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蔚然成观的生态小说创作格局中，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小说也呈现出集约式的“井喷”现象。但综观他们的创作，发展中的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仍存在着审美上的迷津，需要在生态话语与审美取向、科技理性与民族文化、现实危机与理想救赎等多种矛盾张力中寻求平衡与实现突围，从而转向更具启示意义的知性创作。

　　关键词：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小说创作；生态文学；环境危机

　　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全面觉醒，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小说的创作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但仍然面临着明显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陷入了审美的迷津，因而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需要有针对性地纠偏补弊，进而在问题与审美、认知与行为、理想与现实等多种矛盾张力中寻求平衡与实现突围。

一   生态书写遭遇的尴尬

　　中国文学历来有文以载道、感时忧世的传统，以对重大敏感事件的关注来实现其惯有的社会参与功能。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面对生态持续恶化的现状，自然而然以笔传声来揭示生态危机现状、探索生态危机根源。他们的作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生态焦虑感来唤醒民众重新注目于与自然的联系并低头审视自我的内心世界，以独立的姿态、激情的呐喊凸显于文坛并期待引发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激情生态书写的背后却无法掩盖思想上的苍白、情感上的单调以及表达模式上的雷同，或为说教的训诫，或为问题的堆砌，与盈然有生气的文学美感似乎显得有些隔膜和遥远。不少作品由于忽视了由日常生活经验向艺术诗性经验的转化而陷入了“题材决定论”，让创作成为生态宣言和自白书，从而使生态意识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缺失了文学的美感。

　　第一，问题意识的沉重牵掣了艺术想象力。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现实，作家们出于意识深处的责任感和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创作了大量表达“生态焦虑”这一时代母题的文学作品，以引起社会的关注。甘当“生态文学专业户”的作家郭雪波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创作动机：“我以为生态文学应该成为主流之一，因为它关注的是当代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沉寂也罢，热闹也罢，对此有担当、有兴趣的作家还是会继续写下去。”[1]社会的良知和文人的敏感性促使作家们对内蒙古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草原沙化、破土开矿、森林锐减、动物消亡等生态危机现状给予了全方位和不留情面地揭露，由于触及的问题与民生密切相关，因而小说发挥的是切近现实、干预生活的传统现实主义功能，所以小说中呈现出浓厚的“问题”意识与忧患情怀。

　　关注热点问题、见证时代变迁、贴近现实生活似乎已经成了中国文学的强势基因并代代相传。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态问题也日益严峻地摆在人们的现实生活面前。生态文学的出现“不仅是对世界环保潮流的回应，而且更直接地出于对经济发展带来环境问题的切肤之痛，出于作家们对于国家民族生存所面临的‘另一种危机’的忧患情怀。”[2]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引导下，为了唤醒民众对生态的关注，作家们往往执着于事件、素材的真实性再现，以此来引发读者的现场认同感，剥离小说的虚构、想象特征，追求以历史或现实之真带给读者以切肤之痛，从而达到唤醒生态意识、传播生态理念的创作目的。因此，反映现实并对现实进行指导“说理”成为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书写的常态。相当一部分文本对生态现实图景的再现客观上的确让人警醒，但也无可否认，问题意识的沉重或叙述过于泥实也在很大程度上牵制了作家的艺术想象力，使文学的诗意与审美性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郭雪波的小说中，在回忆了昔日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地见牛羊”的无限风光后，笔锋一转追溯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人定胜天”意识主导下对草原破坏的真实历史：“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的火红岁月，呼喇喇地开进了一批劳动大军，大旗上写着‘向沙漠要粮’！他们深挖沙坨，挖地三尺，这对植被退化的沙坨是毁灭性的。”[3]这种生态危机的历史真实回叙营造了紧张的外部现场感，却止步于社会历史场域的发掘，未曾深入到人性幽暗等更深远的层面，当然想象激发下的诗性生态话语就更难以触摸到了。出于对民族文化呈现的热望，在《丛林幽幽》里，乌热尔图在叙事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中断情节的进程，经常跳出作家的身分去解释鄂温克族的某一特点。“其实，‘营地’一语只存在于小说中，实际生活中鄂温克人将自己的居住地，称为‘乌力楞’，其含意是‘某一氏族生活在一起的子孙’……从人类学角度看，是有一篇大文章可作，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它也是一种很有趣的生存现象。”[4]如此执着地追求真实呈现，类似于新闻报道式的实时实地解说，却让读者在接受知识信息的同时与无限丰富的想象地带擦肩而过。

