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伪蒙疆政权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境内扶植的三个最主要的傀儡政权之一。以往研究将伪蒙疆沦陷区文坛误划入华北沦陷区文坛，未能注意到该政权自我标榜为蒙古族 “民族国家”并宣扬蒙古文化的独特属性。而伪蒙疆汉族作家的华语文学创作，却对蒙古特色发扬乏力，更与“大东亚文学”形成了内在的紧张关系，终以“失家离国”的独特体验，婉转地书写了“故国”之思。

   关键词：伪蒙疆；沦陷区；民族主义；华语文学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从大阪向中国各沦陷区发行的一份华文文学月刊《华文每日》[1]，曾多次推出“满洲文艺特辑”和“华北文艺特辑”，刊发梅娘和爵青等人的许多作品。而1944年1月和2月的《华文每日》推出了两期“蒙疆文艺特辑”，其中1月号上还附有王承琰介绍“蒙疆文艺”的《小言》，2月号则在每部作品之后附有“蒙疆”作者的简介和照片。

　　那么“蒙疆”究竟是哪里?为何在《华文每日》这份日本殖民者对华意识形态输出的最重要的华文文学刊物上，“蒙疆文艺特辑”要和“满洲文艺特辑”“华北文艺特辑”并列推出?这种并列，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沦陷区文坛划分方面什么样的盲区?“蒙疆”文学又呈现了怎样独特的沦陷区文学图景?

一  沦陷区文坛划分的重新思考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而言，“蒙疆”似乎还比较陌生，而“蒙疆”这一概念在中国抗战史研究中，其实是基本常识。伪蒙疆政权由蒙古族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内蒙古建立，和伪满、汪伪并列，是日本殖民者在中国境内扶植的三个最主要的伪政权之一。从日军全面侵华前的1936年，直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在长达九年的时间中几经沿革，却始终自我标榜为蒙古族“民族国家”，使用成吉思汗纪年和四色“国旗”，实际上和伪满洲国相仿，都沦为日军分区占领中国的政治傀儡。

然而既有的沦陷区文学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京沪和华中、伪满等沦陷区的讨论。伪蒙疆文坛绝少被注意到[2]，甚至长期被误划入华北沦陷区文坛。伪蒙疆文坛具有鲜明的蒙古民族主义倾向，其所宣扬的“民族自决”等诉求，显然与汪伪“和平”“反共”“建国”等意识形态标榜具有极大差别，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坛的划分，大多是分为三大区域: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和华中沦陷区。此外有时也会论及华南沦陷区等其他地区。然而，这种划分不仅无意间沿用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各占领区的称谓，而且无法有效界定各伪政权统治下不同的文学形态。所谓“华中沦陷区”，一般包含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3]。这样的命名方式，在汉语语境中并不能准确反映该区域的实际地理位置。按照中国地理的划分习惯，武汉被称为华中并无太大争议，但上海、南京等地显然属于华东地区。“华中沦陷区”这一称谓，源自侵华日军“中支那派遣军”的统辖区域，即长江中下游流域各沦陷区。命名方式是否准确还在其次[4]，更重要的是这种划分方式未能清晰地呈现不同沦陷区文坛的巨大差异。按照这种划分方式，华北沦陷区文坛与所谓“华中沦陷区”文坛被分开讨论，这与两处伪政权长期各自为政有关。然而，华北沦陷区和所谓“华中沦陷区”虽在沦陷初期分别建立了不同的傀儡政权(北京，1937年12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南京，1938年3月，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但后来终“一统”于汪伪治下(南京，1940年3月，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尽管划归汪伪统摄后，华北伪政权改组为北京的“华北政务委员会”，与南京方面仍有所区隔，但两处文坛在“和平”“反共”“建国”等意识形态方面具有一定可比性。更重要的在于，南北两地虽已沦陷并宣扬“中日亲善”，但毕竟“都顶着‘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与重庆方面争夺法统”[5]，其文化认同仍是中国本位的，迥异于伪满与伪蒙疆的所谓民族“自决”。而除学者张泉等外[6]，至今仍绝少有人注意到伪蒙疆沦陷区文坛被长期误划入华北沦陷区文坛当中[7]。

伪蒙疆沦陷区文坛由于该少数民族傀儡政权的独特性，十分注重宣扬复兴蒙古文化，以标榜其所追求的蒙古民族“自决”，而这种所谓“自决”实际上却沦为日本殖民者企图分区占领中国不同民族地区的变相殖民意识形态输出。即便考虑到汪伪政权名义上仍对伪蒙疆这个“蒙古自治邦”拥有所谓“主权”，也应注意到这种名义上的归属，只是在汪伪“一统”南北傀儡政权之后才划入其名下的，此后伪蒙疆与“华北政务委员会”至多不过是名义上的平级，而伪蒙疆政权从来没有隶属于此前华北伪政权所谓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连控制伪蒙疆的日军“驻蒙军”，与控制华北的“北支那方面军”，也不源于同一系统。伪蒙疆沦陷区既不属于华北傀儡政权统治之下，又与之存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巨大差异，两地文艺报刊的面貌和文化活动的特征，均极为不同。尽管“蒙疆”与华北地理位置相邻，平绥铁路交通相对便利，但相较于华北沦陷区文坛，反倒是伪满洲国与伪蒙疆文坛面貌之间还有更多的可比性[8]。因此，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划分，将伪蒙疆沦陷区文坛作为华北沦陷区文坛一部分的做法都缺乏依据。

