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满族文学|论文

　　内容提要：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作家,民族意识必然地存在于他自觉与不自觉的意识活动之中,并在其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出来。本文从满族作家的角度对老舍的创作作一些探索。老舍是具有丰富深厚的满民族情感的满族伟大作家,他出身满族,自幼深受满族文化的滋养,逐渐养成满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始终或隐或显地体现着满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及审美特征,文学语言具有满语性特征,表现在吸纳了满文词儿的“京腔”的幽默上,含有满族审美心理因素。

　　关键词：老舍;满族文学;作家;创作;语言

　　众所周知,老舍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现当代文学大家,不久前召开的“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便充分说明了这点。他的伟大不朽的创作,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已载入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册,熠熠生辉,家喻户晓。对其作品及创作的研究也洋洋大观,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突破。纵观老舍研究,大多数研究者都从老舍是著名汉文学家乃至世界文学家的角度切入,对其创作的成就和对汉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贡献等方方面面进行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而极少从老舍是一个满族文学家的角度入手(不是没有,而是极少,如关纪新等研究者)来观照其作品与创作。当然,出现这种情况,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留待另述。本文试从满族作家的角度对老舍的创作,作一粗浅的探索。

　　首先,老舍是一个具有丰富深厚的满民族情感的满族伟大作家。这在他本人的言语、作品中,在其亲人的言论和研究者的著述中有着鲜明的体现。翻开一册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讲到老舍的创作道路时,开篇便赫然写着:“老舍(1899～1966),本名舒庆春,字舍予,原籍北京,满族正红旗人。”[1]老舍生于1899年2月3日,其父名舒永寿,为一名皇城护军,其母姓马,均为满族旗人。老舍身上流淌着的是满族儿女的热血自不待言,并且自幼深受满族文化的熏陶,里外都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满族人。从出生到上学这一人生成长阶段,老舍受到的主要是来自家庭亲人方面的满族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无论是生活习俗、人际关系、安身立命、心理素养及个性气质等都主要受来自家庭成员(包括亲戚朋友)即满族文化方面的影响。“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我的。……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2]“老舍爱花,爱清洁,爱整齐,守秩序,这些习惯都是从他母亲那里学来的”,“老舍直到成名和晚年,一直坚持自己动手收拾屋子,取水浇花。像母亲一样,老把那些小瓶小罐、茶壶茶碗、桌子椅子,擦得干干净净。衣服不求讲究,只求整洁,包括稿子,也总是那么清清楚楚,规规矩矩。爱整齐、守秩序是一种美德,是她那出身农家的老妈妈给他的美德。”[3]从中不难看出满族人民勤劳、爱整洁、有秩序的生活品质对老舍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之深,延及一个人的一生。北京西北角护国寺附近的小羊胡同是老舍的生长之地,老舍的童年是在此度过的,这儿是老舍生命的摇篮,这儿扎着他的人生之根,人文之本,他的经历、气质、感情,都是从这儿开始生成,“我的一切都由此发生,我的性格是在这里铸成的”[4]。从上学到师范毕业这一人生的青少年时期,影响老舍性格形成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来自家庭及亲戚方面的满族文化因素,一是来自社会(主要是学校)方面的汉文化因素。在两者中,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对老舍性格形成影响的,主要还是前者:“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5]“老舍好客、豪放,待人极端热忱,有求必应,这些性格,也是母亲传给他的”[6]。体现在老舍身上的这种豪爽、热情、好客、耿直、善良的性格是典型的满族人民的性格特征。从师范毕业进入社会以后,对老舍人生与性格发展的影响,仍然是来自家庭亲戚方面的满族文化的影响和来自社会的汉文化因素的影响,然而来自家庭亲戚方面的满族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弱,而来自社会汉文化因素的影响渐成主导。

