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在文学和文化日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今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凸显了强大的责任意识和艺术创新追求，各民族作家自信而从容地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去感受生活、感应时代，与其他民族共同书写人类普遍情感、历史和现实。少数民族散文突破了传统散文眼界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在乡土、乡愁主题上有所创新和提升。第十一届“骏马奖”三部散文获奖作品，从变化中的乡土空间概念与现代人的精神归宿、神秘文化与自然辩证法、诗性品格与实践精神等方面进行探索，具有“新乡土主义”风向标意义。

关键词：新乡土主义；骏马奖；少数民族文学散文

在文学和文化日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今天，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凸显了强大的责任意识和艺术创新追求。中国各民族作家自信而从容地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判断去感受生活、感应时代，与其他民族共同书写人类普遍情感、历史和现实，同时，各民族都表现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气质，在传统基础上形成了与时代同步的创新意识，将民族文化基因和自身演进特征溶入作品之中。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少数民族母语创作一直以来都被重视，作为中国文学四个最高奖项之一的“骏马奖”，专门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而设置。中国最活跃的作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数民族作家，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中也有大量的作品是少数民族作家所创作的。中国文化从来就有内部多样性与多源性构成特征，近些年来，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眼界和思维方式上的局限，在乡土、乡愁主题上有所创新和提升。获得本届“骏马奖”的三部散文作品《凹村》《露水硕大》《新疆时间》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一种“新乡土”写作观念，或叫“新乡土主义”。新乡土主义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一是直面乡土空间概念变化后人的精神归宿问题。二是对新事物持辩证和发展的态度，不再是纯粹地怀旧或者固守一种传统的农耕文化观念，而是给老物件、旧风俗注入了现代性观念。三是在歌颂美的事物的同时，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困境、异化问题有深刻的领会，时刻提防着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对环境污染、物质主义表现出一种担忧。四是既有艺术上的诗性光辉又有现实主义实践品格。”[1]

　　一   变化中的乡土空间概念与现代人的精神归宿

在全球化与互联网时代，少数民族作家将乡土这一主题的视野和格局放在时代大背景之中。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给乡村生活带来深刻改变，文化习俗、心理结构、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变化，以及对幸福的定义都进行重新审视。对于由城乡二元模式过渡到城镇化、农村集约经济出现的一系列新的变化，对于物质化给人带来的这一世界性的精神难题，他们把自身溶入对象，再由对象返还自身，在与人及与动物、植物、物象的交流中有一种悲天悯人的问题意识。