伪蒙疆政权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构建其蒙古族“民族国家”想象，这一基本特征恰是其与华北沦陷区文坛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二  伪蒙疆“民族国家”想象及华语文化环境

在1944年1月大阪的《华文每日》“蒙疆文艺特辑”中，司空鹿的短篇小说《哈巴嘎之夜》，以张家口北面察哈尔正蓝旗牧区中的一个小镇哈巴嘎为原型，显出了奇妙的“蒙疆想象”:

漫天地黄砂，昏暗地飞扬与咆哮，哈巴嘎地带——蒙古中部地区的一个城市——的季节，永远过的是冬天。

“哈巴嘎”的大街上有落难的汉人在喊叫——

——老爷们!提把手吧?救救我们这失家离国落难的人啊!

没有回响，几个穿皮毛袄汉人，依然大摇大摆的向前彳亍地走着，他们并没有听到，他们的两眼不够用似地浏览着这蒙古的古城，但两个乞丐仍不饶地，死死的跟随在后边，用极可怜的声调，把枯涩的手长长的伸着———[9]

在这座蒙古小镇里，“失家离国落难的”汉族乞丐遭到“本国人”———汉族富商的辱骂。两个汉族乞丐的自尊被激起，黑砂遮满天的深夜里，乞丐老马愤慨道:“记住，他们说咱是给中国人洩气，是的，咱是洩气，他们不知道咱是受了骗来的，谁又能谅解咱们呢?我们走!绝定离开此地，天下这么大，走到哪儿，只要我们肯干，都会生活下去的。”然而另一个汉族乞丐老朱并无这种勇气，最终两人分道扬镳，“次日，‘哈巴嘎’的人们，看见一对汉人乞丐，却只剩了一个。”小说只截取了一段生活流，描写细致而情节极少。乞丐那句“救救我们这失家离国落难的人啊!”在无意间流露了与其他沦陷区不同的“亡国”体验。生活在“蒙疆”的汉族作家何以不悲叹“丧土亡国”，而会有“失家离国”的感慨?“蒙疆”为何被汉族作家[10]视作“异国”?若不对该少数民族傀儡政权的蒙古民族主义特征及当地华语文化环境加以考察，就无法理解“蒙疆”文学中这种独特的家国体验。

与日军在东北先占领后扶植的伪满建立模式稍有不同，伪蒙疆政权源于战前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具有更深的民族主义背景。内蒙古在清代实行王公自治[11]，蒙古族王公分掌各旗政务。辛亥革命也未根本改变这种自治状态，而国民革命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等省，并下设市县，直接派驻官员管辖蒙古事务，威胁到当地王公的自治权。草原开垦引发蒙古族民众对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不满[12]，德王等蒙古族贵族借此领导了战前的内蒙古自治运动。德王(1902—1966)，全名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孙自居，1929年受到郭道甫的民族主义思想启发，开始召集内蒙古各旗王公抗垦自治。“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为掩盖侵略罪行，于1932年建立伪满洲国。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将原属内蒙古的热河省纳入伪满“版图”。德王则于1933年夏召集仍处于国民政府治下的绥远、察哈尔等省部分蒙古族王公，在百灵庙召开第一次自治会议，7月27日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等发表通电，请求地方高度自治并建立自治政府。9月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通过《内蒙古自治政府组织大纲》。1934年4月终获国民政府批准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即百灵庙蒙政会，德王任秘书长，实际掌管内蒙古事务[13]。继而在侵华日军的扶持下，内蒙古王公自治运动进一步演化为寻求民族“自决”的事变。1936年2月10日德王在驻地苏尼特右旗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将中华民国二十五年改为成吉思汗纪年七百三十一年;不用中华民国国旗，改用蓝底左上角红、黄、白三竖条的蒙古旗，成为此后伪蒙疆一系列傀儡政权的开始[14]。随后5月12日德王成立伪蒙古军政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伪蒙古军在东条英机所率日本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即驻蒙军的前身)的支持下，攻占绥远大部。绥远省首府归绥市沦陷，德王将该市的名称从汉语名“归绥”(即含有歧视意味的“归化”和“绥远”)，改回蒙语名“厚和豪特”(意为“青色的城市”)，并于1937年10月27日，在此建立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1月22日，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下含厚和豪特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张家口的伪察南自治政府，和大同的伪晋北自治政府。1939年9月1日，日本驻蒙军控制下的这三个伪政权正式合并，成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迁都”张家口。1940年3月汪伪统摄南北政权后，伪蒙疆政权在名义上归属汪伪而高度自治，实际上仍与伪满洲国性质相仿。在行政、军事上不受汪伪节制，作为一个伪“民族国家”，拥有自己的伪政府机构与伪蒙古军，以及“国旗”、军歌。甚至“蒙疆银行”与邮政、教育系统还发行“蒙疆货币”“蒙疆邮票”以及“蒙疆教科书”。对内对外废除汪伪沿用的中华民国年号，使用成吉思汗纪年;拥有成吉思汗诞辰、成吉思汗忌辰与成吉思汗大祭日等独特的“国家”节假日，以及“政府成立纪念日”(9月1日)，而不再庆祝中华民国的国庆“双十节”。其民族主义特征甚至比伪满更为鲜明。德王亦与日本天皇及伪满“皇帝”溥仪之间建立所谓“外交关系”。1941年之后，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的战时外交体系下，日本在伪蒙疆的变相殖民统治，甚至作为谈判条件之一获得苏联政府长达四年的承认[15]。1941年8月4日，该伪政权改称“蒙古自治邦”，但“蒙疆”一词继续使用。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该政权被苏蒙联军消灭。虽历经沿革变动，史学界仍多以“蒙疆”一词指称该伪政权在内蒙古前后九年的统治。

