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篇历史小说是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体裁之一。当代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经常以该类小说为载体，通过重构本民族历史和“自我表述”方式将强烈的民族认同植入其中。文章以当代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为考察对象，通过剖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来探索新时期维吾尔族作家如何在历史小说中叙述历史与建构民族认同问题。

　　关键词：维吾尔族；当代文学；长篇历史小说；民族认同

　　引言

　　在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长篇历史小说可以算是最有影响、最受欢迎的文学体裁。据粗略估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维吾尔族作家已创作了近三百部长篇小说[1]，其中历史题材的作品占一半以上[2]，这对于一个只有10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在全国各少数民族中也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从质量上看，历次获得少数民族文学最高奖项—“骏马奖”的九部维吾尔文长篇小说中，历史题材的作品就占了六部[3]。上述情况足以表明长篇历史小说在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的影响力和重要地位。

　　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热潮绝非偶然现象，究其缘由，似乎应从蕴含在这些作品深处的民族认同建构的意象中去探寻。实际上，民族学家与人类学家早就讨论过民族认同与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便认为小说和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象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4]柄谷行人则进而论断说：“‘小说’在民族形成过程中起了核心作用，而非边缘的存在。‘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象的共同体’。”[5]

　　关于民族认同,安东尼•史密斯将其定义为“由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6]无论是“遗产”“象征”“价值”，还是“神话”“记忆”“传统”，无一不指向了历史。可以说，历史记忆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民族成员正是通过共享和传承相同的历史记忆，并运用种种手段对历史记忆进行修正、选择、重构，使之不断符合其对自身所在共同体的想象，以此生产、维系和强化本民族的认同。

　　历史本身不是“文本”，也非“叙事”，却“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通过它的事先的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7]。历史文本既包括经由国家或学术机构等权力主体书写并赋予其权威性和正统性的“正史”与“历史教科书”，也包括其他经由体制内作家或民间人士以一定程度的想象、虚构，加以相应修辞手法创作而成的历史文学作品，而历史小说就是其中的一种典型文本形式。所谓历史小说“，多泛指将真实或虚构（或二者皆有）之人、事，与某一引人深思注目之历史时空交织形成的作品”；“这类小说为传达历史感，不仅借用事实证据的引涉（如人名、日期、某时期社交的行为礼节），也力图引发读者对史实经纬的兴趣及有关历史变动的意义探究”[8]。无论是正史的书写，还是历史小说的书写，二者本质上都是某种关于历史的话语实践。按照海登•怀特的观点，两者并无实质区别：历史叙事“利用真实事件和虚构中的常规结构之间的隐喻式的类似性来使过去的事件产生意义。历史学家把史料整理成可提供一个故事的形式，他往那些事件中充入一个综合情节结构的象征意义。”[9] “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作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运作。”[10]如果说怀特从历史书写的“文学性”出发，某种程度上解构了“正史”相对于小说的过高的“权威性”，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似也应承认历史小说尽管本身是文学作品，却具有某种同正史相类似的叙事功能。而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其关于自身历史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因其在篇幅和叙事上的特点，能够比之正史更好地运用“想象”“隐喻”与“建构”等方法，在唤起民族共同记忆的同时，亦能更大程度地激发民族内心的深刻情感，正所谓“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11]，因而十分适合充当建构民族认同的手段。

　　令人关注的是，在维吾尔族知识界，学术与文学、学者与作家的界限并非十分严格。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往往具备作家和知识人的双重身分，其作品往往在“文学修辞与严格学术之间”[12]。有学者指出，“尽管维吾尔族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个民族，但是有关历史的书面资料奇缺……即使阅读一些有限的历史资料也不容易”，“从而使历史题材小说作品成为了他们认识和理解历史和过去的重要载体之一”[13]。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长篇历史小说作为跨越文学与历史界限的一种叙事文本，对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和读者而言，某种程度上就有了与正史叙述相类似的地位。可以说，阅读长篇历史小说是维吾尔族群众获得本民族历史知识的最重要的途径，以至于相当多的维吾尔族群众将长篇历史小说作为真实的历史，他们“很可能将《赛依迪耶汗朝简史》与文学作品《赛依迪汗》相提并论，混为一谈”[14]，还会将《苏图克•布格拉汗》中的情节当作权威性的历史结论。[15]

