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金莲小说中“女童-少女-母亲”叙事视角的迁移使她的女性书写成为了典型的关于自我性别认同的文化叙事，其中隐含着对于女性、乡土、民族文化等层面的复杂体验，折射了回族乡村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超越的可能。

　　关键词：马金莲小说；女童视角；母亲意象；“父亲的缺席”

　　回族作家马金莲在当今文坛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与80后作家相比，“几乎没有精神气质上的相似性。”[1]与其他女作家相比，她“还处在一种自然、自在、自为的写作状态。”[2]即使在西海固，马金莲小说“关于时空的个性化生命体验”[3]也使她不同于其他回族作家。而“回族特有的民族精神”[4]又使马金莲小说有别于一般的乡土文学。评论者肯定了马金莲小说日常经验的诗意化、民族信仰的生活化和苦难叙事的厚重感，但认为马金莲小说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并不完全得益于从儿童或女性视角获得的叙事经验”[5]，这恰恰轻视了小说叙事形式与内容之间的表里相依关系。笔者认为正是这种独特的女童叙事视角使她不同于其他西海固作家，也正是女童视角保证了小说内在呈现的诸多可能：第一，这些女童扎根于日常农事生活，女童视角赋予日常经验以诗意。第二，因为女童不曾接受教育或者受教育程度低，女童视角中的民族宗教活动没有其他文化视野作为参照，没有价值判断，因此既无神秘感也不景观化。第三，女童视角所体现的儿童思维的绝对化和扩大化特点，正好对应了成长中的身分认同困惑，从而避免了叙事话语陷入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普遍的城乡二元机械思维。第四，马金莲小说以其不带批判的天真女童视角书写苦难与性别歧视，虽然弱化了苦难叙事的社会批判功能，但更能将读者的思考引向文化内部。最主要的是，马金莲小说普遍的女童视角使她的乡土书写成了典型的关于自我性别认同的文化叙事，其中隐含着对于女性、乡土、民族文化等层面的复杂体验，折射了回族乡村女性主体建构过程中存在的困境与突围的可能。这或许是马金莲小说最为独特的贡献。

　　读者不难发现马金莲小说普遍采用女性（女童）视角，在有些小说中表现为“我”、赛麦、芒女和阿依舍等人的女童视角，在另一些小说中表现为马兰、雪花等已婚女性的视角，还有一些小说如《念书》等表现的是少女视角。如果将马金莲的中短篇和长篇小说《马兰花开》对比细读，我们发现在马金莲的扇子湾中，这些女性虽然形象各异，姓名不同，但作为从未出过大山的回族女性，她们感知世界的眼光汇集成了某种一致的视角，仿佛某个女子随着成长，经历了“女童—少女—母亲”视角的迁移。

　　一  母亲意象与自我匮乏感

　　马金莲小说的女童视角叙事中出现了一种类型化的母亲，她们忙于农事劳作与日常家务，包容丈夫的种种行为，为生养儿子焦虑，有的中年病故，有的早早寡居。这些母亲是《赛麦的院子》中赛麦的母亲，是《长河》中“我”的母亲，是《坚硬的月光》中“我”的奶奶，是《五月散记》中的哑奶，是《马兰花开》中马兰的婆婆，等等。如果从人物形象的艺术性而言似乎有着千人一面的缺憾，但如若细察小说就会发现，这种母亲形象频频出现，已经成为了一种母亲意象。对于女童而言，“母亲意象是（儿童）将客体（母亲）的好和坏的方面，经过长期内化形成的一个内部完整的表象。”[6]这种母亲意象折射了女童成长中对于自身及其女性身分的认识过程。精神分析心理学认为“一个人内心世界的结构模式是将他与他人尤其是母亲的关系进行内化的结果。”[7]人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密切，通过研究儿童与母亲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可以探析人的心理结构与主体意识。

