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是一部具有藏地民族志风格的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对地方性知识、族群记忆的深度描写。作品既有根植于民间传说、宗教仪式、口头歌谣的精神原乡呈现，又有藏地现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心理嬗变、社会改革及文化变迁描述。小说通过本土信仰的深描与还原、传统文化的复魅与寻思、族群历史的自述与呈现、民族身分的固守与超越，书写出独具地方性知识的精神空间与多元文化的共生谱系，传达出信仰与救赎、坚韧与包容、悲悯与正义、耐劳与和谐等人类的高贵品质，在文化趋同化和精神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提供了治疗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族群叙事。

关键词：次仁罗布；《祭语风中》；民族志风格；藏地叙事

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于2010年10月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以来，其藏地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他的作品一方面致力于精神维度的思考，关注本民族的历史命运、关注心灵世界中的一些永恒的东西，以一位藏人独特的心灵感受去抒写民族前行过程中的悲欢，充满着博大的悲悯情怀。此外，可贵的是次仁罗布不是一位仅仅靠讲故事来吸引读者的作家，他的作品在精神维度的层次上不断地追求艺术形式的创新，具有极强的文学担当精神。”[1]新世纪以来的藏地叙事炙手可热，但与汉族作家不同的是，次仁罗布往往通过内在的视角、民族志诗学的方式，对地方性知识、族群记忆、民族文化的现代变迁进行深度描绘。其新作《祭语风中》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藏地民族志风格的长篇小说，是作者在多年中短篇小说创作沉淀之后，历时五年的呕心沥血之作，呈现了近半个世纪西藏历史风云巨变和社会人文变迁。作品初刊于《芳草》2015年第3期，后由中译出版社出版。

一   本土信仰的深描与还原

《祭语风中》书写的中心是藏地叙事，藏地叙事的中心是信仰叙事。小说以主人公晋美旺扎为主线，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事，勾勒了主人公从出家为僧到还俗、晚年再次出家的人生经历，描绘出西藏历史上的和平解放、民主改革、中印自卫反击战、改革开放等重大事件，呈现出半个世纪西藏的风云巨变与社会变迁。小说的辅线则以第二人称“您”来展开长谈式对话，叙述了十一世纪末到十二世纪初藏密大师米拉日巴的一生。通过两条线索的交叉并行，从苦难的超越到灵魂的救赎表达出藏族人民的人生观和生死观。至于藏地故事，小说并没有将之放在宏大叙事、主旋律与意识形态的既定框架之中，而是深度描绘出藏民慈悲、宽容、隐忍、救赎的精神气质，从而完成其信仰叙事的审美建构。

文学的终极叙事是信仰叙事，“是天、地、人、神上下互流的直观形态与启示形式”[2]，“是人类对有限生命的深切诘问，是超验形态的绝对真实”[3]。《祭语风中》在现实图景描绘与民族历史追忆的交融中，抒写出一种宁静、安详、圣洁的深远旋律，蕴含着藏地特有的宗教信仰所传达的神性敬意与人性智慧。小说从帕崩岗天葬台开始写起，在诵经声与扎玛如鼓与摇铃合奏中开启了天地人神的交互之旅，而作品的主人公晋美旺扎则充当了安魂者与招魂者的角色。天葬台是安魂与招魂的祭坛，这种独特的葬礼仪式是小说中最具民族志色彩的部分。卓嘎去世后，晋美旺扎为她主持天葬仪式，作品这样写道：“卓嘎大姐的身体上太阳的光波热烈地雀跃，墨绿色的天葬石台好似一个洁白的莲座，那白净的身子仿佛盛开的莲瓣。一只只扑扇翅膀落地的秃鹫，犹如从虚空而降的天神赶来聚餐。”我“嘴里祈诵经文，让锐利的刀尖从莲心似的脊背上划过，一刀一刀飞速划过，甘露似的血珠冒出来，阳光下熠熠生辉”。“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花蕊绽放了，红白相间，头顶不断有秃鹫扇动翅膀的风声掠过。我把花蕊一瓣瓣取下来，抛洒给等待就餐的秃鹫。”[4]这是超验的审美想象，描写中布满了神秘的宗教话语与诗意的美妙情景，化解了死亡的颤栗与恐惧。在这里，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轮回的开始和自然的回归。作者以轻盈、诗性的话语化解了肉身消亡的沉重。对于藏族民众而言，死亡仪式是天地人神的连接点，由此来明悟生命的意义。因此，小说不是对西藏民俗的表象展示，不是对神秘西藏的肤浅描绘，而是族群信仰体系的深描与还原。