　　相比之下，一些飞腾起想象翅膀的生态文学作品，其艺术光彩璀璨夺目。海勒根那的《父亲鱼游而去》是为“祭奠我故乡2002年干涸的莫力庙水库”而作，这是一篇具有强烈生态意识的小说。小说以普通人的世界和非常态的日常行为为载体，小说着力叙写父亲种种古怪乖戾的行为动作：吞吃沙土、雨水裸浴、愚公般掘河、有脚蹼能游水、熊一样地嘶吼、野兽似的奔跑……这已经不是一个传统“父亲”的形象，但这些“异质”的呈现无论如何也脱不了与“水”的关系，源于对水的极度渴望与依赖，作者借这种虚构的怪异现实表象来暗示出人一旦与水分离的困境与绝望。小说重在凸显因外在环境恶化而导致的主体内在心灵的变异，历史与现实、想象与艺术真实得以完美地契合融通，既具有很强的新奇性和可读性，又透露出内蕴深厚的文化心理与精神力量，其诡谲神秘的艺术氛围、荒诞又真实的艺术细节尽显作家的艺术功力。《寻找青鸟》在艺术想象上与此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海勒根那的作品在日常现实生活中整合进诗意与抽象，小说对于叙事美学追求的就是保持“现实与魔力之间纷繁复杂的对位，开启现实世界与梦幻境域的比例关系”[5]，从这个角度讲，海勒根那的生态书写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质和意蕴深度。

　　第二，模式化、雷同化的写作模式。人物形象塑造的模式化、类型化的趋向是当前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在生态书写上一个较为明显的局限。这些形象大多扁平模糊，缺少个性，以及灵肉冲突的立体感，也难见丰富厚重的精神内涵。换言之，这些形象不以精雕细刻见长，而呈现出轮廓式、群像式的特征。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文学作品，但人物形象却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或类型化特征。具体而言，在作家生态意识搭建的舞台中，有两类对立的人物往往联袂登场：生态破坏者和生态保护者。郭雪波、满都麦、乌热尔图等的作品中都有这类人物出没的身影。生态破坏者是万恶之源，他们贪婪、邪恶、残酷，为实现个人私欲不择手段，丧失人性，是作者竭力抨击的对象。如郭雪波《银狐》中的胡大伦、金宝、胡喇嘛，《大漠狼孩》中的二秃子，《沙葬》中的铁巴，《沙狐》中的大胡子主任等；满都麦《四耳狼与猎人》中的嘎拉桑、海达布，《巴图的发财梦》中的巴图；乌热尔图笔下的外来闯入者如《熊洞》中的林场主任，《在哪儿签上我的名》中的森林检查员，《萨满，我们的萨满》中的表兄等。另一类人群是站在其对立立场的生态保护者。他们自觉承担起保护生态的责任，是正义、智慧、善良、崇高的化身，他们是作者的理想，是人性善的象征。如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登喇嘛、《银狐》中的白尔泰、《大漠魂》中的老双阳、《沙狐》中的老沙头；满都麦《马嘶•狗吠•人泣》中的嘎慕喇，《老苍头》中的老苍头、老禅师，《他曾经是骑手》中的阿纳尔君；乌热尔图笔下的老萨满、巴萨尔老奶奶；萨娜《达勒玛的神树》中的达勒玛……许多作品不约而同地以这种二元对立的古老叙事

　　模式来演绎生态主题。他们用惯常的作法来设定情感的倾向性—抨击前者、赞扬后者，以此激发读者情感认同，达到宣传生态保护的目的。“这种模式化写作与革命意识形态关于阶级斗争的叙述有内在的一致性，只不过压迫阶级成了欲望泛滥的现代人，而被压迫阶级成了无言的大自然，至于那些生态保护者则是被压迫者的代言人。这明显是对丰富复杂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简单化书写，是对人性更为复杂的真相的遮蔽。”[6]虽然这样二元对立的人物设置模式使得生态主题的表达醒目而硬朗，但对复杂纠结生活的简单化处理无疑使得作品的人文内涵干扁苍白，缺少了韵味悠长的审美回味。

