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选择

　　龚举善

　　内容提要：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的综合规约，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选择总体上表现出“一元多维”的基本特征。具体些说，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程序之下，新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史治理、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理论建构的方式方法呈多向展开之势。无论是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角度的传统考释，还是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层面的现代测度，抑或是形式本位、比较研究、融合批评诸维度的综合观察，都在同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取得程度不等的实绩，并从总体上大致对应了自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论探索之旅。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学；当代民族文学理论批评；总体性研究；方法论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其60余年的艰难探索中取得明显成效，这与研究者们的方法论选择不无关系。概而言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受制于三大现实情境和程序观念：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及其制导下的唯物辩证法；二是“人民共和”的社会主义政体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三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国族观念以及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政策导向。由此，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选择在传统治理、现代揆测和融合创新的基本格局中多向展开。

　　常规考释：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规定下，社会历史批评成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在内的新中国文学批评潮流的主导性选择。具体而言，这种主导性方法论选择集中体现为主流批评家们借力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等常规方法来衡量和治理各种少数民族文学现象，以图深入揭示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本源、文化功能和民族特性。

　　（一）社会学研究方法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社会学方法同样强调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文学创作、传播和接受的基本规律。其哲学根基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其美学遵循是“美即生活”；其核心理念是——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并反作用于社会生活；其操作程序重在研究文学作品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作家思想感情的倾向性以及作品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

　　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真实地、具体地、历史地、美学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尤为注重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特别强调文学作品应表现正确的政党意识、国家观念和民族立场。这方面，刘大先的看法颇具代表性。在他看来，“任何当代合法的‘少数民族文学’总是受庇于国家文学组织和体制体系，比如少数民族文学扶持计划、作协与评奖机制等，先天的属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辖制下的文学之一种，而不可能超脱这个限制。”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事实正是如此。

　　就总体研究情况来看，除部分老一辈学者的惯性表述外，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在“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领导”、“统一多民族国家”三大主流语境规定之下讨论少数民族文学相关问题。这一方面受制于马克思主义正典文艺理论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特定意识形态属性密切相关。诚如李丛中所言，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各民族作家文学具有必然性：政治基础——新中国使各民族人民翻身得解放；社会前提——各民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繁荣；创作源泉——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新人新事的大量涌现；创作保障——党对文学新人的大力扶持以及对民族文学的热情关怀。因此，只有从文学社会性的角度去理解和阐发，才能把握住“解放后”民族作家文学的特点和本质。陈祖君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地区的政治实践带来一系列巨大变革，将原本在地域和文化方面处于双重边缘的各少数民族拉进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轨道，少数民族文学随之加入到共同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之中。这种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功能的认定，既是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自在表现，也是同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为基本的方法论选择。席扬则透过新时期初几本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文学史教材的分析，揭示了此期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叙述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间的同构关系。除国家政治生活的显著影响外，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制约着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总体面影。

　　少数民族文学社会学研究还关注社会转型对于文学形态以及理论批评的影响。实际上，我们所说的“三新”（即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本身就指涉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文以代变的转型姿态。这种转型在文学批评界的突出表征，便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促成了1980年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观念革新和政治转型，中国社会文化随之进入全面转型时期，包括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在内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形态也由过去单向度的“政治阐释”、“阶级分析”逐步转向多元化的“社会会批评”、“文化阐释”乃至“审美观照”。王炜烨则认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在转型期以前相当长时期内一直被置于社会政治或者说话语的中心位置，而社会转型使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寻找并回归自己应处的“边缘”位置。这种转型不仅促使少数民族文学逐步转向市场，而且也增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复杂性深广性。现在看来，较为准确的说法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是个渐进的系统工程，1980年代、1990年代和新世纪相继开启了政治、经济和文化转型的探索模式，这种转型毫无疑义地在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审美意识形态中反映了出来。