《祭语风中》具有根性意义与终极关怀意识。以天葬台为起点，以天葬台为终点，死亡成为小说的中心意象。然而，作品把关注的视点转向了抗争苦难的精神资源上，那就是宗教信仰所散发的慈悲、隐忍、救赎情怀。当希惟仁波齐圆寂时，晋美旺扎与逝者有过一次灵魂的对话：“您用圆寂告诉我们这些凡人，世间没有永恒的物质，一切会在时间的轮回中消亡。让我们活着的时刻去珍惜这肉体，心灵满怀慈悲地去爱众生。明天您的肉身将在这焚炉里化成灰烬，灵魂却要去投胎，为有情众生来做引导，指出我们的贪念、嗔念、痴念，教会我们塑造心灵，降服内心的蠢蠢欲动。”[5]晋美旺扎一生中看到过无数次的死亡，多吉坚参命归山崖，希惟仁波齐圆寂而去，努白苏管家坠江而亡。面对人间瞬息万变的无常，晋美旺扎晚年顿悟人生再次出家，“我抬头望着那颗星星，仿佛听到了一声秃鹫的尖利的呼哨声，伴随着这一声脑袋里浮现出天葬台黑黝黝的石台。这是一个多么殊胜的昭示啊，要是我能像那颗黑夜中的星星一样，在天葬台上为亡魂指引中阴的道路，给活人慰藉失去亲人的痛苦，那将利益了更多的人，同时也救赎了我在尘世犯下的罪孽。唵嘛呢叭咪吽！”[6]这是一位虔诚的圣徒的自省，在神性的昭示下，向着无限精神世界的永恒攀援，因而也是一个新生的寓言。死亡叙事是次仁罗布小说的一个切入点，同时深深地根植于佛教信仰中，成为关照现实人生的一个独特角度，以此来进行生命的沉思，阐释存在的意义，进而修复异化的人心。“佛教渗透到藏族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弥散在每个角落，无处不在，无处不有，藏族人民的道德标准、心里状态、生活习惯等无不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作为反映藏族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涂抹上了厚厚的宗教色彩，渗透出浓浓的佛教汁液”[7]。西藏深受佛教信仰的影响，生命的轮回、《度亡经》的经文、“唵嘛呢叭咪吽”这六字真言开启的拯救圣语，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在藏民的内心深处。对于次仁罗布小说创作而言，剔除世俗生活中的污浊与尘垢、物质与欲望、苦难与沉重，留下慈悲、隐忍、救赎的情怀，这就是根性的意义。

次仁罗布对藏民信仰的执着书写，并非意味着其小说是一个狭小封闭的地方性知识空间，而是通过独特的族群经验寻求人类共同的情感。那浸透于作品中的人神互动形式、超验的审美想象、生命的深切诘问，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藏族本土信仰所具有的与人类对话和形成共鸣的品质。面对共同的精神焦虑，如苦难、疾病、死亡等人类普遍的关切，独特的族群经验往往可以提供一种重新认知自我存在的精神资源。

