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文化中的《白蛇传》,在书面媒介和影视媒介的传承下得到主流文化的关注与发掘,在其传播主体、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方面都获得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现代传播媒介给予《白蛇传》的传承以有力推动,其民间传承被提升到精英传承和民族国家传承的主流层面,民间传承的口头线索从中得到主流传承的书面线索和影视线索的补充和强化。另外,在现代文化的传播体系里,白蛇故事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白蛇传》的近百年传承史具有重要的故事学意义,也为口头传统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传承提供了独特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媒介视野；《白蛇传》；现代传承

       我们讨论经典故事的传播与传承,需要在传播媒介对于故事的表达这个范畴上讨论,也即基于艺术媒介的理解上讨论故事的传播与传承。表达所关涉的意义非常丰满,涉及到传者、媒介、内容、受者等以外的修辞和艺术形态问题,也与社会文化体制以及技术政治学有关,因此,我们提出传播媒介对《白蛇传》的表达这一命题,希望对传统意义上关于《白蛇传》的传承研究有所增益,这也是我们研究《白蛇传》媒介因素的一个关键问题,传播媒介的视野改变了我们在静态研究中对故事传承的分析,也改变了我们理解故事的观念和方法。

一

        20世纪上半叶传播媒介对《白蛇传》具有重要影响。机械印刷技术的成熟和书面传播媒介的广泛运用,使得传统故事的讲述与接受被纳入到现代文化的制造与发布系统,口头表演的活态互动向文字印刷品的静态识读转移,活态的流动与变异经过文人的理解、加工获得了较为稳定的媒介形态,于是,传统故事被订制成现代文化书面媒介中的传统模型,故事结构与情节内容相对定型,核心母题被凝固、强化并得以延伸。这样一种现代文化媒介语境,必然地改变和重建传统故事的传播、接受模式,并在现代文化中获得新的建构。

从文本生产的维度看,传统故事在书面媒介中的现代创造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保加利亚裔文学理论家克丽丝蒂娃(JuliaKristeva)提出了“文本互涉” (intertextuality)理论,强调文本结构并非单独的存在,而是彼此互动地生成。 “文本互涉”这一概念包括具体与抽象两类指涉情况,具体指涉是陈述某一具体的、容易辨别出的文本和另一文本,或不同文本间的互涉现象;而抽象指涉则是一篇作品与之相关领域的指涉,包括更广阔、更抽象的文学、社会和文化体系[1]。以此观之,传统故事的现代创造就是现代作家以传统故事为“正文” (text)基础,进而以传统故事的个人化来进行再创作,这些创作与传统故事之间的互涉性,成为传统故事现代化进程的一种保证,传统得以延续,现代成为主流,群体的历史性与作家个人的主体性同时得到尊重。传统故事成为现代文本的前提和依据,以及文本意义的发掘基础。传统故事的现代创作属第一类指涉,我们可以在文本之间探寻到极其内在的相同/相近的故事线索,从中建立起文本之间的历史关系,聆听到人类的故事源流。从巴赫金(M.M.Bakhtin)小说理论[2]出发,传统故事的现代重述还可进一步理解为,文本意义的产生并非索绪尔所预设的源于抽象的“语言” (language)层次[3],而是随着符号(媒介)的运作与传播而形成。换言之, “正文”是作家、作品与读者融汇转变的场所,互为“正文”成为所有“正文”存在的基本条件,传统故事具有不断生发意义的能力,它是所有重述正文能够获取意义的根源。

20世纪以来,白蛇传故事的书面传播始终以两个并行的层面展开和延伸,一是作家重述的书面传播,一是口头故事记录式的书面传播。第一个层面的传播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白蛇传故事的研究,重述成为研究的对象,研究成为重述的一个外力,是重述活动中个性创作的导向;第二个层面的传播得益于白蛇传故事传统的强大生命力与影响力,情节的相对稳定与意义的相对引申,成为现代传播的有力支撑。重述与记录在白蛇传故事的现代书面传播过程中,二者互动生成,直接影响了白蛇传故事书面传播的效果。