汪精卫集团与日方之间的博弈，虽改变了沦陷区众多傀儡政权分立的情形，最终形成了伪满、伪蒙疆与汪伪三足鼎立的局面，却未能彻底实现汪伪的所谓“一统”心愿，无法改变日本殖民者分区占领中国的意图。同时日本殖民者也有意以汉族聚居地来牵制德王蒙古族傀儡政权。与察南、晋北两个伪政权合并之后，伪蒙疆政权共辖五个盟、两个特别市和两个政厅。其中五个盟为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巴彦塔拉盟、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16]，以蒙古族居住的草原地区为主，构成该政权“版图”的绝大部分;厚和豪特和包头两个特别市，以及察南(张家口)、晋北(大同)两个政厅，则主要是汉族聚居的城市。在伪蒙疆所合并的三个伪政权中，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面积约466600平方公里，占伪蒙疆总面积的92%，人口约200万，集中于厚和豪特、包头等城市;而另外两个伪政权面积极小，仅以张家口、大同两座城市为中心，伪晋北自治政府辖13县，人口约150万，面积约23800平方公里，伪察南自治政府辖10县，由长城环抱，辖延庆，不辖张北，人口约200万，面积16400平方公里[17]。据昭和十六(1941)《蒙疆年鉴》统计，伪蒙疆境内共有汉族人口486万余人，蒙古族约30万人，回族三万七千余人，其余的“日本内地人”即日本侨民三万六千余人，“半岛人”即被日本吞并的韩国来华侨民四千余人[18]。伪蒙疆的四色七条旗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最中间的红色条纹代表日本人，两旁的白色条纹代表回族，再靠外的两道蓝色条纹代表蒙古族，最边缘的两道黄色条纹代表汉族[19]。以改旗易帜的方式来标榜所谓蒙古族“民族国家”，表面上是所谓“友邦”对东亚各民族的“扶助”，实际上只是日本殖民者对伪蒙疆境内蒙古族和回族的利用，正和伪满相仿。殖民统治本身，就是民族“自决”最大的障碍。原有的三个伪政权合并成立伪蒙疆政权后，以象征日本的红色条纹为中心的四色七条旗，取代了原有的蓝底四色旗，正显示了日本殖民者的核心统治地位。尽管伪蒙疆标榜为蒙古族政权，但经过日本殖民者的刻意合并与掣肘，其人口仍是汉族占据绝大多数。尤其是在各主要城市，文化氛围依然是汉文化占据主导。而在日本殖民者的假意扶助下，蒙古民族主义思潮成为了伪政权寻求蒙古民族文化复兴的利器。在所谓“民族自决”的政治意图下，伪蒙疆地区出现了大量以复兴蒙古文化为宗旨的刊物。尤其是《蒙古文化》(1939，蒙汉双语)、《复兴蒙古之声》(又译《兴蒙之歌》，1940，蒙文)，以及《大亚细亚》(1940，中文)、《回教月刊》(又名《西北钟声》，1941，中文)、《蒙疆文学》(1942，日文、中文)、《利民》(1941，中文)等文艺报刊，呈现出殖民者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奇妙催动。

然而伪蒙疆政权复兴蒙古文化的政策，首先面临的难题就在于西部临近河套的土默特等农垦区蒙古族的汉化程度较高，许多蒙古族已经不会说蒙古语。晚清至民国公立学校的汉语教育，造就了几代汉化的蒙古族平民知识分子。到伪蒙疆政权时代，尽管德王大力发展蒙古族学校并普及蒙语公立教育，但已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土默特籍蒙古族学生在重新推广蒙语教育的蒙古学院，此时却受到来自牧区的蒙古族同学的强烈歧视[20]。无论是日语学习还是蒙文推广[21]，不足十年的公立教育尚无法培育出完整的一代文人群体。

受蒙文实际传播效果的限制，尤其是受汉化蒙古族知识分子自身蒙文水平的限制，伪蒙疆政权发行的各种文学刊物中，蒙文刊物并不能占到绝大比例;而许多复兴蒙古文化的刊物，最终不得不以中文出版。譬如《蒙古文化》的汉文编辑文都尔护，作为在民国治下接受汉语公立教育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其华语蒙古民族主义言说的听众依然只能是各大城市中的汉族知识分子，或是同自己一样只会讲汉语的汉化蒙古族文人。

相对于正在展开的伪蒙疆蒙语文学及蒙古族华语文学研究[22]，伪蒙疆汉族作家创作的意义还未被充分注意到。那么在伪蒙疆这个所谓“民族国家”统治下，汉族作家的华语文学创作，将如何应对复兴蒙古文化的文坛政策?而发扬蒙古特色又是否真的符合日本殖民者的意识形态?