　　值得注意的是，在生态保护者的形象塑造上，还有一个鲜明的趋同模式，他们被赋予了“最后一个”的哀挽式的悲剧结局。正如李杭育曾挖掘出汉文化中最后一个“渔佬儿”一样，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也出现了一群“最后一个”的人物形象。如郭雪波的《大漠魂》中荷叶婶作为萨满教最后一个“列钦女”以生命为“安代”的留存献上最后一舞；肖勇的《黑太阳》中唯一能和大黑熊抗衡的猎民奎桑在杀死对手后最终也轰然倒地，临终前只是要求将他与那头与他周旋了一生的大黑熊合葬；乌热尔图的《你让我顺水漂流》中鄂温克最后一个萨满卡道布老爹的非正常死亡；满都麦的《老苍头》中巴音桑斯勒山的最后守护者老苍头和老禅师目睹风水宝地被开发后相继消失……作者们集中以“最后一个”的悲挽谢幕来表达对民族文化没落命运的悲叹和惋惜，固然这样的“集中亮相”易引起公众的注目与重视，提高了宣传的效率，但对文学性的忽视却无法回避，因为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拥有个性化、想象力和创新感的艺术品。

　　此外，在小说情节上，郭雪波的生态小说创作表现出明显的相似性。如短篇小说《公狼》《母狼》《狼子》中的故事情节和长篇小说《狼孩》中多有相似之处；短篇《狐啸》与长篇《银狐》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雷同。小说中的人物也常常出现在好几部作品中，如白尔泰这个人物，在《狐啸》《银狐》和《青旗•嘎达梅林》中都出现了，在前两部作品中都是以萨满文化追随者的形象出现的。这种“换汤不换药”的书写模式，容易让读者产生阅读审美疲劳，无法满足现代读者对文学新颖性、神秘性的要求。生态书写固然是一种不错的文学表达方式，但是如果成为一种雷同的选择，那么将大大逼狭了这种文学的创作视野。

　　第三，题材相对狭窄，理性思考不足。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以独特的话语方式参与到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阵营中来。就其整体创作而言，题材内容显得相对狭窄，目前多数作品仍集中在环境污染、森林砍伐、草场退化、捕杀动物、资源过度开发、工业文明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和破坏等方面。生态与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形态、政治经济学、价值观念、哲学思想、感情世界密切相关，创作题材范围应该更加广泛和深入。不少作品过分强调对现实自然生态的干预和呼告，却忽略了对精神生态和文化生态的深度挖掘，未能实现自然、文化、精神、哲学等多层面意义上的同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从创作上看，我们目前还比较热衷于揭露一些诸如环境污染的题材。这当然是很有必要的，但环境问题是人的生存状态深层次的整体性反映，缺乏对人性的整体性关注，缺乏大地意识、宇宙意识，没有对哲学、文艺学、生态学、心理学等领域都能有所把握、融会的关注和思考，是很难写得深刻的……实际上，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不深入到人的精神之中，这样的关系还是比较肤浅的。”[7]自然生命的展现因为遵循生命的本源而天性怡然，但缺乏内在精神的丰富深刻，如果作家的描写不能深入，文本就会流于事实和想象，无法实现文学对人类心灵情感的呵护和对存在真理的澄明，从而使这类作品缺乏内在的力量。

　　为了能够从情感上迅速引起读者的共鸣，迅速传达作家的生态焦虑感，他们常常会以全知视角或通过作品中人物直接进行明确的表意抒情言说，而忽略了陌生变形等叙述技法的使用和空白暧昧的诗意空间的营造。郭雪波在《银狐》中写到胡大伦带人集体屠戮狐狸时，直接跳出作家身分，以全知全能的视角直抒胸臆：“这是一次强大的人类，对毫无反抗能力的狐狸群的集体杀戮。只是因为狐狸住进了人类的死人广场—墓穴，并蔑视了人类的尊严和权威使他们感到不安。”[8]文笔携带着怒火，燃向暴力人群。写到狐狸们惨死的情状：乳白的胸脯，全浸成血红色，未闭的眼睛死死瞪着天，等着杀戮它们的人，似乎在不解的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们为什么如此屠杀我们？”借狐的诘问表达作者对人类滥杀无辜的不满。再看《狼孩》的收尾：“只有呜呜呼啸的北风，如泣如诉，为母狼和狼孩唱着挽歌。”[9]愤激之情，溢于言表。如此一味的情感宣泄与快意点题的冲动使得文本的悲剧魅力不可避免地被冲淡了。

