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人类学:我的情有独钟———人类学学者访谈录之二十四┃访谈

　　摘要：与一般人类学研究者不同的是,潘年英教授更多地选择“笔记体”,而不是通常的“报告体”来做为他表达的主要形式;而所执立场却是站在土著族群一边,可以说是土著族群利益的代言人。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贫困问题的认识上,他提出的相对贫困论观点,以及对土著文化衰亡的原因分析,在人类学界可谓独树一帜。

　　关键词：人类学;西南研究;相对贫困论;土著文化与文明

　　徐:你的“笔记人类学系列”在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意,人们很想对你的学术背景和治学生涯作进一步的了解。因此,今天有机会对你进行采访十分高兴。

　　潘:我在学术界根本不入流,你提出要采访我,这实在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说实在话,我对徐老师你的学问和人格十分敬佩和诚服,我有一个观点,说出来恐怕会得罪很多人,但这的确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认为,中国的学者只到徐老师你们这一代人为止,以后的学者不能叫学者,只能叫成功人士。当然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先在此打住。然后我要非常抱歉地告诉你,我没有任何学术背景。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既不是硕士,更不是博士,甚至连学士也差点拿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差一点考不上大学。我为什么考不上大学?你可以说我是家境贫寒,的确,我家祖辈务农,地方又偏僻闭塞,至今不通公路,经济上的确是极端的贫困;你也可以说我是没有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少数民族学生嘛,当然不及城市里的学生那么专心啦,要干活,要为家庭挣工分,要承受难以想像的体力劳动,总之,读书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外在的原因,内在的,或者根本的原因,则是我从小就反对现代教育体制,我告诉你,我认为现代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教育,现代教育的结果不是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庸才。现代教育是以分数来衡量人的智力水平的,而分数的高低完全取决于一个学生死记硬背的能力。

　　徐:读大学对你来说是个巨大的人生转折,对吧?

　　潘:是这样。首先我的身份改变了,我已不再是农民。我是1980年考上的,那时候的大学生国家包分配,这样我不管怎样也是一名国家干部了。其次,我的兴趣改变了,可以这样说吧,在高中以前,我对读书是既爱又怕的,但进入大学以后就不一样了,不仅爱上了读书,而且是变得很疯狂,整个大学四年,我差不多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我几乎读完了图书馆里所有的文科类书籍,连图书馆里的那位负责借阅的管理员也受到感动,她破例给我一次借阅六本图书,而馆里规定学生一次最多只能借阅两本。我读完了贵州民族学院图书馆里的文科书。这就是我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

　　徐:这对你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很有帮助,是吗?

　　潘:太有帮助了。我后来的文字能力,学术兴趣,应该都是由这个图书馆培养起来的。但也有负面影响,我读了太多的书,心性也变得高傲了,这对我学业的进步妨碍很大。记得有一年贵州省作协召开文学笔会,曾教过我的写作老师也去了,他请我吃了一顿饭,他说,我对你印象很深,因为你是全班中惟一不记笔记的学生,你现在能不能告诉我,你当时为什么不记笔记呢?我回答说,因为你说的全是废话。这位老师稍作沉默,既而拍脚大叫,说得好!我不知道他说的是否真心话,但我说的就绝对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在大学期间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处女作是一则侗族的民间故事,发在《南风》杂志上,后来陆陆续续发表一些小说、散文和诗歌,总之,还未毕业,我已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的毕业论文《论侗族民族的形式美》也发表在《贵州民族学院学报》上。由于这些业绩,毕业后我被学校举荐分配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从事专门的学术研究。

　　徐:你一开始就选择到社会学研究所搞人类学研究,是吗?

　　潘:不,我最初的愿望是到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研究,但身不由己,贵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当时刚刚成立,缺人,领导便把我安排在社会学所。开始是做资料员,我很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有时间读书,我整天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读书,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大量接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书籍的。与此同时,所里规定,每人每年至少得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社会调查时间,这对我来说真是太好不过了,我身体好,能吃苦,社会调查就成了我的强项,所以我除了读书,余下的时间就往农村跑,在那几年里,我积累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资料,为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扎实的基础。

　　徐:你后来对贫困问题的人类学研究也与这些田野考察有关吗?

