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念与源流：兵团民间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界定：

 

（一）兵团民间文学的历史源流

   作为一个概念，真正意义上兵团民间文学形成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1987年，新疆根据全国的安排，也开始在各地开展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兵团各师直单位的民间文学搜集工作大多从1990年前后开始展开，1992年夏季开始陆续出版各师单位的分卷本[1]，并将这些分卷本资料上报给新疆民协。1992年以后，各团、农场及其它企事业单位都陆续编印了本单位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分卷本。这些出版或油印的民间文学集成质量参差不齐，而且很多集成卷本没有得到重视，甚至当作废纸被卖掉。

 

   在田野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两册非常珍贵的油印本民间文学集成资料：《石河子公路总段民间故事集成》和《石河子市八一毛纺厂民间故事集成》。这两本油印小册子生动地直观地为我们还原了那段民间文学搜集运动的历史片段。特别是后者，更是从民间纬度再现了石河子八一毛纺厂的光辉历史（在物资紧缺的年代，八一毛纺厂在全国影响极大，它的毛纺织品甚至成了新疆、兵团的象征符号）。从油印的小册子上，这两个单位都设有专门的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从搜集整理上看也都比较规范。由此可见，特殊体制下的兵团动员了各基层单位，对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可谓全面而深入，整理工作也比较认真、负责，基本上能够按照“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来工作。

 

   兵团民间文学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和传统精神的影响下，逐渐发展和建构起来的。柯文认为：“历史学家重塑历史的工作与另外两条‘认知’历史的路径——经历和神话——是格格不入的。对普通人而言，这两条路径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2]这段话对我们理解兵团民间文学的形成与建构，理解兵团民间文学对兵团精神的建构或许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普通人而言，兵团民间文学——那些亲身经历的“传说故事”、那些流传的戍边英烈歌（《火凤凰之歌》）以及兵团师、团各具特色的传说故事——将真正为我们触摸那段可歌可泣的宏伟历史建构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正因如此，准确界定兵团民间文学就变得十分必要和重要。

 

（二）界定兵团民间文学

   所谓“兵团民间文学”是指在现行兵团体制内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是兵团各族人民屯垦戍边的奉献精神和乡愁情感的自发流露，也是他们各自“地方性知识”的传承与新变的总结，是一种稳定性传统与流动性文化的双重建构。

 

   这个概念应从三个方面来理解：一、兵团民间文学不仅只是汉族的口头文学，更包括兵团辖区内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二、兵团民间文学中包涵的战天斗地的豪情与月明星稀的乡愁并不矛盾，这些思想和情感都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情感真实流露，正体现着兵团民间文学的真挚质朴所在；三、兵团民众来自疆内疆外、五湖四海，在兵团体制下，他们身份存在的自由纬度都有其特殊性；正因如此，他们各自的传统、习俗和民间文学既有传承又有新变，这种传承与新变的互动正体现了兵团人“地方性知识”的独特性——一种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双重构建。

 

   从体裁内容上看，兵团民间文学和内地民间文学一样也包括神话、传说、故事、民歌、俗语、民间说唱和小戏等，不同的是兵团民间文学具有典型的复合性。具体而言，神话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垦战士从家乡传入的，兵团并没有产生神话、也不可能产生本地的神话，来自全国各地的神话在兵团人的讲述中产生了复合和变异。兵团民间传说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来自群众家乡的各种传说（以人物传说和历史传说为主），另一部分则是与屯垦戍边有关的军垦传说（以王震、陶峙岳、张仲翰等兵团领导带领各族军垦战士热火朝天开展屯垦的传说为主），这是兵团民间文学最具特色、最动人、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兵团民间故事也包括两部分：一是主要是反映兵团人战天斗地、真实的军垦故事（一种介于传说和故事之间的讲述），另一部分来自兵团人家乡的各种生活故事、动植物故事和民间笑话。兵团民歌中最有特色是军垦歌谣，军垦歌谣继承了人民军队延安时期的军旅歌谣传统，又融合了新疆兵团的独特社会生产、生活的内容，大多短小精悍，艺术上非常质朴且富有激情，反映了兵团人热情豪迈地开展屯垦戍边事业的精神风貌。同时，兵团民歌也吸收了全国各地的民歌艺术传统，几乎各地有特色的民歌都可以在兵团各师团找到。兵团的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系统也非常特殊，这类民间文学也都是从内地传入兵团的，传入渠道有两个：一是来自各地的兵团职工把家乡民间说唱和小戏带入兵团，这部分大多能够传承两代；二是上世纪60年代前后全国各地赴新疆文化慰问团将丰富的民间说唱和小戏传统带入兵团，虽然通过这一渠道传入的东西很多，但大多昙花一现（大部分没有传承下来）。通过以上两个渠道传入并传布开来的民间说唱和小戏，现在也面临着失传的危机，比如兵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眉户（又称迷糊戏，从甘肃武威传入，老艺人已去世，他的儿子狄光照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就面临的失传的危险。