二   传统文化的寻思与复魅

次仁罗布认为，“文学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写作者就是这种记忆的记录者。写作者一定要有一种民族的担当意识，一种众生平等的情怀，一种探寻生命意义的渴望，把即将消失和正在经历的那些个人和事情，以个人的感悟和体验书写下来，让这种记忆代代相传，成为民族历史的一部分。”[8]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对多元文化的全面整合与收编，从而加剧了少数民族群体自身的“文化失忆”与“集体遗忘”现象[9]，致使多元的文化群落呈现出同质化、一体化的趋向。因此，重塑本民族集体记忆与传统文化记忆，挖掘地方性知识的原生面貌，恢复多样性的文化生态，可以为人类未来的发展提供不同的参照，具有重要的人类学意义。《祭语风中》是次仁罗布对藏族传统文化的寻思与复魅之旅。面对族群文化被收编的危险，小说通过对话、长谈的叙事方式，唤醒了沉睡中的民族历史与文化记忆：既是远方的又是当下的，既是地方的又是人类的，既是想象的又是真实的，在跨越时空的精神对接中，复苏了共同的族群文化记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少数民族文学的再造文化记忆，显示了身分追求和特定认知合法化的尝试。其意义不唯在所叙述的内容本身，也不仅仅是其叙事形式的转变，更在于它们建立了与曾经的外来人的不同的感觉、知觉、情意基础上的概念认知工具。不仅是按照自己族群的修辞习惯、表述常态来发表主张，而是把这种基于本族群的理解方式作为一种特别的知识方式，这样实际上从‘全球化’‘现代性’‘消费主义’等范式中冲脱开来，它在推出主流叙事的同时也树立另一种普遍性，丰富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10]

如同格萨尔史诗一样，藏密大师米拉日巴的传奇人生是藏民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符号载体，承载着过去与现在的精神联系。次仁罗布的辅线叙述汲取了藏族文学的精髓，通过受难、复仇、修行、救赎、返圣、普度众生的人生历程，塑造出米拉日巴高贵的灵魂；他穿行于法术的魔力与世俗的情感、人性的残忍与复仇的火焰、肉体的磨砺与灵魂的救赎之间，用传奇的一生演绎出悲悯、慈悲、博爱、救赎的圣洁情愫。米拉日巴作为民间传奇人物，在藏地家喻户晓，作者在重述时注入了神性与魔幻相互交融的精神特质，这样就超越了现代启蒙、理性叙事的局限与束缚，以超验、神秘的思维方式，恢复了藏民族原初的非理性的文化体验，折射出人物非凡的神性特质，实现了过去、现在及将来的时空对接，在原乡的精神漫游中实施灵魂痼疾的治疗之旅。

作品对米拉日巴的描绘是超验与神性叙事的结合体。例如作品中米拉日巴施法的一个情景：“当杂浦巴格西嫉妒您的声名，让人端来有毒的酸奶时，为了感化这冥顽的心，您把毒药吃进了肚子里。杂浦巴格西还不相信您是圣者，带着上好的酒肉来试探。为了使他忏悔，您把体内的毒药移除到岩洞的门板上，门板弯曲、开裂，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杂浦巴格西并不满足，请您把毒移到他的身上去。为了让他彻底醒悟，断除恶业，您把一点毒药转到了他的身上。毒性使杂浦巴格西疼痛难忍，终于相信您是位圣人，皈依于您，洗心革面。”[11]这是超验叙事在细节上的华美展示，魔幻却易于理解，诡奇却直抵灵魂，完全摆脱了理性逻辑、庸常惯例及现实秩序对心灵的压制，焕发出藏族传统文化灵动极致的审美意趣。而神性的存在则体现在面对生存困境、人性悖论的艰苦磨砺所生发出来的灵魂救赎与超强意志，正如史铁生所说：“神的存在不是由终极答案或终极结果来证明的，而是由终极发问和终极关怀来证明的，而对不尽苦难的不尽发问，便是神的显现。”[12]当米拉日巴的家产被伯父、伯母夺取而自己沦为奴隶时，内心充满仇恨的火焰。他按照母亲的意愿学习咒术。学成后，趁伯父儿子结婚的时机施咒，造成楼房倒塌，灰尘弥散，35人被埋而死；此后又施咒降冰雹，家乡的庄稼被毁，颗粒无收，村民饱受饥饿之苦。正义的复仇之旅变成了无法宽恕的罪孽。为了洗涤罪孽的灵魂，米拉日巴走上了皈依玛尔巴大师学习佛法的精神救赎之路。玛尔巴大师为了磨砺米拉日巴的肉体与精神上的意志，让他数次修建房屋，又让他将土石搬回原处，此时，“背上的疮化脓了，发出难闻的臭味来，疼痛的腰都弯不下去”[13]。米拉日巴的精神救赎之旅可谓艰辛，最终修得正果。这是一个通过不断的终极发问，逐步走向自省、忏悔、救赎、向善、普度的神性叙事。

