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晓冰：维吾尔族现代诗人黎·穆塔里甫与俄苏文学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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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晓冰：维吾尔族现代诗人黎·穆塔里甫与俄苏文学发布日期：2016-12-29 作者：祁晓冰点击数：8599

[内容提要]：维吾尔族诗人穆塔里甫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在俄苏文学“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诗人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利武器，创作出大量激情的、战斗的诗篇。同时诗人亦积极借鉴俄罗斯诗歌的表现手段，并将之与本民族文学传统有机融合，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文学创作之路。

[关键词]：维吾尔族；穆塔里甫；俄苏文学

在中国新文学的成长过程中，所接受的外来影响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俄苏文学。中国新文学对俄苏文学的接受步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迅速加快，其主要原因在于俄苏文学一贯的改造社会、如实反映生活的创作传统极大地呼应了 20 世纪中国的社会政治需求。维吾尔族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俄苏文学的接受过程也受到了文学主流的影响，而新疆独特的地域、政治文化背景以及跨境民族的身份，使得维吾尔族文学对俄苏文学的吸收和借鉴较之汉民族更为积极主动，所受影响的程度更深、历史也更为久远。在 20 世纪维吾尔族文学史上，不少维吾尔族作家自觉将俄苏文学模式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景观。其中维吾尔族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著名诗人黎·穆塔里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中国新文学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而其中俄苏文学的影响尤为重要与显著。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20 世纪的维吾尔族文学在由古典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深受文学主流的影响，也对俄苏文学采取了积极主动接受的姿态“：同内地多数地区和若干民族的情况相似，20 世纪的维吾尔族文学也经历过两次思想文化的大交汇和大冲撞。第一次是在 20 世纪初叶。由于地理上的毗邻关系，前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曾经在新疆地区产生了十分显著的影响。”

美国比较文学家约瑟夫·T·肖说：“各种影响的种子都可能降落，然而只有那些落在条件具备的土地上的种子才能够发芽，每一粒种子又将受到它扎根在那里的土壤和气候的影响。”以此分析维吾尔族现代文学对俄罗斯文学的接受，可以发现两大影响的契机。首先是“影响的种子”，即进入 19 世纪以后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驱动下飞速发展并迅速走在世界文学前列的俄苏文学，其次是“条件具备的土地”，作为接受主体，新疆的维吾尔族文学与俄苏文学有着极为相似的历史与现实文化语境。20 世纪初，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新疆各民族人民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的斗争，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让新疆致力于文化改革的先驱者们看到了希望，俄苏文学开始被大量引介。不少维吾尔族作家在接触俄苏文学时，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所以他们对俄苏文学的接受较之内地的汉民族文学显得更为积极主动。

黎·穆塔里甫 1922 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尼勒克县，那时正是“五四”运动从文化深层促动中国社会转型变革的时代。受新思潮的影响，穆塔里甫积极争取上学读书的机会。1932 年穆塔里甫离开家乡进入伊宁市的一所新式学校塔塔尔小学读书，四年后又考入伊宁市俄罗斯中学。在这里，诗人开始大量阅读俄苏文学，其中既包括汉族读者熟知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大师的作品，也包括一些苏联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如维吾尔族诗人乌迈尔·穆罕穆迪、塔塔尔族诗人阿卜杜拉·托卡依、阿迪·塔合塔什等，这些俄苏作家对穆塔里甫后来的文学创作以及文艺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穆塔里甫 20 世纪 30 年代末期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地处祖国边陲的新疆各少数民族也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9 年秋，穆塔里甫考入新疆省立师范，1941 年到《新疆日报》担任编辑工作，期间，茅盾正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领导新疆的文化建设工作。茅盾在新疆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热心培养各民族的文化工作者，穆塔里甫有幸经常得到茅盾的指点与教诲。茅盾致力于传播苏联文学文化的工作，先后发表多篇介绍苏联文艺的论文，例如《二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载 1939 年 11 月 7 日《新疆日报》)和《诚恳的希望》(载 1939 年 11 月 5 日《新疆日报》)等。这些文章不仅系统介绍了苏联文学的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而且还介绍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在十月革命后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积极影响。具有进步思想的穆塔里甫，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自觉接受了俄苏文学反专制、争自由、为人生的创作立场。诗人不仅在俄苏进步文艺观念的影响下，写下了大量战斗的诗篇，而且还积极撰文宣传俄苏文学，研究俄苏文学。1940 年秋,诗人在他的一篇有关文艺理论的论著中谈到文学作品的典型塑造时，主要列举了普希金、高尔基等俄苏作家的创作，盛赞其典范作用；在通过苏联出版的鲁迅作品的俄文译本接触到鲁迅之后，穆塔里甫以俄苏文学为参照对鲁迅先生做出了积极的评价，称赞鲁迅先生是“我们的高尔基”；1943年，在普希金逝世 106 周年时，诗人写下了《俄罗斯人民忠实的儿子———普希金》，介绍普希金的同时，充分肯定了俄罗斯文学的民主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