　　上述可见，研究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的内容、思想与题材，对于探索维吾尔族民族认同建构的特点和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当代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为媒介，以其革命题材和古代题材作品为考察对象，探究新时期维吾尔族作家如何在小说中再生产历史叙事与建构民族认同问题。

　　一  当代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的产生和发展

　　长篇历史小说在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属于较晚出现的题材。新中国成立之初，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强大的革命话语主导了当时的文学创作,阶级斗争、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等成为当时作品中最主要的内容，而维吾尔族自身的民族认同则基本隐藏在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之下。如果说作品也体现了对某个共同体的想象的话，那么这种想象更多的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以及为之奋斗的“阶级共同体”的想象，而并非是对维吾尔族自身的想象。或许正因如此，改革开放前的维吾尔族文学以反映现实题材的诗歌和中短篇小说为主，惟一的一篇长篇小说是柯尤慕•图尔迪于1973年创作的《克孜勒山下》，以农业学大寨和农村阶级斗争为主题，而历史题材无论是在长篇小说还是中短篇小说中都极少触及，连革命题材的作品都十分罕见。

　　1976年以后，维吾尔族终于有了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即柯尤慕•图尔迪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创作的《战斗的年代》。作品讲述了新疆解放前后南疆维吾尔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减租反霸、土地改革的过程。此后，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就开始步入了创作“热潮”,整个80年代相继产生了二十余部长篇历史小说，占到同时期全部维吾尔族长篇小说的60%以上。长篇历史小说的兴起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使得各民族都更加重视自我并延及自身的民族身分，都在程度不同地追寻本民族文化的“根”，而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有助于唤起民族归属感和共同记忆，因而成为了各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具体到维吾尔族而言，这一阶段大多数作者都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文学创作经验出发，十分自然地选择了农民起义、“三区革命”等革命题材作为自己书写民族历史的主要内容。比如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的《足迹》和《苏醒的大地》、阿不都热合曼•卡哈尔的《伊犁河的波涛》、吐尔地•萨木萨克的《从阴间来的人》、艾海提•图尔迪的《被遗忘的人》等。维吾尔族作家自主书写本民族的革命历史，有助于突出民族的主体性，同时也符合国家的主流历史叙事话语，有利于找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契合点。80年代后期，赛福鼎•艾则孜创作了长篇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该作品第一次超越了既有的革命历史叙事，转而以一千年前的喀喇汗王朝为背景，以古代君主、贵族作为主要人物，将着眼点放在了本民族久远的过去。作者所拥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身分，更使作品受到广泛关注，具有很强的示范性作用。可以说，该作品的产生标志着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地从更加遥远的年代和更广阔的空间中去寻找本民族的历史素材，探寻维吾尔民族文化的根源。

