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文体形式来看，《艾多斯 舒立凡》具有词典体小说的特征，同时又杂糅了史志、歌谣、论文等文体。文体的特殊性与其寻找、确认民族身份的过程、深度实现了有机融合。元叙事策略保证了叙事者自由地讲述“个人经验”，民族经验与个人经验相融合，有效地克服了“民族经验”遮蔽“个人经验”的弊端，也使文本呈现出一种“百科全书式”小说的气象。

关键词：文体形式  民族认同  元叙事  百科全书式小说

   哈萨克族青年作家艾多斯·阿曼泰的《艾多斯 舒立凡》是一个奇特而深刻的文本。这里的奇特首先是文体形式的奇特。该小说以“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的体例来结构文本，在五十个独立成章而又彼此关联的故事中讲述爱情、亲情、战争、反抗、命运、变迁……在这样一部类似于哈萨克民族文化词典的文本中，作者巧妙使用元叙事技巧，并在叙事中杂糅史志、歌谣论文等多种文体，将虚构与写实、过去与当下、抒情与议论几近完美地结合在一起。[①]其次是主题探寻的深度。文体的杂糅并不能证明一个文学文本的成功与否，该文本的成功之处即是将这种文体的特殊性与其寻找、确认民族身份的过程、深度实现了有机融合。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现状来看，相当一部分文本并未超越狭隘的“民族”视角和套路。《艾多斯 舒立凡》在对民族身份的探寻上突破了惯常思路，艾多斯、舒立凡或者说是叙事者对民族身份的寻找过程异常艰辛，不仅在历史与当下的双重视角下寻找、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更多地是在全球化境遇中探寻、确认日日更新的哈萨克，探索的途径和结论已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视角，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

一、“我”是谁：寻找与重述

   《艾多斯 舒立凡》首先是一个关于“寻找”的文本。在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独立运动中，种族、民族、国家这些作为集体性的语词，日益扮演着重要的历史角色。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今天，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等概念已走进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这样一种宏阔背景下，关于“我是谁”的思考就不仅是一个形而上的哲学命题，它更多地和国别、地域、民族、信仰、文化身份等概念及世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艾多斯 舒立凡》在主题的选择上显然是在面对这个问题，“它们从未像在我们今天的后现代文化中这样被如此紧迫地提出来。”[②]小说的“引子”部分即讲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父母只唠叨两件事。第一件：你是哈萨克人；第二件：你本该是姑娘，但“我”生下来却是一个男孩，原本准备的名字“舒立凡”也变为“艾多斯”。奇怪的是，“我”父母思考和困惑的首先是民族问题，甚至超过了生理层面的“性别”问题。对于一个生命个体而言，性别的确认远比民族身份的确认更直接和紧迫。显然，这里思考的不是个人身份问题，或者说是将个人身份置换为民族身份了，并暗示喻指了对“身份”确认的困惑和疑问。而这种困惑和疑问既是文本探寻的主题亦是推动文本叙事的重要动力。小说中的叙事者声称之所以要写这本书，是要“试着去搜寻一些未知的答案”。[③]如何确定“我”的存在与“我”的身份呢。最早关于“我”存在的证据是一个“我”两岁时的录音带。当时父母一遍一遍地问我，你是什么民族？你是什么民族？“我”回答：“哈萨克！哈萨克!哈萨克！”“我”的回答令父母很高兴。在小说所呈现的五十个故事当中，这种寻找与确证不止一次地出现。第十六个故事讲到，艾多斯总说小时候父母一遍遍反复地问他是什么民族，他就一遍遍地重复哈萨克、哈萨克……儿时的“我”——“叙事者”——“哈萨克”已经在父母或者说是“传统”的教育下来确认自己的民族身份。“从吸第一口气，听到第一声声响，感觉到第一次触碰，斯时斯地，在那个等待它来临的家里，新生儿就成为族群的一分子，开始继承族群共同拥有的一切社会特征，亦即埃里克松所谓的‘共同一致性’，而它们也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开始打造个人的自我认同。”[④]其实录音这种方式最为直白清晰，但“我”仍花了一年时间采集、构思，想写关于哈萨克的小说。找到了许多素材，它们也确实是对我问题的回答，但我不满意。尽管小说中的叙事者似乎对这些素材并不满意，但正是这些素材以及对这些素材的探寻中书写了追寻的过程以及其间的伤痛与思考。