　　潘:应该说有关吧,但没有直接的联系。我对贫困问题的真正重视和关注,应该是1995年以后的事了。在此之前,我参加过所里的一些集体课题,如《侗族文化研究》、《民族地区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包括《镇远县情》研究,等等,参与这些课题对我来说完全是被动的,但也有好处,那就是使我始终关注着学术,因为那几年我十分迷恋文学创作,我写了不少小说,也曾在《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溪》等刊发表过作品,我自己感觉再努力一点就可以赶上苏童和叶兆言了,1993年我还加入了中国作协,1994年获得庄重文文学奖,这都给我很大的鼓舞。但是,1995年我获得了一个独立完成课题的机会,那就是到贵阳郊区的一个苗族乡作田野考察,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次重大的学术转折。你要知道,我对在此之前参加的集体课题,已经深恶痛绝,就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所有的思路已事先被框定,你的工作只能是奉命填字,你不用思考,也无从思考,自然不会有自己独到的学术思想,我已厌倦了这样的课题研究。因此,当我独自接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的课题时,我内心充满了巨大的喜悦,同时深深意识到这课题于我将具有重要意义。

　　徐:关于你与高坡研究的学术缘分,你已在大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的前言中叙述得十分详尽了,我现在想提的问题是,你为什么把这一课题的学术目标确定为“贫困研究”?这一目标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吗?

　　潘:不,我开始接受这课题时,仅仅是由于媒体的频繁报道,比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高坡的频频走访,或者国内外知名学者对高坡怀有的浓厚兴趣等消息,那时是经常在省内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上出现,我是在这种背景下想到要关注高坡的。但我那时对高坡所知甚少,所以刚开始时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去高坡干什么,从何处开始观察,又如何做高坡的学术研究。但是,第一次亲临高坡,我便被高坡贫困的现实震惊了———高坡,这个距贵阳市仅48公里的苗族乡,生活状况与贵阳市简直有天壤之别,一边是高度繁荣的现代都市,一边则是极端贫困的原始乡村。一个问题立即在我的脑海中产生,并从此挥之不去,那就是,苗族为什么穷?苗族社区的生活为何与现代化如此格格不入?人类学在此问题上有何作为?我循着这些问题的思路一步步往里追问,同时以人类学的方式进入和观察这个叫高坡的苗族社区,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在《百年高坡》这本书的最末一页,我说,高坡是地域形成的高坡,高坡是民族形成的高坡,高坡是历史形成的高坡,这就是说,高坡贫困的现实来源于地理、民族、历史的综合因素和作用。当然了,我这样讲你也许觉得还是抽象,但你去看我的书,你就会很清楚,因为我在这本书里向读者展示了太多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是那些脚步匆匆的政府官员和游客们所了解不到的,因此你也可以说我在这本书里同时也向读者展示了人类学方法的魅力。

　　徐:从此你就瞄上了“贫困”这个题目,一直做下去,后来在《扶贫手记》里,你提出了“相对贫困论”,是吗?