　　（二）文化学研究方法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地看，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文化观是革命的、理性的文化观，自然也是科学的、进步的文化观，其中，透射着客观规律与主观认知、世界性与民族性、综合性与针对性、多样化与主导性等辩证思维的光芒，因而蕴含着巨大的方法论能量。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论，文化学方法主张从文化角度观察文学现象并研究文学的文化性质及其演进规律。有如刘大先所说，无论是总体的文学还是文学的各具体门类，少数民族文学的复杂性都要求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并行不悖，而文化研究的综合方法尤为重要。施旭等人也认为，从文化视角重新审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总结少数民族文学作为文化话语现象的特征，有利于拓宽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认识，发掘少数民族文学新的研究课题和行动策略。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从文化学角度切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为了新时期以来的重要学术选择。

　　李丛中考察发现，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之所以为民族文学研究者所重视，是因为民族作家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文学文本中民族文化心理充分展示的结果使然。罗庆春等认为，从构成论角度看，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创造、接受、发展等多个层面的“文化混血性质”。土家族学者向云驹明确提出“两种文化选择”的问题。一是“稳定选择”，即将接近文化特性轴心的变异个体作为理想模式的选择；二是“定向选择”，即以潜在的可能和发展趋势为选择依据向某些数量虽少但与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表现型个体靠拢的选择。白晓霞将当代少数民族母语作家作品中涉及的文化关系归结为三类：“城与乡”的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我与你”的关系。上述“文化混血性质”、“两种文化选择”和“三组文化关系”说的提出，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解模式。

　　从实践层面看，关纪新的《老舍与满族文化》堪称少数民族文学领域文化学研究的范例。全书从八个方面讨论了满族文化对老舍创作的深刻影响以及老舍文学文本中所显示出的满族文化因子。黄伟林分析，“在方法论层面……《老舍与满族文化》建构了一个‘文化—文学—文化’的论述模式。”可以说，文化学方法的匠心独运，使《老舍与满族文化》的研究思路、结构布局和阐释结果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尹虎彬以新时期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主题意向为聚焦点，从文化价值取向的民族本位意识、批判意识以及形而上学的诗境等三个层面描述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由文化归属到文化超越的基本路径。这种分析，将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在性与超越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性及可行性有机结合起来，显示出相应的理论效度和较强的说服力。

　　在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中，有人注意到“鲁迅传统”的引导作用。丁子人提出，鲁迅的战斗精神与人格力量以及据此而来的小说、杂文、散文艺术，曾深刻影响着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发展，参与了少数民族诸如陆地、李乔、李纳、苗延秀、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特·达木林等作家成长的过程。张直心从传记学视角论述了“鲁迅传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潜移默化的唤醒作用，认为正是缘于鲁迅的唤醒和引领，才渐次生成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创作主题。这种研究，同样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研究视野，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深度融合的此在性。

　　对于宗教因素的关注，也是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林瑞艳较为全面地梳理过1990年代以来讨论中国文学宗教因素方面的学术著述，如谭桂林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教》、李俏梅的《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宗教热》、季红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宗教意识》、胡书庆的《谈谈中国当代所谓的“宗教主义写作”》、万孝献的《信仰的旗帜——新时期宗教文学现象浅析》、胡青善的《世纪末文学的宗教精神》、刘力的《转型期的小说与宗教》、张梅的《我国后新时期文学与宗教的关系》、张海燕的《新时期大陆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荆亚平的《立于人类精神深层的缪斯之舞——新时期小说宗教信仰叙事研究》等。专门研究少数民族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著述则有：马丽蓉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李正文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宗教》、郁龙余的《佛教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石杰与宗鸣的《新时期文学中佛教发生的深层原因》、夏敏的《密教双修与藏族文学》、金春平的《底层观照宗教救赎》、刘波的《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与宗教》、陈燕的《女性：民族延续的绳主——内蒙古少数民族文学中的萨满教文化因子》等。林瑞燕认为，尽管此间相关研究取得显著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文体比较单一，相对忽视叙事学和美学层面的研究等。马龙潜等人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例，探讨了民族宗教与现代文明在文学中的交融机制。这些研究成果，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本性的认识。

