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大的翅膀和可能的高度

　　——“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困扰

　　郎伟

　　内容提要：

　　“宁夏青年作家群”是崛起于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坛的一个颇具文学影响力的创作团体。在十余年的创作中，宁夏青年作家以极富特色的艺术彩笔，真实而生动地书写了居住于西北偏僻之地的人民的生活和命运，他们将广阔的西北边远之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情、特殊的民族生活氛围逐一呈现，从而构成了审美化了的西北风情图。黄土地上人们生存图景的细致状绘和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的展示，成为“宁夏青年作家群”享誉当今文坛的奥妙所在。但是，对乡土社会的异常熟悉和痴情，既带来他们创作的荣光，也带来他们创作的缺陷与困扰。由于青年作家们在成长过程当中的先天不足，他们的精神构成中存在着某些缺陷。许多青年作家在看待世界、思索问题方面缺乏应有的全局性目光和更为博大开阔的现代文化胸襟；因为文化视野的狭窄性和封闭性，其创作的艺术感受力和想像力也呈现钝化与缺乏灵动之姿的困窘状态。

　　关键词：宁夏青年作家；乡土性；文化视野；狭窄性

　　在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坛，“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赢得了相当多的掌声和喝彩。他们把创作之根深深扎进祖祖辈辈所生存过的西北黄土地，在父老乡亲悲欢离合生死歌哭故事的真切讲述当中，认真描画着真情流贯的西北乡土社会的生活画卷；他们用各自并不相同的艺术彩笔，将广阔的西北边远之地的自然风光、社会风情、宗教氛围逐一呈现，从而构成了审美化了的西北风情图；他们坚定而执着地向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创作传统学习，心态沉稳，不慌不忙，朴素而单纯地看取世界，描写生活。是的，“宁夏青年作家群”在并不被看好的情况下，以骄人的创作业绩，已经在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宁夏风暴”。然而，总有一个困惑始终纠缠着我们：宁夏青年作家们已经拥有了足够多的生活阅历的积累，其创作的年限普遍在10年以上，不可谓不长，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也已经创作出了不少精品，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级的文学奖项。但是，阅读他们的作品，常常感觉气度不够、冲击力薄弱，让人可做玄妙之思（比如《清水里的刀子》）、愉快之想（比如《吉祥如意》），却没有地动山摇般的震撼感觉。宁夏青年作家就仿佛是一只盘旋于蓝天中的巨大之鸟，虽然已经拥有了一双垂天之翼，却总是不能冲到九万里的高空。因此，问题自然就提出来了：既然已经积聚了相当深厚的生存经验，不少作家的艺术风格亦臻于成熟，那么，宁夏青年作家们迄今为止为什么不能提供极具冲击力的如《白鹿原》一样的“黄钟大吕”般的文学佳作？答案可能会是多样的。笔者以为，也许正是宁夏作家的创作优势——对乡土社会的异常熟悉和痴情，既带来他们创作的荣光，也带来他们创作的缺陷与困扰。

　　在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中，乡土社会所导致的思想的狭窄性显而易见。由于长期处于西部乡土社会的底层，也由于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和精神生活的极端稀少，大多数青年作家的精神构成是有一定程度的缺陷的。这直接导致了一旦进入创作时，许多青年作家在看待世界、思索问题方面缺乏应有的全局性目光和更为博大开阔的心胸。由于这种全局性目光的缺乏，作家们所描写的乡土生活实际上是缺少参照系统的，是封闭的、孤立的。鲁迅曾经说过：“外面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1]描写乡土又囿于乡土，作品的思想冲击力自然无从谈起，更阔大的人生景象便付之阙如。