次仁罗布对传统文化的原乡书写与血脉溯源还体现在口头歌谣的自行植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返回精神的家园。对于藏民族而言，宣扬慈悲、祈福颂神、超度亡灵、赞美家乡等都离不开歌谣，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例如作品中的一首歌谣唱道：“克什米尔产的藏红花，献给至尊的佛陀；印度盛开的吴东昙花，献给引路三宝佛；蒙古地方的黄锦缎子，献给遍知一切的佛；请您用慈悲的甘露，救度众生于苦难。东边初升的太阳，从圣山顶上跃出，从扎什伦布上空出现。圣佛的园林里柳树弯弯，正好躲避夏日酷暑，年轻人聚到了这里。千万大雁的慈母，圣湖玛旁雍错，别让雁儿伤别离，别让小雁无依托。”[14]这首民歌传递出仁慈、向善的生命本真，传递出天地人神和谐相处的文化理念。“其实，歌谣作为一种说唱形式，已经在藏族审美文化中具有了‘仪式’化的意味。它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一种独特的美感，也激发了人们的神圣感、敬畏感，具有培育情感的强大作用。它包含着藏民们向神灵、佛法、佛陀祈求、祷告以及颂扬、敬畏神灵的复杂、丰富的心理和情感，也蕴藉着人们对自我生命珍视和保护的希冀。”[15]

次仁罗布小说对族群记忆的文化寻思，意味着返回到民族血脉根系的原点，寻找灵魂的精神家园，以此来修复“文化失忆”与“集体遗忘”形成的现代性精神危机。文化复魅意味着重新拾起藏族传统思维方式的活力，补给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精神贫瘠。

三   族群历史的自述与呈现

《祭语风中》通过第一人称的自述方式，以见证者的身分，来呈现藏民族的过去与现在，尤其是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迁。然而作者并没有站在既有的陈述框架内来进行历史的重演，而是通过新与旧、革新与保守、愚昧与落后等较为复杂的人物内心体验，展现出西藏现代化进程中民众真实的心灵嬗变，“以人物个体或者民族整体的命运为线索，侧重对历史转型中人们心理上的动荡和茫然进行揭示，着力于从民族的内在层面上展开艺术创造”，“表现出民族作家对民族历史、现实、命运和族人心态的关注。”[16]这样就改变了过去藏地小说中那些靠民俗表象和图解奇异来支撑的价值理念，真正地实现了族群历史的记忆与寻路之旅。