　　（三）民族学研究方法

　　中国化的民族学研究方法是融传统民族学说、西方现代民族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典民族思想为一体的综合性、开放性方法论集成。与民族学高度相关的人类学虽有自身的独特规定，但它们作为方法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又具有某些趋同性，因此这里合并讨论。其实，严格说来，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作为思想方法同宗同源，社会性、现实性、实践性、跨学科性是其基本价值遵循。从现代学科视域来看，民族学方法论又称“本土方法论”或“民俗学方法论”，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被视为该理论的鼻祖。而人类学方法论重在从生物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起源、进化与发展规律。当代人类学方法通常包含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相比而言，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作为方法论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影响更大。

　　民族学方法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适用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部分研究者运用该方法来探讨民族生活、作家民族身份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分析作品本体的民族特性和审美表现，总结民族文学创作及其理论建构的特性与规律，取得相应绩效。欧阳可惺、覃代伦、罗宗宇等都注重民族学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民族时空、伦理观念、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文化意识、民族审美趣味等方面的积极阐释效果。扎拉嘎更是突出强调，“反映民族的社会生活是民族文学的首要的、根本的特征，这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显然，这种认识是少数民族文学理论日趋自觉的表现。关纪新和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便是民族学。

　　与民族学方法紧密联系的，是人类学研究方法。刘大先注意到晚近的阐释人类学在汲取认知人类学和符号人类学基础上所提出的“深描法”和“地方性”知识对于分析少数民族文学文本的应用价值，明确指出，“人类学的学科体制、知识兴趣与研究方法确实带有某种强势文化盛气凌人的气焰，而不可否认的是……人类学显然在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维度。”刘俐俐认为，“我国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于非少数民族，差异性的现实让我们有理由在人类学视野中重新提出并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的功能”。张直心在运用文学人类学方法对云南当代少数民族重要小说文本进行尝试性解读的基础上，认为文学人类学批评应是一种兼具人类学观念与审美观念的研究方法。他的解读有理有据，具有一定示范意义。

　　王轻鸿、王敏、傅钱余等学者对文学人类学作为批评方法的基本特征和现代意义进行了讨论。王轻鸿认为，文学人类学方法的最高旨归在于它所体现出来的人本价值观。王敏肯定了“少数民族文学人类学”的跨界性、多元性、对话性、整体辩证性等基本特性，认为这些特性决定了它的现代意义：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传统民族性认知的纠偏，有利于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实践化，有利于促进文学生态多样化和各民族文学的和谐化，并有利于总体上促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多样化。傅钱余则通过对阿来、霍达、张承志、叶梅等作家笔下“仪式”描写的分析，认为借鉴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既能够让民族文学批评更具有深度，同时也可以在总结、归纳、反思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民族文学理论成果。湖南科技大学秦世琼的硕士学位论文《阿来小说的人类学分析》从地方性知识、藏族文化与文明的“深描”以及阿来小说民族身份认同等层面探讨了阿来藏地系列作品的人类学叙事风格，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与民族学与人类学密切相关的，还有新兴的民族志诗学研究方法。叶舒宪认为，受人类学与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影响，近年来的人文研究打破中心与边缘、雅与俗、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传统分界，带动了“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的创设。巴莫曲布嫫、朝戈金等在介绍民族志诗学的研究方法时说，在口头程式理论和讲述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的影响下，为推动口头艺术文本呈现的新实验，美国一些有人类学、语言学兴趣的诗人与一些对诗歌颇有研究的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之间产生了共识。“通过对文本呈现方式及其操作模型的实验性探究，对口语交际中表达和修辞方面的关注，以及对跨文化传统及其审美问题的解索，民族志诗学能够给人们提供一套很有价值的工具去理解表达中的交流，并深化人们对自身所属群体、社区或族群的口头传承的认识和鉴赏。”北京师范大学的杨利慧认为，民族志诗学在承认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以及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的前提下，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在书面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迻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上述诸种解说表明，民族志诗学特别适用于拥有悠久口传历史和民间传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其中包括各民族文学之间的跨语际翻译研究。

　　现代测度：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

　　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方法论选择，在现代传播学、生态学、女性主义等层面体现出超越传统民族文学批评思维程式的时代魅力，值得关注和总结。

