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对于学界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早在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发起主办的第一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使得少数民族文学这一原本非常偏僻的学科引起了越来越多主流文学研究界的关注，也开始引发了学界关于多民族文学研究诸多新颖而尖锐问题的讨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学术影响。到了2006年，在第三届“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学界又专门围绕“多民族文学史观”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从而将多民族文学研究的微观审视与宏观文学史的建构联系起来，再次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乃至主流文学研究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此后，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这一论题，不仅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和主流文学研究界关注的一个热点，也得到了诸如民俗学、文化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跨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从而也大大推动了多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学史观理论建构的发展。

　　正是在这一学术研究背景下，由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和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主办的“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8月在乌鲁木齐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近50位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余份，他们从不同的学科角度、不同的文化视角围绕“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这一会议主题进行深入的学术讨论和发言，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多元化、多样化的特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刘勇在开幕式上首先对本次会议的主题从三个方面作了高屋建瓴的阐述，即：关于理论的丰沛和实践的缺乏的问题、关于多民族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合法地位问题、文学史的写作中经典化问题。认为目前关于此论题主要是实践的缺乏而非理论的存在，学术上对于多民族文学研究和多民族文学史观的理论建构已无太大争议，缺失了多民族文学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不能称为真正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当下文学史写作的趋势是将文学史“越写越薄”，这就要求文学的经典化，但经典化的同时决不能忽略民族话题。随后，大家围绕这一主题又比较集中地讨论了以下四个论题。

　　一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多民族文学”

　　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多民族文学’”相类似的论题实际上早已引起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多次讨论，相关的学术成果也比较多，此次研讨会也只是希望在以往成果的基础上将之进一步深化。

　　南京大学马俊山在发言中就通过具体文本的细读进一步说明了现代文学史还是现代汉文学史，离真正的中国文学史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虽已有沈从文、老舍等少数民族大家，但以民族的角度真正锲入的尚少；我们更多的是以统一的、向现代性的眼光抹去了民族特点，从而忽视了其独特性；而且还有诸多优秀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尚未成为叙述对象。在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多民族文学”进行研究时，应首先立足于母语文本的原文阅读，其次立足于汉语译作和汉语作家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兰州大学文学院古世仓的发言则提出了少数民族文学被遮蔽和压抑的问题，他认为少数民族作家作品应有其独特性，老舍、沈从文等大家在书写过程中常常会对其民族独特性加以掩盖和遮蔽，但他们作品所表现出的一些内容又是汉族作家的表述所不具备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特性被遮蔽掩盖和压抑，表现在书写上则是弱化民族特性。上海鲁迅纪念馆李浩的发言认为沈从文的写作是地域问题，地域的不能等同为民族的，个别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不能取代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

　　对此话题的讨论反映出“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中国文学本是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共同创造和拥有的，但长期以来，在以汉族文学为代表、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少数民族作家和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往往被忽略、被湮没、被遮蔽，从而导致了汉族文学地位的中心化和其他所有“非汉民族文学”的边缘化、陪衬化；文学研究也主要体现为一种以汉族文学为中心的研究倾向。这种现象已经成为限制我们认识中国文化内在多样性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我们无法真正开启对少数民族文化和文学之价值发现的一个蔽障。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彻底改变“中国文学史=汉族文学史”、“中国文学史=汉语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汉族文学史+少数民族汉语文学史”的传统文学史书写思路，从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观来重新对中国现代文学史进行新的建构。