藏族作家雍措的《凹村》，如同“凹”字本身，天然带着喜感和隐喻，这个地理位置具有象形符号意味的村庄，像一个容器，装着满满的故事、爱和正能量。从文字可以判断，凹村是作家雍措的家乡，它是大渡河畔、贡嘎雪山之下一个极不起眼的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可能连能够上县志的事件都没有。在凹村人眼中，他们的历史大事件就是人与一切自然物各自的生计、人对神的反叛与妥协、人与突然到来的技术变革的磨合。雍措的文字有着与这份风光十分协调的气质，她自由而从容地书写着。花儿静静地开放着，牛羊在坡上吃草，一幅着墨仔细、用情很深的静态风景画。突然有一天接通了电话线，一条通向外面的马路修通了，隔着千万里可以讲话，很短的时间可以到达县城，凹村人有点恍惚，空间和时间概念重新定义。但不管怎么变，他们知道“树的理想在天空”，人只要靠着土地才能活。这种朴素的生命观让年老的凹村人依旧留在凹村，也有不安分的年轻人冲出了硬板子山，在外面闯荡一番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寻找丢在凹村的心。与传统游子心态不同的是，康巴人以不变应万变，在《溜溜小城中老去的人》中，剽悍的康巴汉子、高原的花儿、帐篷上袅绕的炊烟，顽强地对抗着“我”对大都市的向往，“我跟着小城老去，佝偻脊背，呼吸残喘，在卑微中骨节疏松。”[2]与以漂泊和远离为主题的乡土散文形成对应，主张坚守和回归，心灵依托于故乡这个实体浑然一体，尽量减少空间变化带给人的精神上的病态和变异。它呈现出一种人的本质上的自在性。这一变化带有某种文化符号的隐喻，同时也有经济发达后人在精神上的从容。苗族作家杨犁民的《露水硕大》却表达了一种担忧，他像蝉一样的飞走了，村庄成了他身上蜕下来的一张皮，他与村庄其实就隔着一块汽车玻璃（汽车带他远行），他一下变成自己梦中的游人、过路客、旁观者。这种与土地的疏远让他恐慌，使他失魂落魄。如果说这就是他痛苦的根源，那么，这种对乡土的依恋，这种游子心态，与传统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在《丢失的手机》中，“白天在衣袋里，手机是我的另一颗心脏，只要它还在跳动，就表示我还健康地活着；夜晚在枕头边，手机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只要它还闪烁，就隔不断我与世界的通信。”[3]他已经完全被现代化收买。之前在集市上看到红苕秧和海椒苗被一绺稻草束着“腰身”，而站在旁边卖它们的农人也是一模一样的束着腰身，他像城里的小资一样有买下秧苗回家种地的冲动。这是通过反向思维，证实城乡空间位移在心灵上烙下的印记。通过丢失手机的事件，使其认识到在扁平空间的事实，虽然获得一种时间上的认可，其实并不可靠。精神归宿问题仍然是一个难题。壮族作家黄毅的《新疆时间》是另一种广义上的乡土散文，表面看起来更像游记和文化散文，但它内在的要素和情绪仍然是乡土和乡愁。作为壮族，在新疆地区算得上真正的“少数”民族。黄毅爱新疆，并没有以他者的角度来看新疆，而是有很强的主体感。他对新疆文化风俗了解很深，追本溯源，并且毫不掩饰这种区位优势带给自己的自豪感。他结合地理和人文知识对这片土地进行文化人类学的呈现。他把大气磅礴的山川沙漠拟人化，并认为雄浑的新疆整体上都带有男性的阳刚，“那么天山肯定是他隆起的肩头，博格达峰、托木尔峰的二肱肌，让他筋腱毕现；塔里木河……草原的汗毛上流动着牛羊的汗珠。”[4]他在《野马之殒》中大篇幅地写马的起源和进化史，这种科普文章容易枯燥，但他结合了动物学知识和传奇故事。野马曦的妈妈舍身救子，踢断了狼的下巴骨。野马追风轻易击退想染指母马银火的家马，但是却与同样是野马的烈焰展开了一场生死之战，年轻的烈焰成了野马群的新酋长，这位暴烈而又嫉妒成性的家伙，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杀死银火与追风的孩子。这是研究人员对放归荒野的26匹野马的观察。关于马，无论是野马还是家马，人类都对它们抱有歉意。杏花和桃花刚裂开嘴，就进入了夏天，花朵像一串省略号，把春天轻易地隐去。母狼干瘪的乳袋，让风掀动着，活过春天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些比拟，字里行间透着危险与安逸，艰涩与甜美，既坚毅不屈又脆弱不堪。苦寒之地与温柔之乡的矛盾美学。车队、考古、大巴扎、烤全羊，草原节日，蜂涌而至的游人，对风俗和环境都是一个全新的考验。

二  神秘文化与自然辩证法

作家肯定本民族人民与自然打交道的高超的智慧，积极发现和改造自然界有利于生产生活的要素，赞美自然界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同时，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又使他们在面对未知世界时，依旧希望能借助神灵的帮助，在他们笔下万物有神灵。尽管自然科学已经深入人心，神意仍然具有温暖感人的力量。