 

从讲述者方面来考虑，兵团民间文学又可分为两大部分：本地民间文学与移民传入的民间文学。其中本地民间文学又可分为两类：新近产生的、直接反映军垦生产生活的民间文学和有一定历史传统的本地民间文学；而移民传入的民间文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现出了新疆多民族聚居、人口构成多元的典型文化特征。

 

（三）兵团民间文学的独特性

   兵团民间文学是中华民间文学大家庭中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崭新成员。其“悠久历史传统”可以追溯到汉代，这和历代中原中央王朝对西域的经营和屯垦戍边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新疆地方历史传说中找到不同历史时期反映屯垦的民间文学文本；这些文本已经成为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开拓边疆、建设新疆的重要明证被不断传诵。兵团民间文学继承了这些悠久的屯垦传统，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除了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和传承性这些民间文学的基本特征外，我们理解兵团民间文学时，还要注意它的在地性、时代性、多元复合性。

 

  “在地性”[3]是兵团民间文学独具特色的特征。提到“兵团民间文学”，因为外界觉得兵团是一种特殊的军政体制，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提“兵团”民间文学似乎存在一种“官与民”的自相矛盾。我们认为“在地性”是指兵团民间文学植根于兵团各师团民众所在驻地的文化土壤，与驻地地方文化传统紧密融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传统所表现出来的特性。这就意味着兵团民间文学并不是无源之水（古屯垦一脉相承的戍边为统一的历史渊源），它既有屯垦戍边、无私奉献的文化传统，又深深地扎在兵团辖域内的土地上。

 

   兵团民间文学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屯垦戍边、建设新疆的宏大事业中，兵团各族群众共同创作了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的军垦故事、军垦歌谣和军垦谚语。在这些民间文学作品中，部分作品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主义新文艺（民间文学）的时代背景相同，但它们反映的内容主题和情感内蕴却有不同之处；还有很多作品所体现的时代性更为明显，因为它们只有在新疆的兵团才有，与兵团发展的历史一起脉动。

 

   兵团民间文学还具有多元复合性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兵团各族职工群众之间的民间文化传统的交融；二、兵团军旅文化与所在驻地地方文化的交融；三、来自五湖四海的兵团职工之间的多元复合。

 

   对兵团民间文学在地性、时代性和多元复合性的初步界定，也许仍值得深入探讨；但在这些界定和独特性的分析基础上，却有利于我们将兵团民间文学置于特定时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变迁中来探讨它的存在方式——一种稳定性（建构性）和流动性的存在。

 

二、稳定性与流动性——兵团民间文学的存在方式

 

   兵团民间文学存在方式的独特性——一种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多元文化建构，正是其作为兵团“地方性知识”的最突出特征之一，也是区别于其它地域民间文学的重要特征。为深入阐述这个问题，我们以“农八师民间故事集成”为例来梳理兵团民间文学的稳定性与流动性。

 

   “农八师民间故事集成”共收入故事文本530篇（不含故事异文），每篇故事都标明了流传地。故事文本只标明了现在的流传地——“农八师石河子市”（或某一具体团场、社区），占311篇；另一分部故事文本不仅标明了现流传地，还标明了故事来源地（原流传地，多为故事讲述者的故乡），占219篇。

 