　　二  汉族作家与多民族文学

　　此论题首先关系到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界定，事实上什么是民族文学或少数民族文学一直就是一个说不清的问题，是以作家民族身份确定、还是以作品题材内容确定亦或是文本的语言确定，学界一直也争论不休；另外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作家的民族归属、作品的民族特色也往往成为被漠视的存在，以老舍、沈从文为例,几乎从来没人把他们的作品看做是满族或苗族文学，这本身就反映出文学研究的“汉文化中心”倾向，我们往往仅以汉族文学的观念、类型和标尺去度量其他民族的文学实践。所以，对于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一现象，是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的。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高旭东在发言中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古今表达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古代难以找寻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这种状况本身就显示出汉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忽视，因此我们当下应更多地采取一种比较文学的视野对少数民族文学文化进行研究。新疆大学人文学院的麦麦提•吾休尔《中国现代文学的维吾尔语译介管窥》对建国以来中国现代汉语文学作品和汉语文学史在新疆的维吾尔语译介情况进行了整体的梳理，具有较强的文学史料研究价值。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胡昌平《论维吾尔文化对汉族作家的影响》认为汉族作家受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有表层和深层两种情况，表层影响是少数民族文化如民俗风情、宗教信仰、饮食服饰等等只是汉族作家为其作品增添异乡色彩他族情调的一些外在元素，其内置观念却是汉族的而非少数民族的；深层影响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某些价值观念获得了汉族作家的认同并成为其内在的一种文化需要。广州中山大学邹鹃薇《从〈五朵金花〉看汉族编导对少数民族爱情的文人想象》认为拍摄于1959年以白族男女爱情为题材的故事片《五朵金花》向我们展露了汉族编导在少数民族题材为背景的电影中暗藏着的以汉族文化传统为中心的文人式爱情想象；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文化遗产成就了《五朵金花》等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汉式爱情模式。新疆大学人文学院张华《犹在镜中——近期电影中的哈萨克族女性形象》从分析哈萨克族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入手，揭示出汉族编剧和导演看似从不同面向呈现了哈萨克族女性富于自觉意识的生活，实则远离当下新疆哈萨克女性生存现状；作为镜像式人物，她们不是民族文化的代言人而是创作者理念的化身。石河子大学王清海《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期刊看新疆当代文学的滞后性》从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期刊的现状分析入手，认为新疆当代汉语文学本身就具有滞后性。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成湘丽《从民族文化认同视角重评闻捷诗歌创作的特殊文化策略》以闻捷诗歌创作的历史个案研究为例，分析民族文化认同在20世纪50年代的普遍指向，并从表层的文本实践和内在的话语缝隙中分析闻捷诗歌创作特殊的文化策略及其意义。新疆昌吉学院马海燕《论文化认同在新疆新时期以来回族小说中的显现》认为新疆新时期以来回族文化表现出对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以及中国主流汉族文化的认同，这成为影响新时期新疆回族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背景。兰州大学文学院权绘锦《赵光鸣小说论》从题材、艺术反思和社会批判三个方面对新疆作家赵光鸣的小说创作进行研究。新疆大学人文学院邹淑琴《近30年新疆兵团小说概观》认为独特的兵团文化土壤孕育了独特的兵团文学，并对新疆近30年来兵团的汉族文学发展进行了分析概括。喀什师范学院叶继群在发言中以一个汉族研究者视角来解读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边缘话题。四川师范大学杨亦军的发言则从生态和宗教的角度对《阿凡提》进行了分析阐释。