　　90年代以来,维吾尔族长篇小说的创作进一步繁荣，其中历史长篇作品不仅数量显著增加，而且题材范围更加广泛。这一阶段中，革命题材作品仍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知名的有祖尔东•萨比尔的《故乡》、买买提力•热依木的《血迹》、努尔•肉孜的《安江巴依》等。除革命题材之外，在维吾尔历史乃至蒙古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各个王朝及政权也都有了相应的代表作品。如记述匈奴时期的有阿迪力•阿不都拉的《冒顿单于》，记叙回鹘汗国的有帕尔哈提•吉兰的《鄂尔浑谱系》、艾拜都拉•伊布拉音的《怀信可汗》，反映喀喇汗汗国的则有帕尔哈提•吉兰的《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米尔扎依提•克里木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等，记叙高昌回鹘的有帕尔哈提•吉兰的《高昌之星》、艾拜都拉•伊布拉音的《第五子》等，描绘察合台汗国的有亚森江•萨迪克的《诸王传》、阿不都外力•艾力的《秃黑鲁帖木儿汗》等，讲述叶尔羌汗国初期的有米尔扎依提•克里木的《赛义德汗》《苏丹阿不都热西提汗》、吐尔逊•尤努斯的《王后阿曼尼莎汗》等，以叶尔羌汗国后期及和卓统治时期为背景的有艾海提•图尔迪的《不幸的赛义德亚》、阿不都外力•艾力的《阿帕克和卓》、亚森江•萨迪克的《魔鬼夫人》等。值得提及的是，记叙清代统一西域之后的有外力•克里木的《纯洁之塔》、司马义•铁木尔的《无界疆域》、吐尔逊•力提甫的《天山勇士》、阿依先木•艾合买提的《穆罕默德伯锡尔亲王》等。另外对阿古柏入侵时期也有描写，如艾拜都拉•依不拉音的《痕》等。还有一些由经典传说改编的作品，如艾合坦木•吾买尔的《艾里甫和赛乃姆》等。同时，具有神话、传奇或者寓言色彩的小说作品，如买买提江•萨迪克的《九层塔之谜》、帕尔哈提•伊里亚斯的《楼兰之子》、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被沙漠淹没了的古城》等，也纷纷问世。

　　二  革命题材长篇小说中的历史叙事及其对民族认同的表达

　　革命题材长篇小说体现了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对本民族的一种现代性的想象，他们将“革命”视作民族主体性生成的过程。绝大多数革命题材作品都具有鲜明的“史诗性”，其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16]。其中，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的两部作品《足迹》和《苏醒的大地》可谓是史诗性的典型作品。前者记述的是1912年铁木耳•哈里发领导的反对哈密王封建剥削的农民起义，后者则记述了20世纪30年代由和加尼牙孜领导的反对金树仁统治的农民起义。这两场起义有紧密的承续关系，虽然都发生在哈密一隅，却对整个新疆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两部小说全方位地再现了上述历史，展现了当时新疆的政治、社会、文化风貌，塑造了诸多属于不同民族、阶级和利益共同体的“真实”或虚构的人物形象。祖尔东•萨比尔的三部曲《故乡》是另一部经典史诗性作品。小说以虚构的努尔等人的经历为主线，完整地再现了“三区革命”从酝酿、爆发、发展直到胜利的全过程。作品全面反映了20世纪40年代伊犁地区的整体社会风貌，刻画了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不仅如此，作品还以“三区革命”为中心，将伊犁乃至整个新疆近二百年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连接起来，“堪称一部维吾尔近现代社会的百科全书”。[17]

　　史诗性作品往往高度赞美牺牲和捐躯，将其视为生命的升华，从中获得某种悲壮的美感。这一书写方式与民族主义有着天然关联。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与死亡和不朽联系十分紧密，正是对牺牲的先驱者的纪念，使“共同体的宿命转化为连续，偶然转化为意义”[18]。史密斯也指出,民族往往被视为“拥有其历史需要并造就的天命—民族独特天命的群体”；“天命道出了超越，可能是超越死亡而不朽；因为我们将在后辈们的记忆和评判中‘继续活着’。”[19]在革命题材的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中，就普遍体现了对“不朽”“永恒”的赞颂和追求。比如《足迹》一书就以这样一首诗歌作为开篇：

　　跨上马背的时候我们风华正茂，

　　如今我们的子孙已纵马驰骋。

　　踏上征途的时刻我们人数寥寥，

　　今天我们的商队人强马壮,旷野中留下我们的足迹。

　　这足迹留在沙漠荒原、高山达坂，

　　荒野中，无数英雄长眠，无处安葬。

　　不，不要说我们死无所归!