　　一、乡土：是源泉也是制约

　　人类亲近与热爱土地的情感几乎是天然的，流动在血液里面的。这当然源于原始人类最初的栖息之地是广阔的大地和原野，更源于人类早期的生存之物都是土地慷慨地奉献和提供的：土地提供给人类延续生命和种族所必需的食物，土地也提供给人类最初的生产劳动工具。我国是一个主要处于北温带的大陆国家，幅员辽阔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使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了农耕生活。长期的农耕生活，使中华民族与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山川风物建立了深厚的亲人一般的感情。对于养育自己的大地，对于这大地和原野之上所发生的人类生活的热爱与依恋成为中国人普遍而自然的心理情感，所以文学家们经常会吟唱：土地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土地的儿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最近（按：指作者在西南联大讲授《乡村社会学》时的1946—1947年间）我遇着一位到内蒙旅行回来的美国朋友，他很奇怪地问我：你们中原去的人，到了这最适宜于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向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禄国先生也告诉过的，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不管天气如何，还是要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了。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费先生又说：“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游牧的人可以逐水草而居，飘忽无定；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2]费孝通先生所说，当然是就中国社会漫长的农耕史和土地依恋史而言的。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虽然传统的中国社会受到各种政治因素和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中国人对土地的痴迷和眷恋之情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土地不仅是这个民族赖以生存的家园，更是作家艺术家反复吟咏的超级对象。应该说，土地和建立于土地之上的乡土社会，作为民族精神历史的博物馆，其独特的地位一直吸引着广大的中国作家艺术家。在20世纪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历史悠久内蕴深厚的乡土生活为中国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翻开20世纪文学史，我们发现，主要以描写乡土人生和乡土风情为核心内容的“乡土文学”，在整个世纪的文学创作史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和相当重要的位置。“乡土文学”创作所造就的优秀作家也显得数量庞大。“乡土文学”在20世纪的文学史上格外发达，原因无非是两个方面，第一，20世纪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以“农”为主的社会，在漫长的历史阶段，超过九成的中国人口集中于地域辽阔的农村，农民的生活情景是这个国家触目可见的生活景观，乡村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成为20世纪中国人普遍的思想方法和价值观念。农村又是20世纪中国作家最重要的培养“基地”，大量来自农村的作家对乡土具有天然的亲近感，他们的想象力、乡土情怀往往会变成对乡村的审美情感，从而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妨来听一听乡土作家们的“心声”。20世纪20年代贵州籍的乡土小说家蹇先艾说：“我是乡下人，所以对于乡村人物也格外喜爱。”^[3]以描写河南乡村生活而著称的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家芦焚（师陀）说：“我是从乡下来的人，说来可怜，除却一点泥土气息，带到身边的真亦可谓空空如也。”^[4]诗人兼散文家李广田则在题名为《地之子》的诗中高声吟唱道：“我是生自土中，来自乡间的，这大地，我的母亲，我对她有着作为人子的深情。”他在《画廊集》里又说：“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就是现在，虽然在这座大城里住过几年了，我几乎还是像一个乡下人一样生活着，思想着，假如我所写的东西里尚未能脱除那点乡下气，那也许就是当然的事体吧！”一直对城市的世态人情持批判态度的沈从文说：“我实在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的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中人截然不同！”^[5]第二，从文学传统来看，中国古代的抒情文学当中，有大量的对于乡村风土人情的描写，这些已有的文学资源，直接启发着作家们的创作灵感，深刻影响着我国现代以来的乡土文学的创作。我国最早的文学经典《诗经》就有非常多的篇章，对乡土生存做了真实而贴切的描绘。在《诗经·豳风·七月》这篇作品中，祖先们唱道：“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畯至喜。”对气候的变化，对艰辛的劳动生活以及彼时心情的状绘，深切而感人。在成就辉煌的唐宋诗词当中，文人雅士们对乡土风情的吟咏更加动人。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在《过故人庄》中吟唱：“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其在乡村故人之家受到款待时的欣喜愉快之情溢于言表。而有心杀敌、无力报国的辛弃疾，虽壮志难酬，但长期居于乡村，对乡村的风物景象还是了然于心，喜悦于心的。他在一首乡村夜景诗里中描写道：“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乡村夜晚的优美、清新之态，跃然纸上。自然，中国古代文学对于乡村生活的描写也不完全都是诗意的、柔曼的。乡村生活的残酷性也会时时闯入作家的眼帘，撞击他们的心扉。唐代诗人李绅就在《悯家二首》中唱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宋代大诗人范成大也在《四时田园杂兴》诗中对官府的大肆盘剥百姓进行过愤怒的声讨！^[6]这样说来，当20世纪的中国作家在描写乡土风物和乡土人生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受到两种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影响的：一种是从乡土生活当中汲取动人的诗意，并优美地展示出来；另一种则是以悲悯的目光，在乡土人生当中发现苦难与不公，客观而冷峻地表现出来。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地处我国西北部的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省区，属于典型的西部农牧业省份。从地形地貌和自然条件来看，全区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可以划分为三个区域：北部是以宁夏平原为主的黄河水自流灌溉区域，秦汉以来，便是农耕地区，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美誉^[7]；中部为干旱区、半干旱区，农耕生活为主，有些许牧业；南部为黄土高原上的丘陵地带，近几十年来，雨水稀少，风大沙多，耕种不易，是靠天吃饭的地方，人称“苦甲天下”。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于1958年，在自治区成立之前，宁夏是没有所谓现代工业可言的。20世纪40年代，西北军阀马鸿逵主政宁夏的时候，马公馆所用的照明电，是靠一台晚清慈禧太后宫中淘汰下来的发电机发出来的。1958年之后，宁夏虽逐渐地迈入现代工业化社会，但是，地域的偏远和现代经济、文化、教育基础的异常薄弱，加上国家总体经济运行的不成熟性，都使得宁夏社会的总体面貌更多农业社会的色彩而少现代工业化社会的特点。一句话，直到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20世纪80年代，宁夏的大部分地区还处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现代思想和意识非常稀薄的传统农业社会当中。应该说，宁夏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经济和文化环境当中逐渐生长起来的，宁夏的作家也是在这样的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境的深刻影响和制约下形成自己的创作视野和胸怀的。