　　汉族作家深入少数民族生活，描写其民族特殊的历史及社会现实生活，塑造其民族独特的人物形象，反映其民族异域的生活场景、风土民俗和思想文化状况，其在促进各民族思想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上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从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数次民族大融合来看，实际上汉族中心和文化强势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所以，汉族作家学者在面对多民族文学文化时，应该抛却主流汉族文学文化中心的视角，以一种少数族裔和弱势话语为特色的崭新视角去真正认识和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生活，并在与少数民族交往过程中转变角色进行书写和研究，以争取创作、整理、翻译出更多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三  多民族母语写作的影响与传播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文学作家的作品（包括译作），由于大都选用汉语文字作为载体，使得他们的作品缺少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属性，所有的仅仅是一些表层的民族性。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作品在相当意义上，由于使用了汉语文字作为文学创作的载体而失去了鲜明的民族特色，从而汇入汉语文学的洪流之中而难以真正独立。如何让少数民族在文学文化上获得自己的主体性，不再因为“少数”而退居文化的边缘，成为汉文化叙述的补充和附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苏州大学文学院汤哲声在发言中主要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少数民族作品应如何界定？究竟用什么语言去表达作品中的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思维该如何处理？现代文学中的汉族基本意识与少数民族基本意识该如何处理？文学史的写作究竟是以少数民族标准来处理还是以汉族标准来衡量？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文学方面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化问题。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曹万生在发言中强调中国文学史不应该只是汉族文学史，新疆现代少数民族文学是最早接受左翼文学的组群，所以以汉族的“现代”来统一少数民族的“现代”的合法性何在？另外少数民族文学存在二元书写问题，少数民族作家大都是民族群中的精英，身份的矛盾和生存的矛盾如何解决给创作带来的印记？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吕周聚《民族创伤体验与祛蛮写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苗族情结》认为沈从文作为苗族作家，他对湘西及苗族人是充满了情感的，正是他内心深处的民族创伤体验使他创作出了一系列湘西题材的作品，对民族歧视与创伤的描述、对民族歧视与屈辱的祛除、对苗族人淳朴美好人性的呈现、对统治者的反抗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就构成了沈从文创作的内在逻辑，也成了其创作的主题特征。宁夏大学人文学院郎伟的发言认为少数民族文学存在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的双重状况；少数民族特色不应仅仅是风俗的特色，最动人的少数民族文学应是体现最深厚的生活与最深厚的心灵的作品。新疆大学人文学院阿布都沙拉木•旭库尔•诺亚《浅论20世纪维吾尔作家小说意识的扩展》则从题材、主题、创作方法的更新等诸方面对维吾尔作家小说意识的扩展进行纵向描述，总结概括了20世纪维吾尔作家小说意识的扩展规律。南通大学文学院李建东的发言认为应从语义学角度来区分多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并对民族文学的写作手段、写作地域、写作对象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兰州大学文学院杨建军《回族散居群和聚居群作家创作的各自特点》通过对散居群回族作家和聚居群回族作家不同创作特点的比较，揭示了民族居住状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李生滨的发言在对宁夏当代回族小说“三驾马车”进行介绍的同时，也总结了回族文学的当下研究现状，认为地域文学研究的背后恰恰是民族文学。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买买提•吐尔逊《当代维吾尔族新潮小说发展概观》分析了在西方现代主义和汉族文学的影响下，当代维吾尔新潮小说在不同阶段的具体表现。新疆教育学院的阿布都艾海提也就维语文学中的朦胧诗及其发展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文学归根结底是语言的艺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都不是本民族文字的记录，而是由汉语文字记录下来的。“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差异性，尤其是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使得这些用汉语文字记录的民族文学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原有的民族文化特性。民族语言文化的原生态形式不再拥有，而是成为一种汉语言文字所表现的次生态形式。”这就造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处于主导和中心地位的汉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语言鸿沟，再加上区域文化关怀本身的差异性，就使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完全领略少数民族文学的魅力，无法获得对少数民族文学更为真切的感性体验。同时，由于大多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记录形式的非本民族化，使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民族特性，也为其民族性的研究带来困难。

　　四  少数民族的现代文学教育

　　目前中国大学教育中汉语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实际上完全处于被割裂的状态，其造成的结果是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教育和学习，一般都是响应和落实民族政策的产物，主体也多为少数民族学者和学生，而且大多都集中在各个民族院校，他们对汉族或汉字的文学则关注度不够甚至很陌生；而同样对于专门研究或学习汉文学的汉族学者和学生，则一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缺乏系统学习了解。

　　众所周知，一般学生对文学知识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而大学教育的基本方式就是文学史的建构和讲解。在我们的本科生基本没有接触具体文学现象的时候却首先知道了众多的社团、流派与思潮，研究生则在缺乏文学阅读经验的前提下天天忙于“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普通学生而言，在基本不熟悉、不了解甚至没有接触任何具体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向其灌输一整套的文学史框架了。而这样的文学史框架的灌输，本身却又是在把汉民族之外的其他民族视作“少数”之时完成的。

　　所以我们应该突破目前僵化教育体制下的这种统一文学史教育模式，加大培养懂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人才的力度，提倡不同民族区域在搜集整理本民族特色文学作品的前提下，努力建设自己全新的文学史叙述，并鼓励将这些文学史新叙述连同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向其他民族区域进行翻译和传播，不但要跟汉族地区进行传播交流，而且更要和不同少数民族区域之间进行传播交流。如果能这样的话，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或许会有比今天丰富得多的多民族文学创作的感受和体验。也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教育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观。

　　总体而言，本次学术研讨会所讨论的议题有一些是对以往学界讨论热点的自然延续，但更多体现的却是在以往理论建构基础上对新疆和其他偏远地区少数民族具体文学实践活动的关注。与会专家学者结合最新的学术动态，表达了将来对“多民族文学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构建”进一步细化研究的希望，那就是尽力扭转理论丰沛和实践缺乏的局面，加大培养懂得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人才的力度，以便对更多优秀民族文学进行整理、翻译和介绍，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各民族间的语言文化交流，努力促成中国多民族文学的和谐发展、共同繁荣。

【单宏军，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3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