位于康巴地区的凹村，地理位置特殊，凹村人经过世世代代的探索，学会了对山川地理进行科学利用，熟练地掌握了自然赋予他们的先进生产力。左山坡和右山坡加上一座硬板子山，把凹村围起来只留一个风口。一年四季都有风，但他们不厌烦，把它变成最称手的生产工具，顺着风把谷子扬得干干净净，借风吼一嗓子全村人都听得见，风还能撮合有情人成眷属、调停官司、阻止械斗。《风过凹村》中说风是一个离奇的东西，“悄无声息地在你身上做了手脚，阴坡人的右脸红润，阳坡的人左脸红润，只有两坡合在一起，看着才感觉是一张完整的脸。遇上全乡开会，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露了出来，后来为了调和左右脸不匀称，凹村就形成了阴坡的往阳坡的嫁，阳坡的往阴坡的嫁。”风还是他们的祭祀歌，是人与神的媒介。掌握了风的秉性，在凹村生活就特别惬意。凹村无处不在的神也让人紧张。对神的敬畏放在首位，神分家神、洞神、山神。阿来曾说：“康巴地区甚至整个青藏高原上千年的历史中缺乏人的书写，最根本的原因便是神学等级分明的天命秩序中，人的地位过于渺小，而且过于顺从。”[5]蛇是灵物，不能动它。长时间下暴雨是天破了洞，家家户户点灯上香祈求家神去补这个破洞，尽管家神没有照办，洪水造成的灾难让他们损失惨重，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信任家神。

杨犁民在《村庄里的夜》里写到黑影、神秘事物、鬼魅，晚上出门碰到飘忽的黑影是一件“背时事”， “村庄的孩子被什么吓到了，不说吓，说黑。他被黑到了。被黑到的孩子，就要请人为他取‘黑’。否则他会一辈子在黑里出不来。”人在这种神秘的黑影面前像中邪了一样难受。如果看见一个黑影像梦一样从村里飘过，它可能是传说中的鬼魅，那个黑影对目击者来说，就是一个“比黑夜还黑的另一个黑夜”，他只能一辈子死守着这个秘密，不能告诉任何人。火与黑相比则是光明磊落的，虽然烤火时炸火星子是不吉利的，会折财遇灾或者“角力”扯皮，但火是生活的主角，烧荒地、增肥力，火既可以照亮人间，还能温暖阴曹。火无形中具有一种权威，它代表了能力、道德、法律，甚至爱和善。

　　《新疆时间》里很少有鬼神风俗的描写，但无处不在的遗址是神秘文化的载体。“不要在傍晚去看遗址或废墟这样的人类曾经的居留地，因为如血的残阳和金红的残照会使这些地方愈发凄怆，那些黄土夯实的残墙断垣，仿佛都有肉体的色泽与质感，而那如创伤般的残缺部分，在夕阳无法抵达的阴影里呈现的是疼痛的深不可测。”真假难辨的岩画，古堡里像劈柴一样码放的汉文、婆罗迷文、佉卢文，健陀罗风格的雕像，尼雅与埋在沙里的庞贝城的勾连……多少故事埋在这干爽的沙土里。楼兰王也“不相信他的伟大帝国几千年以后只剩下三间泥制的墙体，一座颓废的佛塔和李柏上谕时的一册木简。“”新疆时间”，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它的神秘性是一口掘不到底的深井。与之相对应的是大量的探险、科考、民俗调查的手记，一层一层地揭开罩在这片神奇土地上的神秘面纱，这是最有力的自然辩证法。

三  抵抗异化

现代化、城市化加深了人们对家园的认知，便捷的通讯和交通不仅不能缓解人们的思乡病，反而加重了人群流动和分离的可能，人的故土情怀更为浓烈。惟有诗性的闪光的文字才是医治思乡病的良药。故乡是用来安放游子的精神和灵魂的，人本能地在记忆中选择性地留下美好事物，有意屏蔽不愉快的事情，不去碰那些有毒的“负面情绪”，因此，传统的乡愁散文都会极力美化那片生养自己的故土。然而，这一届的“骏马奖”数十部参评散文作品却呈现一种新的气象，在三部获奖作品中显得更为突出，即有问题意识、反思意识、批判精神。一方面颂扬美的事物，同时对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精神困境、异化问题有深刻反思，对某些荒诞行径毫不客气地批评，并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对文明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抱有警惕心，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环境污染侵蚀着天空、大地和人本身，作家们无不表现得忧心忡忡。