　　生活于中国最不发达的地区，自小与无边黄土、漫漫风沙、牛马羊骆为伴，日日目睹“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乡村景观，这样的人生经历，深刻地塑造和地决定了宁夏青年作家们的精神价值取向和审美心理。因此，当我们看到“土地”与“乡村”是迄今为止宁夏青年作家最乐于描写的生活对象和生活内容时，我们丝毫也不应该感到奇怪。换句话说，当我们遍翻宁夏青年作家的小说、诗歌、散文作品之时，会发现：“乡土性”是他们的创作最为显著和鲜明的标识。像现代以来所有的来自中国乡村的作家一样，宁夏青年作家们对“生我养我”的故乡从来都是深情款款的。来自阿拉善草原的漠月说：“在我生命的最初记忆里，出生地留给我的印象是美好的，有着田园诗般的宁静和安详。每逢夏秋时节，艾莱山下青草茫茫，像一面巨大的绿色的地毯；南边则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沙漠，沙漠里长满了高大的梭梭和葳蕤的白茨，有的地方连骆驼和羊都穿不过去。我跟着在家的哥和姐，去挖苁蓉挖锁阳捡柴禾，或者放牧骆群……我想说的是，出生地和儿时的经历，尤其对于作家和诗人很重要，决定着写作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8]从小生活于宁夏同心县清水河畔的李进祥在接受一位评论家的访谈时说：“我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南部人，这里有着永远望不尽的连绵起伏的黄土丘陵和无尽的风沙。多少年来，我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如今，我也生活在这里。只是，我现在寄寓的县城离老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然而，我始终觉得有根精神的脐带连着我和老家。故乡一直不远不近地默守在那里，所以我没有四海漂泊疲惫不堪的游子那种强烈的思乡情绪。我就在故乡的附近守候着，有些胆颤心惊地看着它，看一条清水河因为一个小造纸厂的建设而变黑变臭，看窑洞变成了土房子，土房子变砖房子，砖房子变瓷片房子，房子越来越高，却越来越空。看一群我小时候就是老人的老人，现在还是老人，看一群和我同龄的人，现在大多不知道了去向；看一茬茬小孩子又在长大，我能凭相貌看出他们是谁家的孩子，但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我的故乡在我眼皮底下变得渐渐陌生。我始终在想当然地描写着我的故乡，我以为那是我真的故乡。”^[9]出生于1980年代的马金莲在谈及自己的小说创作时也说：“都是关于村庄的。写作灵感的源头，就是我最初生活的那个村庄。今后的写作，还是围绕村庄。只要村庄屹立在大地上，生活没有枯竭，写作的灵感就不会枯竭。”^[10]