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下，19 世纪的俄国作家几乎都把文学当作社会斗争的工具，他们关注社会变革，以暴露社会黑暗、提出重大社会问题、展现社会理想为己任，体现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

进入 20 世纪，在 19 世纪俄国文坛上占据主流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开始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1934 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正式确定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长期在俄罗斯文坛占据统治地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继承了俄国古典文学重视文学实用性的传统，而且更为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强调文学的社会服务作用，把文学当作培养教育人民群众的一种伟大力量。

30 年代末走上文坛的穆塔里甫，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从 1937 年开始，到 1945 年结束，期间八年，正值抗日战争。此时文学思潮与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密。诗人对俄苏文学的借鉴与接受主要在于文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以及革命性这一价值层面。诗人曾指出：“斯大林称作家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匠师。这句话指出了作家以及文学作品的社会地位……革命文学也是反对暴虐势力、教育人民的武器。”在这样的文艺观的指导下，诗人的创作，始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有研究者指出“：纵观穆塔里甫的诗歌创作，虽然不同时期的风格有所发展、变化，但从头至尾贯穿着一条红线，那就是诗人创作的步履，始终紧跟着时代前进，诗人抒发的感情始终和人民的感情相通，和祖国休戚与共。我们从诗人的创作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代脉膊的跳动和革命人民的爱憎。”的确，诗人短暂的一生写下的诗篇题材相当广泛，有歌颂劳动、歌颂自然的，如《春恋》、《奇曼》、《干吧，农民阿哥》等；有探求真理、追求民主自由的，如《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会给你生命》等；有倡导男女平等、歌颂妇女的，如《战斗的中国妇女》、《中国女儿———热合娜命令三月之风》等；有抨击反动势力，颂扬革命意志的，如《给岁月的答复》、《冥想中的追求》等。但诗人写得最多的，还是表现抗日救国斗志、抒发爱国情怀的主题。

维吾尔族学者阿扎提·苏里坦曾经指出，爱国主义是“维吾尔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其形式以诗歌为主。这类创作，由于时代政治因素的影响，明显带有从 19 世纪的俄国古典文学以及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革命文学中寻找精神和文学上的滋养和启迪的印迹。“就作家作品而言，我们可以看到维吾尔族诗人鲁·穆塔里甫、尼米希依提、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艾里喀木·艾哈台木、赛福鼎·艾则孜等深受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俄苏作家的影响，在 1949 年之前创作了大量充满爱国主义色彩的诗歌。”受俄苏文学影响，穆塔里甫的创作一改维吾尔族古典文学的浪漫主义传统，确立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诗人的创作始终紧随着时代的节奏，真实、深刻地记录了三四十年代新疆社会的风云变幻。金树仁、盛世才的黑暗统治、劳苦大众的灾难与不幸、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区革命风暴都被诗人纳入创作视野，民族的苦难、战争的前途、祖国的命运构成了诗人呼号呐喊的主要内容。诗人在 1938 年创作的一首题为《我们是新疆的儿女》的诗中写道“:为了祖国的前途，我们要纵情地歌唱，/接踵而来，齐步走上救国的战场;/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看准方向，英勇地向前挺进。”诗中的“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堪称诗人一生创作的宗旨，他的几乎全部的诗篇，都在强烈地表现这一崇高的主题。