三  “伪”蒙古风与“大东亚文学”的冲突

伪蒙疆华语文学的最重要阵地，是《蒙疆文学》月刊的华文版。而这份对蒙古特色突出乏力的华语文学刊物，自诞生之日起就面对着殖民者日语文学的压力。1940年春，在伪蒙疆“首都”张家口成立了日侨“蒙疆诗人协会”，专门发表和朗诵日本在蒙诗人作品[23]。1941年4月“蒙疆文艺恳话会”在张家口成立，小池秋羊任干事长。1942年7月该会首先出版《蒙疆文学》日文版，由赤冢欣二主编。1942年12月1日《蒙疆文学》华文版创刊，在伪蒙疆及汪伪、伪满等各沦陷区甚至日本同步发行[24]。12月26日在张家口日本商工会议所召开“蒙疆文艺恳话会华文部第一届会员大会”，选出和正华、王承琰、刘绍曾三位编辑[25]。除了伪蒙疆弘报局理事愚勒布图格其，和后来增加的陶克托胡、超克巴图尔及日本人门马诚等四位顾问外，《蒙疆文学》华文版作者后渐增至68位同仁之多，绝大多数为汉族作家。《蒙疆文学》以大量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及诗论、文论、作家论等丰富内容，成为伪蒙疆文坛最厚实的文学刊物，并代表“蒙疆文艺界”与各沦陷区甚至日本华文刊物交换作品发表[26]。作为获得官方承认的民间同仁性质的文艺组织而非官办组织，“蒙疆文艺恳话会”华文部及其《蒙疆文学》华文版虽受伪蒙疆弘报局监管，却不能从日伪当局获得直接资助[27]。

《蒙疆文学》华文版的发刊词中，编者自称是为了在新的“亚细亚共荣圈”里复兴和再建民族文化而发刊[28]。但作为一份华语刊物，汉族作家的创作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构成蒙古文化的复兴?在一个蒙古族傀儡政权统治下，面对宣传蒙古文化的意识形态要求，华语文学的创作事实上处于非常尴尬的地位。组织者在华文版创刊之前先行举办了第一届“蒙疆文学赏”，评出三部获奖华文短篇小说《玲子》《爱情的复活》和《升平》[29]，从创刊号开始分别刊登。然而从北京聘请的评审专家张铁笙，却在《读蒙疆文艺应征诸作的几点感想》中说:“所有作品，惜均缺乏地方色彩。”评审者身处华北文坛，本以为阅读“蒙疆”文学“可以领略一点塞外剽悍强壮、草莽英雄气概十足的代表作品”，不料应征作品“却使我们感觉不到浓厚的蒙疆气息，反而有好些词句，是地道的北京口语”。最后表达了华北文坛对“蒙疆文学”的期待:“不过蒙疆既为蒙疆，我们总希望不久能看见有真正塞北苍劲落拓、气概雄健的文艺作品问世。”[30]来自华北文坛的张铁笙这段“审查的话”，其实显示了一种汉文化的“蒙疆想象”。游牧民族生活的草原，无论是在“民国”统辖之下“自治”，还是在所谓“友邦”的扶助之下“自决”，在中原的想象当中都应当与内地都市不同。“蒙疆文学”自然要被华语文坛的想象赋予某种特殊性，以“寄其‘出塞’热情”。华语文化在伪蒙疆地区的文化统摄局面，不仅使蒙语文学无法脱离华文译介而发展自身，还使当地华语文学也不得不面对这种来自中原的奇特“蒙疆”想象。尽管“蒙疆文学赏”当选作品《玲子》将被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组织机构日本“文学报国会”翻译为日文并刊载在其机关报《日本学艺新闻》上[31]，而该小说的作者王承琰后来还曾将蒙古民歌《成吉思汗挽歌》从日语译文再次转译为华文发表[32]，并且在《蒙疆文学》特设了“蒙古风”栏目，但缺乏民族特色或地方特色的困境，正是《蒙疆文学》华文版夹在殖民者日语文学和少数民族傀儡政权倡导的蒙语文学之间，最为尴尬的处境。故而在1943年第2卷第9期的《卷头语》当中，《蒙疆文学》编者以当地特产土豆而文学作品似乎也较为土气，不无谦虚地自嘲作品质量并自我勉励道:

也许有所谓“作家”者流会不齿地笑笑，认为我们不过在此胡闹，在糟踏白纸，甚而认为我们的东西是“土豆”文学，拿着“土豆”文学向世界狂散般的怀有可笑的野心! 　　