《前后白蛇传》[4]的建构和传播,在20世纪初期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上半叶,白蛇传故事的书面传播数量较少,影响较小。故事重述方面,少数作家开始在白蛇传故事的整理基础上,以现代小说形态刊布于世。梦花馆主(原名江荫香)根据弹词《义妖全传》创作的白话小说《前后白蛇传》是故事重述方面的代表作。这部小说创作于清末民初,据可考资料而论,应是现代白蛇传书面传播的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小说采用章回体,将故事记录与故事重述结合起来,可以看出作者继承传统故事的基本态度:传承与重述并重。前传第一回自明其重述白蛇传故事为小说之缘由: “作者生存在科学昌明时代,素不迷信神怪的事实,为什么偏要把那部白蛇传唱本编成了寻常白话小说,却有一点儿缘故在内。因为这书看似神怪,颇含着讽世的深意。”前传写了四十八回,基本上是弹词《义妖全传》的整理与通俗化,对口头形态和戏剧形态的故事予以全面记录,主要情节的再创作成分较少,增加了细节描写和对白的生动性,书面语言的叙事更为细腻、繁复。

小说从白蛇成仙过程中得西池金母点化下凡报恩写起,以收服青蛇、结缘西湖、受赠银和衣服许仙罹祸发配苏州和镇江开店、端午显形、水漫金山、产子托孤、法海收服白青二蛇等为基本线索,情节与传统故事大体相同。前传的显著特点是较之白蛇传的口传故事情节更丰满,细节更生动。每一个情节都交待了前因后果,人物交往、语言风格方面作出开创性探索,采用白话文,显出其现代传播的文化品格。后传写了十六回,是梦花馆主的个性创作,虽然也与弹词《义妖传续集》相关,却大部属于作者的创造性传播。前传主题仍是自由爱情婚姻对于社会礼教的反抗,后传则表现为在家庭制度上的第三者矛盾以及在朝廷上的忠奸斗争。这是书面传播较之口头和戏剧传统的一大差别,同时也开启了后世文人改写白蛇传的先河。后传增加了一个新的人物狐狸精胡媚娘,她充当第三者进入白许的爱情婚姻生活中,这种进入不是以间离白许关系的方式完成的,而是以白素贞的形貌身份来以假乱真;增加了“小青因为帮助白娘子做事有功而自傲起来,甚至去勾引许仙,被白娘子逐出家门后迷恋昆山顾鼎臣”的故事,丰满了小青这个人物。另一条线索以政治冲突为中心,塑造了许梦蛟与仇练等几个政治上有着对立矛盾的人物,正义、忠诚的许梦蛟受朝廷重用,仇练由妒生恨,多次设法陷害,许梦姣却都一一逢凶化吉,仇练受到应有惩罚。这几个人物的出场,是梦花馆主创作小说白蛇传的大胆尝试,尽管传播接受不甚理想,却是此后小说家重述白蛇传的一个范本,不拘囿于传统叙事文本,应当说, 《前后白蛇传》建立起了现代白蛇传书面传播的大链条,到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广益书局版发行,印数达4万册。后来文人们的重述与改编皆与此大略相同:一方面有对传统故事的因循,另一方面则是现代意义上的解读和创造。诚然,从现代性解读与个性创造的角度来看, 《后白蛇传》在情节处理和人物塑造方面都不是很成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后世重述传统故事的游戏化倾向,但是,重述故事需要创造,只有传承而没有创造的重述是没有价值的。因此,我们要以肯定的姿态来分析《后白蛇传》的重述价值及其影响,它在《白蛇传》的书面传播链条上所开启的重述线索与承递意识,在此后的一百年里显出了极富远见的传播力量,其影响已远远越出书面媒介的领域,而在影视媒介中形成强大的传承系统,从而以跨媒介形态推动了白蛇故事的现代性传播。

