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

　　摘要：过去,日本学者因不能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其研究主要以文本为主。改革开放后,他们既结合文献资料,又侧重田野调查,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比较研究上,特别是在利用少数民族的基层文化复原日本已失传的村落层次上的神话和对歌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神话；对歌

　　最早介绍到日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是云南彝族的《阿诗玛》。1961年,日本未来社出版了中国文学会编的《中国的民间故事》,其中翻译介绍了纳西族的民间故事。松村一弥的《中国的民间故事》、《中国的少数民族》为日本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君岛久子大量译介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神话和民间故事。伊藤清司等比较研究了与日本类似的中国民间故事和神话。饭仓照平编著了有关云南民族文化的论文集。西胁隆夫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表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论文,他主张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包括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西胁还主办过杂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日文版),介绍了中国西北、东北、西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

　　中国改革开放前,日本学者根据汉文来翻译、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其中有的翻译是简译、节译,与原文出入很大。这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缺陷。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学者开始深入民族村寨作田野调查,他们开始用摄像机拍摄少数民族唱的神话和对歌等活形态民间文学,开始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或国际音标、汉语直译加意译,用日语或英语来记录口唱神话和对歌等,们们改变了以往叙事式的记录,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数量得到极大提高。这标志着重新收集记录第一手资料的田野调查时代的到来。

　　一、伊藤清司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故事之研究

　　伊藤清司是庆应义塾大学名誉教授,主要研究神话、民间故事,曾任日本“中国民话之会”会长,代表作有《“开花翁”故事的源流》、《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中国、日本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在华学术报告集)》、《中国民话之旅》、《中国的神兽恶鬼》、《故事、传说的谱系》、《中国的神话传说》、《实盛起源考》(日中比较民俗志)、《中国古代文化与日本》等。

　　伊藤清司在《中国西南地区火把节起源的传说》中把火把节起源传说分为祭祀型、反抗型、征服型三类,把云南昆明市郊外彝族支系撒梅人祭虫山、害虫的怨灵作祟故事和中国其他地区的刘猛将军故事与日本的斋藤实盛传说作比较研究,指出两者在横死者的怨灵故事和武人遗恨这点上具有共性。伊藤清司的《实盛起源考》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从中日两国的驱虫习俗、驱蝗神传说等方面研究了送虫习俗的起源,进一步深化了火把节的研究。

　　伊藤清司在《故事、传说的谱系》中从农耕文化与民间故事、金属文化与民间故事、外来传说和故事等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朝鲜与日本相类似的民间故事,其中研究了云南的“除夕之客”型故事、尸体化生型神话、桃太郎故事。该著作的意义在于：日本的民间故事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的方法论的影响,认为日本的传说故事是从《日本书纪》、《古事记》中派生、继承下来的,而没有从东亚的角度以传播论或多元发生论的角度去研究。而伊藤清司认为,单纯局限于国内来研究传说、故事是有限度的,应导入传播论的研究方法。伊藤清司认为,人的迁徙与文献传播是民间故事传播的主要手段,“除夕之客”型故事、“狗耕田”、“开花翁”、“被杀的女神”、“姑娘田”、“火把驱虫”型故事很可能是随农耕民传入日本的；“烧炭翁”、“挖芋老头”型故事很可能是随铁器传入日本的；而日本的某些动物争斗故事、桃太郎驱鬼、继子挖井故事也能在中国找到原型。总之,在日本民间故事是日本神话的继承这一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学术背景下,他提出了构成日本民族文化基础的与农耕文化和金属文化相关的主要民间故事是从东亚传入日本的这一传播论,给日本民间故事研究导入了新的方法论。伊藤认为既然农耕文化不是日本国内自生的,那么与农耕文化关系紧密的习俗、信仰、口承故事等复合文化也应去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寻找其根。

　　二、日本学者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研究

　　(一)伊藤清司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之研究

　　20世纪60年代伊藤清司邀集同仁组织了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会,该会聚集了大林太良、君岛久子、白鸟芳郎等日本著名学者,他们既注重古文献研究,也关注新中国的民族文化之调查成果,对纳西族、彝族、傣族神话传说均有研究。如会刊《中国大陆古文化研究》第八集(1978年)就是纳西族研究的专集。