　　（一）传播学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研究，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和接受研究同等重要。这种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的跨语际交流密切相关，并相应地涉及三个层面：民民传播、民汉传播和民外传播。

　　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速运动，跨民族交往以及与此相关的跨语际对话和民族文化安全战略问题被提上研究日程。罗宗宇较为关注国内各民族文学间的交流特征，并提倡进行必要的跨文化研究：“所谓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跨文化研究，是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中来研究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揭示中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图景，探求各民族文学关系的规律，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识与互补”。进入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越来越重视跨国界的审视路径。李娟认为，“跨文化作为一种研究手段，不但能够变换视点，互为主客，避免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的弊病，而且能够将研究对象放置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从整体性、综合性的角度来考察。”历史已经、正在并将继续证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已经运行到了中华性和全球化的内外多重现代化的轨道之中。当此之时，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更有必要拥有多元化的跨文化视野。

　　这意味着，在民民传播、民汉传播之外，少数民族文学的民外传播及其传播过程中双向乃至多向交流的现状与前景客观上已经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的前沿问题。巴·苏和在论及我国蒙古族文学中的外来因素时，充分估量到这种影响的历史性和丰富性。他通过研究发现，从古代起，蒙古族在翻译出版印度、汉族等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把一些经典著作吸收为本民族的文学作品，这是蒙古族历代文学迅速发展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其超则注意到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的互鉴特征。他认为，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对外国文化的接受也呈全方位摄取、价值取向带有多元性以及大量引进新潮文学的态势，其中对“爆炸”的拉丁美洲文学和“崛起”的非洲文学吸收良多。这种有选择地“洋为中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民族性与世界性辩证关系的基本阐释。

　　探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外来影响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盛，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如何走出国门进而影响世界文坛，则是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的重点。李晓峰在论及多民族母语文学的对外跨语际传播问题时说，穿越汉语直接进入世界文学语境，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证明自身价值与在场的自觉行为。青年学者朱华重点描述了老舍、沈从文、白先勇等少数民族小说家及其作品在国外的传播情况，并特别介绍了日本文学界和理论批评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与接受状况。这种跨国文学旅行中的双向乃至多向传播，与后文将要谈到的比较文学和比较诗学密切相关。

　　在探究少数民族文学的传播规律时，跨语际翻译显然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段峰指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通常以民—汉—外的翻译路向运行，是一种二度翻译，存在着汉语译者和外语译者在视域上的二度融合。在以文化翻译而非语言翻译为取向的少数民族文学对外译介中，民族志翻译借鉴人类学和民俗学口头程式、表演和民族志诗学等理论和方法，在翻译中可提供大量的民族志信息。为达成有效翻译，他建议，少数民族文学的对外译介宜更多地采用“异化”翻译策略，亦即更多地采取直译加注释的深度翻译方式。基于此，有学者运用跨学科方法来研究诸如《格萨尔》、《阿诗玛》等文本的跨文化传播特征。比如，王治国通过《格萨尔》史诗英译过程中的多维比较研究，一方面对其多向译介和传播进行历时描述和共时比较，同时借鉴民族志诗学理论就民族史诗翻译的类型和方法做出规划和设想，以便探索当前史诗翻译的可行性策略。青年学者仲林借鉴口头程式理论、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等学术资源，对《阿诗玛》口头文本及源于口头的文本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解读，同样具有启发性。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传播方法的考量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课题。当前，这种研究才刚刚开始，离深入、系统的学科化建构尚有较远的距离，因此亟待更多的研究者参与其中。