表演传播媒介方面,继承故事传统,对《白蛇传》的传统情节进行富于特色的保存和传播,戏剧表演媒介仍是主体。主要剧目有《游湖借伞》、《盗库银》 (为武旦出手戏,有大刀、双鞭出手等,高难惊险,舞蹈优美,开打火爆,为名武旦宋德珠、阎世善、李金鸿、班世超、冀韵兰等的看家戏。解放后,关肃霜把双鞭改成双剑)、《端阳惊变》、《水漫金山》、《断桥》、《祭塔》 (为正工青衣唱工戏,也是初学青衣的开蒙戏,有长达三十八句难度很大的反二黄唱腔。从胡喜禄、陈德霖唱红后,梅兰芳、尚小云又都分别作了加工,遂成为梅派、尚派早年的优秀代表作)等,京剧四大名旦都曾演出该剧,除荀慧生以《白娘子》命名演全剧外,其他三位都不演全剧。表演传播媒介方面,继承故事传统,对《白蛇传》的传统情节进行富于特色的保存和传播,戏剧表演媒介仍是主体。主要剧目有《游湖借伞》、《盗库银》 (为武旦出手戏,有大刀、双鞭出手等,高难惊险,舞蹈优美,开打火爆,为名武旦宋德珠、阎世善、李金鸿、班世超、冀韵兰等的看家戏。解放后,关肃霜把双鞭改成双剑)、《端阳惊变》、《水漫金山》、《断桥》、《祭塔》 (为正工青衣唱工戏,也是初学青衣的开蒙戏,有长达三十八句难度很大的反二黄唱腔。从胡喜禄、陈德霖唱红后,梅兰芳、尚小云又都分别作了加工,遂成为梅派、尚派早年的优秀代表作)等,京剧四大名旦都曾演出该剧,除荀慧生以《白娘子》命名演全剧外,其他三位都不演全剧。梅兰芳以昆曲演《金山寺》和《断桥》两折,他先在北京向乔蕙兰、陈德霖等戏曲界老先生学习,迁居上海后,又向昆曲前辈丁兰荪学身段,与俞振飞等研究唱腔,经过梅兰芳在唱腔、身段、化装等各方面注入许多新的因素,使之成为梅派艺术的精品。尚小云以《雷峰塔》为重点,大段“反二黄”唱腔,优美动听,情感动人;程砚秋也只演《金山寺》和《断桥》。全本《白蛇传》,有不少著名的旦角都曾演过。 1936年,北平《立言报》主持选举四小名旦,李世芳、毛世来、张君秋、宋德珠当选后曾在长安戏院合演一场《四白蛇传》。 1947年因李世芳在青岛罹难,宋得珠又一时息影舞台,是年北京《纪事报》倡议再进行“新四小名旦”选举。 8月1日开始投票, 9月15日揭晓,历时45天。张君秋名列榜首,陈永玲、许翰英当选。选举后新“四小名旦”在华乐剧院同台合作演出《四白蛇传》。许翰英演《游湖借伞》、陈永玲演《水漫金山》、毛世来演《断桥合钵》、张君秋演《状元祭塔》。戏剧表演媒介对《白蛇传》的传承达到很高水平,其影响至为深远。

这一时期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已经出现了三部电影媒介形态的《白蛇传》,它们是邵醉翁导演的三集《白蛇传》 (影后胡蝶主演白蛇,黑白默片,天一影片公司出品, 1926年完成上、下集,1927年完成第三集)和杨小仲导演的《荒塔沉冤》 (陈燕燕主演白蛇,黑白, 1939)。电影技术在现代中国尚处于引进阶段之时,一些导演就将《白蛇传》纳入到新媒介的视野之中,这既是电影艺术家对《白蛇传》的全新表现和全新探索,同时也是现代色彩鲜明的《白蛇传》电影传播的开始。三部影片基本采用《前后白蛇传》在现代初期的传承方法即继承为主、改编为辅,仍然选取白许恋情为电影线索,涵盖口头传统中白蛇故事的主要情节,参考了《前后白蛇传》,其艺术主题则切入了现代理念与文化转型理想,将自由爱情、反叛压制、个性张扬以及重评传统等现代性思想编织在电影情节内部,以新的区别于口头传统的理念来重述白蛇故事,在媒介层面开创了《白蛇传》新的艺术形态,更主要的是以全新的技术媒介传播《白蛇传》,使其获得了现代工业社会的传承权力,从而在中国现代社会的启蒙时期奠定了《白蛇传》向现代社会过渡、传承和发展的可能性条件。