　　伊藤清司在《从口诵神话到笔录神话》一文中提出了日本古代世袭性地讲唱神话故事的“语部”类似于纳西族的东巴的观点,东巴在把口头神话发展为笔录神话上作出了贡献。这是研究口头神话如何向笔录神话发展的早期论文。伊藤指出：《日本书纪》以“一书曰”的笔录方式记录了当时流传的许多同类神话的亚型,它们比较接近神话的原始面貌。这正如纳西族的创世纪,颂唱的东巴不同,其内容就有出入,而记述者不同,对同一纳西语的汉字表记也就不同。例如,木氏历代宗谱的父子连名和人类迁徙记的父子连名的神名汉字表记不同,但在纳西语中发音是一样的。东巴在祭天、祭祖时唱创世纪,日本古代的“语部”在祭祀时唱“旧辞”和传说,这也很类似。

　　伊藤清司研究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其代表作《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中。该书利用中国在建国初大规模地民族调查时新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神话来研究,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有：彝族的《阿细的先基》、《梅葛》,布朗族的《顾米亚》,纳西族的《人类迁徙记》等。伊藤把中国神话,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与日本神话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了以下神话母题：1)鱼、龟类背负着浮岛的故事；2)从混饨到万物诞生,再从独身神经偶身神到英雄神、祖先神的谱系型开天辟地神话；3)宇宙蛋型创世神话；4)难题求婚故事。

　　伊藤清司在《眼睛的象征》一文中指出,彝族神话主要以眼睛为象征来叙述从身体不完整的人向完整的人进化的过程,如从“蚂蚁似的盲人时代”到“蝗虫似的直眼人时代”、“蟋蟀似的横眼人时代”,最后出现了现代人的祖先“筷子似的横眼人时代”。此文对神话的潜在意义和象征意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说,“直眼象征着妖魔鬼怪、蒙昧和邪恶,而横眼则象征着神、文化和纯正。也可以把这一概念变换为丑与美、恶与善的人伦、道德的价值来叙述”。伊藤清司《人类的二次起源》一文从进化论的角度分析了彝族《查姆》中说的独眼→直眼→横眼人时代及洪水型人类起源神话、从猿到人的进化问题。他认为,洪水是远古人类与现代人类的分界线,神因发怒或报复用洪水冲走了不合神意的人类,选拔出特定的一对兄妹或某个特定的男子作现代人的直接祖先,这是人类的真正的起源；洪水前后的人类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洪水并非消极意义上的自然灾害,它毁灭了不完整的人,是原始人向现代人过渡的净化器,具有积极的、肯定的意义；洪水并非只是因为神的发怒或单纯的报复而引起的,而是创造更完美的人类的手段。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讲述了人类变迁经历了体质的进化与具有人性的人类诞生这两个阶段。人类的起源有二次；第一次是原始的人类起源,是现代人类共同的祖先；第二次是具有人性的现代人的起源。天灾后兄妹婚或男子与仙女婚后生下的复数子女成为各民族的祖先,这反映了相邻民族融合的历史。伊藤清司通过自己一生的研究,确立了少数民族神话在中国神话中的地位,有力地批驳了国际神话学界中所谓的“中国神话贫乏论”。其研究特点是：1)并不单纯研究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往往是设定一个题目,然后从世界范围内来收集、整理、比较同类资料,这种比较研究视野开阔、材料丰富,论证严密；2)引用古典文献,尽可能地作田野调查,注重实证,旁证博引；3)随时与日本的同类现象作比较研究,利用外国资料多半是为了研究日本本国的文化现象,一贯主张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二)工藤隆对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

　　工藤隆是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教授,日本亚洲民族文化学会会长。他认为,经过整理、加工过的文献神话是被固定了的死的神话,因此,他把研究的视角转移到吟唱或讲述神话的现场,关注与吟唱神话有关的祭祀、婚恋、丧葬、禁忌等民俗,关注吟唱者的身份、年龄、表情、吟唱时的气氛、听众的心态、吟唱的目的、神话的传承方式等。工藤隆考察研究了白族的对歌和彝族、佤族、哈尼族的神话。在田野调查中,工藤隆发现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有的较原始,在村落祭祀时由祭司吟唱,而有的是经过文人加工或整理的。