   笔者把后者界定为“流动性文本”；但前者却不完全属于“稳定性文本”，因为我们详细考察了311篇故事文本后发现，个别文本并不全符合上述对“稳定性”的界定。只标明现流传地的文本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特征鲜明的稳定性文本，即军垦传说故事（38篇），主要内容是反映屯垦戍边生活、主题以讴歌奉献精神为主、体裁则以传说居多；二是特征并不明显的稳定性文本，我们把其称为屯垦地传说（15篇），这部分内容多是屯垦所在地的风物传说，有些传说在兵团人进驻前就已存在，还有部分传说在各师团流传后发生变异打上了兵团的烙印；三是流动性较为明显、数量较多的民间故事文本（以动物故事、幻想故事和生活故事为主），这些文本内容、主题大多不固定，讲述人的多元使这些民间故事呈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特点，同时也流露出兵团民间文学的内在情感内蕴。

 

   同样的传说和故事，却来自江南塞北、情系着不同的城镇乡野。我们能够通过标明了故事来源地的故事（表1），便可理解兵团民间文学的流动性特征。

表一：

来源地	篇数	来源地	篇数	来源地	篇数	来源地	篇数
安徽	13	河南	62	江西	1	陕西	5
北京	2	湖北	4	辽宁	18	四川	41
甘肃	6	湖南	2	青海	1	天津	1
广西	1	吉林	14	山东	16	浙江	3
河北	7	江苏	16	山西	2

 

   尽管这个图表有其偶然性（考虑到农八师的特殊性、讲述人的讲述能力以及搜集整理的编选等）的成分，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这215篇来自全国各地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来窥探兵团民间文学那流动性的部分，那充满了温馨、幻想的柔软地带隐藏着的绵绵乡愁，这些乡愁或许曾经召唤过一些兵团人离开新疆回到故乡；但更多时候是支撑兵团人进行屯垦戍边的拓荒事业的精神支柱，从这个层面上讲，流动性的多元乡愁与稳定性的屯垦戍边事业建立了勾连，甚至发生着某种微妙的位移。让我们再来看看相对稳定的军垦故事（38篇，表2）的篇目：

 

表二

故事题目	来源地	故事题目	来源地	故事题目	来源地
周恩来改诗	石河子	神磨	136团	所长找老婆	莫索湾
王震将军的手套	石河子	第一座礼堂诞生记	小拐镇	煮红薯	莫索湾
王震撵猪	石河子	挖棉花	136团	一个人骑驴	石河子
要老婆	石河子	白大胖压死黑野猪	小拐镇	假死一回	下野地
野人见首长	121团	军垦战士智擒恶狼	石河子149团	我爹是你爷	炮台镇
陶司令闹洞房	石河子	老李与狼亲嘴	石河子147团	不许放屁	132团
陶司令背砖	石河子	敲水桶防狼	石河子下野地	等油灯	122团
把水端回去	下野地	伙食比赛会	小拐镇	把关	135团
将军送鞋	石河子	火墙	石河子市	老鼠和黄鼠狼	南山
张仲翰当警卫员	石河子	老营长和八二三	150团	改姓名的故事	炮台镇
张仲翰赔被面	石河子	义狐	西古城镇	不搞资本主义	炮台镇
一把铅笔	石河子	只认衣服不认人	石河子市	开幕和闭幕	石河子
陈实睡公路	石河子	打瞌睡的故事	150团

 

   笔者不可能把表1、表2的故事内容一一描述，但是我们试着通过一些文本（异文）分析对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方式作出更准确的阐释。

 

（一）稳定性（建构性）的兵团民间文学

   所谓稳定性就是指兵团民间文学中的一部分文本在内容、主题、体裁和情感内蕴等方面具有相对稳定的传承性和建构性，这部分文本多是军垦第一代人在屯垦戍边的拓荒事业中产生的，且以军垦传说故事、屯垦地传说和军垦歌谣（民歌、谚语等）为主。

 

   在兵团各师都流传着王震将军的传说：《王震将军的故事》（农二师），《王震说媒》（农三师），《王震将军趣话》（农六师），《王震将军的手套》、《王震撵猪》、《野人见首长》（农八师），《王震将军的传说》、《“王胡子”的来历（与《野人见首长》内容相似，异文）》（农九师）。这些传说故事主要表现王震将军投身兵团建设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此表现了他的人格魅力。兵团各师大多是王震将军的“老兵”，所以自然就有表现王震将军戎马生涯的英雄气概的故事传说。在兵团民间文学中，表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解放新疆）的主题也不少，从将军到士兵，都成为故事讴歌的对象；这正体现了兵团民间文学的军旅文化传统。