　　乌热尔图执着地守望母族文化，感受着民族文化被侵蚀的痛苦。在《瞧啊，那片绿叶》中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表达对山外人的印象：“这帮闯进大兴安岭的山外人，真是一群饿狼，又像一群专在猎人头上飞的乌鸦。呸！为什么盯住我们鄂温克人不放？我们还没有死绝！”[10]作品中毫不掩饰对于“山外人”怀疑甚至厌恶的态度。

　　满都麦在《四耳狼与猎人》中以主人公巴拉丹忏悔的方式来直接宣告他的生态思想：“具有同一生存环境的狼与人，为了各自的生存，都同样去侵害别的生灵。不过狼只要吃饱了肚子，就不再去贪食。可是人吃饱了肚子，还要贪得无厌地去积攒，乃至把狼的食源也杀绝荡尽，不留一丝儿繁殖的机会，然后还说‘狼是天敌’。看来某些极端自私和贪得无厌的文明人，在维持生态平衡方面，似乎还不如四条腿的野生的狼。”[11]如此直白的生态观念的直接宣告、如此明确的表意焦虑无疑会遮蔽小说的艺术魅力。

　　在情绪宣泄的背后显露的是理性思考的不足。这种发泄式的说教虽然短期内可以达到宣教目的，但却缺乏一种持久影响人类心灵的精神力量，也难以实现通过生态悲剧事件上升到历史哲学、生命哲学尤其是深层生态哲学的高度。生态文学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以实现对人类文明弊端的考察，从而为作家们提供了更为开阔的表达空间。面对生态危机这一问题发言时，作家可以选择更自由、更独到的视角与言说方式切入，不趋同、不盲从，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对生态问题的见微知著的体察与曲径通幽的探析有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生态文学作家们做到“心中有数”比“胸中有情”更具建设意义。

二   多重矛盾张力中的平衡与突围

　　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参与到当代中国生态文学的阵营中来，其生态书写中所遭遇的困境或呈现的病症可以说是当代生态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现实切片与精神造影。面对充满着多重矛盾的现代性语境，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书写能走多远，能达到怎样的高度，笔者在这里不敢妄下结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生态书写只有在现实的限度下，在多重矛盾张力中寻求到平衡，才有可能实现困境的突围，才有可能为生态文学谋到一个阳光明媚的未来。

　　当生态危机成为普遍的危机，成为自然危机、信仰危机、精神危机、文化危机、能源危机、生存危机的表现和产物时，生态文学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学亮点。种种生态的现实紧张感使得生态题材成为时尚和流行话语，但是如果对生态的表达游离在文学之外，缺失了文学的审美取向，那么，生态文学的质地与品位将大打折扣。正如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所说：“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决不仅仅止于、也不等同于其创作意图；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一件艺术品有它独特的生命。”[12]

　　生态文学不是对生态问题的简单暴露和批判，也不能只是依傍着时代生态危机的宏大叙事来吸引读者。生态作品中如果只是止步于自然生态恶化图景之呈现，那么文本就会流于事实和表象，无法实现文学对人类心灵情感的呵护和对存在真理的澄明，从而使这类作品缺乏内在的力量，结果不仅是对文学自身的伤害，而且也是对生态内涵肤浅和平庸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作家们不能固守在展示生态灾难和自然诗意色彩的描写层面，而应该在立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展开对人类文化的反思、对人类精神世界的追问，通过生态这一人类共同的生存话题实现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关注和意义探寻。生态作品要努力用蕴藉的审美话语形态，通过审美的生态意象来感悟生命，在最本质和最普遍的意义上把人的存在和世界联系在一起，在形象和想象世界的感染中打通现实世界和生态世界的通道，让读者进入到对人与自然关系、人的存在本源等问题的沉思。

