,尤其是方言俗语和经堂用语的巧妙穿插,突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和宗教信仰背景,个性鲜明。

 

关键词:白练 小说 回民 伊犁 史诗

 

 

白练(19292008),男,回族,本名陈纲,经名苏来曼,新疆伊犁人。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曾任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化局副局长、州文联主席等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中短篇小说集《黑牡丹白牡丹》、电影文学剧本《野马渡》、长篇小说《悠悠伊犁河》及其它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篇。其作品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自治区新时期优秀文学作品奖和儿童文学奖。作为新疆回族文学的拓荒者和代表作家,白练的文学创作时间跨度大,数量可观,体裁全面,题材丰富,艺术实践多样,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自觉的民族意识。他的创作不仅壮大了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丰富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应得到该有的关注。

在多方面的创作成果中,最能代表白练文学创作成就的是小说。通读白练的小说,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始终有一种为伊犁地区回族民众画像写心的自觉意识。从中短篇小说集《黑牡丹白牡丹》到长篇小说《悠悠伊犁河》,白练小说的题材一直没有离开过伊犁地区的回民生活。《黑牡丹白牡丹》是1980年代伊犁回民的生活、精神写照,《悠悠伊犁河》则是民国时期进步伊犁回民追求理想与光明的心路历程,如果再联系电影文学剧本《野马渡》对清末伊犁回民反对沙俄侵略、维护国家民族统一的爱国主义事迹宣扬,白练的作品全景式展现了伊犁回民自近代以来所经过的风雨历程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并不为人所注意的伊犁回民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画卷。从这个意义上说,白练的小说可称之为伊犁回民的生活史和精神史,具有史诗品格。

 

 

 

《黑牡丹白牡丹》收录了作者1980年代创作的16篇短篇小说和2篇中篇小说,题材涉及广泛,宗教信仰、生产劳动、爱情婚姻、异国情谊、生活观念冲突等等,反映了作者观察生活之深入和视野之开阔。小说集的题材虽然多样,但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即反思文革、批判文革,拥护改革、肯定真善美,这就使作品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时代特征。

 

改革的春风最早惠及到了农村,也激起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波澜。作者敏锐感觉到了这个时代新声,着力捕捉着新信息和新景象。文革的阴影与农民追求富裕物质生活和健康精神生活之间的矛盾冲突,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明显、最突出、最典型的现象,《朋友》、《先后》、《标准》、《黑参谋》、《田姐儿》、《天池情》这6篇短篇小说就是围绕上述现象展开构思和描写的。这些作品基本上围绕新旧二元冲突模式展开,追求新的、美好生活的,响应改革政策的农民们与保守懦弱干部、守旧落后村民展开斗争,后者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输,反映了改革致富政策的正确性和深入人心,以及美好生活的强大吸引力。

 

宗教信仰与现实生产生活的关系问题,亦是作者着重探索的主题。《朋友》告诉人们,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但不会阻碍正常的生产活动,反而会团结大众、激励人心、活跃生活,鼓足人们的干劲,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提示执政者全面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篇小说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日渐显现,成为一篇具有长久存在价值的作品。《夙愿》亦有很强的思想性,尕老汉一生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为村里的宗教活动尽心尽力,但他却把遗产全部捐给了村中小学而不是子女和清真寺,留下了让孩子们多受教育,多学知识,能为众人办好事的遗言。重教重学是穆罕默德的圣训,亦是回族长期坚守的准则,可由于“有清二百年之摧抑”,逐渐形成了“读书即反教”的封闭心态,加上文革的倒行逆施,使许多回族民众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尕老汉的呼吁至今令人肃然起敬。同一主题还出现在《暮归》中,退职县委书记听从老伴的安排,不问世事,一心礼拜,可办学的事、孩子们的事还是激起了已经清心寡欲的老书记的热心肠,再次突显了信教的同时也应大力关注教民文化教育的理念。