　　（二）生态学批评方法

　　生态观念无疑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逐步萌生的天人合一、主客互惠、物我相谐的进步体认。恩格斯深刻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显然。生态主义观念以及生态学批评方法之于少数民族文学的解析，受制于全球化时代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实语境。正如杨建军等所说，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以及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的亲近关系，使之具有生态书写的先天优势。就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学批评的总体状况而言，目前基本上处于起步阶段。李长中在其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既重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写作的宏观表现，也不忽视对族别或区域性生态写作的分析，可视为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纳张元认为，19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看到当下少数民族作家的笔下，正缓缓地流淌着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和自然伦理观，他们不再以刀耕火种、狩猎杀戮为原始古朴美而加以称颂，也不再试图征服或改造自然，而只希望永远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望者，他们主张人类能够通过与自然平等对话而真正回归自然，与自然同存共荣，和谐共处。”其中，乌热尔图的小说《七岔特角的公鹿》、杨泽文的《大山无虎》、李智红的《喊那口老井为爹》、黄杰英的《内蒙古随笔》、黄青松的《与沅水同行》、赵丽虹的《那山那水那人》、宋占芳的《飞鹤记》、左侧统的《最后的兔子》、李友华的《响水河的情调》、艾吉的《幸福路上》、魏向阳的《潇洒风城雨》、余晓华的《想起国歌》等作家作品堪称佼佼者。对少数民族作家“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文学持正面评价的还有马明奎、王静等学者。在马明奎看来，题材与意象的结合是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研究的根本命题，它涉及情节、人物以及世界三个层次。王静把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成绩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形式灵活，体裁多样，有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剧、报告文学、电影剧本等；二是题材上弥补了自然审美视角在文学作品中的缺席，以生态为背景，涉及民族命运、生存、狩猎、死亡、战争、人的批判等主题；三是语言上采用汉语、母语乃至多语创作并行的方式。王静有关少数民族作家生态创作的研究成果，后来集中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人与自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研究》一著中。

　　从更高层次观察，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属于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占海等认为，中国各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生态环境交往的漫漫历程中，以调适生态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落脚点而形成的生态物质文化、生态制度文化、生态观念文化的总和构成民族生态文化。回族女作家叶多多也在《时代呼唤生态的民族文学》一文中呼吁，少数民族文学应该表达生生不息、蓬勃丰沛的生命气象，应该表达生命的欢歌以及对自然的敬重，应该表达健康的美学导向。她坚信，“少数民族文学应该有更宽广的表达，而所有的敬畏与努力，都将化为璀璨的精神钻石，凝结在永恒的地方。”上述源自理论和创作领域的双重呼唤，使我们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及其理论研究的未来抱有信心。

　　（三）女性主义批评方法

　　女性主义批评源自西方女权主义运动及其在文化、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方式。因为该批评方法强烈的社会诉求而被划归文学的外围批评行列，有时人们干脆称之为女权主义批评。现在，部分学者将女性主义批评以及由此而来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命名为女性主义诗学。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主义批评，是指本着女性意识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进行的分析、评价和研究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王芳、黄晓娟、田泥、刘万庆等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王芳梳理后指出，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主题发展来看，“古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一直演绎着‘闺怨’的情绪。‘五四’反封建浪潮，使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开始在社会变革、改造中表现女性对自由、平等的追求。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建国后十七年时期”。她同时认为，只要形成性别差别的社会因素存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就有可能吸引越来越多的关注。黄晓娟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至60年代中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总体判断是：“在当代多民族的文学花园里，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用执着的创作构建着本民族文化，肩负着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重塑，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精神守护者。”田泥重点考察了新时期以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发展轨迹，认为1980年代以来，无论是少数民族民间本土的叙事、多种民族文化的沟通抒写，还是融入了主流文学的写作，都着力于女性生存、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基于此种认识，田泥认真分析了少数民族女性小说的叙事追求：“小说叙事内涵由自身而及同类，立足个体生命，着眼于人类群体共同的精神处境。女性叙事视点的转折，体现为从外部探索转换成对女性本体的生命与精神的深层叩问。女性叙事话语对民间叙事有承接与超越，有机地协调了女性叙事与民族叙事，充满着诗意与理性。”刘万庆等归纳出新时期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扎根现实，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二是对有关妇女的种种问题进行了深入思索；三是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族特色。除上述研究成果外，任一鸣的《关于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考》、黄玲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创作与发展》、管钰的《自我的表征与他者的符号——试论文本中的西部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等区域性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值得关注。