　　从上述的分析看,老舍幼年的成长环境及个性气质的形成浸润着满族社会文化的影响,形成老舍性格的文化因子主要是满民族的文化因子,因此说,老舍是一个充满丰富深厚的满族情感的伟大的满族作家的立论是可以成立的。老舍自己也不讳言自己是少数民族作家,曾公开表明自己是满族作家,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们各少数民族文学是祖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满族:作家有胡可、关沫南与老舍等”[7]。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老舍之子舒乙的论述中得到证实:“解放前,老舍对自己的满族出身比较避讳,在作品中即使有描写满族的地方,也不标明,有些回避的意思。解放后,大不一样。党的民族政策不仅把历史遗留下的种种顾虑和世俗偏见一扫而光,而且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提高各少数民族的权利,使少数民族与汉族一起走上了平等与共同繁荣的道路。随着满族地位的根本变化,老舍对满族问题的兴趣也越来越大。他不仅作为文艺界的代表,还常常作为满族的代表,参加一系列涉及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协商。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外国贵宾时,不止一次请老舍作陪,把他当作当代满族杰出的代表介绍给客人,称他为`满族的杰出人物'。……所有这些,使老舍对自己的满族出身感到有特殊的意义和前所未有的自豪。”[8]当然,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历史因素,新中国建立前,老舍不便公开地强调自己的满族身分,但他一直在隐约地暗示这一点,如在谈到自己的性格和创作时,他一再强调家庭、尤其是母亲的影响,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在暗示其某种满民族的性格特征及在创作中的反映。在此之所以强调老舍的民族身分,且深受满族文化的滋养熏陶而具有满族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作者只具有民族身分,而无本民族生活经历和本民族文化心理素养,则势必不可能在其创作中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审美特性。这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其次,在老舍的创作过程中或隐或显地体现出满民族的文化心理素质及审美特征。对此可能会有人说老舍除了建国后创作的极少数作品如中篇小说《正红旗下》、话剧《茶馆》中写到了满族生活外,其他的大多数作品尤其是建国前的作品几乎都是反映汉民族的生活。确实这是一方面,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另一方面,那就是作家的意识和作为必然与生俱来地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只要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作家,那么民族意识便必然地存在于他自觉的和不自觉的意识活动之中,并进而在创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情趣[9]。如上所述,老舍自幼在清末民初的北京满族社会和文化氛围中长大,其个性气质理应深受满族文化的影响,及至长大成人并成为作家后,这种满民族的气质和影响自然地在其创作中表现出来:“人们在他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龙须沟》……里都能轻而易举地找出一些影儿来,这些影儿的真实的蓝本就是他儿时的故里”,“老舍对拉洋车的和当巡警的都很熟悉。他的哥哥既拉过洋车又当过那种每月只拿六块的老式的`汤儿事'的巡警。他的舅舅家、姨家的表哥也有以拉车为生的,不止一两位。小羊圈故居的胡同口上就开着一个车厂,每天出出进进几十辆车,车厂主人的女儿是一位没嫁出去的姑娘,又丑又老。母亲后来住的小院西墙外也住着一位车夫,他有自己的车,可是后来丢了。老舍自幼就和拉车的有缘分,不是亲戚、邻居,就是朋友。”[10]我们从老舍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性作品《骆驼祥子》中看到的,那些居住在大杂院里,奔波于街头巷尾,尤其是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不正是清末民初满族旗人从优越的社会地位沦为中下阶层市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吗?主人公车夫祥子身上体现的那种正直的倔强的独立的性格,不正是清末满族旗人由吃“铁杆庄稼”到要靠自食其力生存的中下层满族人的典型心态和性格的折射吗?从创作于1923年的处女作《小铃儿》中的人物小铃儿身上,细加品味,不正折射着老舍自己的许多身影吗?“小铃儿的身世和老舍本人的身世有许多相似之处,……只知道痛恨黑暗势力,但不知道怎么办,而且不为社会所理解。在这点上,当时的老舍和小铃儿又何尝两样。老舍无意中写了自己。老舍就是个大‘小铃儿',一个找不到具体道路的大`小铃儿'。”[11]这些隐晦曲折地反映作家身世和心态的作品,是不是可以被看作是满族人民生活的反映,从中体现出的独特的文化心理素质和心态特征是不是可以视作满民族所有?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即一木一石,当追想起来,都足以引起热烈的情感。好多好多小说是由这种追忆而写成的。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不管是多么平凡,总是最亲切的。”[12]这里的作者“幼时所熟悉的地方景物”,“所熟悉的社会与地方”是否可理解为满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与习俗?发表于1937年8月的《小人物自述》中描述的:四合院里,梳着甜锥锥的小孩,玩着泥饽饽、羊拐子,唱着“小小子,坐门墩”的儿歌,望着悬空的绿槐虫来回地打着秋千……这种景况,不正是清末民初北京满族下层社会极富特色的生活画面的写照吗?