　　潘:是这样。这之后我反复考察苗乡侗寨,我发现在西南乃至在整个中国西部,贫困从来不是固有的,事实上在历史上,西部各民族都曾经有过繁荣的过去,有些地方的繁荣局面几乎持续到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后来相继衰落,沦落贫困境地。什么原因呢?政策的原因。比如贵州黔东南地区的大多数县份,过去都以盛产优质木材闻名于世,这些木材大多产自原始森林,连修毛主席纪念堂的一些木料,也是从这些地方砍伐去的,过去很多县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80%来源于林业,但这些森林是不可再生的,砍一片少一片,到20世纪末,砍光了。没有了森林的支持,你可想而知,接下来的处境将会是什么。事实上,原始森林不仅支持着地方财政,,生态的迅速恶化最终导致了赤贫现象的普遍发生,并从此陷入经济的恶性循环,万劫不复。而你想想,在生态没有恶化之前,当地的生活是怎样的呢?我可以告诉你,相当富有,退一步讲,即使谈不上富裕,也是足可自给自足的。《扶贫手记》里提出的“相对贫困论”,实际上就源于我对上述历史与现实的比较和观察。我发现,今天我们对社会财富的衡量通常使用GDP作为标准的指数,但这指标是否合理,则很少有人反思,你比如用GDP指标来衡量贵州黔东南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那数值就很低,因为这里几乎没有工业,甚至没有现代农业,有些地方差不多还停滞在狩猎经济和采集经济时代———如果我们依然把社会看成单线进化发展的话。总之吧,用GDP来衡量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可说是极端落后的,但是,每一个来过黔东南的人都会由衷赞叹,黔东南太美了,太漂亮了,太适合人类居住了,为什么?因为这里的山水秀丽,空气清新,这儿没有噪音,没有污染,甚至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社会丑恶现象———贵州从江县的小黄和占里村就连续五十年没有发生社会治安案件……你不得不说,这儿简直就是人们想像中的天堂。那么,我们凭什么说这些地方贫困呢?或者说,在GDP统计时,我们到底遗漏了什么呢?很简单,我们没有统计相应的社会指数、环境指数、心理健康指数等。由此我推导出相对贫困理论,我认为,对贫困的测算不能仅仅使用一套指标体系,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标系统,否则将遗害无穷。我们过去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以GDP衡量所有社区,然后要求所谓“落后”社区拼命追赶“先进”社区,向“先进”社区看齐,结果怎样?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徐:继《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之后,你又写了《扶贫手记》,你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这本书出版后有何社会影响?

　　潘:虽然在完成《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之后,我有志于做贫困问题的研究,但我并没有打算要写一本《扶贫手记》的书。写作这本书完全源于我们单位领导的一点私心,就是说,那一年本不该叫我去扶贫的,最初确定的对象是另一位同事,但那位同事闹着不去,于是领导犯难,因为单位每年要选派人下乡扶贫是省委的决定,是硬性任务,不可推脱,于是领导拿出单位职工的名单扫了几遍之后,目光最后锁定在我的名字上。他们找到我,谈话,说组织上决定安排我下乡,问我对此有什么意见?我说我妻子父母身体均不好,需要照顾,女儿又才半岁……领导说,这些都不是理由,就这样定了,赶快回家收拾东西,准备出发。我就这样被安排下乡了。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妻子,我把在乡下的母亲接到城里和妻子一同居住,让母亲照看年仅半岁的女儿。两个月后,我父亲不堪劳累而猝死。而我当时还在贵州最边远的靠近广西边境的一个小镇里当镇长助理。写作一部《扶贫手记》的念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萌生的。在那个小镇里,我呆了整整一年时间。第二年,也就是1997年,我应邀到厦门大学中文系做访问学者,我用两个月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不足十万字的小书。仅过了半年,书就出版了,社会反响出乎意料的好,可以当得起“强烈”二字。我收到相当多的读者来信和电话,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读者在报刊上写了书评,市场销售也不错,首印5000册在半年内卖完,后又加印了3000册,共8000册。当然也有不太好的反馈,比如2000年我以此书申报泉州社科评奖,华侨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博士评委就公开责难我这本书没有理论,说只有两章有理论,其余全是材料,因此不能算学问,于是,那年的评奖我连入围都没有入围,而那位博士评委自荐自己的一篇在内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为一等奖,后来因其他评委提意见,博士才自谦要求屈领二等奖。这位博士评委,据说是刚从日本留学归来的。评奖结束后,社科联的一位朋友到我家来告诉我评奖的结果,当我听到他转述的博士评委的意见时,我马上明白这位博士评委如果不是人类学的外行,那就肯定是一个白痴。朋友问:何以见得?我说,你马上可以验证他的人类学知识水平,你现在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他知不知道“深描”这个词在人类学里是什么意思?我对朋友说,“深描”这个词之于人类学这门学科,就像数学里的“开方”和“根号”,历史学中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文学中的“夸张”和“描写”,逻辑学中的“归纳”和“演绎”,是一个极普通的俗语和常识。朋友的电话打过去,没想到这位留日的博士仁兄果然不知道,他说要查一查,结果半个多小时后,这位博士仁兄打电话回来说,查不到这个词,他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而我随意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对我的朋友说,你看,这里,第一编里的第一章,标题就是“深描”。我对朋友说,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是当今大学中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生的必读书或必修课程。我那朋友当场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连声叹息,却又无话可说。