 

   兵团民间文学中还有一些故事传说和歌谣生动再现了兵团人的生产场景、生活风貌。在农九师焉耆163团流传着一个《馒头变成土坷垃》[4]的故事：兵团垦荒战士因为劳动强度大，吃饭时拿着馒头睡着了，馒头掉在地头上，但垦荒战士睡梦中下意识找馒头吃，于是抓起地上的一块土坷垃就往嘴里放，嚼了几口，感觉不对劲，醒了发现手里拿着土坷垃、嘴里含着土……我们听着像笑话，但这种故事在兵团各团场却很多。兵团成立后，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在三年自然灾害和各个时期为国家贡献了大量的粮食和棉花。含在嘴里的土坷垃的味道是苦的，也是甜的——一种无私奉献的甜味，这甜味已经穿越时空甜到了内地人的心里。还有一类反映兵团人住房问题的故事在各师团流传也很广泛。农五师《睡错床的故事》[5]和农九师《钻错了被窝》[6]都是表现兵团人在艰苦的地窝子里生活的故事。兵团建立初期，各基层连队住宿条件都很艰苦，住得都是地窝子[7]；几对结婚的年青夫妇晚上都挤在一个地窝子里面。上面两则故事讲得就是妻子或丈夫晚上出去小解，回到地窝子钻错了被窝的“笑话”。

 

   这些反映兵团人建设新疆的生产、生活故事、传说和歌谣具有典型的稳定性（建构性）；可以说，通过这些民间文学文本，兵团人建构起稳定的兵团文化精神——无私奉献屯垦戍边的精神。

 

（二）流动性的兵团民间文学

   而流动性则是指兵团民间文学部分文本在内容、主题、体裁等方面体现出的多元交流的流动性特性，这些文本多是由兵团职工的家乡传入，多在劳作间歇或夜晚休息时讲述，且多以神话、故事为主，亦有来自家乡的民间说唱小戏。

 

   兵团民间文学中的神话故事均是内地传入的。以《太阳和月亮》神话为例，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做了一个表格（表3）：

 

表3

题目	主要内容	流传地	来源地	讲述者情况
太阳和月亮的传说	盘古开天地后，来了哥妹，哥是月亮，妹是太阳，哥晚上出来，妹白天，妹害羞，哥给了一包绣花针，白天谁看太阳就刺谁。	农五师84团	四川邛崃	李运琼，女，邛崃人，初小 1991.6.25
太阳为什么扎眼睛（异文）	太阳和月亮是姑嫂二人，妹妹想白天出来，嫂嫂不愿意，不想让人看到妹妹，最后妹坚持，说自己放出绣花针，谁看她就刺谁。	农五师建筑公司	河南商丘	赵秀兰，女，商丘人，初中，1991.6.2
太阳和月亮	兄妹两人，谁也离不开谁。哥是太阳，妹是月亮，原来一起走，后来分开，哥白天，妹晚上。有懒汉不干活老看太阳盼落日后收工，妹送哥绣花针，谁抬头刺谁；妹晚上走，好色之徒老看她，哥送纱巾盖住脸。	农六师共青团农场	江苏	薛和英，女，江苏人，文盲，
太阳和月亮的传说（异文）	哥哥是月亮，太阳是妹妹，哥晚上出来，妹白天出来，妹害羞，哥给了一包绣花针，白天谁看太阳就刺谁；妹担心哥晚上害怕给了一把弯刀，所以月亮有时是弯的。	农六师102团	河南登封	陈玉成，男，登封人，高小
太阳和月亮	太阳和月亮是夫妻，星星是他们的儿女，人间发洪水，月亮可怜受灾的人们，求丈夫太阳把洪水晒干。太阳爱生气，月亮不忍心看着人们受苦受难，就带着自己的儿女星星离开了太阳藏起来了，所以，太阳总找不到月亮和星星。	农八师石河子	四川	唐军，男，四川人，工人，高小文化

 

   以上五篇神话（含两篇异文）分别从四川邛崃（异文，河南商丘）、江苏（异文，河南登封）、四川传入兵团农五师、农六师和农八师，除了农八师的异文变化较大外，其它四篇变异不大，至少没有和新疆当地风物发生任何关联，既是一种偶然性的植入，又具有一些普遍性，因为神话讲述者的讲述代表了故事来源地文化在兵团的流动与传播。