　　1961年至1962年创作的《正红旗下》是老舍第一次公开地有意识地全面描写满族人民生活题材的作品,从中透露出的浓浓的满族社会、民俗、文化、心理等方面的因素自不待言,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满族文学作品。其实,老舍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意创作一部正面反映满族人民社会生活题材的作品:“10年前他就想拿拳匪乱后的北平社会作背景写一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当时我极力鼓励他,并且替他请当地父老讲述,替他搜集义和团的材料。7年的流亡生活,遂不得不使这个计划停顿了。然而我还觉得只有他配写,只有他能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比瞬息京华和风声鹤唳一类的玩艺儿意味深厚,我尤其希望文艺界能够助成他的盛业!”[13]有资料显示老舍不但有此意,并且已开始动笔付诸实施,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历史及个人的原因,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爆发,被迫中断写作,并在此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能再重写。“`七七'抗战那一年,我同时写两部长篇小说,以期每月有一点固定的收入。这两篇,都写了有四五万字,可是正在往外寄稿的时节,芦沟桥的炮声便打碎了一切。这两部有头无尾的稿子,已随着我的全部书籍字画被敌人盗去了。”[14]“万幸的是:其中的一部,名叫《小人物自述》,1937年在天津《方舟》杂志第39期上发表了一万多字。战事逼使杂志停刊,遂中止。这一部小说正是那部家传性质的历史小说。小说主人公叫王一成,但文字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的,具有某种自传体的成分。”[15]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在平等自治的原则下出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一道团结在党的周围,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一起和老舍谈论过满族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他们高度赞扬康熙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和他的开明好学,认为很值得一写。”[16]这一切为老舍正面创作满族题材的文学作品,营造了适宜的客观社会环境。这期间,老舍担任全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并分管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比较关注,写有许多有关的文章和讲话报告,如《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兄弟民族的诗风歌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等,积累了一定的民族文学理论基础,民族文化情感和民族崇拜情结不断增强。“老舍在主管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工作中多次作过民族文学工作报告。……于是,渐渐地产生了在自己的作品中直接以满族为题材的强烈创作愿望。”[17]加上老舍于20世纪20、30年代搜集的创作素材的个人积累,于是水到渠成,创作出了《正红旗下》这样一部当代满族文学的代表性作品,这是一首各民族团结的伟大颂歌。这一时期老舍创作上的这一变化,还可以从舒乙的叙述中得到证实:“在题材上,明显地转到了历史题材、儿童题材、民族题材”,“老舍总是千方百计地想把古老的、优秀的、民族的、传统的、民间的文艺形式揉进他的创作里去。”[18]

　　然而,历史又一次与老舍开了个大大的玩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老舍不得不再次中断了他的创作,也许历史终将注定老舍一生难尝此愿,这是对老舍本人的不公,也是对满族文学的不公。尽管《正红旗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只是一部长篇的开头,但所写的11章,八万七千多字,也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中篇,即使如此,它在中国当代满族文学史上也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正红旗下》称得上是现代满族文学的扛鼎之作。”[19]

　　最后,谈谈老舍文学作品语言的满族文化特征。老舍是举世公认的语言艺术大师,其文学语言的最大特征是幽默,放眼中国现当代文坛,称得上幽默大师的恐怕只有老舍和钱种书两人,钱钟书的幽默是洋洋洒洒千年汉文化大观底蕴中生发出来的睿智的幽默,而老舍则是带有浓郁“京韵京味”的俏皮机智的幽默。说到“京韵京味”,许多人想当然地认为便是纯粹的汉语,其实不然,自清朝入主中原且定都北京后,200多年来特别是近现代以来,北京话已逐渐成为以汉语为主、满汉语相融合的语言,形成了既深受帝都做派熏染,又包含了满族旗人文化素质内含的独特的灵魂和神韵的“京味”:“至于北京话呀,他说得是那么漂亮,以至使人认为他是这种高贵语言的创造者。即使这与历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应该分享`京腔'创作者的一份儿荣誉。是的,他的前辈们不但把一些满文词儿收纳在汉语之中,而且创造了一种轻脆快当的腔调。”[20]“北京话,传到老舍这辈旗人嘴里,已经成为`京腔',轻脆快当,俏皮生动,漂亮活泼。”“`五四'之后,西方的`幽默'传入中国。西方的幽默,章回小说的讽世,民间文学的情趣,加上北京话的俏皮,使老舍的白话文别具一格”[21]可见,老舍的文学语言是融合了西方的幽默,汉文学传统的讽世,满族民间文学的情趣和北京话的俏皮而成,其中含有满语和满族文化因素是肯定的。而这些因素,时时在老舍的创作中,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有意或无意地自然流露出来。这在《正红旗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的,他的口中除了有时候用几个回民特有名词,几乎跟我们的话完全一样。我们特有的名词,如牛录、甲喇、格格……他不但全懂,而且运用得极为正确。一些我们已满、汉兼用的,如`牛录'也叫`佐领',他却偏说满语。”“`口庶!是!'正翁轻嗽了两声,几乎完全没有音乐性。”“不管他说什么,即使是叫他们去挖祖坟,他们也口庶口庶是是地答应着。”“这种话大致是以云亭大舅的语言为标准,第一要多用些文雅的词儿,如`台府',`府上'之类,第二要多用些满文,如`贵牛录',`几栅栏'等等。在说这种话的时候,吐字要十分清楚,所以顶好有个腔调,并且随时要加入`口庶口庶是是',毕恭毕敬。”“`二妞,你是个明白孩子!'母亲在愁苦之中得到一点安慰。”“母亲生过两个男娃娃,都没有养住,虽然第一个起名叫`黑妞',还扎了耳朵眼,女贱男贵,贱者易活,可是他竟自没有活许久。”“当母亲追问的时候,她也还是笑着说:没事!真没事!奶奶放心吧!”“在我降生前后,母亲当然不可能照常伺候大姑子,这就难怪在我还没落草儿,姑母便对我不大满意了。”“洗完,白姥姥又用姜片艾团灸了我的脑门和身上的各重要关节……我就在这时节哭了起来;误投误撞,这一哭原是大吉之兆!在老妈妈们的词典中,这叫做`响盆'。