   如何让这些素材成为寻找自己民族身份的佐证呢？叙事者显然使用了重述民族历史这一叙事策略。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中，重述民族历史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⑤]我们熟知的藏族作家阿来的《格萨尔王》、满族作家叶广岑的《采桑子》、鄂温克族作家热尔图的《萨满，我们的萨满》、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的《北方女王》等等，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民族历史、民族传说作为重述的对象。《艾多斯 舒立凡》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一部“重述”体的小说。小说的“引子”部分即将个人身份叙事直接与民族、历史叙事相融合，对个人身份的追溯与确认在这里转化、替换为对民族源头的追溯与确认。“现实主义叙事在讲述一个民族的故事的时候，总要在其解释中偷偷带进某种关于起源和终结的假想，因为故事总得从某个地方开始；而终点则把现代民族视为这个单一故事的结果。”[⑥]该小说也有类似的叙事策略，第一个故事即讲述了祖先的故事：很久以前，没有哈萨克。那时我们的祖先叫斯基泰。因为连年战争，诞生了这样一直震撼波斯的“特种部队”——女猎头。这里，民族起源具有了英雄主义色彩，这不仅强化了民族起源的美好历史，具有英雄主义色彩起源的故事更能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但仅仅依靠具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传奇似乎并不能确立民族叙事的合法性。同时，叙事者为了保证叙事的“真实性”，文本中直接“摘录”了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姆·波可比的《女猎头研究》的相关资料。有考据癖的研究者随处都可以揭穿这种“史实”的虚构性。但叙事者在“摘录”完这些资料后，即现身说法，坦诚“刚才为了编造古代波斯士兵还有英国历史学家的名字，就着实费了不少劲。”[⑦]除了追溯源头，对于民族叙事更为重要的就是要重述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文本第五个故事讲到：下面的故事虽然是我编造的，但在东晋著名历史学家、官拜左卿的司马怜儒的《匈奴本末散佚考》中有这么一段详细的记述。以引用史实的方式，讲述汉匈交战之际，汉武帝战匈奴于漠北……讲述两千多年前的舒立凡等等。第十九个故事再次“引用”汤姆·波可比的《中亚漫记》《女猎头研究》等著作中记载的哈萨克历史的源头与流变，战争与抉择等重大事件。与史志记载中的“大历史”相比，日常生活中“小历史”事件更具有历史的温度与质感。“我”的奶奶舒立凡读书的事情、艾多斯和舒立凡玩的“电报取消”游戏等都得到了应有的叙事份额，民族叙事、家族叙事与个人叙事浑然一体。

   源头叙事、民族历史叙事都都是对民族历史的“重述”。重述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要重述历史？返回历史现场，重述历史“事实”大多意在重构一种“统一”的“真实”的历史图景。“因为造成一个族群的，并不是文化或血缘关系等‘历史事实’，而是对某一真实或虚构之族群起源的‘集体记忆’。”[⑧]同时，“重述”本身就意味着缺失与差异、加强和凸显。在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化文化景观中，各民族文化并非“势均力敌”，强势文化往往是对弱势话文化的一种同化和遮蔽。小说对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以一种饱满而又节制的叙事呈现给读者，并将“认同”的困惑和根源进行了书写。在“今天”的故事里，“我们”与外界、他者的差异仍是我们困惑的主要原因。小说第六个故事讲述，艾多斯12岁时曾经从京返乡，22岁时再次返回新疆，拥有现代文明的艾多斯担任工厂技术总监。回来做什么呢？艾多斯一直以为自己寻找的是民族认同，在寻找“我是谁？”可获得认同之时，他却并没有欣喜。因为那藏在心底的孩子，还在痛哭。艾多斯想，或许是由于当初没从火车上跳下，跟随那些骑骏马的哈萨克少年走，才有今日的悲伤吧。可当日骑着骏马，无比潇洒的哈萨克人就是他眼前的工人。曾经那些骄傲的哈萨克少年，他们的梦想竟然是成为和自己一样的人！在后现代主义的多远文化语境中，民族认同的困惑与确认不可能像现代科技那样对一件物品复制和还原。民族认同的寻找与确认也不能深陷在在追忆往昔的无限美好中，必须在“今天”的具体历史时空中寻求和重塑。周宪曾指出，“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看似对立的倾向所以会相生相伴同时出现，乃是因为两者关联围绕着双重轴心：一是空间轴，它体现为本土与外部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另一是时间轴，它呈现为本土的当下与过去的相关性。如果说差异是认同的核心，那么差异必然在两个轴心的交错运转中呈现出来……在空间轴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异导致了我们对自我的体认。在时间轴上，当下的变化催生了我们对自己过去的体认和怀旧，对传统流失的忧患和反思。”[⑨]从作者不同的叙事笔调和叙事容量来看，尽管有“空间轴”差异的叙述与思考，但大量的故事是通过“时间轴”的回顾与怀旧来弥合、削减因民族认同而带来的情感体验。尽管有诸多困惑或者说是伤痛，但“我”作为“哈萨克”的事实及民族认同感在时间序列和空间差异中得到了逐步确认。