假如文学由地域来分开时，我们底是“土豆”文学，那么华北底该是“白薯”文学，满洲底该是“高粱米”文学了，可惜的是这样分法底不可能，这样他们底对我们不屑一顾，非独阻碍不了我们的前进心，反到替我们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不料之后日本大阪的《华文每日》“热风”栏目中，评论者巴客竟然抓住《蒙疆文学》编者自谦的话加以讽刺，认为《蒙疆文学》以粮食文学来标奇立异:“最近随着粮食五谷一类物资的珍视，我们底‘文’上也就点缀出来了应时的花絮。譬如某某刊物所鼓吹的‘土豆’文学呀，‘白薯’文学呀，‘高粱米文学’呀等等，便为其具体的佳例。而且不仅流行这类粮食文学(恕我杜撰)的新名词也已，同时该刊还要硬行指定某一地域有某一扇文学的匾额，这匾额的上面，便鲜明地标榜着该地域有地域性的主要的粮食。”巴客的评论《粮食文学与标奇立异》恰好排版于1944年2月号《华文每日》“蒙疆文艺特辑”(下)之前，显然有意讽刺“蒙疆文艺”:

　　用粮食文学来标奇立异，藉资卖弄才能和炫耀学识，实为千古罕见的大发明，不，或许可以说做我们某某文坛诸公底卓见吧;确非如在下不学无术似的小子所敢附骥，不但无能望其项背，却正感到与此辈衮衮诸贤相背道而驰呢!因为我底见解，夙昔以为文学是无界限可言，何况我们共处身于同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同一个集中的信念之下?虽然，我们是从每一个偏僻的角落于其互异的境遇中育成起来的，不免有些差别;可是，请毋健忘，我们是并流或交流着共同血液和共同文化的啊!岂其为了区区的粮食差异之问题，而产生出各有招牌的文学来了呢?[33]

　　抛开巴客的刻意挖苦不论，其对地方特色文学的反对意见，源自“并流或交流着共同血液和共同文化”的所谓“同一个大东亚共荣圈”“同一个集中的信念”，正显示出日本殖民者有意构造的“东亚共荣”意识其实与伪蒙疆的“民族国家”言说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冲突。最终巴客提出以“大东亚文学”泯除各种地域文学的要求:“废话说了如许多，设若它能变做一枚清血针，而注射在标奇立异的君子底心脏上，那末，我们嗣后应当觉悟，处于同一个的‘大东亚文学’大纛之下，一致巩固地团结起来，向着建设永生不灭的‘大东亚文学’之路迈进!”随后1944年3月号《华文每日》“热风”栏目中袁敬的《立此存照》一文更对《蒙疆文学》讽刺道:“这实在是上年度文坛里的特殊收获，想来不久土豆文学一名词就会列入文艺大辞典里了。”“按:‘土豆’是比较‘不大众化’名词，若为了迎合现在乡土文学我乡我土化，应改作‘山药豆子文学’。”[34]巴客和袁敬的这种嘲笑，激怒了《蒙疆文学》的同仁，他们迅速组织了《文学上的代用品》等九篇用字极为尖锐的杂感予以回击，讽刺《华文每日》“热风”栏目的文章尚不及精神食粮，不过如粮食代用品一样为文艺上的“代用品”[35]。其中一位作者干脆将笔名起作“马铃薯”，以此表达自我认可。编者甚至将1944年3月、4月号合刊的《蒙疆文学》第3卷第3期，办成“出土”特辑，专门回应“某刊物的编辑人”所谓“山药豆子文学”的非难[36]。

　　这场笔仗看上去是不同沦陷区的华语作家在伪蒙疆刊物和日本刊物上展开的无聊笔墨官司，实际上依然是伪蒙疆华语文学创作一直面临的风格特色问题。《蒙疆文学》华文版一再标榜的“蒙古风”，其实只不过是一种“伪”蒙古风。一方面华北沦陷区文坛如张铁笙等对伪蒙疆的“民族国家”表述有着种种神秘的“蒙疆想象”而无法从《蒙疆文学》华文版中获得满足，另一方面日本华文刊物又以“东亚共荣”来否定甚至挖苦伪蒙疆文坛有意凸显特色的失败努力。夹在两种完全相反的外在要求之间，《蒙疆文学》华文版的尴尬，正是其“伪”蒙古风进退两难处境的显现。