　　乡土生活和童年记忆是如此强大地在一种并非自觉的状态下植入了青年作家们的心灵深处，这使他们最初的写作几乎都走上了一条个人精神和情感的“返乡”之路——这几乎是所有来自乡村的创作家的“规定路径”。不妨来听听小说家莫言和散文家周同宾所说的两段话。莫言说：“作家的创作，其实也是一个凭借着对故乡气味的回忆，寻找故乡的过程。”^[11]散文家周同宾说：“写作就是回老家，就是亲近故土亲人。”^[12]无论是石舒清的处女作《故里》，还是陈继明的成名作《村子》，抑或是张学东的处女作《蚂蚁搬家》^[13]，宁夏青年作家们无一例外地将文学写作的“初吻”献给了乡村。而且，初入文坛时的吟唱乡村之曲受到好评和鼓励，又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年轻的创作家们更大的描写乡村的热情。以石舒清为例，1988年至今，近30年间，在他所发表的数百篇小说中，百分之九十的作品是属于乡土题材的，其他题材的作品，包括所谓城市题材作品，只占其创作的百分之十左右。宁夏青年作家所提供的乡土题材的小说、散文、诗歌，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在已经颁发的中国作协主办的六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评奖当中，宁夏青年作家石舒清、郭文斌榜上有名，其获奖作品《清水里的刀子》《吉祥如意》皆是书写乡土人生的。从1994年到2016年，22年间，宁夏共有六位青年作家的小说集和散文集入选“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除马宇桢的小说集《季节深处》当中所收篇目是以城市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为描写内容的，其他五位作家石舒清（《苦土》）、陈继明（《寂静与芬芳》）、张学东（《跪乳时期的羊》）、了一容（《挂在月光中的铜汤瓶》）、刘汉斌（《草木和恩典》）的小说集和散文集中，其主要篇幅都是描写西北乡村的田野风物和乡土人的命运变幻、心灵波澜的。应该说，这十多年来，宁夏青年作家们确实以他们别具特色的创作，不仅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宁夏文学，也为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提供了新鲜而动人的文学话语，其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