二、形式的力量：文体与民族认同

   整体上看，小说50个故事独立成章而又彼此关联，显然具有词典体小说的叙事特征。文本不仅可视为一部哈萨克文化词典，更是一部非线性阅读意义上的词典体小说。当然，词典体小说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话题新技巧。该文本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在这种整体性的词典体文本当中又杂糅了史志、歌谣、谚语、论文等多种文体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文体的“狂欢”。从当代少数文学民族叙事来看，民族叙事常会选择“史料”来佐证民族起源、民族历史的“真实性”。小说开篇第一个故事就摘录了史志资料《女猎头研究》，第三个故事引用司马怜儒《匈奴本末散佚考》等等。在新历史主义的视域下，历史书写尽管具有所谓的文学性，但真实、客观等往往被视为历史书写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属性。历史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在这里和谐共存，文本的艺术魅力也由此而增色。除大量引用史料外，小说还大量引用民间歌谣，共使用歌谣有《乌盖音》《花裙飞舞》《阿赫达利哈》《派派》《苹果花开》《《敕勒川》《请痴迷在我的歌声中》《慈兄般的阿勒泰山》《哈萨克圆舞曲》等二十首，且重复使用。尤为特殊的是，歌谣的使用已不再是作为叙事或抒情的点缀和补充，而是独立成章，成为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第四十八个故事，直接以一首歌的形态而呈现。史诗似乎也是民族叙事的“标配”。第十个故事讲述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艾多斯有次从新疆回来，特别认真地给“我”讲了哈萨克长诗《艾冕舒立凡》《巴彦苏璐》……如果说小说文本中插入史料、史诗、歌谣等还算是小说可以忍受的文体“越轨”，那么在小说中插入论文可谓是极端化书写。小说第二十个故事，直接以论文《论哈萨克歌曲的文学意义》为题，标题、正文、注释等一应俱全，俨然一副学术论文的面貌。当然，小说中还有说书体故事等、大段的议论等，与所谓“常规”的小说不太相像。

   显然，文体杂糅本身并不能说明文体的自足与完美，更不能代表艺术上的成功。关键的问题是，这些被“借来”的文体各自承担了什么及其实现度，各种文体间的粘合是否具有合理性，对于创作意图的实现是否有着直接且必要的促进作用。从整体而言，各文体的选择和使用还是比较合理和恰当的，史料、民歌、民间故事等文体的杂糅显然是为了强化民族认同感，或者说至少在强化民族认同感方面有着重要作用。这些文体的植入与叙事者“重述历史”和寻找民族认同的创作意图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文体和民族认同建构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抒情性和民族认同、重述神话史诗和民族认同、文体转型和民族认同。这三个方面与民族认同内涵的三个组成部分民族感情归属、文化特质把握和民族身份指认构成对应关系。[⑩]就该小说而言，各“借用”文体又有着特殊的功能。以史料杂糅为例，第一个故事在“摘录”了《女猎头研究》之后紧接着就说，这故事本就是我听表姐讲的。她给我讲这故事时才14岁，而那会我还只是10岁的孩子。他给我讲我们曾有支叫女猎头的部队，她们和波斯人作战时极为英勇。叙事者在追求历史叙事真实感的同时，时刻没有忘记“文学”性的要求，以解构的方式实现虚实相间的艺术效果。这种叙事不会因“史”的引用而丧失“诗”的意味。紧接着将故事的主人公替换为“舒立凡”——一个集体复数概念。在这一小节里叙事者已经通过史诗互证、人物互换的方式将民族叙事、个人叙事有机结合。此后，叙事者不止一次将女猎头故事呈现在文本当中。第十五个故事又大量引用《匈奴本末散佚考》相关资料。而大量歌谣的插入又使小说充满了浓郁的抒情性，以此来增强民族认同感无疑是一个常规但非常有效的叙事策略。