　　你看那早春的大地，红柳染色，鲜花盛开，这便是我们的安眠之所。

　　留下了足迹，留下了征程，一切都留在了远方，

哪怕狂风卷起，飞沙走石，也无法湮没我们的足迹。

驼队前行，永不停息，纵使我们的马匹瘦小羸弱，

终有一天，我们的子孙也会寻到这足迹。[20]

　　全诗以驼队、足迹作为对以铁木耳为代表的维吾尔族先驱者的隐喻。伴随着《足迹》一书的热销，这首诗也广为流传，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维吾尔族诗歌之一。《足迹》结尾则充满仪式色彩：铁木耳牺牲三十余年后的1949年夏初，“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与阿巴索夫并肩漫步在伊犁河边，共同缅怀铁木耳的英雄事迹，并立誓教导后人永远追随前辈的“足迹”。众所周知，彼时正值“三区革命”胜利和全国胜利的前夜，这一结尾似乎寓意着铁木耳等先辈为之献身的解放事业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然而，只要稍微了解新疆现代史的读者就会知道，按照时间来看，就在这次对话后不久，阿合买提江与阿巴索夫就在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他们虽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却注定无法享受胜利的果实，自己也将成为与铁木耳一样的“先烈”，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遗憾和一串串不灭的“足迹”。作品结尾的这一安排留下了悲剧的伏笔，具有强烈的悲壮意味。

　　除史诗性外，革命题材作品往往还体现出典型的“成长性”。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最初是仅有朴素情感的普通人，随着情节的不断发展，逐步“成长”为自觉的革命者，“由自在状态的反抗转变为投身于自为状态的斗争，把争取大多数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目标。”[21]至于成长的动因，他们有的是接受了现代知识“规训”，比如《故乡》中的努尔，本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在进入伊犁著名的“亚尔达木”学校读书后，系统地接受了现代知识和观念。有的则是在经历磨难和考验后成长，比如《苏醒的大地》主人公和加尼牙孜一开始只是一个普通山民，曾为反抗不公而加入铁木耳领导的起义，起义失败后，他为躲避哈密王追捕流亡各地，在俄国期间参加了俄国政府组织的军训，又从“布尔什维克”战友那里接受了革命思想。曲折复杂的经历，使其思想不断“升华”“飞跃”，终于“成长”为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还有的是受到了革命先驱者的“启蒙”。《战斗的年代》中的阿塞穆先生和共产党人邓达喜，《伊犁河的波涛》中的艾尼瓦尔先生，《被遗忘的人们》中的库特鲁克先生，都是小说主人公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者和引路人。在有关成长叙事的小说中，《从阴间归来的人》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作品。男主人公阿不都热合曼在投身“三区革命”之前，曾在反动当局的诱骗强迫下，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并亲身见证了“反动军队”的黑暗。而其妹妹古丽克孜则被国民党强行带入内地，后被红军西路军解救而参加革命，并在1949年随解放军进军新疆重返故乡，其“启蒙”“成长”的主要环节是在内地，在共产党和红军的关心指导下完成。作者的这种情节安排显然有其深意，兄妹俩分别加入不同阵营，而这两大对立阵营都是超民族的，本质是阶级的。这表明维吾尔族的解放并非仅仅是自己民族的事，而是与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对毛泽东“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论断的具体诠释。

　　改革开放后创作的革命题材小说，无疑会在作品中体现鲜明的革命话语，但这并没有如改革开放前的作品那样压抑自身的民族认同，相反是通过对革命进行自我表述的方式将民族认同予以主动彰显。由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受到苏联和陈潭秋、林基路、茅盾等进步人士的影响，在维吾尔族知识分子中间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左翼话语和革命激情。诚如汪晖所言：“当年茅盾这些人把新文化运动的很多成果介绍到新疆，很多维吾尔精英是非常认同的， 他们觉得这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新文化”；“那时候新疆的精英不会觉得新文化是汉人的文化，而是一个新的、代表了真正进步的目标的文化，这也是维吾尔民族应该认同的文化。”[22]革命题材作品的作者都是这种新文化的自觉支持者和接受者，有的本身就是革命的参与者。他们将共产主义视为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方向，并认为一个民族越是主动地选择共产主义道路，这个民族就越是进步的，也是越值得骄傲的。如果说作品体现了作者的民族诉求，那么这种体现就在于作者力图证明维吾尔民族是主动选择共产主义道路而非被动接受，是主动参加乃至发起革命而非被动卷入，并希冀以此揭櫫维吾尔民族在中国这一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光荣而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