　　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相关研究中，生态女性主义和后殖民女性主义等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方法也得到不同程度地尝试。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又称“生态女权主义”，最初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F.奥波尼于1974年在《女人或死亡》一书中提出。其基本观点是：女人与自然有着极大的亲近性，女性生理上的月经、怀孕和生产过程以及自然生态循环类似，有其周期性规律。进而，生态女性主义者把自然与女性受压迫的遭遇相提并论，把解放女性和解决生态危机、反对压迫等一并作为奋斗目标。刘大先概括得很好：“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这里，‘女性美德’和‘生态原则’将成为衡量文学价值的新标准。”

　　从学理上看，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方法应该是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对于女性主义批评渗透融合的结果。刘俐俐认为，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秉持两大基本策略：一是关注民族和民主的双重诉求，二是关注民族文学边缘地位及其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基于此，有人将后殖民主义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方法结合起来，在民族、国家、阶级和性别的动态关系中探讨第三世界女性及其文学问题。具体而言，广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讨论的主要问题涉及三个方面：公私话语的设置导致了女性身份的暧昧不明；置身于性别利益之上的国/族话语对女性的暴力；为抵抗西方殖民或争夺对女性的控制而提倡某种落后的传统等等。狭义的后殖民女性主义批评则侧重于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殖民与反殖民蕴涵，尤为关注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创作的性别觉醒与自主追求，因而在反思和重构民族文学平等生态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综合观察：形式本位·比较研究·融合批评

　　在常规考释和现代测度的交叉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分析、比较研究和综合定位渐成时尚，并据此相当程度上补足了传统民族文学批评单向度外在追问的缺陷，客观上拓展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外延，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现代化品位。

　　（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

　　相对于思想内容或文本蕴涵方面的研究而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的形式探讨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在此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便显得弥足珍贵。

　　形式主义批评又称本体批评甚或语言批评等，其特点是把作品看成形式自主的本体，高度关注作品“形式”特别是语言的本体地位。1988年初，马学良发表《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一文，其中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同年，覃代伦重申加强作品语言本体研究的可行性：“首先是分析民族文学作品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现实意义与联想意义。而且，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放在文学大系统里考察其存在的意义与功能，分析语言的句法结构、语言的叙述频率。举作家作品为例：在现代派气息强烈的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自由落体》等系列作品里，发生X次的事件被叙述Y次，为异频式叙述；而在大多数民族作家的大多数作品里，发生X次的事叙述X次，为同频式叙述，等等。”可见，相对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言，文本的语言分析无疑是更为民族化、内在化的形式主义批评。

　　在刘亚虎看来，法国巴尔特（Roland Barthes）从语言学借来重要概念——“描述层”对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行为模式”派从某类作品群体共有的内在的东西中抽出一个整体结构并加以描述，使本来比较模糊的东西变得有迹可寻。显然，刘亚虎所论并非狭义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而是广义的程式化结构批评。回族学者白崇人在正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民族语言文学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包括写作语言在内的先进文化在跨界交流中先导作用。论者指出，“我们在鼓励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同时，也支持有些民族恢复或新创民族文字的要求。而对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目前尚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作家，使用汉语言文字写作也应表示欢迎。”

　　尹晓琳、张永刚等先后论及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研究的民族性和主体性问题。尹晓琳认为，语言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各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随着语言的传承得以延伸和丰富；同理，透过各少数民族文学也必然会看到其语言上的亲属关系以及演变规律。她不仅肯定了语言要素对于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且希望通过不同或近似的语言表达来甄别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亲属关系”，从而达成语言学和文学地理学方法的融会贯通。张永刚将语言方式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追求结合起来考察，重点阐释了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非矛盾性”，并预测汉语写作终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书写的主流方向。他举例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把本民族语言中鲜活的词汇、语法以及由此连带着的陌生化的民族思维运用到汉语言说中，在一些特殊文本中又运用神话叙事技巧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方式。这样做，一方面传达出特有的民族气氛和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也使逐渐格式化的汉语增强了新的表现力。他的阐述符合少数民族文学走进中国文学史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多重愿景。