　　结合日本《古事记》的成书情况,工藤隆提出了神话的八个层次论。第一层次是最接近原始阶段的神话,是在村寨的祭祀仪式中由祭司或歌手按照一定的节奏唱的传统的神话,它与祭祀仪式密切相关,听众都是村民,能听懂歌词的内容,歌词是固定的。第二层次是因外来人员的请求,由祭司或歌手唱接近于平常在村落祭祀中才唱的神话,歌词不会被随便改变,它与第一阶段的神话的区别在于唱的环境和氛围不同。第三层次是祭司或歌手虽然改变了部分歌词但仍按一定的节拍来讲述的神话,他们虽然知道该神话的韵律,但不能完全回忆起歌词,因此歌词的稳定程度不高。第四层次是神话讲述者一边与旁边的人商量而确认神话内容,一边讲述或说明的神话。神话讲述者不一定是祭司或歌手,可以是村寨的长者或知识渊博者,歌词不太固定,神话内容会因讲述者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五层次是把几个村落的神话经过改编后上升为在某个地区流行的神话。第六层次是由文化人把几个人讲唱的神话内容经整理后而产生的新神话。他们也可能参照前人用文字记录的神话,按照自己的意识加以取舍选择,编辑成文章。这种神话内容翔实,首尾连贯,文脉通顺。第七层次是把原来村落层次上的神话按国家和编辑者的个人意志编辑成为文学作品的神话,它已完全脱离村落的祭祀,日本的《古事记》便是这方面的代表。第八层次是通过国家意志把第七层次上的神话改编而成的“古代的近代化神话”,其中包含着各种各样变形了的新神话。

　　工藤隆在云南怒江、红河、德宏、西双版纳及四川大凉山等地了解到许多祭司讲唱的不同层面上的神话,开始以少数民族神话来阐明第一层次上的村落神话如何上升到《古事记》那样的第七层次上的国家神话之过程,他通过著书向日本的神话学界表明村落层次上的原始神话是吟唱的韵文体,而不是像《古事记》那样原用的是异民族的文字(汉字)经文人加工整理过的散文体。村落层次上的神话往往处于独立状态,互不统属,并与祭祀活动相关。

　　日本的神话与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存在相适应,以天孙降临等皇族神话为核心,是按时间顺序纵向组织而成的体系神话。而云南的彝族和白族虽然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文化上毕竟不如唐宋那么强大独立,而是受汉藏文化及佛教文化的冲击很大的。纳西族有东巴文化、彝族有毕摩文化,但终究只是氏羌群族水平上的神话和原始宗教体系,没有把各地流传的神话整理为一种体系神话的政治条件,在邻接的汉儒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也难以形成高度体系化神话的土壤。这样,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保留了日本神话在形成体系化以前的原始氏族神话的原貌,使日本神话学者有可能根据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去复原或联想日本古代存在过的神话原貌。

　　(三)谷野典之的创世神话类型研究

　　谷野典之的《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以母题来分析说明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宇宙起源的创世神话,并把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与云南周边省区的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作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各民族神话的特征。该论文是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所作的一次综合性的资料整理,提出了以下创世神话的类型：尸体化生型——1)从牛、虎等动物及人的尸体产生宇宙万物(怒、普米、白、哈尼、布朗、楚雄的彝族),2)活着的动物及人的身体的某些部位化成宇宙万物(阿昌族),3)创造神搓出身上的污垢,用那些污垢捏出万物(拉祜、西双版纳傣族)；天柱型——动物的四肢或树木、金属等支撑着天(纳西、拉祜、西双版纳的傣族、楚雄和石林的彝族)；鱼背负着大地型——1)大鱼、龟等水族或其它动物背负着大地(怒、白、拉祜、布朗、楚雄和石林的彝族、耿马的傣族),2)原初世上并无陆地,而只有天和大海(傈僳、阿昌、佤族和德宏、西双版纳的傣族)；天地分离型——1)从前,天地未分后来创造神劈开了天地(怒、拉祜、壮、苗族和耿马的傣族,石林的彝族),2)从前,天地靠得很近,人们可通过天梯在天地间自由往来(独龙族、纳西族),3)巨人神或某个人推开了天与地(贵州的苗族和布依族)；世界树耸立于世界的中心(云南的阿昌族和广西的壮族)。该论文把云南的少数民族分别纳入云南中部和西北部的藏缅语族、西南部的傣族与孟高棉语族、东南部的壮族和苗族中来分析,认为藏缅语族的宇宙观中普遍存在着尸体化生观念,而云南西南部的傣系民族中存在着世界之初是汪洋大海的观念。具有尸体化生观念和建筑宇宙观的藏缅语族,一边南下进入云南,一边驱逐了与自己的神话观念不兼容的天地分离和原初大海神话,把尸体化生型神话传到了云南省南部山地及西双版纳的傣族居住区。尸体化生与天柱的组合神话,即以尸体化生为基础的建筑式的宇宙起源神话是极有代表性的云南创世神话,主要存在于彝语支民族中。动物化生神话多见于藏、珞巴、普米、怒、哈尼、布朗族及楚雄的彝族中。巨人神化生神话多见于白、阿昌、拉祜族及贵州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四)诹访哲郎的纳西族神话研究