　　革命题材作品在揭示革命胜利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时，也没有忽视表现革命进程中的“复杂性”和“局限性”。比如《故乡》在叙述“三区革命”发展过程的同时，对于一度出现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以及民族仇杀的事实，也予以了相当程度的呈现。作品将错误和悲剧发生的原因归结为缺乏革命的正确领导，而随着进步力量逐渐掌握革命领导权，错误得以纠正，悲剧也得以终结，这与官方正史对“三区革命”的叙述是一致的。作品中的一个重要角色艾尼•巴图尔（意即英雄）本是盗匪出身，最初被称作艾尼•乌格力（意即窃贼）。[23]而当他参加革命后，则因作战勇猛而声名大振，名号也从“乌格力”变成了“巴图尔”，成为了“英雄”。即便如此，艾尼也始终没有改变其草莽、粗暴的一面，而作者对此也并不讳言，在作品中多有体现。其逻辑在于，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只要站在了历史的正确一方，就可成为“民族英雄”。由于“革命”“进步”超越了个人道德层面的善恶和个人的命运沉浮，因而在小说中出现的短暂“分裂”政权、民族仇杀的悲剧、艾尼的复杂形象等固然同革命的神圣性、纯洁性、道德性存在张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作者的叙事立场，这种现实层面的矛盾性、曲折性、复杂性反而从侧面印证了革命的“规律性”“客观性”“不可阻挡性”。

　　三  古代题材作品的历史叙事及其民族认同的体现

　　相比革命题材小说，古代题材作品所重述的时代与现实有着更为久远的时间跨度，“横亘着绝对的史诗距离”[24]。大多数古代题材作品都是在对本民族久远的“黄金时代”进行书写和追忆，其意义并非在于对既往历史的单纯追述，而在于唤起民族的自豪感，并在现实中重建“真正的民族精神”。小说《苏图克•布格拉汗》即是其中的典型。苏图克•布格拉汗是喀喇汗王朝的国君，在他统治期间，第一次将伊斯兰教引入今天的新疆南部这片土地，同时在内政和军事上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为王朝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在小说中，苏图克•布格拉汗“勇敢、无畏、谦逊、稳重”[25]，外能定国安邦、开疆拓土，内能振兴文教、改善民生。可以说，小说所描述的苏图克•布格拉汗的时代完全满足了维吾尔读者对“黄金时代”的想象。叶尔羌汗国初期是维吾尔历史叙事中所想象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赛义德汗》《阿不都热西提汗》与《王后阿曼尼莎汗》等作品都是以这一时期为背景，其特点在于广泛依托了《拉失德史》《乐师传》等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创作，对该时代社会安宁、君王贤明、文化灿烂、武功非凡表达了赞美。

　　亚森江•萨迪克的六卷本长篇小说《诸王传》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说讲述了从1416年察合台汗国失儿•马黑麻汗即位起，直至1514年叶尔羌汗国建立的近百年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描述的历史是一段诸王割据、竞相废立、战乱频仍的时期，在维吾尔历史叙事中并不像其他“黄金时代”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因为此，尽管这段时期的历史文献十分丰富，但是在《诸王传》问世前，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以此时段作为背景。作者选择对这段历史进行书写，可谓是填补了一段创作空白。小说力图最大限度地展现15世纪至16世纪时期的民族文化、风俗习惯、道德伦理、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方面的风貌，作品中出现了大量古代的政治、社会文化术语，还有诸多以“副文本”形式呈现的符合古察合台文规范的书信、圣旨、公文等文书。[26]作品特别注重体现语言的地域特色，来自不同地区的王公贵族，其语言都带有所在地区的典型方言特点。[27]这种语言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体现。比如在《穆罕默德伯锡尔亲王》《牧人出身的君王》等以哈密、吐鲁番为背景的作品中，广泛出现了当地方言的特有词汇，同时，还引用了大量当地传统民歌、谚语。在《痕》等以和田为背景的作品中，也充满了大量对当地景观、民俗、历史文化，以及方言土语等“地方性知识”的描绘与介绍。不同地区、不同绿洲，尽管在风俗、语言上存在细微的差别，却都同属于一个更大的区域范畴。正是这种同质却又各具特点的差异性，勾勒出了维吾尔族观念中历史地域的轮廓，从多样性中引申出了同一性。