　　马金莲小说中的母亲忙于各种农事和家务劳作，无暇顾及女儿，“赛麦感觉离母亲远远的。”[8] “母亲也厌烦女儿，或者说她对女子怀有一种难以说清的遗憾。”[9]这遗憾虽然关乎养老和面子问题，但更深地折射了母亲身为女性对自身性别的认识：女性比男性地位低下。母亲憎恨自己身为女人，因此当女童成为母亲自我的客体化延伸时，女童往往被母亲当成替罪羊：“惹烦了她，便会招来一顿恶骂，重则是几个巴掌。”[10]扇子湾的女人们以生养男孩作为心理补偿，她们如此唾弃没有儿子的母亲：“生不出儿子的女人还算女人吗，根本就算不上嘛，依我看—尽早休了她，再娶一个，世上女人多的是！”[11]母亲们潜移默化中给女童传递着身为女性的耻辱感，首先体现在对女性身体的羞耻，“我总是羞于细看老师的身材，腿、屁股还有高高凸起的胸，我觉得那是女人身上最叫人羞耻的地方。”[12]其次还体现在女儿们面对爱情与婚姻时自我意识的丧失，马兰、荞花、雪花几乎所有这些女子都接受了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即使《柳叶哨》中的梅梅与马仁彼此喜欢也羞于表达。

　　回族女子将具有女性特征的身体部位视为羞体，体现了传统重男轻女观念与宗教禁忌的融合，更体现了女性群体心理中的自我性别压抑。她们对自身既憎恨又怜惜，打了赛麦耳光之后，母亲会抱着女儿说“我们娘儿都是世上的苦命人。”[13]马兰、雪花们看着刚出生“碎得让人心疼的女孩”[14]，充满了对她们命运的担忧。母亲们的这种态度使得女童对母亲既畏惧又依赖，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和焦虑集中投射为失去母爱的焦虑。在《父亲的雪》中，母亲改嫁后，六七岁的女童踏上了寻找母爱之路，归来途中那场厚厚的雪成了她跋涉不出的绝望。甚至在《碎媳妇》《马兰花开》《鲜花与蛇》中，女童长大嫁为人妇却还处在对陌生母亲（婆婆）的畏惧和失去母爱的焦灼中。《柳叶哨》中的梅梅面对后妈的残忍，她强烈的饥饿感也正投射着她对母爱的渴求，“（饥饿）像一头巨兽，完全控制了她。”[15]因此给她带来食物的邻家男孩马仁就成了梅梅渴慕的对象。为什么马金莲小说中的女童们都有那么深切的饥饿感？《墨斗》中赛麦对一碗浆水面的渴望，《旱年的收藏》中芒女对萝卜的渴望，《长河》中女童们对零食的渴望……马金莲小说弥漫着一种饥饿感。以马金莲的年龄和生活体验，虽然童年时期（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海固地区物质相对贫乏，但大多数人尚能达到温饱。马金莲文学经验中的这种饥饿感从何而来？同为西海固回族作家的李进祥也说“很难理解她的那些（饥饿、物质匮乏）记忆是从哪里得来的。”[16]以笔者之见，这正是富有意味之处，这种饥饿感或许正是女童成长中内在匮乏感的投射。食物成了女童与父母保持亲密关系的内在意象，类似口欲期吮吸母亲乳房的那种母女同体共生的联系。除了食物，其他能产生类似联系的物品也能成为女童内在匮乏感的投射。《细瓷》中一个细瓷大花碗引发了一场村庄械斗，只因为那是一个父亲给女儿的美好礼物与疼爱，而其他女童都不曾拥有过。