 

   兵团的民间故事（幻想故事、生活故事、笑话、寓言）同样精彩多元，融汇了全国各地的精华，同一个故事类型可能在一个师（市）存在多个异文。例如，“人心不足蛇吞象”：在农八师石河子市的民间故事集成里收录了143团的《人心不足蛇吞象》，笔者在油印本的《石河子公路总段民间故事集成》中也看到了《人心不足蛇吞“相”》（陈金安讲述，安徽传入）；同样也在油印本的《石河子市八一棉纺厂民间故事集成》中看到了《人心不足蛇吞相》（曹程士讲述）；三篇异文母题相同、内容情节却稍有差异，因为故事是从不同的地方流入的，显然带着来源地的一些特色；当然这些故事还会顺着兵团人的口继续流动变异下去。

 

   兵团的民间歌谣也非常有特色，除了具有稳定性的军垦歌谣外，五湖四海的民歌汇聚于各师团，青海、甘肃、宁夏的花儿，陕北的信天游，湖南的花鼓戏、盘歌，土家族的民歌，新疆维吾尔、哈萨克族等民歌调，均汇聚于此。歌谣类型有情歌、生活歌、仪式歌、传说歌等，其中又以情歌为最盛。例如，“光棍苦”的情歌一度很流行，形象地反映了兵团建立初期，“百男一女”的历史史实。

 

   这种神话、故事、歌谣的流动自然体现了一种文化的移动，无论这种文化移动是基于政治的原因还是人口的自然迁移；因为，民间文化的流动与交流从来都是民间自发自觉的。这也就意味着，当那些源自江南塞北、城镇乡野的民间文化已然流进兵团文化血液里的时候，同时也成就了兵团文化多元包容的精神品格。

 

   更进一步说，兵团民间文学稳定性与流动性的存在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形塑了这种文本精神品格；也因此，兵团民间文学具有了某种精神和气质。这精神和气质既包含了兵团人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屯垦戍边精神，同时也隐藏着他们颠沛漂泊、柔软缠绵的边疆散居乡愁。这似乎有着某种天然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了解那独特的体制和特定的人群所肩负的特殊使命，并回到那个特定的时空点，那么我们一定会理解他们的信仰，并对他们的生活处境和奉献精神心存敬意。这时，我们会奇特地发现：在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那种历史间性；这间性填满了奉献和乡愁，因为在那个时代，奉献与乡愁不仅不对立，反而成为相互支撑的情感建构力量。

 

三、奉献与乡愁——兵团民间文学的情感意蕴

 

   一个客观事实是兵团民间文学传承的现状不容乐观，而且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少。在全球化语境中，研究者以怎样的视角和方法才能准确触摸那填满在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间性——奉献与乡愁的情感意蕴，这的确有待思考和探讨。

 

（一）散居与乡愁

   笔者曾在《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提出：“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8]

 

   “散居的概念，20世纪60、70年代，散居一词开始兼备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两种用法：作专有名词时，特指犹太人散居这一历史现象中散居行为、散居地、散居者和散居状况四位一体的意义……作为普通名词时，有三个义项：一种分散（关于有共同民族来源或共同信仰的人群的）；扩散（关于民族文化的）；流亡，分散的移民群；‚某一国分散在他国中的人群, 如亚美尼亚人的某些阶层；ƒ孤立于他们自己的宗教团体的基督教徒的分散。”[9]

 

   绝大多数的兵团人似乎可以理解为“分散的移民群的一种民族文化的扩散”，这种扩散与地域文化身份相关。当一个兵团人向你介绍自己是“某师某团某连人”时，你对此或许一无所知，那么你也许会问：“你家乡是哪里？”兵团人说：“我是河南啲！”（河南方言）这或许道出了兵团人作为散居者的尴尬境地，兵团既是一个在地的单位，也是兵团第一代的第二故乡——当然这个故乡是一个未完成的建构。尽管这种单位的地域性正在建构起一种故乡的概念（比如农八师人逐渐建构起的石河子家乡感）。但兵团人的地域文化身份是否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建构？如果没有完成，在这种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难道永不终结的建构将持续？如果说这种“文化身份既是一种形成物，又是一种存在物(a matter of “becoming” as well as “being” )；既属于未来又属于过去，而非某种超越地点、时间、历史和文化的已经存在之物。在这样一种视角的观照之下，身份及文化身份都处于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与鲜活变化的生存经验紧密相关，呈现为永无止境的未完成状态。”[10]这种散居的地域文化身份似乎更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未完成”的建构，这也从理论上澄明了乡愁作为兵团民间文学情感意蕴的一种精神品格。