   除了重述历史以及杂糅各种文体参与叙事外，如何将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实现完美统一，或者说如何将个人叙事“置换”为民族叙事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作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及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亦有着特殊的追求和思考。就小说中的人物而言，“艾多斯”“舒立凡”都是集体概念、复数概念，穿越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主人公都以此命名。叙事者自己写道，因为道理很简单，哈萨克人很少，少到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艾多斯，一个人是舒立凡。小说的标题也以此命名。显然，这种命名方式更多地是为哈萨克共同的命运或者说集体记忆而创设。“这部小说是写哈萨克民族本身，所以人物就弱化处理。大家都是同一个名字吗，可以带来某种群像性质。大家都叫艾多斯。意味着故事发生在了艾多斯身上，也有可能发生在你头上。艾多斯翻译过来就是‘某哈萨克男人’。只要你是哈萨克人，你也难免拥有某个艾多斯的某种命运。你会和他共享一个时刻的欣喜和尴尬。”[11]曼纽尔·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一书中曾讲到：“简单地说，民族并不是服务于权利机器而建构出来的想象的想象的共同体。它们是人们共同历史的产物，用共同体的语言说出来的第一个字母是we（我们）。”[12]作者将复数的“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物形象和叙事视角，显然是为了服务于民族认同的需要而作出的选择。当然也有学者指出，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经常会出现由其他人称叙事（往往是第三人称）转向第一人称复数“我们”叙事的情况，形成对一般叙事常规的偏离，甚至构成对小说审美效果的破坏。[13]“我们”面对民族共同的起源与历史和共同的现在与困惑，民族起源与民族认同也因此而被“我们”所追忆、讲述和认可。但这种“同质”化的叙事当中显然有可能遮蔽、牺牲个人叙事应具有的温度和细腻。如何在在这种统一的“我们”的民族叙事话语体系中创造“艺术”的文学而不是“真实”（或虚假）的历史呢？如何让活生生的日常生活穿越史料的耀眼光芒呢？该文本在这方面体现出了较强的叙事能力。在文本中使用复数的“艾多斯”和“舒立凡”进行叙事，一方面具有“我们”的优势，实现民族认同的叙事效果；同时，作者选取不同历史时期的“艾多斯”和“舒立凡”叙事，又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便和细腻讲述了各自的不同的故事。文学的细节和情感得以穿越历史的结论和呆板。

   整体而言，虽然该文本具有词典体小说的形式特征，以相对独立的50个故事勾连全篇，但即使是在这种非线性的叙事进程中，仍然有着强烈的线性叙事特征。小说的引子部分是关于身份的困惑，第一个故事是“源头”的追溯和思考，第四十九个故事——总结，加上文末的尾声部分，作者刻意创造的一个非线性叙事空间上面仍是一个传统线性叙事的框架，是一个略显“僵硬”的叙事文本。或者说，作者在线性叙事的框架内，尽力地拓展了非线性叙事的空间和可能。