在现实的时空中，小说通过个体命运的沉浮来构织西藏社会的历史变迁。作品的主线叙事以1959年西藏发生的武装叛乱为开端，以寺院僧人的惶惑为视角，展现出藏族民众对未来前景的忧虑与张望。接下来是希惟仁波齐的出逃，他献身佛法，充满慈悲，然而面对历史抉择，无法预见民族的社会变革，只能在颠沛流离中饱受痛苦。与希惟仁波齐相比，瑟宕二少爷则具有开放、发展、变革的眼光，面对陈旧的西藏社会体制，在他管理的谿卡内提出了减息、减税、改革、平等的先进社会理念。谿卡内自行车、白兰地、泡泡糖的出现应该是西藏接纳新鲜事物的最好隐喻。当西藏进入到民主改革时期，全新的体制更是涤荡人心，此时瑟宕二少爷的一首《您是我们幸福的源泉》，道出了西藏社会的全新变化，“东方升起了金色的太阳，金色的太阳就是领袖毛主席，毛主席给世间洒下了甘露，甘露使各族人民幸福无边。山间飘起了彩虹之路，江河上架设吉祥仙桥，大地隆起人间仙宫，藏族人民从此苦变甜。”[17]由逃亡到平静，《祭语风中》通过藏族民众的心理动荡与变化，展现出西藏社会图景的真实变迁，具有史诗的风范。小说的下卷首先描绘了中印自卫反击战，再现出藏族群众积极支持自卫反击、保卫家园的壮观场面。那一眼看不到头的支前车队，夹杂着驮有物资的牦牛、骡子、毛驴和迎风飘扬的红旗，表现出藏族人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和平、幸福的积极守护。改革开放后的西藏也是作品描绘的重点：名胜古迹与现代化建筑交相辉映，水泥道路的四通八达，境内境外亲友的频繁来往，商业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主人公晋美旺扎深刻地感受着西藏社会的日趋繁荣，“我的周围正悄然发生着很多的变化，拉萨东郊献多电站建成发电，昌都卡若发现了四千年前的文物，国家拨款50万元修复著名的甘丹寺，每到重要的宗教节庆时，八廓街里转经的人流不断，桑烟袅袅飘升。”[18]作品绘制出一个真实的充满民族特色的现代生活画卷。从民主改革到改革开放，小说充分展现了藏地的发展，由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到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藏族人民获得了真正的人身自由与发展权利。“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统治下，藏族广大劳动人民处于残酷剥削和专制压迫的黑暗中，他们只能在统治阶级所维护的代表僧俗贵族上层利益的传统中忍受现世的痛苦，并成为这种传统的奴隶。今天的藏族人民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他们成为本民族文化的主人，也成为西藏文化发展的创造者。”[19]作为一部具有民族史诗风范的藏地小说，《祭语风中》的时空跨度与共和国的历史叙事形成了同构关系，使藏族社会历史变迁契合于国家叙事的内在理路，并由此演绎了多元一体的现代中国的时空逻辑，从而揭示出当代西藏与当代中国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通过自述与呈现，次仁罗布的藏地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藏族地区由传统到现代、由封闭到开放的历史变迁，揭示出平等、和谐、包容、忍让等积极的文化要素，为藏地叙事注入了新的活力。新世纪以来的藏地题材呈现出辉煌的叙事格局，不同作家有不同审美策略，其间也呈现出肤浅化、神秘化、猎奇化的叙事姿态，从中很难看出藏地应有的精神维度、文化变革与历史变迁。次仁罗布的小说则给我们带来新颖的藏地叙事经验：依靠丰富的藏地资源，以自己独特的自述视角与呈现模式，抒写出波澜壮阔的民族历史进程，描绘出藏族现当代社会发展的一条康庄大道与和谐、包容的人性赞歌。

通过自述的方式来展现民族的过去与现在，不仅在于还原历史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建构民族的心灵史，折射历史场域中人性的涤荡与命运的变迁。藏族作家阿来认为，《祭语风中》提供了封闭的青藏高原被迫向着现代社会洞开的几十年里民间生活的真实场景，时间之轮缓缓旋转，无法自外于整个世界的那些人，其命运也在寻路向前的激流中起伏宕荡，真实诚恳地展开社会变迁的真实图景是这部小说的价值所在。[20]自述意味着“我”与族群构成了命运共同体，与文本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我”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便为民族历史的真实呈现提供了最佳的叙事切入点。

四   民族身分的固守与超越

《祭语风中》是次仁罗布对藏区本土信仰、传统文化、族群历史等地方性知识的民族志描绘，通过重塑本民族的信仰体系、复苏族群文化的集体记忆、呈现民族历史的寻路之旅、摹写现代化过程中的心灵嬗变来体现作者对民族身分的固守。然而，地方性知识也具有超越的维度。因为地方性知识也是世界性的一个构成部分，这就为区域性的民族志小说与全人类的对话提供了共识性的话语空间。《祭语风中》表达了信仰、救赎、坚韧、包容、悲悯、正义、耐劳、和谐等人类的高贵品质，而这些元素正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主题。“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不仅取决于反映了什么时代的生活，更取决于它能超越多少时代的生活。因此，每部优秀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同时，都含有某些永恒的方面，作家的使命就是从特定的人、特定的时代生活中发掘出这些永恒的东西。”[21]

《祭语风中》融汇了藏传佛教的文化精髓，使小说具有了根性的哲学意义。通过生命无常与信仰永恒的思辨，探讨生与死这一人类终极命题，从而使其作品超越了民族身分的局限，昭示出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融合的精神维度。因此，次仁罗布认为，“我心目中的理想文学是超越民族，不分国界，对人类命运怀有深深忧虑和提供独特人生经验的作品。同时，她在叙述上别具一格，要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我想藏族作家拥有这种特质和经验，这是藏族文化所决定的。相信藏族作家会写出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情怀的优秀作品。”[22]在谈到自己的文学创作时，次仁罗布指出，“我认为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要反映普世价值，赞扬人性的伟大，揭示苦难面前的无畏精神，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良。因为这些可贵的品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贯穿始终，成为人与人和睦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基石。”[23]由此可以看出，次仁罗布试图站在人类的高度，超越民族身分的局限，使个人命运上升为终极追问，使族群叙事上升为人类叙事，使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具有世界性价值的人类精神家园。