　　古代题材作品的另一大叙事模式当属悲剧化叙事，即对民族命运的悲情书写和对“民族性”的批判与反思。这种批判与反思，是民族“启蒙”和“觉醒”的重要内容。买买提明•吾守尔的《被沙漠淹没了的古城》可以说是一部关于维吾尔民族命运的寓言式作品，对维吾尔族的“民族性”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剖析。作品中“无忧城”的百姓，可视作对整个维吾尔族的隐喻，他们本质善良、热情好客、致富有方、崇尚自由，生活无忧无虑，另一方面却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目光短浅、保守僵化、怯懦怕事，乃至于遭到了“灭国”的命运。城中某族长之子吾买尔、巴拉提兄弟则可视为作家心中民族“劣根性”的另一种极端体现。他们贪得无厌、寡廉鲜耻、见利忘义，为了多分一点财产，不仅兄弟反目成仇，甚至还一起将四岁的亲弟弟赛帕尔抛弃。在金钱、美色、权力等种种利益诱惑面前，他们的人格被高度异化，乃至丧失了基本的人性。熟悉维吾尔族历史叙事的人，很容易将他们与阿古柏统治时期疯狂敛财的野心家尼牙孜伯克等已经符号化的反面人物联系起来，小说对民族“劣根性”的展现可谓淋漓尽致。当然，作品也塑造了一些正面形象，比如品德高尚、开明睿智的游侠苏普尔格，似乎隐喻维吾尔历史上著名的英雄、学者。而作者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勤劳、朴实、善良、勇敢的“沙漠之子”—当初被两个哥哥抛弃的赛帕尔身上。

　　如果说《被沙漠淹没了的古城》是用虚构的形式对维吾尔历史进行隐喻，那么更多的悲剧叙事则是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年代予以重述。其中，对叶尔羌汗国后期和卓乱政的近百年历史的书写，尤为典型。以这一时期为题材的作品有《不幸的赛义德亚》《魔鬼夫人》《阿帕克和卓》《马赫图木阿杂木及其子孙》《人质和卓》等，在《跨越天险的人》等作品中也有所涉及。相比“黄金年代”作品对英雄的赞颂，这类作品中更加突出对“民族敌人”的鞭挞和批判。作品界定的“敌人”既包括来自外部的敌人即准噶尔侵略者，也包括民族内部的敌人即和卓家族及其代表的苏菲派教团。上述小说的作者认为他们将自己的私利凌驾于民族整体利益之上，必须对维吾尔民族“黄金时代”的中断承担责任，在作品中对其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在这些作品中间，亚森江•萨迪克的《魔鬼夫人》独具特色。作品的主人公—阿帕克和卓之妻、叶尔羌汗国公主穆提拉姆，在史书上以杀人如麻而闻名，被称作“魔鬼夫人”，在《阿帕克和卓》《跨越天险的人》等作品中亦被描绘为阿帕克和卓的帮凶，而在这部作品中，却被塑造为赛义德汗国伟大的军事家、杰出的将领，汗国忠诚的守护者，一位伟大的女性统治者。[28]作者将公主及其所代表的叶尔羌汗国王室表述为维吾尔民族精神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象征开明、进步、公正，而和卓势力则代表着愚昧、落后、宗派主义，是为一己之私不惜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公主嫁给阿帕克和卓，是在汗国政权被和卓篡夺之后不得已而采取的策略。在获得和卓信任和“王后”大权后，她利用教派矛盾，设计将和卓刺杀，一度夺回了汗国的最高权力，并对和卓教徒大开杀戒，其目的在于铲除为害已久的教派势力，虽然手段残忍，却是维护汗国政权的正义之举，只是最终在宗教势力的反扑下失败身亡，还被宗教舆论污蔑，背上了“魔鬼夫人”的骂名。作者通过对历史记载模糊之处进行大胆地颠覆性想象，并将其与既有“史实”串联起来，重构了历史叙述，为“魔鬼夫人”进行了“翻案”“正名”。不过,作品并没有因此改变对和卓集团的否定和批判。它颠覆的只是“魔鬼夫人”个人的形象，而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关于历史的整体叙事结构却并没有改变，反而在颠覆中得到继续加强。