 

   农九师162团6连（塔城叶尔盖提）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集成把其归在儿歌类里）《十六打花月月清》：“十六打花月月清，西向成都去看亲；一来要看张家女，二来要看李家亲。张家女儿长一岁，李家儿子长一分……”[11]1991年3月采集歌谣时，演唱者李国兵80岁（四川仁寿县人），他是兵团的第一代（现已去世）。我们相信他给孙儿唱起这首儿歌的时候，心是向着成都的，那里有他的童年记忆和亲族朋友，那里有他思念的张家女、李家亲。他铮铮铁骨从战争年代走来，走进兵团，他是兵团第一代的代表；他又柔情似水从四川离家，来到塔城安家落户，他还是四川人的典型。“西向成都去看亲”既解构着李国兵作为兵团人的文化身份，同时这种乡愁的底蕴也正建构着他兵团人的文化身份和性格。

 

   来自五湖四海的“李国兵们”当然不是“流亡”移民群，他们从故乡来到新疆体现了一种“民族文化的内部流动”。因此，绝大多数兵团人的散居是一种民族国家共同体内的区域移民，这种散居导致的文化身份未完成建构其实质也就是地域文化碰撞与融合。

 

   因此，没有散居，何来乡愁？

 

   我们在过分强调这种散居时，或许已经不自觉地以某种方式强化或建构了兵团人的那个可能已经虚无的精神家园——家园与乡愁；而且，这种乡愁往往会客观上（甚至主观上）激活某些创伤性的记忆。可是，我们难道真的了解“创伤历史”的真相吗？对那些带有创伤性的民间文学文本，我们的理解是否过于简单化而忽略了兵团人高贵的奉献品格了呢？这或许就是我们引入“创伤证词理论”的必要性。

 

（二）创伤与奉献

   朱利安·沃尔弗雷斯在其《21世纪理论批评述介》[12]详细介绍了西方对创伤证词理论，在此笔者不再赘述。凯西·卡鲁斯说：“让历史成为一部创伤的历史意味着这样的历史知识是参考性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按真实发生的历史被充分感觉到；或者用稍微不同的话来说，历史只能在其发生无法被接触的情况下被把握。”[13]

 

   在部分民间人士或一些研究者的眼中，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早期历史充满了创伤性的苦难记忆，但这并不意味着兵团早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创伤的历史，因为那段鲜活的、惊天动地的历史“完全没有按真实发生的历史被充分感觉到”。当兵团人在讲述一个《地窝子》、《班长遇险》[14]（农五师民间故事集成）的传说故事时，我们如何通过民间讲述来理解兵团人创业的艰难？如果把其简单地理解为一部只有创伤的历史，我们恐怕真的无法感觉到那段真实而又火热的兵团历史。因为，一方面兵团第一代承受了巨大的苦难和创伤，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这才真正体现了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

 

   在《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15]中，石河子大学中文系的张吕教授（现为湖南师大教授）和朱秋德教授为我们呈现了30篇“西部女人事情”，这些“事情”呈现了兵团第一代女性特有的创伤和苦难。这一类创伤文本在各师的民间故事集成中均有体现，多是讲述年轻女兵（学生）“被迫”嫁给老军垦的传说故事。这类故事流传在兵团各师各团各连，几乎每个兵团第一代、第二代都能讲述情节各异主题相同的这类故事。

 

   农五师有《摸丈夫》：“……全团就是缺姑娘。正巧，从山东支边来了一批姑娘，小伙子们一听说都急了。组织上开始考虑了，当时那个环境，自由恋爱会找不少麻烦，再说一些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可能还相不上对象，干脆来个决定：摸丈夫。小伙子排成排成一条长队，姑娘们也全部蒙上眼睛去摸，摸到谁就跟谁结婚……”[16]农九师的《摸亲》[17]比《摸丈夫》要详细很多，讲述的是刘湘云摸到二连罗连长，开始以为是一个“牙齿整齐洁白”的帅小伙，没想到是个大她二十岁的满口假牙的“小老头”。