　　但是，在探讨宁夏青年作家出色的乡土书写时，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样一个悖论性现象：一方面，深厚的乡土生活经历为宁夏青年作家群提供了最大的写作素材和创作源泉。举凡乡土社会的历史变迁，农民的生活苦难，西北乡村社会特殊的宗教氛围、底层人民的婚丧嫁娶等宏观或微观的生存场景，几乎都可以在宁夏青年作家所创作的乡土文学当中寻找得到；另一方面，乡土社会生活以及构筑于这种生活之上的价值观念所具有的某种封闭性、保守性、滞后性又极大地限制了作家们的思想视野、影响了他们看待世界评价生活的眼光，妨碍了他们对中国社会做更深入地透视和发现。在一些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中，站在乡村立场上来激烈地批评和指斥城市社会，成为颇有影响力的思想倾向。在石舒清的小说中，尤其是在他近几年所发表的一些以父辈那一代人的乡土人生作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中，比如发表于2008年的那组题名为《父亲讲的故事》中，石舒清借父亲的“说古今”，实际上表达的是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困惑之情。在李进祥的小说创作中，站在乡村的立场上来全面质疑当前城市生活的正当性这样的思想倾向性更加强烈。《屠户》描写农民马万山带着儿子由农村来到县城，准备通过辛苦和努力，在县城谋得一席生存之地，结果，由于城市的诡诈和一头牛的发疯（牛在乡村里是温顺的动物，却在城市里发了疯！），马万山只在城市里为儿子找到了一块坟地！《换水》里的一对农村青年男女马清和杨洁，怀着一腔梦想来到城市，最终却带着城市所给予的身体的伤和心灵的痛，黯然回归家乡。河湾村一向生活安静，人心颇古，但自从来自县城的“南方猴”树起“买卖大旗”，大肆收购蝎子之后，河湾村不仅原有的生活秩序和节奏被搞得彻底乱了套，而且河湾村一村人的人心一夜之间竟变得异常险恶！（《遍地毒蝎》）在如此的乡村故事的描述中，乡村人本来生活得贫穷而安宁，虽日子实在过得艰难，但也古风犹存，父慈子孝。可是，城里人的到来，或者农民们耐不住乡土的贫穷和寂寞进了城，只要上述两件事情发生，生活当中必定会有灾祸如影随形般来到！不能否认，李进祥那些描写当前农民生活的作品是充满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是力图通过文学的手段，为底层人民的不幸命运“鼓与呼”的。然而，只是在文学作品当中简单地把“城与乡”人为地对立起来，甚至很牵强地认为城市是一切罪恶发生的策源地，这样的思想判断和文学描述，可能就显得异常片面和狭窄了。当着中国的城与乡都在发生着历史性巨变的时刻，当这个年代异常复杂的生活景象和深层律动对作家的思想能力形成强大的冲击和考验的时候，如何以一种清明的理性认识和把握现实，尤其是如何认识城与乡的复杂关系，而不是简单地仅仅把城乡对立起来，这样的文学思想力问题，不仅是摆在李进祥面前，也是摆在不少宁夏青年作家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重要思想艺术课题。

　　二、文化视野的狭窄性

　　宁夏青年作家群是一个生长于西北边鄙之地，自小与乡土社会以及西北黄土地上的贫瘠与苦难相伴相随的创作群体。黄土地上的乡村社会为他们提供了个人成长过程中的一切生活资源、情感资源和思想资源，既哺育了他们的身体成长也培养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当我们论及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特征时，我们将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精神世界当中的“乡土性”因素。这种精神世界的“乡土性”因素自然为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来了诸多的审美益处，比如对乡土生活的熟稔带来了作品叙事的异常真实性（包括大量的生活细节的真实性）；对乡土社会的痴情眷恋带来了作品特别的情感深度，增强了文学作品的感染力；与朴素的乡土社会相对应，艺术描写手段的传统与古典又使得作品容易营造单纯明朗的“诗的气氛”等等。然而，中国西北乡村物质生活长时期的极度匮乏和精神生活的极端稀少，作家长时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坎坷与奋斗经历，包括“乡土性”当中天然带有的一些思想和观念的弱点，上述几个方面，实际上对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创作都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制约性力量。我们应该承认，与由现代社会的大工业化背景和环境下的人类生活与精神实践所培育的“现代性”相比，由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孕育的“乡土性”，在观念构成和思想方法上确实存在着一些相当明显的缺陷。第一，乡土性社会经验在许多时候培育的是一种实用主义价值观和非全局性观念。因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体性生活和劳动是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交通和通讯又处于非常落后简陋的自然状态，所以生活于乡土性社会当中的人们只愿意相信眼前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事物和“局部的经验”，而不太愿意去建构生活的大局观和宽阔的人生视野。在乡土社会，一个稍微有点知识和学问的人，如果不去解决生活的眼前实际问题而只是遥想与乡村不沾边的事，这样的人会被乡亲们视作十足的“废物”。第二，乡土性社会常常培养固执和片面的思想方法。因为个人在局部范围内的一些成功（比如在一块地里种出了好庄稼），就固执地认为狭窄天地里的经验适用于所有领域，从而忽视汲取新的思想营养和他人的成功经验。对许多宁夏青年作家来说，因为他们精神世界当中“乡土性”因素带有非自觉性（他们是被乡土社会的大海“泡”大的）和持久性，当这种因素转化为艺术思维时，对其创作的严重制约就会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构成了他们创作当中的一些显著的缺陷。