　　结语

　　应该说，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当中是具有相当地位的，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一些作品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语言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而作品对本民族历史的重构和追忆，也唤起了维吾尔族读者在内心深处对民族这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耐人寻味的是，当今天的汉语长篇历史小说正在逐步走向多元化，传统的宏大历史叙事不断被解构、颠覆，家族叙事、乡土叙事、神话叙事、架空叙事等种种形式的所谓“新历史小说”不断出现的时候，大多数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仍在采用宏大叙事的手法，追求创作的“史诗性”，由此为历史与现实赋予存在的目的和意义。这似乎表明，在大多数维吾尔族知识分子的心中，本民族的主体性仍未建构完成，他们仍然有着通过文学创作来描述、建构乃至再生产历史，铸造民族精神的强烈欲望和冲动，将“重述民族悠久历史中的典型事件，并以此来再次照亮今天”,视为“当代作家的神圣使命”。[29]

　　正如周宪所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史，尽管它们内容和形式上千差万别，但是都会形成或生产出特定的经典作品，没有经典也一定会制造出经典”；“通过经典作品的反复解读，一代又一代人就被建构成一个关联复杂的‘想象的共同体’，形成许许多多的共享体验和概念。”[30]长篇历史小说以文学叙事“重现”本民族的历史，让成千上万维吾尔族读者通过阅读不自觉地思索自己的身分，想象自身存在的目的、意义和方式。而小说本身又因其在建构民族认同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被迅速地传播、复制，并被纳入到维吾尔族文学史这样一套权力话语的框架之中并予以“经典化”。其成为“经典”的同时，也成为了“民族独特遗产”的一部分，并为后人“持续复制和阐释”提供养料，既而成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继续建构民族认同所需材料的供给源。《足迹》《苏醒的大地》《故乡》《被沙漠淹没了的古城》等经典作品，连同其作者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祖尔东•萨比尔、买买提明•吾守尔等，都成为了维吾尔族醒目的“文化符号”，成为了维吾尔族民族认同的重要参照坐标。长篇历史小说这种对民族认同的“双重建构”的作用，是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一个值得认真研究与仔细玩味的现象。

　　毋庸置疑，在看到长篇历史小说在建构维吾尔族民族认同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认识到，任何民族认同都具有两面性，在我国这一统一多民族国家里，适当程度的民族认同无疑有利于继承和发展多元民族文化。但另一方面，如果民族认同不加以适当疏导而过度建构，以至于超越了对国家的认同，就容易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实际上，大多数民族主义都是利用了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或者利用传说乃至于“想象之物”来建构本民族的历史。同时，大多数民族主义都在利用文学这一“隐蔽”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和动员，将本民族的历史“神话化”，将本民族的现实利益乃至政治诉求“神圣化”。当代维吾尔族长篇历史小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上述情况。