 

   根据《西部女人事情》口述回忆录的材料，似乎大部分“摸丈夫”的女兵和支边青年都不后悔，尽管当时她们是多么的不情愿。这让我有些困惑，或许我们真的不应该用一套固化的分析模式来对待那些女兵的创伤性体验。无论是山东的支边女青年还是刘湘云，她们用苦难和创伤温暖了兵团，她们是这瀚海隔壁上的伟大母亲。作为一种民间的见证，兵团民间文学中那些创伤讲述已经不可能回到创伤事件的时空点；因为作为一个即时的现场“审美体验”已经结束，你如何见证？我们能用她们新婚之夜的快乐与忧伤来简单定性吗？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在笔者看来，创伤性文本是真正的幽灵，当我们面对幽灵时，“伦理、政治和责任”的纬度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值得我们审慎地考虑（尤其值的我们考虑的是幽灵浮现地所在的兵团传统），在兵团传统时空纬度上考虑“伦理、政治和责任”或许会更加接近创伤性文本的真相。从某种意义上讲，兵团精神里“无私奉献”正是对那段记忆的认可和礼赞。兵团民间文学作为既是这段复杂历史的一种见证和记忆，又是对兵团人无私奉献精神的一种高扬。

 

   所以，没有创伤，何来奉献？

 

 

结语 

   梳理和界定兵团民间文学的历史源流和概念，呈现兵团民间文学的独特性和存在方式，分析兵团民间文学的情感意蕴；这些研究工作，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真正把握兵团民间文学中所蕴涵的地域文化传统和兵团精神，另一个方面可以让我们从更本质层面触摸那段动人心魄的兵团屯垦戍边史。在稳定性与流动性之间的兵团民间文学文本面前，奉献和乡愁同时被询唤出来，我想兵团民间文学中所呈现的这种“散居与乡愁”、“创伤与奉献”的间性便是对那段历史间性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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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参阅的分卷本有：《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农三师、农四师、农五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石河子市、公交局分卷》（共九册），《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分卷》（一册），《中国民间歌谣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一师、农二师、农四师、农五师、农六师、农七师、农八师石河子市分卷》（共五册）。

[2] 柯文著、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页。

[3] 陈晓明教授在与笔者探讨“兵团民间文学”时，提到“在地性”的问题，笔者的观点受到陈晓明老师的启发。

[4] 《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分卷》（合订本），新疆农业厅印刷厂，1993年1月，第310页。

[5]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分卷》，1992年5月，第185页。

[6] 《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分卷》（合订本），新疆农业厅印刷厂，1993年1月，第309页。

[7] 笔者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草创时期较简陋的居住方式，在地上挖一米左右的深坑，形状四方，面积约2-5米不等，四周用土坯垒起约半米的矮墙，顶上放几根木椽子，再搭上芨芨草或树枝编成的筏子，再用草叶、泥巴盖顶。

[8] 吴新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三期，第138页。

[9] 潘纯琳：《“散居”一词的谱系学研究》，《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二期，第143页。

[10] 同上，第143页。

[11]《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分卷》（合订本），新疆农业厅印刷厂，1993年1月，第477-478页。

[12] 【英】朱利安·沃尔弗雷斯著，张琼、张冲译：《21世纪理论批评述介》，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六章：创伤及证词批评：见证、记忆和责任，第168-197页。

[13] 同上，第168页。

[14]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分卷》，1992年5月，第147页和第175页。故事主要讲述兵团人屯垦戍边的生活条件艰苦、工作危险。

[15] 张吕、朱秋德：《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

[16]《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五师分卷》，1992年5月，，第209页。

[17]《中国民间故事、歌谣、谚语集成新疆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九师分卷》（合订本），新疆农业厅印刷厂，1993年1月，第312-313页。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新锋，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石河子大学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石河子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导，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中国民俗学会神话与西王母文化专业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会理事。近些年，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多元文化交流视野下的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10XZW029），主持完成石河子大学绿洲屯垦研究中心开放式课题“中西文化交流视阈下中亚跨国神话母题研究”，参与两项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和两项国家文化部重大项目以及其他国家、省部级项目若干。已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近十篇为CSSCI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