黄毅在《沙雅绿韵》中采用了历史对照的手法，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存在“为我们人类的一切活动提供了对照，她是背影，是参数，是基调，是所有命运的前兆，也是一切宿命的证明”。他从维吾尔语词源学入手考察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历史演进。“过去的家园”包含了巨大的信息量。他得出结论，在汉代甚至更远的年代，人类在这里获得过土地的恩赐，“大田三年，积粟百万”，而现在“黄沙如凶横的惯匪”，飘香的稻谷、丰美的良田统统被黄沙埋葬掉了。他用很多篇章说到新疆的美食。美食离不开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各种烹调手法，极其讲究，配料也一点不含糊，满足了口腹之乐之后越来越重的罪恶感却不能消除。“一眨眼工夫，羊就变成了羊肉。被剥了皮的羊，精赤巴条地躺在自己的皮上，让所有目睹的人感到羞耻、无地自容。”但人们试图把这个罪恶择得干干净净，说“这是老天定下的规矩，让你升天，我来帮你”。人们爱羊，爱草原，却又忍不住要渲染令人垂涎的“奇香鲜嫩”手抓羊肉，那带着粉红的、叫人味蕾绽放的鲜嫩羊肉，天下食客奔赴而来，羊和草原都承受到了极限。矛盾和问题坚硬地横梗在他心里。

　　感情的异化比环境的异化更严重，杨犁民在《冬天的最后一棵萝卜和白菜》中写到他站在自家菜园子里“咔嚓，一棵白菜轰然倒地，咔嚓，一棵萝卜一分为二，刀光过处，血流无痕，岁月的界限清晰可见，白森森泛着炫目的光。”只有被割去了身子的白菜根和被掏空了灵魂的萝卜坑，孤零零地，留在了去年冬天的田地里。杨犁民返回故乡高坪村，他找不回连接故乡的根，似乎暗喻这块生他的土地，于他来说只剩下一个“没有灵魂的坑”，只有一小块萝卜躲在最里面的角落，独自葳蕤，一小撮锅铲似的头发露在外面，像虎头虎脑的小表弟。高坪村的大葱、萝卜、白菜都长得像他们家亲戚。杨犁民在《由乔而灌的马桑》《躲进耳朵里的麻雀》《渐渐退远的雪》三篇中，都用一种伤感的笔调写环境的恶化，马桑树是如何由乔木堕落至“灌木”的呢？“这个变化让我着迷”，故乡的树木在减少，接近荒芜，水源也在减少，多少年后，马桑树会不会由灌木变成草，最后消失！麻雀神秘地消失了，还有儿时令人恐惧的大雪也不会再来了。无需多说，不用论证，这是人对环境作恶的直接后果。如重锤落地，锵锵有声。杨犁民以诗人敏感的心，在珍珠般闪闪发光的词语里隐藏着激愤和批判。

《凹村》里没有出现明显的环境问题，但作者对人性的异化持警惕和批判的态度，《陷阱》是写城里人的世相百态，人们已经习惯亲人之间的背叛和欺诈。“我”被无意中卷进了一场阴谋，虽然并不危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但一对母女对话时对“我”的警惕，以及她们对话的内容让人震惊。女儿先是对电话那头的父亲百般指责，并放出狠话，生老病死都不会去看一眼，电话线那头说出了有三十万的拆迁款，她立马原谅了当年父亲被女妖精勾走抛弃她们母女的罪过。女儿与母亲在惊喜和兴奋中设了一个局，通过某种手段把这笔钱弄到手。这使“我”“被动地牵扯其中，心里放着一块石头一样，沉沉的，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来”。“谈钱伤感情”看起来是一句江湖义气的豪情壮语，人们意识到了它内涵的空洞，就有了“谈感情伤钱”的说法，反过来说更真实，但更可怕，人们只好躲进果壳里，把自己的感情和利益都封闭起来，这是现代人的悲哀。

四  诗性品格与实践精神

尽管散文文体边界常常处于流动和变化中，思想性和文学性一直以来是散文的本体存在，这一规定性使得散文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曾有过太大的变化。散文文体本身具有可容纳性强的特点，它的自由开放精神是其他文体不能比的。散文写作者既是叙述主体又是表现主体，同时还是表现对象，写作者的情感始终是在场的主角。这诸多特征构成了一个指向，个性化、本真、智性这些要素越来越可贵，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人工智能、基因技术、数字技术在改变人的生产模式，甚至人的生存模式，原有的生活秩序被打破，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的重塑正在探索之中。在这种大变局中，坚持情感本位的少数民族作家们这方面的优势便显现出来，他们表现出对生命意识和精神境界的维护和坚守。退守反而是一种进步。