 

爱情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也是人性美的集中体现,刚刚走出文革阴霾的青年们更需要爱情的滋养。马六十的自我牺牲和贴心照顾,燕燕的始终不渝和不计差距,共同诠释了纯洁爱情的真谛(《燕燕》)。田姐儿终于鼓起勇气摆脱父亲的束缚,走向“青年之家”,走向聪哥的怀抱,揭示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生活的吸引力(《田姐儿》)。《唉,你这个伊比利斯》中的兰豆豆一生坚守着一份理想爱情,虽然受尽苦难,但从未怀疑过爱情的贞洁和真挚。因为相信爱情、珍视爱情,她不以苦为苦,宽容待人,从容生活;因为有了爱情的滋养和润泽,她才能面对悲剧制造者的忏悔时,坦然接受命运的捉弄。爱情的净化和宗教的宽恕给了兰豆豆力量、勇气和善良,使一个弱女子散发出人性的光辉。中篇小说《弯弯的路》亦是爱情题材,虽然是老套的英雄救美型故事,但两代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和新中国30年的政治变迁的交织演绎,使这个原本简单的故事拥有了更大的生活容量和更丰富的时代元素,也使沙丽追求自由恋爱的举动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同既定命运抗争的精神。

 

小说集里最具思想力度的作品应是直接反思文革摧残人性的两篇作品——《沙枣大妈》和《黑牡丹白牡丹》。沙枣大妈干净利索,乐观积极,一个人抚养两个儿子长大。她对国家、革命有着深厚的感情,大儿子牺牲在中印战争战场,她以烈士家属为荣,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生产建设活动中。又一场革命来临了,二儿子千方百计地要参加武斗,沙枣大妈半信半疑地支持了儿子的决定。可在武斗中丧生的二儿子却没有给沙枣大妈带来荣誉和慰藉,沙枣大妈在悔恨、痛苦、无望的情绪中企盼、挣扎,以至疯掉。两个儿子都为“革命”牺牲了,但他们给沙枣大妈带来的社会评价和内心情感却截然相反,正确与错误一目了然。作品在对比中揭露了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伤害,以及全社会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痛定思痛,这样的悲剧绝不能再次上演。

 

《黑牡丹白牡丹》应该是作者比较满意的作品,小说集就以此篇目命名。杨钒是音乐学院高材生,单纯、上进、真诚、朝气蓬勃,本来前途光明,却被无知者内定为右派,下放到山村小学任教。在这里,他的命运受到人性之恶的摆布。为了夺走杨钒的女友白秀梅,公社书记马登高私自扣留杨钒的平反公函,并将其发配到煤矿改造,一去就是十七年,期间马登高还专门让人整治杨钒。通过马登高,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革的颠倒黑白、倒行逆施,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文革所诱发出来的人之恶有多么暴虐和残忍。为一已之私,用卑鄙的手段毁了别人的一生,最后又用所谓的落实政策的“好心”把杨钒彻底赶出山村,马登高把人性之恶演绎的淋漓尽致。人性本有善恶,抑恶扬善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反之,就是反人类、反人性、反文明,从这个高度上反思文革,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文革的本质。黑牡丹是混迹在煤矿上的底层女子,杨钒本不喜欢她,后又沦落到不敢喜欢她,可她不管时事如何变幻,一意照顾、鼓励杨钒活下来,最终为了想像中的杨钒的幸福,毅然选择了离开。黑牡丹在这里不仅是底层人民的优秀品质的代表,更重要的是,她是善的化身,是人性中善的一面,有了她对良心底线的坚守和校正,才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美好。所以,作品的主题和思想的深刻性不是体现在有些书呆子气的主人公杨钒身上,也不在认命的白牡丹身上,而体现在黑牡丹和马登高身上,是他们共同把对文革的反思提升到了理性、正义和人性善恶的高度。这样的反思是永恒的,所以,这篇作品的生命力亦是长久的。