　　生态文学不是绝望的痛苦和愤世嫉俗的无奈宣泄。如果文本中的情感定向突出、文学形象单薄模糊、表意空间逼仄，缺乏把生态现实转化为心理和想象存在的技巧和能力，即使是呼天抢地的悲情与金刚怒目的愤慨也还是显得单薄乏力，呈现出内在的贫血症。因此如何书写生态感受体验、如何提升生态文学的审美范畴、如何丰富生态文学写作的方式和话语策略等，都是生态作家需要关注的问题。生态文学写作在促进生态保护意识的同时，更应该透过表面的现象，尽可能实现文学、生活、信仰和追求的共融，将感受和认知符号化，情感表达蕴藉化，让读者既感受到生态现实的紧张，又体验到生命的自由和心灵的解放，从而构建起精神领域的高地。因此，文学与生态共同构成了生态文学作家的精神内核，生态话语是内隐在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情思感受和意象表达之中的。

　　生态危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审美的危机。从本质上看，文学精神与生态精神都追求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强调内在的统一与和谐，都把自然与生命视为自己的源泉和依托。人的灵性丧失和大地神性被遗弃带来的不仅仅是生态的危机，更是一场审美的危机。“当人类的存在具有审美的追求和向度时，人们所关注的是对自我心灵的呵护，追求的是精神世界的满足和自由，这样的生活状态和境界与生态的和谐具有内在精神的相似和一致。”[13]因此，就生态文学而言，它所肩负的使命就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生态表达，更是审美的生态救赎与超越，文学应以自身的审美性与工具理性、科技理性的单一和强制对抗，不仅批判、反思和揭露社会现实的弊端，更回应和激励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因为审美“有一种从垂死的、惯例的、工具的、文明的常规形式中使经验回复的广泛的热望”[14]。

　　因此，生态文学作家应该改变目前的话语表述方式，汲取情感、诗意、想象、理想等灵魂和精神养分，在绿色生态的视野上展开对自然的书写、对技术的追问和对人性的质询，让生态小说最大限度地凸现自我的存在意义与艺术品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高速推进了人类社会前进的脚步，极大地改善和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但一路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破坏，也同样让我们见识了科技被滥用的负面结果。“科技至上”导致了民族文化的流失。以蒙古族为考察对象，现代科技所带来的效率、理性、物质和功利对于千百年来遵从生态伦理“天人合一”的蒙古民族的生活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蒙古族作家许多小说文本对现代科技表达出其异质性的感受与否定性情怀。郭雪波的《狼孩》中以反讽的口吻写到了现代先进的医疗技术无法医治狼孩小龙“怀乡”病的尴尬：“抽血检测、验尿验便、挂水输液，十八般武艺全用上。药是吃了一堆又一堆，水液是输了一瓶又一瓶。过了多日，狼孩弟弟依然如故。”[15]阿云嘎的《黑马奔向狼山》《野马滩》和《燃烧的水》等小说中科技具体化身为望远镜、指南针、匕首、绳索、麻醉枪、大卡车、石油等，这些所谓的现代科技产品为人类把魔爪伸向野生动物提供方便和效率。科技已经被简化为欲望的工具，它以其机械化的冰冷冻结了人情、人性的温暖。显然，蒙古族生态小说中的科技解构对象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至上”观念所导致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堕落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流失。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对此有着敏锐的发现：“当我们发展机械运输的时候，在提高效益的同时也失去了牵驼人的自豪感；当把马群关进铁丝网围起来的狭小的草库伦的时候，在省去牧马人辛苦的同时也失去了自由的心态；当将牲畜看作商品宰杀或出售的时候，人与牲畜相互依赖的关系变成了敌对；当我们安装坚固的防盗门喂养凶狠的狼狗的时候，我们对人的信任也下降到了极限；当我们把太多的功利目的添加到婚姻关系的时候，爱情的本意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可以发现，人口越密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越疏远……”[16]