在《中国》一诗中，诗人表达了胸中火热的爱国之情“：中国！中国！你就是我的故乡！因为我们成千成万的人民/生长在你那温暖的/纯洁的怀抱里。从你那里/我们得到了庇护，认识了自己，明白了事理。”这种爱国情感在诗人的创作中无处不在，在抒情诗《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我们在战斗》、《直到红色的花朵开满宇宙》，散文诗《她的前途光明远大》等诗作中，能感受到诗人对祖国的深沉的爱。同时，诗人也热情讴歌新疆各族儿女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中国！你瞧，我们就是这样驰骋在你的土地上，每一分钟都在保卫着你，争取你的未来！在世界上/要建立起/惟一的、崭新的、独立的新中国！在你的土地上，我们要竖立起/永久飘扬的/始终不倒的/解放的旗帜！”（《中国》）；诗人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关注祖国蒙受的苦难，热情歌颂伟大祖国，激励各族人民进行民族解放运动的斗志“：要保卫，要解放，比我们的生命还要宝贵的祖国！”（《五月———战斗之月》诗人信心坚定，目标远大“:在战斗中，一定赢得中国的解放，我们还将庆祝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战斗的波浪》)。与穆塔里甫同时代及其后的不少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都曾作诗赞美诗人的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情怀。艾合坦木在《重温穆塔里甫的诗》中写道：“你热烈执着地拥抱着祖国，不仅是以爱，而且是以生命”、“你全神贯注于她的命运，深察她坎坷艰危的处境”、“你素来崇奉的不是神，而是人民，为我们锻造了一个人民歌手的典型。”尼米希依提悼念诗人“：你用鲜血来写争取自由的诗篇，你把战刀插进诗行里充当标点；你的胸膛里装着天山、草原，你用歌声捍卫祖国土地的尊严。”（《给诗人黎·穆塔里甫》）铁依甫江也说：“你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勇士，与不平的世道作了如许的斗争。”（《致黎·穆塔里甫》）穆塔里甫不仅通过文学创作发挥救世之功，而且也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无独有偶，与俄苏文坛上那些为民族解放事业而饱经流放、监禁之磨难的诗人作家一样，穆塔里甫在短暂的一生中，也屡次因为他所从事的革命斗争而遭受迫害。1943 年秋，诗人被国民党当局调往特务密布的阿克苏专区，不久，就受到警察局的传讯并遭到关押。出狱后的诗人继续以笔为武器，并在“三区革命”爆发后及时与战友秘密组织了革命团体“星火同盟”，在阿克苏展开广泛的群众宣讲，声援三区政府的民族民主解放斗争。正当诗人和他的战友准备发动武装起义时，由于叛徒告密，诗人不幸被逮捕。历经坎坷的诗人也曾有过“能否有一天，我这忧伤的心儿得以逍遥，摆脱愁山的重压，飞向自由的云霄……我心灵的绿洲哟，能不能再睹芳华，园林已经荒芜，花木过早地谢了。”（《哀啸》）这样的悲哀与犹疑，但更多的是“我绝不彷徨，朋友！我在探索着一个崇高的理想，我绝不放下为斗争而挽起衣袖的臂膀”（《冥想中的探索》）、“我们的事业是为了祖国和民族，我们要做自由解放的恋人”（《弹唱吧，我的乐师》）这样的抒怀。饱受磨难的诗人坚守济世救民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写下了“把祖国和人民的祸患牢牢记着，至于生死，切不要把它挂在心上。”（《无题》）这样庄严的诗句。

刘宾称穆塔里甫是“新疆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文学的一颗明珠”。身处喧嚣的时代，穆塔里甫立志要“在创作劳动的战场上做一名顽强的勇士。”（《关于诗人的“对句诗”》）诗人在其短暂的创作生涯中，自觉地把文学创作看成自己应尽的革命职责，真诚地将他的文学创作奉献给了革命事业。

具有极为开放的文化视野的穆塔里甫不仅积极接受了俄苏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传统，而且“积极学习外国诗歌的创作经验，对现代维吾尔族新诗形式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穆塔里甫诗风大胆写实，与维吾尔族古典诗歌相比,可以说是大异其趣。众所周知,维吾尔族古典诗歌除了少数来自民间的作品之外，一般在表达情感上都比较含蓄。从题材选择上看，维吾尔族古典诗歌有着重理想、重民俗、重民间传说的创作传统。而穆塔里甫始终紧随时代的步伐，他的创作始终与社会现实相关联、与时代进程同步。他反复强调要表现时代的生活、抓住时代的精神：“记住吧，这广阔美丽的世界，就是木卡姆丰富的故乡，从这里吸取创作的滋养吧，我的乐师。”（《弹唱吧，我的乐师》）诗人这种艺术个性的形成，主要受惠于俄苏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潮。例如诗人的代表作《中国》，吸收了自由诗的优点，以直白的宣传、鼓动的手法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群众抗日战争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心，情感激越昂扬，诗句铿锵有力，具有强烈的节奏感和鼓动性，明显受到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