　　当代维吾尔族文学中普遍存在着“单边叙事”的现象，即“想象虚构的都是本民族的故事，纯粹的本民族的事件、场景、人物、观念和理想充斥其中”[31]，而其他民族在文本中完全消失，似乎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尤为突出。相比之下，长篇历史小说的情况要好一些，有意识地凸显新疆与内地的联系，体现维吾尔族在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作用的作品还是存在的,比如一些革命题材作品及《穆罕默德伯锡尔亲王》《纯洁之塔》《无界疆域》等古代题材作品,但这类作品总体上数量还是较少，大多数历史题材作品都鲜有描述维吾尔族与其他民族及中央政权的关系。诚然，今天的文学更加强调个人的体验和感受，更强调民族性与地域性，这是无可厚非的。问题是任何作品都应该来自于真实的社会生活，而其他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难以回避的社会真实，对此当然无需刻意体现，但就作品的全面性与完整性而言，似亦不应刻意回避。所谓“单边叙事”，实质仍是“当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修辞”[32]，虽然是当下民族文学中普遍存在、难以避免的现象，却也似乎应当尽量予以超越。

　　此外还要特别重视读者、社会对作品“解读”的问题。特里•伊格尔顿指出：“一切文学作品都由阅读他们的社会‘重新写过’。”[33]实际上，文本一旦写作完成，其阐释权就由作者转移至读者和社会手中。在新疆社会本身面临诸多复杂问题的今天，也必然会出现对特定文学作品的基于不同立场和不同目的的阐释与解读，不排除作者的本意被曲解、误读以及作品中原本适度的民族意识被无限扩大和引申的现象存在。个别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对古代题材作品的“解读”中，通常会有意识地引申出某种现实的政治诉求。对他们来说，小说中所“揭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及其所呈现的各种“文化符号”都在强调维吾尔族在历史上对今天的新疆地区实行过有效的管理和统治，而这也就意味着其对现实独立的追求有了历史的依据乃至“合法性”。对一些具有批判性、反思性的“悲剧性叙事”作品，他们往往将“悲剧”同现实联系起来，将今天视作所谓“历史悲剧”的延伸，其反思、批判最终都是为了改变现状。比如个别极端民族主义者也激烈地批判阿帕克和卓政权，但其逻辑是：和卓政权的罪行在于以宗教狂热代替民族意识，为维护宗教上层利益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导致维吾尔人先后臣属于准噶尔汗和清王朝，使得维吾尔人失去了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机会。[34]这样的解读，似可理解为他们在渲染悲情的同时，为追求民族独立进行思想动员。

　　在革命题材作品中，由于新疆地区近现代历史本身错综复杂，各种势力在新疆一带互相竞争与博弈，许多历史事件，如20世纪30年代变乱、“三区革命”等，其产生、发展和兴亡往往是各方角力的产物，许多历史人物，如和加尼牙孜、艾尼•巴图尔等往往扮演了多重角色，这也导致了今人对当时的许多事件和人物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评价，作品中也往往存在多重叙事话语，在革命叙事同民族叙事、国家叙事中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张力。在这种情况下，对相关作品的解读就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美国学者鲁德尔森就将阿不都热依木•乌提库尔的小说创作解读为一种隐晦地宣扬民族主义的策略。[35]台湾学者吴启讷则认为《,故乡》（注：吴氏称之为《祖国》，乃译法不同）的创作，是在“毛泽东有关‘三区革命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的定义的保护伞之下”，“尽情呈现了突厥穆斯林的反汉情绪”“，并有意凸显伊宁政权是完整而有效运作的独立国家的事实”[36]。上述解读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足迹》《苏醒的大地》《故乡》等小说不仅在新疆维吾尔族群众中广为传阅，在海外流亡东突分子中也有众多的拥趸，在各种宣扬分裂主义的网站、书籍、文章中被广泛引用、广为传播，以此“激励”境内外东突分子“不畏牺牲”“前仆后继”地进行斗争。[37]出现这种情况，恐怕是作者始料未及的，也是我们应加以认真研究的。

　　本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路径与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5ZDB28）阶段性成果之一。

（孙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边疆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3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