　　二  “父亲的缺席”与对“母亲”的认同

　　在女作家的童年成长叙事中，母女关系是其中重点，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迟子建、王安忆、铁凝、方方等女作家“在童年女儿对母亲的审视、背弃与另寻中，鲜明地呈现出童年期发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17]但马金莲小说中的回族女童却在很小的时候就能体察母亲的苦楚“，她无法伸出手拉母亲一把，只能看着她整夜整夜行走在一个人的忧愁里。”[18]目睹了母亲苦难生活的女童们为什么没能挣脱母亲辈的生活模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反而甘心在某个山沟里嫁作人妇默默终老？仔细分析就可发现马兰、杨百灵们辍学的原因都是因为父亲。马兰试图通过学习改变命运，但求学生涯却以父亲赌输掉她的学费而终结。不仅如此，屡屡赌博的父亲导致家中一贫如洗。赛麦的父亲常年游荡在外，既不能为家里提供经济支持也难以承担养育女儿的责任。“好像他娶媳妇只是为了侍候自己的父母。不是给自己娶，给一个男人娶，而是为一个家娶，为他的父母娶。”[19]如此有力的质疑，似乎出自所有女童之口，赛麦、舍儿、马兰……从几代女性的生活中，我们看到了当代回族社会严重的“父亲缺席”现象。或者因为战争，或者因为生计，或者因为逃避责任，父亲们大多都不在家中。马金莲小说初次大规模地书写了“父亲缺席”（或“男性缺失”）的伊斯兰女性世界。意大利心理学家鲁伊基•肇嘉在《父性：历史、心理与文化的视野》一书中指出父亲的身分是一个随历史而变迁的社会化构建，今天的父亲身分正面临着危机。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的父亲们身后都是一个个“父亲缺席”的家庭，这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鲁伊基•肇嘉指出“一个群体缺乏父亲的频率与它的社会边缘化程度是密不可分的。”[20]广大农村的父亲们被生活所迫离家打工，很少有机会参与子女的成长。但是对于西海固回族来说，成长中的父亲缺席记忆可能还要更早。这与回回民族的历史处境与辗转迁徙密切相关。回族作家李进祥的长篇小说《孤独成双》以一个家族四代男人的人生命运钩织小说，但这部男人之书中父亲始终是缺席的。虽然在男作家的笔下，家族的女人们隐身其后，但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浸染了女人血泪的家族。女性失去父亲失去丈夫失去儿子的焦虑如此巨大，成了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至今还在马金莲笔下扇子湾女人的心头飘荡。在女童的成长中父亲缺席，长大嫁人后丈夫缺席，人到中年后儿子死去，马金莲的多篇小说就是在这种焦虑中生长出来的，例如《长河》中伊哈伤故时伊哈娘哭诉的场景，《赛麦的院子里》中赛麦娘在赛麦弟弟病故后哭晕在地又被冷水浇醒的场景。还有更悲惨的丧子之痛隐藏在小说的邻里闲言中，“(四奶)年纪轻轻就殁了男人，把撇下的六个娃娃，苦心苦意拉扯大了，却都那么无常了。”[21]虽然马金莲小说中写了大量的死亡场景（比如少女素福叶之死、穆萨老爷爷之死、还有“我”母亲的病故），但作家在疼痛、惋惜的同时却也有对生之无常的释然。然而母亲失去儿子的疼痛却如此触目惊心，与渴望儿子的那种焦虑相呼应。女童童年时期对母亲焦虑的感受与理解已经内化在她们的性别想象之中，长大嫁为人妇的马兰、雪花们延续了生命深处的这种焦虑，一如她们的母亲当年。这既是对传统男权观念的内化，也是对“理想男性缺失”的恐惧，其后折射的是对一个家族（民族）精神力量渐渐衰弱的深重焦虑。早年因为社会动荡，如今和平年代却因为生计“，男人们几乎全在外打工”[22]。留下的另一些男人，就像马兰的父亲左撇子沉迷于赌场，完全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和血性。在父亲所代表的刚强力量长期缺席之后，女童在成长中渐渐开始认同母亲柔顺的力量。正是在此意义上，女童开始了以母亲为镜像的性别认同，也迈出了作为女性命运的第一步。

　　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中，随着马兰的成长，小说叙事视角从女童马兰逐渐转换成小媳妇马兰的视角，马兰似乎是马金莲小说中所有女童形象的聚合，她的视角转变象征着“女童—母亲”互为镜像的发生过程以及女性主体意识的发展过程。父亲左撇子沉迷赌博给她造成童年阴影，只有母亲独自支撑全家，还坚持供养她去上学。结婚之后，马兰也目睹了婆婆“总要把他乡最后变为自己的故乡”[23]，她感受到了女人构建家园的力量。其次对母亲（婆婆）的认同也是对母道和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认同，马兰观察到婆婆在日常生活中对伊斯兰教教义的种种践行，净身、诵经、做礼拜。婆婆去世后，马兰感觉“婆婆已经在她的心里竖起来一座无字的碑，她这辈子只要踏着婆婆的足迹走，就不会走岔。”[24]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马兰戴上了新盖头，承担起了维系大家族的使命，守望并重建家园，就像她的婆婆等众多回族乡村女性所做的那样。这些隐忍的女人们默默坚守在自己的世界，“好像隔壁的欢笑声距离她们十分遥远，在两个世界里。”[25]她们在生养儿女与农事劳作中奉献青春，借此实现生命的存在价值和对母道的践行。“对母道的追求就是人类追求神圣的一种表现。”[26]艰难生活里对母道的追求和对宗教信仰的坚守使这些女人得到了世俗和神圣两个层面的精神升华。