　　然而值得思考的是，日本华文刊物上袁敬在挖苦“山药豆子”文学之时，为何还要以“迎合现在乡土文学我乡我土化”来指责《蒙疆文学》?其根本原因在于伪蒙疆沦陷区文坛所标榜的蒙古特色，正与华北沦陷区“乡土文学”论调在理念上一同构成了对所谓“大东亚文学”的婉转抵制。早在1943年7月，华北作家上官筝(关永吉)就在《华文每日》第11卷第1期“华北文艺特辑”发表《揭起乡土文学之旗》，认为乡土文学并非单纯描绘农村生活的“农民文学”，提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其独自的国土(地理环境)，独自的语言、习俗、历史，和独自的社会制度，由这些历史的和客观的条件限制着的作家，他在这国土、语言、习俗、历史，和社会制度中间生活发展，其生活发展的具象，自然有一种特征。把握了这特征的作品，就可以说是‘乡土文学’”[37]。甚至将茅盾的《子夜》和《春蚕》作为其独特“乡土文学”概念的代表，在周作人《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中“国民文学”概念上更进一层，区别于谴责小说和民族自夸，有意将那些真正具有现实性、社会性特质的中国文学，视为“乡土文学”，以“我乡我土”的婉转表述，来对抗日本殖民者泯除东亚文化内在差别的意识形态导向[38]。上官筝的文章进一步激起华北与伪蒙疆等地关于“乡土文学”的讨论[39]。除《蒙疆文学》外，北京的《中国文艺》《艺术与生活》《中国公论》《新民生》《华北新报》，甚至上海的《文运》都卷入其中[40]。就在大阪《华文每日》刊登巴客讽刺《蒙疆文学》的文章同一期同一栏目中，上官筝本人也因提倡“乡土文学”而受到牛旁《新作家补论》的挖苦[41]。而《蒙疆文学》“出土”特辑在回击巴客与袁敬时，不忘对牛旁的文章也加以回击。《蒙疆文学》作家群之所以与上官筝一同受到大阪《华文每日》有意嘲讽，倒不是因其乡土经验的匮乏，而恰恰是因其突出地方特色的努力和上官筝在华北沦陷区文坛揭起的“乡土文学”一道，对所谓“大东亚文学”构成了理念上的威胁。正是殖民地少数民族傀儡政权下汉族作家的写作困境本身，使得这些缺乏真正蒙古特色的华文创作，成为夹缝中汉族知识分子精神世界的奇妙展现。

　　四  汉族作家暧昧的“故国”之思

　　伪蒙疆汉族作家生活在一个标榜为蒙古“民族国家”的傀儡政权下，与伪满洲国统治下的汉族作家有着相仿的“失家离国”体验。梅娘、山丁等伪满作家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先后从伪满辗转迁居华北等地[42]，虽仍处于沦陷区，却至少从“国籍”上的“满洲国”，回归到了“中华民国”[43]。尽管迁居前后的所谓“国籍”皆因傀儡政权的性质而成为实际上的虚妄想象，但就文化意义而言，迁居却从异质文化回归到了本民族文化。这种从少数民族傀儡政权回归汪伪控制下所谓“中华民国”的心态，在伪蒙疆作家当中，尤以王承琰等人所做与所写最值得玩味。

　　彭雨(王承琰)在《蒙疆文学》连载的小说《一个俘虏的悲哀》，将杨家将“四郎探母”的古代故事，置于现代背景重写，借古代戏曲中家国难两全的俗套故事来抒写自己内心的困境。小说开篇描绘了驸马府一片哀婉的古代宫廷场景:

　　深宫里扯出了修长的永巷，殿角上月起月落，梧桐树是那么挺拔而高大，掌大的叶子层层密密，不过是几阵秋风秋雨，便辞掉了故枝而飘向那不可揣测的命运里。岁月，像潮水一样的，滚来滚去，而今又到了阳春烟雨的季节了，回忆那萧萧逼人的秋意，真仿佛还是昨晚的梦境，梦境里徘徊着人生，人生就在这异国的梦境里摆布着，折磨着……

“人生就在这异国的梦境里摆布着，折磨着……”究竟是在写谁?是古代戏曲中背叛祖国而为敌国驸马的杨四郎，还是现实中生活在“蒙疆”政权下的汉族作家本人?难道两者不都是“辞掉了故枝而飘向那不可揣测的命运里”吗?已经隐姓埋名却始终不忘本姓“杨”的驸马“木易”，被作家所设定的混乱时空注入了某种“现代焦虑”:

　　黄鹂的呼唤，声声打在驸马心扉上，他不耐烦的坐在沙发上，扭开了无线电，这时正在放送着飞虎峪的战事消息，大致和昨天韩昌的情报差不多，怎么这种消息也会公开的广播呢?因为休战已是一个时期了，前方为什么又无端的紧张起来!

　　在一部非通俗文学的作品中，将古人故事置于现代时空，出现无线电、汽车与现代战争，绝不仅仅是为了以“穿越”感来制造刺激效果吸引眼球，更多地是借此为故事中的辽宋敌对注入日本侵华战争的现代体验，将民间流传千百年的古人故事作为现代人(包括作家与读者)内在情绪的变形抒泄。木驸马疑惑“怎么这种消息也会公开的广播呢?”尤其是在一致对外宣称“休战”的和平阶段。在此插入战事的广播，不仅因小说情节需要木驸马由此得知母亲佘太君就在前线，同时也是作者有意对现实中广播报纸铺天盖地的战事宣传表达反感情绪[44]。

　　母亲虽近在咫尺，没有令箭通过军事戒严区就无法相见。木驸马感慨于上次大战哥哥战死，自己同母亲和兄弟骨肉分离，也感慨于“十五年的缄口，欺骗着他的同僚，欺骗着他的爱人”，“他抽出张纸，把满腔的悲哀和怅惘宣洩下来”:

　　八月里落下了皑皑的白雪，

　　夜风卷起了狂的鬼嚎，

　　我的同胞兄弟们啊!