　　其一，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题材呈现出单调和狭窄的特征。笔者曾在《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一文中指出：“从感知生活和描写生活的广度而言，相当多的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显现着单调性狭窄性特征。他们对“过去的乡村”注目甚多而对城市和其他生活领域却关注甚少。”^[14]

　　“在许多宁夏青年作家创作的作品中，乡土生活似乎成了“永远的”创作母题。他们总是喜欢在小说中不厌其详地讲述乡村故事，多角度、多侧面地叙述童年时代所经历的人生世相，而且通常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人事。有的由乡村走进城市的创作家甚至抱怨说：长时间住在城市里，渐渐地会什么也写不出。只有回到乡下，感受了熟悉的“地气”与“人气”，才能使创作灵感“苏醒”。当然，我们应该尊重作家们创作中的题材选择。对于创作者来说，写乡土还是写城市或者描写别的人间生活是他们的自由。文学史上的创作实践早已经证明：题材并不一定成为创作出好小说的惟一决定因素。我的疑问是：当许多年轻的作家，生命尚未进入老境就已经靠不停地“回忆”来支撑自己的创作，那么，将来的岁月呢？是否担心有“回忆”枯竭创作难以为继的那一天呢？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一些青年创作家由于已经进入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对目前的乡村生活缺乏深入的人生体验，对新世纪以来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的西北农村和农民的命运无法感同身受。因此，除了陈继明、李进祥等作家对“农民工”进城的遭遇有过文学描写（《途中的爱情》《粉刷工吉祥》《换水》）之外，大多数作家对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民的悲欢离合多数时候是隔膜的。由于隔膜，便不敢描写；由于某些话题（比如农村基层干部形象的复杂性）具有尖锐性，便一味回避。因此，宁夏作家的乡土故事许多时候就丢掉了新鲜感和现场感，常常让人生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的感叹。应该承认，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城市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宁夏青年作家的笔下也时有反映。遗憾的是，这些比较罕见的“城市小说”普遍创作得粗疏、张皇。与描写乡村生活的得心应手相比，宁夏青年作家们对城市生活无法达到深度进入的状态。感情上不能够贴心贴肺，书写起来自然是雾里看花，甚至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创作缺陷直接妨碍着宁夏文学的未来走向，所以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15]

　　其二，由于乡土社会思想中的保守性和排他性因素的渗透，造成了许多作家思想视野和观念形态的狭窄性和封闭性。当这种狭窄性和封闭性成为一种创作思想时，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就被作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写作当中的大视野和前瞻性也就付之阙如。这直接导致许多作品的思想厚度不够，穿透力钝化。