 

 

 

小说集《黑牡丹白牡丹》遵循着严格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整体风格单纯、明净、质朴、现场感强。基本沿着扬正抑邪的思路来布局谋篇,虽然有模式化痕迹,但由于丰富的生活底色和众多的个性人物参与其中,读来倒不显得单调乏味。

 

小说集艺术上最成功之处是塑造出一群既有共同生活基础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农民是小说集中出现最多的形象,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类群体。一类是正面的,积极的,进取的农民。这类农民的共同特征是有智慧、有威信、讲诚信、敢闯敢干、带头致富,但他们并不千篇一律,而是各有各的气质和特点,鲜活而又饱满。“河州马”的勇于担当,经验丰富(《朋友》);沙姐的踏实宽厚,立场坚定(《先后》);山娃子的精明能干,诚实做人(《同路人》);马林的一心为公,雷厉风行(《标准》);黑西麦的长于谋划,迂回斗争(《黑参谋》)。他们一个个带着农民特有的狡黠和憨厚气质,多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投身于致富前沿的闯路者的精气神,充满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之相对应,小说集的另一类农民形象是作为正面农民的对立面出现的。虽然是对立方,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把他们处理成一无是处的“坏人”,而是让这些人经历了从不理解、不配合到理解、支持的变化过程,从“落后”变“积极”,同样体现了新时期农民的可爱可敬之处,形象生动活泼,真实丰满。比如《先后》里的兰巧,惯会见风使舵、投机取巧,可在事实面前也能够真心悔改,把农村中常见的脑子活、好面子又爱出风头、耍小聪明型妇女描写的活灵活现、惟妙惟肖,达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统一。

 

干部和知识分子形象亦出现较多,他们与农民一样,也是两相对照。《朋友》中的“我”,《标准》中的“李干事”不熟悉农民生活、生产和心理,没吃透党和政府的新政策,简单、教条地处理农村工作,使工作处于被动尴尬的局面。《忠告》里的金科长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人物。文革中,金科长被批斗,炒锅子老王偷偷给他送饭,被流弹打死。文革后,金科长当上了县劳动科长,专管下乡青年招工回城。他出于“报复”过去的心理,以权谋私,给自家所有的亲戚都安排了好工作,却顾不上为自己付出生命的老王的儿子。通过金科长,作者撕下了许多“平反干部”的假面具,忘恩负义、打击报复、自私自利、溜须拍马,让我们认识到反思“文革”依然任重道远,个人的道德自觉是靠不住的,制度建设才是根本。《黑牡丹白牡丹》里的杨钒是一个百折不回,书生意气浓厚的理想主义者。他纯真、坦率,相信人性之善;他善良、崇高,重情重义;为了音乐、为了培养音乐人才,他不计前嫌、忍辱负重。杨钒是一个“完美”的形象,“完美”的有些“失真”和“愚蠢”的形象,通过他,表现了知识分子的纯真和坦荡,也映衬出“文革”之残忍和“恶人”之阴险,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来说,塑造的并不成功,理想色彩过于明显。

 

故事性强亦是小说集的一大亮点。作者相当看重小说的故事性,所有作品都保持了头尾完整和情节连贯,而且在故事的传奇性上下了不少功夫。营造紧张气氛、先抑后扬、峰回路转、出其不意、一波三折、故事套故事、强化冲突尖锐度等等加强小说故事性的手法都采用了,而且运用的很到位,没有勉强、造作、游离之嫌,达到了深化主题和塑造人物的目的。

 