　　有无始终坚持不哭、放弃吉利的孩子,我就不知道了。最后,白姥姥拾起一根大葱打了我三下,口中念念有词:`一打聪明,二打伶俐!'这到后来也应验了,我有时的确和大葱一样聪明。”“牛录”(niru)一词为满语“箭”之意,最初起源于满族民间狩猎,以10人为一组,为首者称“牛录额真”(niru ejen),为“箭主”之意。后成为满族八旗制最基层的编制,一个“牛录”为300人,五个“牛录”为一个“甲喇”(jalan),五个“甲喇”为一个“固山”。“格格”(gege)一词满语原意为“姐姐”,与non(妹妹)相对,有时也用来专称女孩,后来,皇家的女儿公主称为“格格”,民间就用得比较少了。“(je)一词为满语“是”之意。“二妞”、“黑妞”为满汉语混用之词,从满语妞妞(nionio)一词演变而来,满族人将女孩子称作妞妞。满族人称母亲为“奶奶”,疑因受汉语影响,从满语eniye(母亲)一词演变而来,一些地方的满族称母亲为“讷讷”(nènè),再从nènè发展演变为nǎi nǎi。“落草儿”即谓生孩子,是满族骑猎文化习俗的折射,满族曾是个马背民族,不论男女都得骑马射猎,孕妇亦然,在荒山野外生育时只得以草为垫,故称生孩子为落草。“洗三”是在孩子出生第三天举行的出生典礼,是满族生育文化习俗的反映。老舍的幽默蕴含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包含着对于民族文化的反省,在喜笑的外衣下,隐藏着悲剧的内核,这种笑,是一种苦笑,是一种含泪的笑:“亲家爹虽是武职,四品顶戴的佐领,却不大爱谈怎么带兵与打仗。……他似乎已经忘了自己是个武官,而把毕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如何使小罐小铲、咳嗽与发笑都含有高度的艺术性,从而随时沉醉在小刺激与小趣味里。”“他们老爷儿俩都有聪明、能耐、细心,但都用在从微不足道的事物中得到享受与刺激。他们在蛐蛐罐子、鸽铃、干炸丸子……等等上提高了文化,可是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22]清末满族的沉沦使满族人“普遍养成了夹杂着几分灰色的玩世不恭的幽默天性”[23]。

　　末世旗人的境遇形成了老舍心理素质、感情世界和精神特征的沉郁色调;末世旗人的民族身分和民族心理体验,给老舍心灵以持久的压抑,形成其文学语言不知是哭好还是笑好的幽默特性。从另一方面看,老舍虽好骂世,然很理智,他从人情世态中看出那可怜而又可笑的地方来;同时他对别人也充满热情,非常有同情心,因而放弃讽刺,采用幽默,因为幽默中有同情。老舍厌恶那有钱有闲的贫嘴滑舌与油腔滑调,然也不赶尽杀绝,死板着一副面孔,而是一半恨一半笑地看世事。

　　原文刊载于《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杨春（1963——），男，拉祜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值班编辑：和亚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