　　笔者曾指出：“许多宁夏青年作家喜欢描写古老乡村的诗情和画意，这没有错。但是，古老的诗情如果已经被汹涌而来的世俗的激情淹没时，是继续诗意的玄想，还是勇敢地面对芜杂而诗意顿失的生活？这既是对作家创作勇气的磨砺，也是对作家思想素质的考验。因为，面对复杂的生活，优秀的作家们必须拥有识破和穿透的能力。你的视野不开阔，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思考不深入，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性和有机联系性视若无睹，以为描写乡村只要熟悉乡土就够了，那么，你的乡土小说的思想成色便大可怀疑。我的意思是，一个卓越的创作家对生活必须有全面的甚至是精确的感知与了解，你写乡土生活，但思想素质必须是现代的、超前的，与时俱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的不朽来源于他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底色。尤其是处于全球化信息化的年代，作家和所有普通人一样，实际上每天都在感受着生活的致命诱惑和难言的重压。这个时代，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比之过去应该说更加紧密了。今日都市里繁华闹市的霓虹灯影、火树银花，不正是与无数乡村寂静的夜晚和微弱的灯火，互为因果，密切相关吗？客观地说，中国的乡村与城市从来都是唇齿相依，祸福与共的。”^[16]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的动荡与波澜，哪一次没有深刻地触及城市的生活神经？因此，20世纪那些最优秀的中国作家皆是既懂得农民心灵，又深知城市性格的。鲁迅自不必说，单说茅盾的“农村三部曲”以及新时期早期高晓声等人的“乡土小说”，哪一篇不是站在时代所提供的可能高度，视野宽广地描写农民问题的？所以说，“无论是描摹乡土还是书写城市，如果只熟悉一种生活领域而不清楚其他生活秘密，都会对你的‘乡土文学（或者城市文学）’构成严重的伤害。因为你的小说的思想天地是封闭型的，你所描写的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它与更广阔丰富的世界缺乏应有的沟通和联系。”^[17]你所提供的艺术世界只是一个物体的真实的投影，可是造成投影的光源何在，亮色与暗影究竟构成了怎样的对比的关系？地域的小河如何与时代的汪洋大海水流相通、声气相求？我们都不知道！但笔者可以断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文坛的乡土小说创作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家们视野不开阔，思想封闭和狭窄所导致。作为新世纪以来中国大陆乡土小说的一支主要创作力量，宁夏青年作家的这一写作缺陷已经成为某种文学标本，并足以引发文学界更多的思索。” ^[18]

　宁夏青年作家写作当中缺乏人生大视野和思想力钝化问题，从他们的长篇小说的创作中亦可明显看出。众所周知，长篇小说是“一种与生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相对应的文体，是一种被期待着不仅可以视野宽广地记录人类真实无比的生存经验，而且能够永远深入地传达人类的激情、向往、恐惧、痛楚、忧伤等等不可视的内心生活的绝佳文体。”^[19]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认为：长篇小说作为“一部百科全书，作为一种知识方法，尤其是作为一个联系不同事件、人物和世间万象的网络。是一种繁复的文本。” ^[20]简单说，长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的尖端文体，不仅需要提供人类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而且更应该具有足够的穿透人类生存的大气磅礴的思想勇气和智慧力量。以这样的长篇小说的“高端性”来衡量宁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有时会生出一些沮丧之情。仔细盘点一下新世纪前后宁夏青年作家群所创作和出版的长篇小说，坦白地讲，数量应属可观^[21] 。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地追究一下这些作品的思想尖锐度和智慧容量，往往会感觉到某种失望。石舒清的《底片》，是由一系列的村庄的日常小故事连缀成篇的，文体上更近似于中、短篇小说的集合，感情是一以贯之的，思想和智慧却看不出有新的突进与超越。陈继明的《一人一个天堂》和张学东的《妙音鸟》是涉笔“文革”的作品，可以感觉到作者有“大”想法，想通过中国社会具体的历史事件来透视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和人性的复杂难言，但是由于具体的人生故事与“大”想法的不能水乳交融，就使得作品力图追求的思想和艺术目标难以实现。长篇小说的缺乏大视野和思想力钝化问题，一直是长期困扰中国创作界的一个思想和艺术课题。宁夏的某些青年作家似乎意识到了创作界的这一难题，也试图解决它，然而，由于人生阅历和修养的未臻化境，也由于文化视野的狭窄性，“翻越大山”的愿望一时还难以实现。