　　徐:那么你认为你的著作是标准的人类学著作吗？

　　潘:我从来不认为我的著作是标准的人类学著作,坦率地说,我对人类学所知甚少,我虽然读完了两个图书馆里的书(后来贵州社科院的图书馆里的书差不多被我读完),但我没有经历,没有经过学科的训练,对此我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因此我从来没有自称为人类学学者,我的名片上印的是“旅游、摄影爱好者”,而不是什么人类学学者,这都说明我有自知之明。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地说,我的所有文字,都受惠于人类学,这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我毕竟读了那么多人类学的书嘛,要说我的文字跟人类学毫无关系,这就说不过去了。

　　徐:能否把你的这些著作看作是一种文学人类学的写作呢?

　　潘:怎么说好呢,文学人类学依我的理解,那应该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文学,这在国外是自成学科的,国内也有不少人在做这样的研究,比如我的好友叶舒宪大贤就从人类学的角度解读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我看后很受启发。但我的写作显然不属于此类。那就是说,我的文本既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也不是纯粹的小说创作,而是介乎于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一种写作和表述形式,或者说,是在人类学思想指导下的文学写作?这种东西应该叫什么?能叫文学人类学吗?我对此没有自信,也没有思考。我觉得学问是学者们干的事,我要做的只是用文字叙述事实和表达思想,至于是什么样的文体,归为什么样的文类我不管,也不想去探究。

　　徐:但是你在《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这三本一套并总名为“潘年英人类学笔记系列”的著作中,你曾明确表示你是一种文学人类学的写作,你对此有何解释?

　　潘:是这样。但我想这里并不存在矛盾。的确,“笔记系列”是我蓄谋已久的写作计划,我最初就是在人类学思想指导下搜集素材,然后进行“创作”的,但这里的“创作”与一般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不同,文学创作更强调虚构和想像,而我这里的“创作”则基本以写实为主,近似于人类学的“深描”吧。但我的确借鉴了文学创作的形式。不过我想这也许恰恰体现了“笔记系列”的人类学特点。我说过,人类学史上的许多经典名著常常都是非常文学化的,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中的许多篇章是十足地道的散文佳作,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简直是经典的名篇随笔,而林耀华的《金翼》则是彻头彻尾的小说体研究报告……我觉得当初人类学吸引我的原因之一正在于它优美而灵活的文体,我后来的写作不仅受到他们的影响,也是在许多方面简直是刻意的模仿。当然,我不会亦步亦趋完全照搬,许多时候,我也为我从形式到内容的创新而欢呼不已,比如《木楼人家》,我记述了一个侗族村寨一年中的全部农事,我从一月写到十二月,每月以一首民歌作引子,为寻找一个较为理想的结构我常常像作家一样冥思苦想多日,当我终于找到这种结构时我简直欣喜若狂;《故乡信札》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它的主线是一场传统的婚礼和婚俗,但在以主线为中心的同时则安排若干光芒四射的副线,最终构成一个纵横交错自由开放的叙事空间———这难道不是小说吗?当然是。但这仅仅是小说吗?当然不仅仅是小说。也许可以这样说吧,“笔记系列”是我有意为之的作品,即刻意用人类学思想指导的小说创作,或者是用文学的形式表达着我的人类学思想,而此前的写作,则没有这样明确的想法,如果我那时的写作同样没有表现出浓烈的“理论”色彩,而更多“散文”成分———诚如某博士所指出的那样,那我只能说是一种偶然和巧合了。

　　徐:能谈谈你在“笔记系列”中所欲表达的主要的学术思想吗?