叙述方式上,作者最擅长对照法。人物、事件、情节大多相对而出,正确与错误、赞同与批判在对比中一目了然,能直接、准确传达作品的主旨和价值取向,但运用太过频繁,给人以定型化的印象。中篇《黑牡丹白牡丹》的叙述在对照的基础上有所变化,倒叙、插叙、补叙转换娴熟,把较为复杂和历时长的事件安排的井井有条,增加了情节的曲折性,读来饶有兴味。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深厚的语言功底。叙述语言平易、简练、朴实,写景叙事剪裁得当,游刃有余,时见散文笔法,如《天池情》、《暮归》、《黑牡丹白牡丹》诸篇,情景交融,娓娓道来,给人以美的享受。人物语言生活化、身份感强、闻其声见其人,尤其是大量使用方言口语、经堂用语,突出地域性和宗教背景,为塑造立体的、个性的人物增色不少,如《朋友》、《先后》、《标准》、《黑参谋》、《沙枣大妈》等篇。

 

 

 

长篇小说《悠悠伊犁河》以伊犁杨家三代人从辛亥革命到盛世才统治的30多年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为主线,反映伊犁地区回民追求正义、和平、进步、理想、知识的曲折历程,全景式、史诗般地描绘了伊犁地区各族人民坚持民族大义,反抗军阀恐怖统治,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辉历史。

 

杨健是作品着力塑造的主人公,聪明、勤奋、热心、能干、宽宏、正派、孝顺、顾大局、识大体,朝气蓬勃而又充满理想信念,是个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优秀青年。从形象类型上来看,他是典型的“仁义”型人物,集众多美德于一身,具有儒家观念中的“领袖”气质。与之相照应,阿松林便是“智勇”型人物,他勇敢、敏锐、刚烈、重情义、有谋略,战斗在反抗盛世才军阀统治的第一线,是政治正确的代言人。他们的对手是发小加要好同学马千里,心胸狭窄、急功近利、堕落、狡诈、狠毒,属于“奸邪”型人物。

 

青年人的冲突来自于不同人生道路的选择,父辈们矛盾则多集中于生意场上和宗教观念上。杨成林(杨健之父)、绕孜(阿松林之父)代表诚信、精明、公平、有正义感的商人,他们与奸商艾洪塔的斗争,扩大了小说的生活面,增强了小说的地域色彩。马乃是闭塞而又霸道的传统宗教势力代表,给家人带来悲剧,给社会进步制造阻力,他最后的悔改,表达了作者对开明的、进取的、适应社会发展的宗教信仰的期望和呼唤。

 

贯穿全书的线索人物是奶奶,她经历了辛亥革命的血雨腥风,吃尽了重振家业的苦头,见证了三任军阀的腐败专制。她不仅仅是串联全书的功能人物,伊犁30多年的风云变幻都装在她的脑海里,使她洞明世事、人情练达,成为追求新生活的支持者和危机时刻的清醒者。同时,她的虔诚信仰、自主信念和反抗斗争,不仅是作品的主心骨,亦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民族精神资源。

 

三代人,分为两大阵营——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他们之间对垒明显,价值判断明确,是非曲直不言而喻。从形象塑造的角度来说,他们均属于类型化人物,每个人物代表一种类型,人物性格没有发展、变化,一出场就定了型。杨健从小就重情重义,替马千里排忧解难,马千里则打小就不合群且缺少担当,长大后,他们还沿着原有轨道滑行,没有越界丝毫。当然,仅凭人物的类型化并不能判定作品塑造人物成就的高低,关键是这些人物能否达到高于生活、真实可信,具有冲击震撼力。遗憾的是,作品在这方面并不令人满意。“好人”好到“没缺点”和“坏人”坏到“没优点”都是不真实、不可信的人物,就成了观念的产物,而不是“活人”。比如,马千里“坏”到不可理喻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杨健及其家人根本不知情的“抢”了他的恋人。以此来解释马千里那疯狂而险恶的迫害行为,是不能让人信服的,好邻居、发小、同学、结拜兄弟,以及受过高等教育,一扫而光?其实,留下点痕迹更好,写出马千里以怨报德过程中的纠结、犹豫、自我说服的细节,一个多面的、复杂的、活生生的“坏人”就会跃然纸上,会更令作品生辉。