　　此外，宋占海等注意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实践意义。通过对《民族文学研究》所刊相关文章的梳理和分析，论者发现，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表现为三种类型：对民间故事叙事类型化现象的探究与概括；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对叙事主题的研究与探讨。比如，康丽从中国“巧女”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考察其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规律，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研究与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关联，并通过解析中国巧女故事类型序列的组成成分、排列顺序与排序原则发掘出隐匿于故事丰厚表述之下的叙事秩序与结构关联，进而探寻能够连接母题与类型的叙事结构轮廓。这种实例分析，对拓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域不无裨益。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涉三个向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三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比较。它们通常分别被简称为民民比较、民汉比较和民外比较。

　　就实际情形来看，自觉将比较方法和比较文学理念导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规模化成果的，还是新时期以来的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北京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宣告诞生。1993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成立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迈入自足发展的轨道。对此，姑丽娜尔·吾甫力有较为全面的的概述。

　　概略说来，新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著作有：陈守成等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就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神话、民歌、传说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和作家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使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进入新世纪，刘亚虎等著《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中、下三卷）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此后，扎拉嘎的《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元明清卷）》，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杨义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黄晓娟等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姚新勇著《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等相继问世，推动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的建构之旅。

　　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涉及的层面更为广泛。郑谦、严绍璗、杨荣、徐杰舜等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此处不赘。张思齐在评价徐其超等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时说：“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跨越国界的界限。拿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佳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文学所倡导的方法了。”在汤晓青看来，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实际上涉及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其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这种纵横坐标中的立体比较思维，符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语境的强化，中外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罗庆春带领的学术团队将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视为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曾担任过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庹修宏则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中西比较诗学领域。张直心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文通过新时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景宜、李必雨、存文学、董秀英、纳张元等对梅里美、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以及马尔克斯等作家作品独特的接受取向，揭示了接受者的少数民族立场和审美趣味，阐释了接受主体与客体间潜在的亲和性。“70后”学者黄玲重点阐述了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问题。这些成果，不同程度地开启了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新视野。

　　当然，在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困难与挑战。朱斌等明确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三大不足：其一，出现了毫无价值的肤浅比附倾向；其二，不乏随意“越界”比较的倾向；其三，存在着囿于狭隘民族情感或地域情结的不良倾向。鉴于此，他建议，任何比较研究者都应该以宏大的全球胸襟和世界文学理想，从根本上变革自己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地方意识，尽量避免偏激的地方情结和民族情感。他的建言未必完全符合社会公众对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社会预期，但隐含其中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或许正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应有的建设情怀。

　　（三）融合式批评方法

　　李翠芳认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受到了外国文学中诸如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的综合影响，表明中国对西方思潮接受的模糊性和不纯粹性。这种文学影响过程中的“不纯粹性”以及对于这种“不纯粹性”的研究，表明立体接受和融合批评正成为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文学发展新动向。李翠芳重点阐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深刻影响。扎西达娃本人在论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也坦率地承认，“与其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或者是对其中的一部作品，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样的作品产生兴趣，不如说是对拉丁美洲文学为什么能在那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产生兴趣。我对拉丁美洲的土地、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它的民族集中了更多的精力予以关注。”

　　在覃代伦看来，融合式批评方法集中体现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流派对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参照作用。这些心理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我们得以洞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内在深层动因。按照弗洛依德的形象化理解，潜意识就像一口黑暗的沸腾的大锅，其中深隐着人类反理性反文明反道德的最真实思维（包括反道德的俄狄普斯情结与厄勒克特拉情结）、人类的里比多（现多译为“力比多”）压抑等等。弗洛依德的大弟子荣格则将艺术创作的动因从个体性驱力的升华转移到种系（“集体无意识”）上来，因而更具科学性与可信性。其实，在民族作家身上，集体无意识尤其显著，当然也包含着先祖在创作神话、传说、史诗时就已诞生并一直顺向延伸的集体无意识。刘亚虎则以创世神话中盘瓠形象的改变为例，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读者”观念的极端重要性。