二

       20世纪50年代,对于《白蛇传》的传播与发展而言,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时期。政治上,人民专政反击右倾势力、复辟仇敌和资本主义思潮的革命运动将《白蛇传》推向了政治导向的框架之中,也正是人民革命主义的激进化决定了《白蛇传》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获得极其广泛的传播,书面小说的,戏剧表演的,一批重要的政治理论家和才华卓越的小说家、戏剧家参与进来,夹杂着政治与艺术的双重标准,白蛇故事获得了意义非凡的书面重述和整体性的书面媒介以及戏剧媒介的传播。张恨水、田汉、赵清阁等著名作家都参与了白蛇传故事的重述,出版了一批广泛传播的小说和剧本。关于白蛇故事被搬上政治舞台的经过, 《白蛇传》的改编者赵清阁在序言中写道: “解放后,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民族遗产,我国古代的民间文学也得到了普遍的发扬。五、六年来, 《白蛇传》故事在戏曲界被热烈地研讨着、整理着、改编着和演出着,已经从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不少的提高。这中间,也产生过一些不同的看法, 1952年北京文艺界为此展开了争论,后来渐渐统一了认识,由戴不凡同志写了一篇《试论白蛇传故事》的论文,将《白蛇传》故事概括地、全面地作了较深入、正确的分析,大大帮助了《白蛇传》故事的整理和改编工作。我所写的这本《白蛇传》小说的基本观点,也是以戴不凡同志的论文精神为依据的。”同时也解释了白蛇传的阶级意义:“ 《白蛇传》是一个优美动人,具有高度人民性的神话故事。通过白素贞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人生幸福,而向封建势力的代表者──法海进行宁死不屈的斗争,反映出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人民要求自由幸福、反抗封建压迫的强意志。”[5]这个序言解释,白蛇的故事完全被纳入阶级斗争的话语体系中,成为整个社会规训系统的一部分。同时,非常明确地说明了《白蛇传》在20世纪50年代受到政治推动的原因和表现,大量剧本和小说从白蛇故事中改编出来,在全国范围了产生广泛影响。以赵清阁所改编的小说《白蛇传》的发行数量为例, 1956年3月第1版,印数为35,000册; 1958年2月第五次印刷,前后印数之和达到了183, 000册,数量之惊人,可谓前所末有。而以田汉剧本为主的各种戏剧表演,普遍地在全国各地进行,以表演媒介传播的白蛇故事又一次获得人民大众的普遍欢迎,这在新的政治环境中开创的戏剧传播活动,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引导,人民性进入《白蛇传》,法海形象被定格为封建势力,白许的婚姻爱情则被放置到新中国的自主、平等的婚姻背景下,白素贞的妖性来源被隐藏,神话的色彩被取消,革命逻辑成为政治传播认可的惟一条件。当然,整体上而言,这种有着强劲动力的政治传播为《白蛇传》的进一步传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只不过其局限性也体现在此,田汉剧本的一统天下,将充满想象、富于诗情画意的白蛇传说现实化为阶级性的确认,情节的多义性蜕变为单一的政治寓言,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白蛇传》固有的艺术生命力。

张恨水创作的通俗取向与传统风格,决定了他在20世纪50年代对白蛇传故事的重视和再创作。 1954年张恨水完成了现代通俗小说《白蛇传》[6],成为现代书面媒介对白蛇传故事的全新表达。其小说序列出了引据的传统故事资料,主要有方成培的《雷锋塔传奇》,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墨浪子的《西湖佳话》,陈遇乾的《义妖传》。根据这些本子,张恨水画出了小说人物性格的大致框图,白素贞是白蛇,后变为一个伶俐的女子。小青是青蛇,聪明、坚强,富于斗争性。许仙大概是个善良成分,但是耳朵软,易动摇,结果几为反动人物。前两个人物都有定型的情节和丰满的形象,而许仙则较模糊。张恨水依此框图着力于对许仙形象进行再创造,突出许仙的纯朴、真诚和坚贞的爱。情节方面,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作了改造:

一是删除盗库银的情节。传统故事讲到许仙因白娘子所赠银两为官银而吃官司,这在情理上不符合白娘子身份,因为论白娘子的法力,到处都可以弄到银两,没有必要去盗库银而造成许仙的罪证;