　　俱都以热血报答了君王。

　　我不敢再嗅闻了，

　　那血腥膻的屠场，

　　我不敢再想象了，

　　那无情的弹雨枪刀。

　　踏进了异国森严的宫门，

　　开始泯没了真的姓氏，

　　劫后残余的命运哟，

　　复投入绮丽的罗帏。

　　锦瑟唤不回似箭的归心，

　　娇语空慰藉了多情的种子，

　　今夕吞饮着锥心的热泪，

　　明朝仍送那阵阵的鸿雁南归，

　　我是个笼中的小鸟哟，

　　空空生长了双翅，

　　我是个被囚猛虎啊，

　　怅望那重重的环翠!

　　山坡又生起碧绿的春草，

　　这悠悠苦人的岁月，

　　天伦的聚会毕竟在何时?

　　我孤孤单单的一个在沦落。

　　征尘滚过了千古的黄河，

　　王旗遮布了沙漠的北国。

　　野风冲洗着第二代的子孙，

　　号角悲壮的响彻子夜。[45]

　　作为生活在“蒙疆”傀儡政权下的汉族作家王承琰，他不能公然以诗人身份去写这样的反战思国之诗，只能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古代故事中插入看似不伦不类却饱含真情实感的现代诗，借杨四郎的笔，写自己的心。“我不敢再嗅闻了，/那血腥膻的屠场，/我不敢再想象了，/那无情的弹雨枪刀。/踏进了异国森严的宫门，/开始泯没了真的姓氏”，在沦陷区公开的文艺刊物上直接以诗歌如此书写对所谓“大东亚圣战”的感受，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只有借助小说中人物的笔，才能隐秘地表达自己内心真实的战争体验和屈辱感受。小说回宋探母的思归主题，令奇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中沦陷区作家自身生命体验相契合。木驸马诗中所写“锦瑟唤不回似箭的归心”“明朝仍送那阵阵的鸿雁南归”，在情节设计上是宣泄杨四郎的回归故国之心，在小说外部的伪蒙疆文坛中，正是作家自我心绪的自然流露。

　　值得追问的是，《一个俘虏的悲哀》的作者王承琰[46]，作为《蒙疆文学》最重要的组织者，既然当选“蒙疆文学赏”华文短篇小说奖，此后又能够作为“蒙疆文艺代表”赴日本参加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47]，在东京《朝日新闻》发表《大东亚魂の再生》等文章，并能够在大阪朝日会馆与片冈铁兵、关露、吴郎等“日满蒙华”当红作家一同发表演讲[48]，那他为什么还会在小说中如此婉转地表达自己内心的压抑，书写身处异国贵为驸马的木易作为“一个俘虏的悲哀”?为什么还要在《疲劳的恢复》等诗歌中以骡马的视角书写感同身受的屈辱[49]?究竟是什么构成了当红附逆文人的屈辱感，使其在写作成功获得日伪承认之际，仍不忘“故国”，遥托“回归”之梦?王承琰在伪蒙疆文坛以“彭雨”“巴图尔”的笔名写小说，以“乃帆”的笔名写诗和文论，在《蒙疆文学》《利民》《蒙疆新报•文圃》等各处文艺报刊“红得发紫”;然而在其写作成名前，在《蒙疆文学》华文版创办之前，王承琰曾于1941年11月以“思想不良”、“秘密运动”的原由在张家口入狱，释出后又遭宪兵看管，留下《在牢狱里》的小诗，战后发表于《鲁迅文艺月报》:

　　小窗是自由的眼睛，

　　白天有黑夜似的幽暗，

　　铁栅栏磨尽英雄的手;

　　灯光把苍白抹一脸。

　　镣响在长夜才有意味，

　　饥鼠，臭虫，粪尿，疥癣，

　　温暖使我们更要靠紧，

　　相互间都是最高的沉默。

　　烙印是倔强的表记，

　　损伤是血债的祭文，

　　阶刑不能永远狞笑;

　　屠夫的魔手终久要会烂掉。

　　时序看在墙外的树尖上，

　　每天有新人填补死亡的空子，

　　平心静待最后的一次指押;

　　三十年的鲜血要渗入祖国大地。[50]

　　恰如珍珠港事变后戴望舒因宣传抗日而被捕入狱，据日伪的煽动性报道称，戴望舒出狱后也曾和王承琰同于1943年夏赴东京参加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51]。战后虽一度被指控附逆[52]，而戴望舒战后发表的《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歌中反日情感的真挚，却感人至深。乃帆(王承琰)诗中“时序看在墙外的树尖上，/每天有新人填补死亡的空子，/平心静待最后的一次指押;/三十年的鲜血要渗入祖国大地”的感触，正与戴望舒《狱中题壁》里“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的诗句相对应[53]。无论王承琰战后方得发表的这首《在牢狱里》是否已经改写甚至重写[54]，抑或本就如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一般是战后新写来为战时行为辩护[55]，当年被日伪当局意识形态部门高压管控，随时受监视的经历，无疑构成了王承琰作为沦陷区文人最大的精神压力。

　　而汉族作家自我身份的确认，在伪蒙疆沦陷区更具独特意义。正如王承琰《一个俘虏的悲哀》中身陷敌国纵享荣华仍不忘故国的木驸马一样，“锦瑟唤不回似箭的归心”，伪蒙疆沦陷区的王承琰等众多当红附逆作家，1943年先后离开“首都”张家口，移居汪伪治下的天津和南京等地[56]。从“蒙疆”政权的“异国”统治之下，象征性地“回归”了那个想象的“民国”。