　　空间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学方法也受到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关注。这是因为，“重视空间理论在民族文学批评中的积极作用，可以更深入地观照民族文本的书写特质与价值倾向，为批评提供更为宏阔的研究视角。”从本原上看，“文学的文化性与区域性特征，规定了文学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野，它同样内在地规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野。”在外在的环境空间和内在的文本空间的结合部，可以更为立体地观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接收的审美生成机制。由此延伸而来，在文化地理学与文艺学的交汇处，文学地理学应运而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堪称近年来的扛鼎之作。李庆福如此评价：“《文学地理学会通》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展现了杨义先生在这门新型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心得。他运用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地气’、‘三维空间’、‘太极推移’、‘剪刀轴’等这些新概念，对今后我们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

　　运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探究内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台湾等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成为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在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除前述张永刚、张直心等人的云南视野以及徐其超等人的四川关怀外，其他相关学者的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也不乏精细之作。成都大学邓经武与人合著《巴蜀文学与文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多部著作，并独立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他认为，“巴蜀地区处于中国西南部，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中转点，又处于青藏高原向东南水乡泽国过渡的第二阶梯，兼有两个阶梯的各种地理地貌特征，以内陆型农耕生产为主，兼有游牧、商业等各种生产方式及生存形态，疆域面积相当于两个法国。它是多个民族杂处共居的地方，除汉族外，有彝族、藏族、苗族、土家族、羌族、回族，以及蒙古族、满族、纳西族、布衣族、傣族、壮族、白族等‘14个民族’……因此研究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诸因素，探讨其所处环境和文化背景与其发生发展的关系，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有着极大的意义。”吴重阳、李瑛、过伟、周翔、王志彬、朱双一、肖宝凤、向忆阳、王进、苏珊、李娜等人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区域性研究值得特别关注。1988年，吴重阳就发文论及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其中指出，“在台湾文学中，不仅存在着先住民高山族的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等民间文学，而且还有高山族作家的书面创作；不仅有高山族的文学，而且有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的创作，如回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锡伯族等等。台湾文学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的加入，而呈现一种绚丽多姿的丰富和多样。”进入新世纪，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通道的不断敞开，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论著方面，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过伟的《台湾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堪称代表。论文方面，周翔的《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动态发展历程》以及青年学者王志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多篇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从民族、时代和地域的结合点上来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华性，丰赡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原会长王平凡曾经说过，方法论的完善与更新，是学科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本来是活跃的、进取的、充满生命力的，总是不断从人类科学研究中吸取营养而得到充实和发展。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他倡导多角度、多层次、全息性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民族文学，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史长河中沉淀起来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些文学作品，除其文学的特性外，还具有着多方面的功能，这是它的特点与价值之所在。大至史诗，小至故事，无不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理应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多角度的综合性考察，全面地把握这一民族的文化现象。”覃光广等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现代系统论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的断想》一文中，认为系统论方法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有序性、动态性等特征，完全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思维，较为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视为“方法论年”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李丛中则希望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未来学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他看来，“从未来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作家文学，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思考和探求的问题。”从完整的学术史建构角度来考量，他的未来意识从另一维度预示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值得期许的前景。

　　以上我们从三大层面粗略地扫描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其实际操作状况显然要比本文所勾勒的线条丰富、复杂得多。宏观地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以及新近拓展，与既有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以及同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密不可分，并大致对应了自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的总体探索之旅。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传统、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更新与研究方法的拓进本身也体现了辩证统一的互斥互惠关系。无论人们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上述诸种研究方法以及蕴涵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的手段，并得出了一些新的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总体上说还不够多元、立体和自足；内部形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显不足；现有方法的综合运用程度和本体对位效应还未达致理想状态；数量统计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类型聚合方法、比较诗学方法等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自觉采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采集—传播—接受等新兴系统方法还没有广泛进入研究者的建构机制。这些都是应予正视并应尽早着手解决的问题。

　　本文系湖北省2014年度社科基金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叙述框架”（项目编号：2014219）的阶段性成果，中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学理论与审美文化”学术团队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龚举善，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值班编辑：和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