二是增添过渡情节。苏州开店太唐突,小说增加了西湖夜话情节,将过渡事件以暗线交待出来;

三是强化关键情节。苏州义诊在传统故事中没有特别的突显,小说着重写了义诊,突出了许白二人的真挚爱情与博大胸怀。

这三个方面的处理,可以见出文人写作对传统故事的一种接受模式和改编观念:更为严密的逻辑线索和更重细节的生动性。传统故事在讲述许仙苏州开店情节时,起因是许仙拿了白素贞的赠银,而赠银是小青从官府里盗来的库银,于是许仙被人告官而发配苏州。从逻辑上看,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然而,从主角的定位来讲,白素贞和小青都是蛇精,变化无常,法力高强,她们用不着要以盗的方式来换取银两,结果惹得一身祸事。根据这个逻辑,张恨水将盗银情节以及发配情节删去,改为白素贞主动地移居苏州:一来杭州熟人太多,许仙发财令人不解;二来药店同行也多,大药店开起来恐生妒嫉;三来苏州离扬子江也不远,容易得到水族照顾。以这三个理由,逻辑上对于许仙去苏州开店就可以接受了。在读者的文字推敲和听众的音义要求的差异方面,可能也是苏州开店需要重新梳理逻辑关系的一个因素。以这个情节的修改来看,张恨水在重述白蛇传故事的过程中,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故事传统的逻辑线索,总体上接受了神与人的二元结构,只是出于细节考虑才作出个别修改。主体情节仍沿袭传统的游湖借伞、结亲、苏州开店、端午惊变、水漫金山、收白和托孤、救白等基本内容,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张恨水作为一个熟悉普通民众审美需求的作家的艺术品格,尊重通俗,尊重传统,不随意改动已有的故事结构;另一方面,追求细节的生动性,是张恨水重述传统故事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口头传播的生动性在于讲述者绘形绘声的情节讲述,当然也要求情节本身的生动,但并非所有细节都如此,这与讲述者的兴趣和才艺有关,也与听众的现场反应有关,而且故事线索上的大情节才是讲述者和听众关注的重点。张恨水在重述中,将细节处理作为改编的基本思路,西湖清明相遇的对话,苏州开店的前后安排,端午前后法海与许仙的交往、白素贞力救许仙的艰辛等,都写得生动细致,兴味盎然。一个重要的手法是,除了承继《白蛇传》传统的情节,还要在这些情节之外以人物对话和叙述者身份给予丰富、补充,点缀在原有情节之上,于是书面媒介的特点显现出来,细腻、生动,人物与情节都充满艺术的想象力。

20世纪50年代的新中国,一些学者还以考源方式结集出版了中国历代以多种媒介形态存在的白蛇传故事异文。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白蛇故事的书面重述和戏剧表演实践不只是作家的某种创作愿望和艺术才华的表达,而且也是知识界理论界的一种认识,国家意识形态也参与其中,作家创作在理论界的争鸣中寻找写作的基础,建立起重述的大原则:继承传统,现实性改编。

同一时期,在大陆、香港、台湾和日本出现了7部改编自白蛇故事的电影,其中2部黄梅戏电影中有一部是大陆拍摄的,与戏剧的政治化传播相一致。这些电影的在二十多年间陆续拍制、放映,而且在几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得到电影媒介的传播,其共性因素应该是主导的,也就是说,白蛇故事内在的人性力量与感恩重情的世俗价值以及较好地适应于电影媒介的情节,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导演选中白蛇故事的共性因素,这些传播,在电影技术趋于成熟的时期逐渐推广,进一步表明白蛇故事与电影媒介之间的某种契合性关系,对于扩展白蛇故事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形态、增强其现代艺术的生命力,无疑会起到重要作用。