 

《悠悠伊犁河》是一部历史小说,涉及伊犁地区30多年的风云变幻和政治、经济、社会进程,有许多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值得梳理和突显。也许作者受到《红楼梦》以来以描写家庭生活来反映社会大环境的创作方式的影响,有意将重大事件背景化,而集中笔墨于几个家庭的悲欢离合。问题是这几个家庭都是普通群众家庭,不能集多种矛盾于一身,难以起到典型环境的辐射和聚集作用,从而减弱了历史小说应有的厚度和深度,给人以单薄游离之感。另外,小说在处理历史事件和重大冲突时,有回避、弱化真正历史矛盾之嫌。比如,作品后半部的中心事件是盛世才叛变革命,制造血腥恐怖事件,拥护与反对盛世才应是此部分的主要矛盾。但作为盛世才忠实信徒的杨健却与战斗在反盛世才一线的阿松林并无冲突,依然是和并不信奉盛世才的“小人”马千里周旋于儿女情长之中。作者把大量笔墨浪费在杨、马这对已退居次要矛盾且不具有历史意义的线索的渲染上,甚至平添了蓝英智斗“色狼”的闲笔,却省略了杨健对家庭受迫害、恋人受折磨、事业受挫折根本原因的思考和对过去崇拜盛世才的反思。这是提升人物形象的关键阶段,人物却离场了,实在可惜。作者没有让人物深入参与这么重大的政治事件,不仅降低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力度,使之缺乏历史小说人物应有的历史感,也反映了作者把握历史题材小说的局限性,这从作者将全书收束在个人恩怨了结而淡化历史主要矛盾的处理中亦可印证。

 

情节结构方面,作者下了一定功夫。全书结构完整,线索清楚,勾连紧凑,过渡自然,把众多生活场景有机组合在一起,场面的冷热搭配、张弛转换亦合理有效,伏笔设计上也花了心思(如马凤莲学打猎到射杀马千里),虽没有突破和创新,但合乎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规范,总体上是成功的。细节场面描写方面,作者有意突出民族和地方特色,细致展现了伊犁地区的宗教活动、民俗民风、生活习惯和自然景观特点,明确了小说的定位。稍嫌不足的是戏剧化场景和巧合性事件过多,“做戏”的成份较明显,有些剧本味。

 

语言仍然是作者的强项。叙述自然流畅,文字简练朴实,形容准确到位,描摹绘声绘色,尤其是对话语言恰到好处地加入方言土语和宗教用语,区分人物身份、强化人物性格的同时,强调了作品的地域色彩,从中可见出作者深厚的生活积累和良好文学功底。

 

 

综而述之,白练的小说创作始终坚持写民族心声,留地方印迹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也注意把握时代主旋律,高扬民族团结和爱国主义大旗,使其小说不仅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也很好地融入到整个中国当代小说的大集体中,达到了个性与共性的有机统一,成为当代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力量,值得我们重视。白练小说的艺术实践丰富多样,长篇、中篇、短篇均作了尝试,现实、历史题材都有所涉猎。相对而言,描写现实的中、短篇的成就要高于回顾历史的长篇,这应与作者的生活熟悉程度、知识储备和历史洞察能力有关。创作手法上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充分调动、借鉴、发挥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技巧,而且讲究腾挪变化、多姿多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当然,与任何文学创作一样,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那是正常的,世上本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学作品。

 

 

原文载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3

 

 

参考文献:

白练.黑牡丹白牡丹〔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8.

白练.悠悠伊犁河〔M.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白练.野马渡〔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丁峰山(1971-),男,汉族,陕西省定边县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19951998年在宁夏大学中文系学习,获文学硕士学位。20022005年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学习,获文学博士学位。20062008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15.52015.11在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担任高级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小说,出版专著两部,发表学术论文15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宁夏佛教、道教汉文文献整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