三、元叙事与“百科全书式”小说

   前文已经讲过，叙事者在文本中不断地“暴露”作者，甚至对小说本身“指指点点”，具有较显著的元小说特征。简单来讲，元小说就是关于小说的小说，又被称为“自我意识小说”、“自生小说”以及“超小说”等。它是小说家们以小说的形式对小说本身进行自我反思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与西方文化领域出现的反思文化思潮不无关系。与现实主义美学观念相比，人物、主题、矛盾、命运、性格等不再是文本的核心要素，当代元小说常将“技巧”作为文本的根本，其常用技法是“暴露”作者，对前文本的戏仿等。我们现在已经熟悉并习惯了小说中出现一个“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种叙事策略意在通过暴露叙事技巧，进而消解这些模式和规范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威。“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在现实主义阅读模式中，意义的产生主要依赖于横组合原则；在现代主义阅读模式中，意义的产生主要遵循纵聚合的原则；而在一部分当代元小说作品中，主题诠释式的意义解读不再是阅读的终极目的。一些作者将互相矛盾的词语放置在一起，通过拼贴的方式将在语言横竖轴上可能进行的词语选择过程前景化。”[14]显然，该文本的元叙事技巧也大致如此。现在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这种元小说技巧在文本当中具体承担着什么样的叙事功能。或者说，在个人叙事与民族叙事的叙事策略中元叙事技巧具体承担着、承担了什么？这要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大背景中谈起，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弊端之一即个体情感体验的消失。当“民族”“集体”等宏大概念占据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时，作者个体对世界的思考和体验往往简单地以民族情感为准则，甚至直接被“民族”“集体”情感所替代。这在一定程度程度上使文本丧失了与文化他者直接交流和对话的可能，更谈不上什么广度与深度。沉溺于“过去”而疏离于“当下”往往使文本显现为一种简单的追忆往昔的情绪化书写。但该文本还有一个明显的“叙事者”的形象，尽管这个叙事者的身份并不确定，“如果小说出自生活于北京的艾多斯之手，他小说中的原型是他老婆舒立凡和自己。如果小说作者是第十章的无名汉人，那么他的原型是刘悦与艾多斯。如果小说作者是刘悦的艾多斯，那么原型就是他们夫妇。如果小说作者是第一章的我，那么原型就是我和我们为了临此世的姐姐 。”[15]“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一部小说的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别人笔下的一个人物。”[16]这个叙事者不仅顺利推动文本，更成了“人物形象”之一，使该文本保持有较高的“个人话语”，也避免了主体性的丧失，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相融合。同时，这个叙事者形象穿越于不同的历史时空，也避免了沉溺于往昔的伤感抒怀，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思考哈萨克的精神蜕变，更多地面对现在与未来。如，第六个故事、第九个故事、第三十六个故事等都在书写现代文明之下的“艾多斯”的困惑和思考。甚至第四十个故事是在书写面向未来女儿的自白。而“叙事者”形象的建立与丰满程度显然与作者刻意使用的元小说技巧有关。暴露作者的叙事策略，不免给读者带来阅读的挑战，特别是习惯了传统现实主义滋养的读者，各种文体的杂糅、叙事者的任意转换都使文体的“完美”遭到了极大伤害。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叙事的自由无羁。叙事者在连续使用史料之后会“解密”这种叙事方式，以叙事者的“理由”为文体找到合法性。