三

       近三十年以来,电视技术获得了飞速发展和极大普及,这对于有着丰富电影实践的白蛇故事而言,意味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又一次将其推向社 会大众。电视剧作为一种新艺术形态,依存于极具渗透力的传播媒介电视网络之上,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和大陆相继拍摄了6部电视剧,而且夏祖辉导演的港台合作完成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在近十多年来创下了很高的收视率和久播数年的传播佳绩,就2007年而言, 《白蛇传》平均收视率为3. 35%,单集最高5. 49%,平均收视份额9. 54% (央视收视中心调查数据),这可以说是白蛇故事在电视传播中的成功典范,一定程度上,当代中国对白蛇故事的传承与记忆都被融入到《新白娘子传奇》之中,而赵雅芝饰演的白娘子也以其温柔、贤良、漂亮而成为中国家庭女性的象征。同一时期出现的三部电影,一部是京剧版,一部是舞台剧,一部是英国拍摄的,尽管也对白蛇故事的传播产生影响,但基本上被电视剧传播所取代。

这一时期的书面传播较少,但其探索性却不容忽视。除了记录式的书面传播(如孙蓉蓉编写的《白蛇传》[7]),香港作家李碧华创作小说的《青蛇》[8]和大陆作家李锐夫妇合写的白蛇传重述小说《人间》[9],都有着巨大的传播意义和建构价值。 《青蛇》反笔而出,将副角青蛇转入故事中心,以消解经典的视角拓展了白蛇传的人物形象,赋予了新的内涵,这类作品还包括《潘金莲之前世今生》 (《金瓶梅》与《水浒传》)及《霸王别姬》 (昆曲老本《千金记》)等,女性主义对故事的探索性表达得到充分显现。这在当代思潮多元并生的背景下,对于白蛇故事的新发展注入了鲜活的力量。《人间》有着另一种传播意义,它是在全球化的重述神话行动中得以孕育而生的,是全球性的大型国际图书合作项目“重述神话”书系的子项目,正如李锐所言:本来他打算写的不是白蛇传,而是后羿射日的故事,但后来却和作家叶兆言重述的《后羿》有了冲突,最后就选择了白蛇传。李锐夫妇大胆想象,最终让呈现出的《人间》与以往大家所了解的《白蛇传》有很大不同,小说中为人类作出牺牲并被人类从正统典籍中驱逐的英雄———白蛇,将她的血放出来救了法海和千千万万自私而愚昧的村民后,却被村民们和法海逼得当众自杀,青蛇则惨死在自己舍命相救的情郎“范巨卿”的刀下;法海这个角色被彻底颠覆。《人间》所诠释的神话,并非一个爱情故事所能承载,更重要的是藏在其背后的深意,即因为身份不同,白蛇在人间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尤其是小说中, “法海手札”的出现成为故事“真实性”的依据,也成为叙述的推动力,法海成了一个大彻大悟的悲剧式人物。除了建构性价值,最为重要的是,全球化传播将《人间》运作于世界其他国家的出版发行系统之中,世界性的合作传播对白蛇故事的深远传承还将起到重要作用。

《白蛇传》在现代文化的书面媒介中得到主流文化的关注与发掘,其传播主体、传播机制和传播效果方面都获得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是现代传播媒介给予《白蛇传》从内容到影响多个层次的有力推动,白蛇传的民间传承被上升到精英传承和民族国家传承的主流层面,民间传承的口头线索从此得到主流传承的书面线索的补充和强化,一定意义上主流传承成了白蛇传故事的传承主线,口头线索被掩盖起来。另外,在现代文化的传播体系里白蛇故事成为中国现代女性意识形态的一面镜子,书面媒介传播在现代性维度上重新建构了白蛇传故事。 2005年6月, “白蛇传传说”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蛇故事传统以国家意识形态的方式得到保护与传承,这是一种全新的故事传承机制,对于其他媒介的传承提供一个相对经典的文本制度,尊重与重述,将成为此后《白蛇传》传播与传承的基本趋势。

    原文刊载于《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JuliaKristeva,TheRevolutioninPoeticLanguage.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 1984,第135- 138页。

[2]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共六卷),钱中文主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 185页。

[3]索绪尔: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屠永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 77页。

[4]梦花馆主: 《白蛇传前后集》,北京: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187- 233页。

[5]赵清阁: 《白蛇传·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第1- 2页。

[6]张恨水: 《白蛇传》,上海:通俗出版社1955年版。

[7]孙蓉蓉: 《白蛇传》,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8]李碧华: 《青蛇》,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

[9]李　锐: 《人间》,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