　　潘:当然可以。除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的三本一套系列所谓的“人类学笔记”外,我还有2001年出版的《文化与图像》和即将出版的《西南笔记》和《西南闻见录》,这些书构成了我的“笔记”写作系列,王铭铭有次跟我开玩笑,说我是“笔记”大师。这虽是一种调侃,却也表明了我偏爱“笔记”体写作的事实。我为什么喜欢选择“笔记”体呢?首先,“笔记”很灵活,弹性大,可伸可缩,可长可短,可松可紧,可张可弛,很自由;另外,借笔记体记述的东西,往往是我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和对这一现象的简单思考,这些思考是不成熟的,零碎的,所以借用“笔记”的形式是较为恰当的。但随着笔记的日积月累,我觉得自己的思想也渐渐清晰起来,在这些众多的笔记中,我想要表达一种什么观点和思想呢?我想说,在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南地区,有着众多的形式各异的原生文化和文明形态,在我看来,这些文化和文明现象并不像我们某些学者和官员想像的那么原始,那么落后,而是一种具有高度和谐和巨大活力的生态文化系统,应该说我们对这些文化系统的价值认识是极为有限的———虽然现在我们的各级文化干部和政府官员多少都看出了其潜藏着的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但仅仅从旅游开发的角度认识这些原生文化形态,肯定是远远不够的,甚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认识可能将导致对这些文明和文化的彻底毁灭和伤害,最终断送我们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前程。

　　徐:你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潘:我举两个例子来说吧。1996年我下乡挂职扶贫的地方,有许多山洞,当地的布依族老百姓带我去看过,说那是当年国民党的兵工厂,抗日战争期间成了中国政府提供战争补给的大后方。可是这些山洞此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大用途,要说有用也是对土匪有用,没想到在抗战时却派上了大用场。那么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一下,抗日战争之前,西南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是什么样的呢?蛮荒之地,还是不毛之地?但是,战争一下子显现了它的潜在价值。另外一个例子是红军的长征,我们都知道改变红军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是遵义会议。红军为什么要在贵州召开会议?因为只有在贵州红军才能得到休整和喘息的机会。为什么只有在贵州红军才能得到休整和喘息的机会?因为落后,闭塞。落后是什么意思?落后就是经济不发达,就是贫穷。这样我们就觉得奇怪了,贫穷的贵州居然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从而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就有点让人不可理解了。其实我告诉你,我们说贵州贫穷是很不准确的,因为贵州山区的土著居民虽不具备江南或沿海的物质硬件,但自给自足,且藏宝于山,藏富于林,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吧,他们的有形资产不多,但无形资产很丰富,这就让流亡的苏维埃政府在此获得了休整和喘息的机会,获得了转机。我们过去总认为红军之所以选择贵州,是因为贵州的军事防备薄弱,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或者说是主要原因吧;但另一方面呢,贵州有形与无形的资产却极大地补充了红军,这也应该是我们不能忽略的。红军伤员用贵州茅台酒疗伤的故事流传至今,成为美谈,但要知道,那时的茅台依旧小打小闹,不成规模啊。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贵州乃至西南山区何以蕴藏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呢?谁在保存这些资源?我告诉你,是当地的土著。遵义是苗族聚居地,遵义会议之前召开了一个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曲,黎平是侗族聚居区,苗族和侗族都是历史悠久文化古老的民族,历史上苗族还是历代封建王朝反复征剿的对象,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逃亡中最终选择了西南作为自己的家园,他们依托西南独特的地理、气候、物产等天然条件,一方面沿袭自身古老的社会文化制度,一方面继续与封建朝廷形成潜在的抗衡力量,而这种抗衡力量,反过来又促进和维护了其自身文化运行机制的完整性。这就像我们平时常说的那样,人创造了文化,反过来文化又制约着人,苗族侗族文化的完整继承和运行机制,最终保证了这一方水土的纯洁和干净,或者说这就保证了藏富于生态的文明模式得以存在和沿袭的可能性,进而改变了抗战和红军的命运。2002年我被香港凤凰卫视台《纵横中国》栏目邀作嘉宾,谈到贵州苗乡侗寨的自然生态至今保持完好的原因时,主持人问我主要原因是什么?我说主要原因是:贵州土著民族敬畏自然,而不像汉族或一些西方民族那样,认为自然可以征服可以控制,人类是万物之灵,可以无往而不胜。可西南土著从不想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他们只想利用自然并跟自然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当然了,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基础之上的苗侗人民,是不可能产生像资本主义那样先进的生产力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当然也十分滞后,但是,我的问题是,人类只有选择资本主义才能获得幸福吗?人类只有进入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才能通达天堂吗?答案显而易见。好了,回到我的最初的话题,西南土著文化与文明的价值何在?我为什么那么执著地关注这片地域?答案同样显而易见。

　　徐:听你这样一讲解,的确使人茅塞顿开,也使我明白了你的这些研究的价值和意义。那么,我想进一步问你一个问题:你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哪些单位和部门的支持?社会认可你的研究成果吗?