《祭语风中》在民族志式的描绘中体现了藏族文化的区域特色，同时在世界性方面具有人类共通的人文关怀与心灵追问。首先是心灵家园的建构。作品以丰厚的民族生活积淀、先锋的叙事方式，通过招魂仪式，进行精神还乡的书写，寻找灵魂安置的有效场域，这种“建构心灵家园的方式，穿越了民族文化间的壁垒和历史长河的厚重帷幕，并以此获得人类共同的心理体验”[24]。如《祭语风中》设置了晋美旺扎这样一个灵魂漫游者的角色，在时代风云中历经苦难；每当精神备受煎熬时，总是呼唤出精神导师米拉日巴，通过灵魂的对话与漫游，在人间的道场中逐渐磨炼出宽容、怜悯、慈悲的人类情怀。其次是人类信仰的重塑。《祭语风中》将藏族文化的神秘意象符号进行了全面展示，作品中人神互动形式、超验的审美极致、生命的深切诘问，复苏了现代生活中缺失的神性记忆；表面看起来是原初的非理性的回归，而实质上是对人类精神信仰的执着审视，可以有效对抗工具理性所造成的诗性智慧的缺失。第三是现代性救赎的维度。次仁罗布在小说中将现在与过去、故事与历史交替演绎，显示出用过去的神话对抗现代世俗生活的意图。主人公晋美旺扎一生中都在进行着灵魂的救赎与向善的皈依，这是一条充满自我救援、撒布慈悲、超度他人的心灵之路，以此可照亮误入歧途的人心。

《祭语风中》充分反映了藏族文化的变迁，同时又见证了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倘若我们以文化进化为基点考量藏族文化的发展逻辑，“每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在其进化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适应、整合与创新的重构阶段，当环境改变时，又会开始新一轮的适应、整合与创新，文化便是在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进化。”[25]次仁罗布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文化进化与文化自觉意识的作家。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要是不能汲取和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那么繁荣和丰富自身的民族文化其实只是一句空话。《祭语风中》也正是从这种文化意识出发，塑造出一个个既具有藏地文化特质又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物形象。半个世纪以来，藏地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轨迹与人物命运，充分呈现出藏族传统文化开放、接纳、融合外来文明的发展势态。守护民族文化，既要补给工具理性所造成的精神贫瘠，也要吸收现代文明成果，方能为民族文化的现代转型输入新的元素。次仁罗布小说中对民族文化身分的固守与超越，启示民族作家不仅要立足本民族传统文化，彰显民族文化魅力，更需要通过创造性的叙事言说，抵达世界性的人类文化命题，将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认同相结合，开启文化对话的空间，汲取不同文化的优秀质素并加以融合提升，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富有活力的民族文化机体。[26]

新世纪小说中的藏地叙事存在诸多写作误区，有些作品仍然延续着神秘、魔幻、奇观的叙事模式，“要么以史诗情结，记叙西藏历史风云人物异类传奇；要么以宗教情绪，把西藏独特地域文化的神秘，演绎到极致。文本中唯独没有当下西藏的日常生活状态，没有真实的充满血肉和肌理的西藏城市和乡土，没有普通藏族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很少去挖掘新世纪的西藏人在社会转型期的丰富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变迁。”[27]次仁罗布小说的藏地叙事，正是对这种叙事模式的有力反拨。综上所述，《祭语风中》这部小说通过本土信仰的深描与还原、传统文化的寻思与复魅、族群历史的自述与呈现、民族身分的固守与超越，书写出独具地方性知识的精神空间与多元文化的共生谱系，传达出信仰与救赎、坚韧与包容、悲悯与正义、耐劳与和谐等人类的高贵品质，在文化趋同化和精神碎片化的时代背景下，提供了治疗现代性精神危机的族群叙事。

　　（冯清贵，绵阳师范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

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