　　三  “看见“”遮蔽”与突破的可能

　　马金莲将长期被遮蔽的回族乡村女性推到故事中心，让读者在“看见”她们的同时，也体悟到女性在回族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在生活中所做出的牺牲。比起其他叙事视角，女童视角毫无疑问对于女性书写独具优势。就以《掌灯猴》和《河边》两篇小说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掌灯猴》中通过程丰年的男人视角去看女人，既不能看见女人身上所携带的美，也不了解女人心中深藏的苦。《河边》中顺儿即使“看到了一个年轻女人寡居的艰难与辛苦”[27]，他也无法忍受寡妇母亲再嫁去追求自己的幸福。这两篇小说可以视为一种象征：男性视角之下的女人不能真正被“看见”和理解，而借助“母道“”家园”和“信仰”，马金莲让这些回族女性大规模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不仅被看见，而且被深切需要（一如人们对于“母道”“家园”和“信仰”的需要）。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因为大自然生育万物和女人生儿育女之间存在着相似联系，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是以支配自然和女性为基础的价值观，反映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所以在女性作家书写中不自觉地将自然环境与女性生活紧密联系以此凸显女性。马金莲小说正是以此方式书写回族女性世界，抵制男性中心主义。首先是对生儿育女、家务农事、婆媳妯娌等家庭生活的大规模书写，赋予传统男性视角忽视了的琐碎生活以重要意义。其次是对直觉式生命感知思维的肯定，《长河》将四季荣枯与人生更替相映照，体现的正是万物一体的生命观；《蝴蝶瓦片》《糜子》等小说更是将人的存在感与环境变迁相联系。这种女性书写不仅肯定了日常、自然、女性等惯于被压抑的文学经验，也体现出了一种女性视角的生命伦理观。马金莲小说“看见”了回族乡村女性，按理说，这一文学经验的发现可以成为她书写不尽的资源。毕竟在当代回族文学史上，如此大规模书写女性群体的作家并不多。但马金莲却表现出了一种焦虑，她说“我其实正在一步步把自己逼向一个越来越狭窄的空间”，“走入了惯性和死胡同”[28]。这种焦虑与困境从何而来呢？这不得不提到，马金莲小说的回族女性书写所隐藏的一个悖论式困境：马金莲“看见”她们的同时，又将她们精神符号化，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遮蔽”。由上文可知，在马金莲小说“女童—少女—母亲”视角的迁移中，体现了回族乡村女性主体心理的变迁过程，并且指向了母道、家园与信仰。但需要作家和读者警惕的是，无限放大的母道终究会成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最终势必造成对女性主体的消解。这些女性以牺牲自己（青春、健康乃至生命）来实践母道。谁又能说这不是女性主体内在匮乏所导致的极端反应呢？其后恐怕不能排除女性潜意识中对男权文化的认同。她们的一生以牺牲自己最终被“看见”，却又在看见她们的人眼中成了一种抽象的精神符号。当看到年老的婆婆跪在炕上做礼拜时，“马兰忽然感觉这个女人的身影在眼前慢慢变得高大起来，需要她抬头去仰望。”[29]《马兰花开》中这个有点突兀的人物心理转变，是马兰将婆婆精神符号化的结果。“仰望”这一姿态似乎成了一种象征：马金莲对于回族乡村老年女性（母亲）具有一种想象式的精神寄托。

　　这可能源于她在城/乡、回/汉等文化碰撞中所产生的迷茫，以及寻求心灵依靠的渴望。马金莲师范学校毕业后“，毅然离开城市，重新回到小山村”“，按山村女子流传百年的仪式出嫁”[30]。无论是劳作的艰辛，身为小媳妇的辛酸，渴望儿子的焦虑，还是失去弟弟的悲痛，马金莲的成长与她的小说创作同构。它们都是经由匮乏、焦虑和死亡等创伤记忆而完成，无不折射本民族文化内部的女性处境。马金莲小说将母亲高度精神化，固然有其突出女性价值反抗性别歧视的需要，但这种有些模式化的女性书写存在着再度遮蔽女性的危险。现代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转型不但需要“理想男性”的回归，而且更需要男女两性的平等，才能维持文化内部的平衡与活力。马金莲能够将文学书写的文化维度聚焦在民族内部，而不是城乡或者回汉之间，体现了一个年轻作家难能可贵的文化反思意识和民族责任感。随着追求独立的回族女性增多，她们正勾勒着女性命运的多种可能性，如果马金莲以后能够站在多元文化的广阔视角去反思回族乡村女性命运和回族传统文化，她写作的焦虑处或许会成为创新的突破点。

　　本文系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激励性项目“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儿童叙事视角的文化意义研究”（项目编号：310833155018）的研究成果。

（韩春萍，长安大学文学艺术与传播学院讲师）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4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