　　潘:说到这个问题,我感到很惭愧。二十多年来,我所有的人类学知识都是通过自学获得的,我所有的课题研究都是自费的,我也曾向有关部门申报过课题,但从来没有被批准过,这就是说,我的研究没有得到任何单位和部门的支持,我没有使用过一分钱国家科研经费。当然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些国家重点科研课题的研究,但那是集体课题,另当别论,就我个人独立完成的课题来说,应该全部是自费的。至于社会效应嘛,我想应该是认可的,至少我的著作都是出版社应市场需求而出版的,没有任何补贴,市场的存在,那应该是检验你的成果是否被社会认可是否有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尺吧,我想。当然了,我的成果从未获奖,就像2000年的那次评奖一样,我不仅没有入围,而且每次的结果都是自取其辱。

　　徐:你现在在沿海工作,又怎样去做西南文化研究呢?方便吗?

　　潘:那当然是很不方便啦,但也并不是很糟糕。我过去在贵州社科院,虽然有很多时间搞社会调查,但钱太少,工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我调来福建之前月工资是370元,那已经是1997年的水平了,拿的是副研究员的工资了,在此之前工资更低,到福建翻了两倍,月收入1200元,虽然在福建这边还是穷人,但总算可以养家糊口了。鲁迅说人首先要生存,然后才能求发展,我调到福建主要是解决一个生存问题,发展还没有考虑到,不过,我现在的经济情况是大为好转了,除了养家糊口,我每月还能余两三百元买书买胶卷,然后每年都能利用寒暑假回西南搞田野考察,这在贵州是做不到的。

　　徐:你感到孤独吗?

　　潘:不,我内心里有一个广阔而热烈的世界。

　　徐:你最近在研究什么课题?下一步有何打算?

　　潘:最近我在写一本书,叫《土著者说》,正在写,估计年底才能写完。下一步嘛,我计划继续出版我的田野笔记,总名“田野文丛”,打算出十本。

　　徐:有希望出版吗?

　　潘:正在与某出版社洽谈,我相信出版是没问题的。冯小刚说过一句话,说在我们这个年代,人才被埋没的概率已经很小。我对他这句话的理解是: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各人有各人的造化,结果是,各人都能找到各自生命存在和延续的形式和方法。因此在这个年代,我们惟一担心的只是自己的懒惰与无能。

　　徐:读你的文章和与你谈话都是很愉快的,你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学者,都有着太鲜明的个性,不过,在当今这个社会,个性太强了,恐怕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伤害,最终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我不知道已经到了不惑之年的你能否对此有所认识和警醒?

　　潘:中国古人有句话,叫无欲则刚,人之所以受制于人,在于人有求于人,人若无欲,则无所求,无所求了,也就自由了。对我来说,我一生所欲追求的最大的学术目标,不是成功,而是自由,若不自由,我毋宁死。

　　徐:你会将你的人类学研究进行到底吗?

　　潘: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告诉你,不一定。学者是靠学科生存的,我则靠兴趣生存,这是我和学者的最大区别之一,也是我的自由之所在。人类学于我不是一种职业,而仅仅是一种知识和方法。我最终的梦想是什么?是文学,还是摄影?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会停止写作。古人说,文以载道。我要通过写作来载我的道。我的道是什么?是自由、平等和爱。这不是一句很古老的口号吗?是,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得到和实现,对于21世纪的人们来说,要实现这一目标,更加任重道远。徐:您的笔记人类学实际上是人类学本土化独树一帜的一种表达形式,我十分赞赏,希望您在自由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原文刊载于《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作者简介：徐杰舜，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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