　　显然，作者对机械组织起来的“变质”的现代社会充满了警惕与质疑。

　　历史的车轮不会因为科技的负面效应而停止向前，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文本中对科技的质疑也并非是要主张回到原始混沌社会，如何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让科技理性与民族文化达成和解并相互促进，成为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关注思考的问题。民族要发展也需要自我更新，民族的现代化诉求刺激了作家们的科技想象，他们在文本中力图以多种方式来探索并演绎现代科技本土化的绿色理念。

　　郭雪波在小说《沙葬》中对于沙化危机的解决给出了一个“科技+宗教”的观念设想，科技工作者白海与云灯喇嘛同住在沙漠深处的陋室中，他们一起努力研发了“诺干苏模模式”为人类治理沙漠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示范。科技探索成果的生物圈以“诺干苏模”庙的名义来命名，寓含着以宗教的伦理精神来辅助科学发展的用意。《狐啸》中，萨满教追寻者白尔泰在寻找“孛”教的时候，脑海中不时闪回的是古朗旗长的治沙方案。宗教话语与科学发现的合二为一，显示出郭雪波在科技叙事中的独特视野。肖勇的小说《重耳神兔的传说》中将治沙的希望与民族的传统美德紧密相连，采用民族化的想象方式表达了科技治理的理想。苏木党委书记任念亲胸怀治沙梦想，心系民族未来，不为眼前经济利益迷惑，也无意于抓生产捞政绩，一心扑在了柳条沟的生态保护上。为此结怨于当地从事柳条编织工艺生意的大亨阿拉坦，虽然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但始终坚持梦想无怨无悔。作品中的主人公集民族传统美德、现代生态观念、科学技术知识于一身，科学技术因为被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美德的人所掌握，生态的治理才有未来。同样满都麦在小说中也不反对科技进步，但更强调“人性”对科技使用的规约。

　　总之，面对环境危机的严峻现实，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作家敏锐地意识到科技理性与民族传统文化纠结缠绕的关系，他们以此为焦点拓展审美空间，从而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书写上打开了一个新的领域。这种书写模式隐含着作家们对现代科技的柔性处理方式，通过科技宗教化、民族化、人性化等文学想象，被改良了的科技褪去了黑暗的阴影而化作了绿色天使，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诗性思维方式来实现科学本土化的理想憧憬。如此的科技想象带给我们许多的启示—少数民族在面对强势的现代文化时应有的姿态：民族文化可以主动去寻求与现代文化的对接点而不是一味的排斥，在平等互动中汲取异质文化的有益养分来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内化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以实现本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动态建构。

　　综观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创作，在生态书写上还需要厘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尤其是对人类的精神救赎—“生态乌托邦”的设想，还不能完全脱离与现实的关联。无论是“浪漫的还乡”还是“诗意的栖居”，都不应是单纯的、抽象的观念演绎。理想精神家园的构建本质上是对现实生态问题失望的潜在表达。生态文学反对“唯发展论”，但并不是主张社会的停滞与倒退。生态破坏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在发展中进行。把现代化的发展视为洪水猛兽一味地进行抨击和否定显然是片面、武断、不可取的。文学对生态危机的救赎如果放弃历史进程和现实发展另谋出路，必然呈现为“空洞”化，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态乌托邦“亦只能永远是“乌托邦”了，充其量只会成为作者聊以慰藉的美丽童话，对于现实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意义。

　　在环境危机的救赎过程中，必须要重建人类与自然、自然与文化、人类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完成生态文学肩负的使命。可以说，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倘若只是一味谋求自然生态危机的解决而忽视解救迷失已久的人性，或是放弃对文化生态的救赎，那么人类试图在哲学和思想层面对生态危机溯源并进行全方位疗救的理想就无从实现，恢复、重建和谐生态环境的美好愿景只能是梦人呓语，生态文学就会弱化甚至失去了其深刻性和应有的生命力。因此，人类精神的救赎、文化的救赎应该与自然的救赎同时被纳入到作家们的视野。这样，生态话语的表达才能由浅入深地突破表面的环境污染和危机境况，而切入到存在与发展、个体与群体、精神与文化、人与自然、环境公正与社会公正等话语表达中，才可以寻求到整个生态系统和谐的救赎之路。

　　 本文为内蒙古社会科学资助项目“新时期蒙古族作家小说生态书写研究”（项目编号：2014B082）阶段性成果。

　　（郭秀琴，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载《民族文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