少数民族地区大都还保留多神崇拜的习俗，他们用一种传统而古老的方式与神秘空间保持联系，他们的思维和情感处在现实和超现实的多维度时空里。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会显得独特，他们与各路鬼神有信息沟通，《新疆时间》中古堡、遗址有神秘气场，穿越古今；《凹村》的描述中动物身上有神秘密码，脖子上戴着花项链的麻雀或许是阿爸的灵魂转世，蛇代表公平正义。《露水硕大》里比黑夜更黑的黑影有超能力。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地高蹈于空惚的神秘世界，沉迷于魑魅魍魉，而是扎根于本民族实实在在的文化土壤之中，通过一些不起眼的生活琐事，颂扬美和善，揭示现实问题，抵制丑恶，对抗异化。

雍措生活在多神教地区，观音菩萨是主神，同时也崇拜各路神。他们的自在性体现在神意和自我意识的中间地带，例如，害了肺病的车旺，她自带佛性，能够不加思索地站在普遍价值的立场上，丈夫的一切看起来自私的行为，在她那里都能得到圆满的解释。雍措通过建立这样的人物，把乡土概念深入到个体意识层面，在虚实之间自由转换。她把个人价值引向公众领域，特别强调心的觉察力，这种无形的觉察力能够引发含蓄的力量。无论是在现象界还是在意识领域，含蓄常常比直接更有力。她在多篇散文里尝试一种内在形式的变革，用一种特别的手法把念头的“空性”转化到生命实体里。在写人写事时，该收的时候收，该放的时候放。到了某个节骨眼上却憋着一口气故意不吐出来，让人着急，适当的时候放大招。一些普通的花花草草，普通的人，常见的动物、家畜、家禽。一经她的点化都活泛了起来。她会明暗搭配，阴冷的基调上洒一点光斑，炫目的光晕中添上一笔沉郁。她总是能够从不同角度解读人性，挖掘隐藏的优点，偶尔也调侃一下乡民，嘲讽一下自己，增加一点可爱的笨拙。草木、风、物件、顽石都有感应，万物之间互相有沟通。

“露水包容，装得下世间万物，却经不起一颗尘埃的玷污。”杨犁民既是写露水，也是写自己，“我试图捡起一颗露水，却只捡起露水的骸骨。”他认为他就是那个种草养露水的人。挂在空中的那轮明月是他心中最大的一粒露水。纯洁的、珍珠般的动物眼睛也是露水。如果把杨犁民的散文一句一行地排版，其实就是诗，用词高度凝炼，句子背后信息量大，诗意漶漫，从现象直接过渡到本质，撇开中间环节的枝枝蔓蔓，所谓人间烟火味，他不要具体的“烟火”，只要形而上的“味”，反过来从“味”中可以感受到燎人的烟火。在变成城里人之前，他也是个庄稼汉，同高坪村的苗民一样打过猎，诗人打猎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诗人的体力也许跑得过野兔和麂子，但他会被丛林里镶满的珍珠般的眼睛所迷惑。动物倒在诗人的枪口下，诗人倒在自己的良心里。天空大地就是铺开的稿纸，万物皆可成为他的诗篇。高坪村的乡民也是诗人—行为艺术意义上的诗人，他们弯腰插秧就是在稻田这张波光鳞鳞的白纸上写诗，而长出的稗谷则是无意间写下的错别字。在一篇文章里，他把酉阳县人民医院的B超化验单照实录入，这种有意的文体破坏竟有特别的艺术效果。科学冷静的报告才使这个不信邪的人确信自己的胆囊长出了枝柯，就像他小时候在故乡见到松树上长出的那种“木棰”。他赞美这样的松树与众不同，能忍受如此强烈的疼痛。杨犁民吃透了散文的精神，他有很高的语言天赋和识人辨物的锦心慧眼，他入得了俗也跳得出俗，这是一种本领。农民、猎人、城里人、诗人的精神成长史和混合身分，他不怕袒露自己的灵魂，也不怕暴露自己的身分，假装不小心迷失在故乡的白云、月光、花草、田园里。在秋风撕扯的芭蕉叶里捎带一点个人的励志故事，在挖断田埂的锄头缝里顺手讲一段自己的“黑暗历史”。后坪坝乡是酉阳县比较偏远的乡，乡政府办公室无边的寂寞，幸好还有收发室的报刊。尽管摇把子电话的电流声大于说话声，他耐不住寂寞时就给远方不怎么熟的人乱打电话，只骑过自行车的他要过一把飙摩托车的瘾，差点摔死在从县城回来的牛磺沟里。诗人难得这么“实在”地描述自己，这种“脚踏实地”与另一些“仰望星空”的篇章，才是诗人掏心掏肺的诚实。