　　其三、文化视野的狭窄性，还表现为在“怎样写”的问题上固执成法，不敢开创新路，从而使相当多的作品艺术面貌非常单调，无灵动之态。遍翻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小说和散文创作，不仅题材显得异常集中（百分之九十是描写乡土或为乡土唱恋歌的），而且艺术面貌也时常相同。许多作家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刚刚进入文坛时，他们的作品是以写实的面貌出现的。而且，写实的作品当时还帮助他们赢得了良好的声誉。多少年后，当我们再读他们的作品时，感觉艺术风格和面貌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许多宁夏青年作家总是把多种艺术描写方式的追求和试验视为艺术的畏途。因此，变形的、夸张的、象征的、寓言的艺术方式并不敢放胆使用，加上乡土题材的集中性，以至于不少外地的评论家论及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时，常常会非常惊人地评论道：宁夏作家写的太相似了。显然，从启动艺术的灵动思维，打开看待生活、观赏世界的新窗户这一角度而言，宁夏青年作家群还有相当漫长的一段艺术之路需要跋涉。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如何在坚守写实主义传统与虚心学习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经验之间，找到一条可以走得通的道路，是摆在宁夏青年作家面前必须解决的艺术难题。创作家的角色就是这样，他就是东方古老传说中的那只不死之鸟，生命的华美和芬芳完全取决于一次又一次投入大火的勇气。投入了，便浴火重生，成为翱翔于天宇的凤凰；不投入，便低飞于草莽，变成一只居于人间屋檐之下的凡鸟。

　　注释：

　　[1]鲁迅：《“这也是生活”……》，《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4月版，第113页。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6-7页。

　　[3]蹇先艾：《<乡间的悲剧>序》,转自赵园著作《地之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１月版，第５页。

　　[4]卢焚：《〈黄花苔〉序》，转引自赵园著作《地之子·自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第５页。

　　[5]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五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229页。

　　[6]最典型的一首诗是这样四句：“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7]唐代韦蟾《送卢蟠尚书之灵武》诗曰：“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户铁衣鸣。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蕃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8]漠月：《锁阳·后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８月版，第２７４页。

　　[9]郎伟李进祥：《用一颗悲悯的心去感受和描写世界》，《回族文学》2006年第4期。

　　[10]马金莲：《前方的幸福》，见马金莲著《父亲的雪》，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年2月版，第343页。

　　[11]莫言：《小说的气味》，载《天涯》2002年第2期。

　　[12]周同宾：《古典的原野·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故里》，发表于《回族文学》1988年第3期；《村子》发表于《朔方》1991年第3期；《蚂蚁搬家》发表于《朔方》1999年第9期。

　　[14]]郎伟：《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小说评论》，2005年1期。

　　[15][16][17][18]同上。

　　[19]郎伟：《新世纪前后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状况考察》，《朔方》，2013年6-7期。

　　[20]卡尔维诺：《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黄灿然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105页。

　　[21]新世纪以来，宁夏青年作家已经创作和出版长篇小说十余部，比较知名的作品有：石舒清：《底片》，原载《十月·长篇小说》2006年第4卷；陈继明：《途中的爱情》，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一人一个天堂》，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百鸟朝凤》，原载《十月·长篇小说》2008年第3卷；张学东：《西北往事》，河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妙音鸟》，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超低空滑翔》，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季栋梁：《奔命》，原载《十月·长篇小说》2007年第1卷，《上庄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李进祥：《孤独成双》，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马金莲：《马兰花开》，宁夏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作者简介

　　郎伟，男，回族，浙江杭州人，1962年出生。1980年以宁夏高考文科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学习，1984年本科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8年重归北大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1991年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宁夏师范学院副校长，教授，宁夏大学博士生导师。兼任宁夏作家协会副主席，宁夏文史研究馆研究员。

　　2007年和2014年两度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优秀教师称号，2008年获宁夏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2015年获得宁夏首届“塞上名师”称号。出版和主编著作9部，发表论文200多篇，著作《负重的文学》曾获全国第八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担任过国家文学最高奖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委。

　　*本论文是作者担任主持人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宁夏青年作家群研究》的结项成果之一。

　　值班编辑：和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