在诗行的排列上，穆塔里甫也明显受到马雅科夫斯基的影响，甚至创作了一些“楼梯诗”。马雅科夫斯基独创的“楼梯诗”这一新颖的诗歌形式，能够准确详尽地反映纷繁的社会生活，充分细致地表达激越的情感。与传统诗歌不同“，楼梯诗”较多采用长句。长句如果采用一般的排列方法，会使人感到句子太长而难以卒读。“楼梯式”排列可以把长句化短，读起来又让人感觉恣肆汪洋、跌宕澎湃，可以有力地表达奔腾激荡的情感。同时“楼梯式”诗行可以很好地增强诗的感染力、战斗力，非常适于朗诵。与马雅科夫斯基一样，穆塔里甫也往往对长句做移行处理，如《中国》中有这样的诗句：“为这些勇敢的岁月/留下/使人敬仰的、骄傲的脚印。”这一句的移行处理加强了所描绘画面的纵深感和情绪的起伏感。在《中国女儿———热合娜命令三月之风》中，诗人将诗行阶梯式排列，表达他坚定地追求自由、正义、和平的渴望与信心：“我们追求的是：/自由……/幸福……/正义……/与和平。”阶梯式的分行排列，明显地突出了语法和节奏上的顿歇，强化了诗歌的音调和节奏，读起来音韵铿锵，具有立体化的审美效果。此外，诗人创作的《来吧，春天》、《我们的买买提———为儿童节而作》、《解放的斗争》等诗作，都可以划入“楼梯诗”的范畴。

在诗歌结构艺术上，我们也能发现普希金等俄罗斯古典诗人对穆塔里甫的影响。例如俄罗斯诗歌结构上善用相同或结构相似的诗句对称呼应的手法，这种现象在普希金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在普希金的名诗《致凯恩》中，“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有如纯洁之美的天仙”两句诗先后出现了两次；在第一节中有诗句“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你”，第五节中与之呼应有“这时在我的面前又重新出现了你”的诗句；对应第四节中的“没有眼泪,没有眼泪,也没有爱情”，第六节中出现了“有了眼泪,有了眼泪,也有了爱情”。普希金对凯恩的爱在这重章迭沓式的结构中不断升华。这样相同或结构相似的诗句对称呼应的形式在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等人的诗作中也较为常见，如莱蒙托夫的《高加索》三个小节都以“我爱高加索”做结；《波罗金诺》的第二小节与最后一小节相同。穆塔里甫在其抒情诗的创作中积极借鉴了这一模式。例如《会给你生命》中，第一节首句是“这斗争会使被压迫者的幸福像花一样开放”，该诗的第四节末尾一句以“这斗争会使你幸福，会给你生命”与之对应；《列宁是这样教导的》共八小节，每节都以“是他教导了我们”做结；《五月———战斗之月》中“五月———战斗之月，充满战斗”的诗句出现了两次；《我这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共 11 小节，每一小节都以“那时我青春的花朵就会开放”做结。这种对称结构给人和谐、纯净的美感，诵读起来情调隽永浓郁。通过反复歌咏，诗人追求新生活、立志革命的理想与期盼被尽情宣泄。

黎·穆塔里甫从不讳言外来文学对其创作的影响，诗人曾说：”对于其他民族的东西也要适当地利用。但是学习它的目的在于创新，学习别人的艺术是为了发展本民族的艺术，应当以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以这种博大的胸襟，黎·穆塔里甫以开放的姿态接受着俄苏文学的熏陶与浸润，对于诗人一生的创作而言,俄苏文学的影响的确是巨大的,这种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诗人创作的总体面貌。

文章来源：《维吾尔族现代诗人黎·穆塔里甫与俄苏文学》原文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10年第4期。

作者简介：

祁晓冰（1971——），女，回族，伊犁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少数民族比较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