　　哪里是黄毅的故乡？生活在新疆的壮族人！看起来信息量好大。但他热爱新疆，比新疆主体民族更了解新疆，他仗着这一点，才敢如此放纵才情。把乡土和文化写得有艺术含量，既需要知识，还需要天赋。他有把控语言节奏的能力，看准时机，把美学要素一浪浪排下来，一丝一缕地、细致而有耐心地往前推。到了一个适当的地方交汇，形成一种气势，像冰凌融化，像风卷狂沙。在关于文化、历史等知识性的篇章中，他克制感情，需要运用数据、索隐、田野考察，像写科学论文那样严谨。如果只有严谨，那将是多么枯燥的散文，科学加上想象，关于图木舒克市临时博物馆里的千年美人，考古学家用碳14考察出的结论与他的想象基本吻合。他还推想那里曾经是出产大批美人的地方。在甜腻的枣花浓香与同样浓艳的龟兹舞中，长途奔袭的吕光大将军与鸠摩罗什的对决变得沉重而又轻快。古楼兰、古龟兹都在这种故事铺排成的沉郁而神秘的氛围中复活。新疆土地面积之广大、历史之久远、文化遗存之丰富，太多的关于古代小国的历史更替，政权、外交、宗教、战争、探险、科考，每一项都涉及浩翰的经卷，十二木卡姆与喀喇汗王朝到底有多大的关联，哈萨克人的弹唱里究竟藏匿了多少古乌孙人的浪漫。锡伯人的控箭搭弦与塔吉克人的鹰舞，是否可以追索到上古太阳部族人对自由的向往。这么多值得挖掘的历史题材，每一个谜团都扯出一个线头，让人认识到广大的新疆在时间中流失了多少精彩。黄毅在散文集里实实在在触及了很多现实问题。

少数民族在历史的某些时期被放逐或自动退守到偏远地区，很大程度上保全了人性的真，物质上的简单和精神上的富足给他们增添了某种自信，与自然的关系处于成熟而稳定的状态。他们无意之中躲过了工业文明初期的焦虑和失误，吸取历史的教训，在新的机遇面前，将会获得好的发展，享受健康优质的文明。发达地区承受了非理性发展的代价，过去流行的乡土和乡愁主题散文，习惯于控诉城市的恶行，城市一无是处，它是恶的、没有道德的、虚伪的、冷冰冰没人情味的。人的精神无处安放，与之对应的是无节制地美化乡村，农村是温情的、善意的、美丽的世外桃源。三位作家不约而同地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他们站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看待乡村与城市的关系问题，他们居住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但在问题的把握上却有中心意识，思考普遍的人性问题、精神问题、社会发展问题，涉及道德、伦理、宗教、法律、风俗等方方面面。马克思说：“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6]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的“新乡土主义”使作家在观念上得到一种解放。撇开三位作家的民族身分这一特殊规定性，站在深广的文学大背景下考察，他们抓住了文学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双重本质。散文体裁的边界模糊性恰好在表现手法上是宽容的、自由的，不会给内容造成束缚，以轻巧灵活的方式面对重大而艰难的社会问题和精神问题，也因为其篇幅的短小，更容易在问题面前表现得强悍、勇猛、直逼本质。他们有天然的地理上的优势，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有独特的文化标识，与那些以个人的小情调、私人空间为主的散文不同。虽然他们笔下都是一些小事物，却体现出大胸怀和责任担当、创新意识。

（卓今，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