　　与“迁居”相对应的，是遥思“故国”。而伪蒙疆文坛中一部可与战前“民族主义文学”《黄人之血》形成对照的“蒙古帝国西征”作品，则是从伪满流落伪蒙疆的汉族作家朝熹所作。在《可怜的老人》这部小说中，朝熹写一位流落苏联的蒙古族后裔老人生活在热情而鲁钝的哥萨克人中间，感到无限的寂寞，无处倾诉他对民族伟业的追思，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养子身上。而养子“头发却是很黑像一个东洋人的孩子”，捡来的孩子不认得历史废墟中记录蒙古西征的碑文，老人只能用俄语反复教孩子蒙古祖先的伟业。终于有消息从东方传来，“当这大陆上的炮火，动荡的最激烈的时候，于是这炮火的暴力，分解了许多衰弱的国家和民族，有的人群失却了他们的国家了，也有的人群获得了他们的国家了，大陆上露出一种更新的气息，因之，在沙漠里作了已经不算短促几百年安静的梦的蒙古族，也扯起了他们再建的旗帜了”。老人欢欣地将养子遣回东方，投身蒙古“民族复兴”的伟业。作为汉奸文学，将日本的侵略战争及伪蒙疆政权的建立描述成“伟业”，使得这篇小说极具媚敌意味。表面上看，小说饱含深情地书写了对蒙古民族的认同，将老人那种被遗弃的悲痛写得颇具另一种“亚细亚孤儿”色彩;“拯救”这“亚细亚孤儿”的正是标榜东亚各民族“协进”的日本殖民者。然而，这篇用世界上或许最富歧义的华语创作的小说，终究还是留下无数民族主义叙述的裂痕。“历史的进化，总不会太轻易的混合了两个不同民族的血”，这样的论述究竟是对蒙古族老人在哥萨克人村庄坚守民族身份的肯定，还是对日本殖民者鼓吹“同文同种”的嘲讽?抑或是生活在伪蒙疆的汉族作家日夜宣扬蒙古文化的自我感叹?

　　小说的后半部，老人日夜思念远赴东方“蒙疆”的养子，企盼重见蒙古西征的当代伟业，以致忆子成狂而病倒。好心的哥萨克老女仆哄骗她“可怜”的蒙古主人，竟编造了蒙古再次西征的假新闻。直到卫国战争爆发，哥萨克人远赴西方前线，军事训练的炮声和誓师开拔的号角，都让“可怜的老人”误以为是蒙古大军的到来。最终，老人孤独而亢奋地高喊着“蒙古民族万岁”，在众多哥萨克妇女“可怜的老人”的感慨声中怀着迷梦逝去。小说结尾再次出现老人完全失去蒙古特色的俄语名字“安德索洛夫”。

　　生活优裕的老人为何是“可怜的”?这句“可怜的老人”成为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感慨，既是身边人无法理解蒙古老人民族认同的孤独与痛苦的呈现，又未始不是对老人关于蒙古复兴乃至征服世界迷梦的“悲悯”与讽刺。流落异国的蒙古老人为何总是“努力的使自己相信着这一句话:‘只要国民精神不死，则那国家决不会灭亡的’”[57]。汉族作家书写蒙古民族在异族治下难以忘怀的民族认同，难道就不具有某种同病相怜的意味?小说中蒙古老人“失家离国”的痛苦体验，不也是生活在伪蒙疆的汉族作家自身内心情绪的书写吗?以这种切身的痛苦体验来用华语书写蒙古民族的精神苦难，恐怕比在殖民者的所谓“扶助”之下高喊民族文化的复兴，更具现实意义。

　　结语

　　伪蒙疆汉族作家的华语创作，呈现了殖民者利用之下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复杂关系。正如日后萧军对此的解读，一方面附逆文人的自我辩白并不能作为其内心完全清白的有效证据，而另一方面附逆举动与投敌言行也不足以判定其作品中偶尔流露的复杂情态完全虚伪[58]。甚至在同一作品当中，既有为日本殖民者“大亚细亚主义”张目的卑劣言说，也同时存在着暧昧的民族认同。“想写的写不出来，不想写的却非写不可”[59]，身处以蒙古族“民族国家”自居的日本殖民地，无论这些汉族作家的华语创作有多少是发自内心又有多少是言不由衷，其在日语文学的逼近之下继续坚持发声，毕竟呈现了暧昧的“故国”之思。这种“故国”之思与该傀儡政权宣扬蒙古文化的政策形成了奇妙的对照。而伪蒙疆沦陷区也因民族“自决”的意识形态诉求，与华北沦陷区文坛形成了根本差异。在准确把握伪满、伪蒙疆、汪伪三足鼎立的沦陷区整体面貌的基础上，研究伪蒙疆文坛独特属性及蒙汉作家不同创作心理，必将有助于对沦陷区文坛划分展开重新思考，并进一步揭示殖民地写作与殖民者所欲构建的“大东亚文学”之间，难以弥合的结构性裂痕。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抗战时期绥远沦陷区文艺报刊与民族主义思潮研究”(13YJC751052)的阶段性成果］

（妥佳宁，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原载《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