   同时，这种元叙事策略也使文本呈现出卡尔维诺所追求的“百科全书式”小说的倾向。“现代小说应该像百科辞典，应该是认识的工具，更应该成为客观世界中各种人物、各种事件的关系网。”[17]，卡尔维诺在谈到歌德的“关于宇宙的书”时讲到：“他把小说当做能够包括整个宇宙的一种文学作品形式，这对后来的文学具有重大意义。”[18]作者使用元叙事技巧不仅可以使“个体”经验有效合理地融入到民族公共经验当中，更使用这一策略较好地书写了作者的文学观。在今天，对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已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基本特征，甚至是必备元素。这当然无可厚非，也是应当书写的重点之一。尽管很多少数民族书写在重述历史时都选择了民间故事、歌谣甚至民俗学、文献学资料，并对地方性知识进行深描。但唯独缺少作者个体对“世界”的独特体验、思考与建构。长篇小说所应具有的巨大“知识”含量不可避免地被简单化、稀释化、碎片化。该文本在这方面有所努力，作者已经表现出这种积极的思考和追求，没有把自己的叙事淹没于史料和歌谣当中。以小说形式为例，作者在呈现第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这种结构模式的同时，也“解答”了为什么如此选择。“我是说在小说中人物其实就是我们的影分身。这并不神奇，每个人物其实都是作者自己。……一切故事和人物不过都是作者不同意念的具化形象，是生命中灰飞烟灭了的可能性。人在生活中的选择是独一性的，而小说是完全开放性的维度空间。”[19]“小说的神奇之处还在于他的世界是开放的，它的结尾是脆弱而虚妄的。”[20]这些思考当然是在“暴露”作者的策略下而溢出的，但这些思考不仅符合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更借人物之口表达了对于小说与世界关系的思考，更清晰地说明了本书为何选择词典体的非线性结构方式。“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无声写作的一生，哈萨克这本书之成败乃在我辈。我们都是自己生命的作家。为了阐述这个道理，我横架一部20万字小说的结构来诉说。”[21]作者再次表示，小说结构的选择与其认识的世界图景直接的关系具有同构性。作者甚至不惜在第21个故事的结尾再次做出系统表述：“我决定按照哈萨克社会制造一套小说的规矩。在我的小说世界里，每一条线上的人都可以共享另一条线上同名人物的背景、经历和心情。正是本着这规矩的精神，小说世界开始发生松动和变化。”[22]这种系统化的表述与思考不止一次在小说中呈现。第29个故事思考小说与历史之关系，第33个故事引用博尔赫斯《小径分差的花园》还是关于小说形式与世界图景直接关系的探讨。第46个故事再次具体探讨作者所要书写的游牧文化与小说形式之间的关系：“我常想游牧文化史个破坏性很大的文化，有着一股蛮劲，所以正经八百，潜心修坏，编织小说是不符合它的性情的。”[23]

   诚然，这种知识系统的呈现主要靠叙事者的“议论”“抒情”甚至借助“论文”等形式来传达，或者说是靠“元叙事”技巧得以实现。但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我认为应该在文学所反映的人类的各种需求中去寻找各种形式的文学创作的内在合理性。”[24]人类文化元典时期的神话传说、英雄史诗、民间歌谣本身就是最原始的百科全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系统化表达。这种文体的驳杂性本身也是百科全书式小说的特征之一，“无论从哪个方面看，百科全书式的现代小说都是一种复合的文本，取代了个人化的‘我思’‘我爱’‘我痛’的表述模式是一种多元的主题、细节的繁复和世界意识的复杂性。”[25]但同时我们也承认，作者的思考和策略是脱离了基本的“故事”或者说是“事实”要素。作者也自嘲地说：“各位读者多担待。另外，他就想创造个纯议论的空间，……小说不是故事。小说是一个载体的世界。能够承载各种的形式。所有关于小说的规矩，都是色，故而是空。所有加在各位身上的规矩，都是空。”[26]作者关于小说形式与世界图景、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思考和表述已显示出“系统化”的特征，但还显得有些机械和呆板，还不能说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艾多斯·舒立凡》已经具备了“百科全书式”小说的质素，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知识”系统，尽管略显坚硬，不够成熟，但已经能看出积极的努力。这对于一个二十几岁的作家来说，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

[①]刘大先：《记忆与故事，现实与梦想——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综述》，《文艺报》2014年1月6日。

[②]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③]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3页。

[④]哈德罗·伊罗生：《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邓伯宸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63页。

[⑤]参看李长中：《“重述历史”现象论——以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书写为例》，《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4期。

[⑥]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⑦]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6页。

[⑧]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3页。

[⑨]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⑩]参看樊义红：《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文体与民族建构认同》，《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11]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91页。

[12]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6页。

[13]樊义红：《叙述者干预与民族认同建构——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为考察中心》，《民族文学研究》2013年第3期。

[14]洪罡：《元小说、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小说传统》，《学术月刊》2012年第6期。

[15]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188页。

[16]同上，第189页。

[17]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01页。

[18]同上，第108页。

[19]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126页。

[20]同上，第127页。

[21]同上，第189页。

[22]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192页。

[23]同上，第418页。

[24]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25]耿占春：《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小说》，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26]艾多斯·阿曼泰：《艾多斯  舒立凡》，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13年，第136页。

【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晓禺，男，河南商水人，文学博士，在站博士后，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学研究。近年来，在《民族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学报》《北京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等各类项目5项，曾获第五届黄河文学奖、甘肃首届文艺评论奖等多项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