　　诹访哲郎的《中国西南纳西族的农耕民性与畜牧民性》提出：纳西族不是北方的游牧民南下后变为农耕民的,而是北方的游牧民南下后与当地的农耕民融合而成的民族。其根据是东巴经中流传的神话和纳西语的特征。作者通过对词汇、音声结构等语言的分析,用结构主义方法解析了民族大移动和民族融合。

　　在神话研究方面,诹访哲郎主要研究了纳西族《创世纪》中从宇宙起源到人类始祖诞生的部分。他认为,纳西族《创世纪》是由起源各异的混饨主题、卵生主题、尸体化生主题、天柱主题等重叠而成的。“混饨型主题是汉民族神话,卵生主题是吸收了南方文化的苯教文化,尸体化生创造天地神话属西亚文化或中国西南的远古文化,天柱主题是披上了佛教色彩的汉文化。”因为纳西族是由土著农耕民与南下的游牧民结合而成,土著农耕民拥有照叶树林带古老的尸体化生型神话,南下的游牧民带来了天柱型和混沌型神话,而卵生型主题神话是受苯教及邻近的南亚文化影响所造成的,所以《创世纪》中的崇仁利恩、《黑白之战》中的“黑”代表游牧文化,《创世纪》中的衬红褒白和《黑白之战》中的“白”代表农耕文化,畜牧民崇仁利恩与农耕民衬红褒白的结婚事实可以认为是作为统治者的游牧民集团对农耕民集团采取的怀柔政策,《崇般图》中发生的黑与白对立关系由对立走向合作的变化,是畜牧民(黑)与农耕民(白)对立、统治、融合的历史反映。

　　三、工藤隆等对云南少数民族对歌的研究

　　日本在8世纪以前曾流行过以对歌求偶的恋爱方式,这种对歌传统随着统一的中央王朝的建立,随着宫廷和歌的流行而失传,今人已不知其原貌。近年日本学者来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对歌,是为了复原8世纪以前在日本本土曾经存在过的对歌原貌。

　　最早注意到东亚的照叶树林带存在着类似对歌活动的学者是日本的佐佐木高明和中尾佐助。佐佐木在《照叶树林文化之路》中指出,在尼泊尔和中国西南部的哈尼、傣、彝、壮、侗族中至今仍然保留着对歌习俗。之后,从事民族音乐学研究的藤井知昭考察了南亚、东南亚及中国广西的壮族、贵州的苗族与侗族、云南的彝族与哈尼族的对歌,发表了《对歌的世界》。星野纮自1981年始考察了海南省黎族、云南省彝族和贵州省莲华坪的侗族对歌,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对歌》。荻原秀三郎在《云南》一书中列举了自己考察过或从其他资料中引用的泰国北部的掸、傈僳、阿卡族,中国的壮、哈尼、苗、瑶、黎族的对歌资料,他说对歌是照叶树林带中普遍存在的习俗。远藤耕太郎研究了摩梭人的对歌。

　　工藤隆1995后连续5年去剑川县考察石宝山白族歌会,以白族语记音、配上汉语、又加上日语翻译的方式在日本介绍白族对歌。1998年工藤隆又与冈部隆志共同考察了云南省白、景颇、德昂、阿昌族的对歌。《中国少数民族对歌调查全记录1998》在日本是第一次出版的关于对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配有对歌的录像带,是全面正确系统地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对歌的第一本专著,在日本引起了强烈反响。从翔实的原始资料、运用现代化的摄像器材记录自然发生的对歌活动这点上来说,这部专著开创了日本对歌研究的新时代。

　　工藤隆在实际采访中,见到了各种层面上的对歌,有自然发生的白族对歌,有受人雇佣而唱的傣族“赞哈”唱的歌,有唱给采访者听的对歌,有在对歌台上唱的竞赛歌,还有一些民族歌舞团演唱的艺术化了的对歌。根据这些经验,工藤隆提出了对歌的X层次的理论,与神话的八个层次的理论相对应。简述如下：

　　第一层次是村落层次上的对歌,一般在婚丧典礼、集市贸易或年轻人临时去访问其他村落时唱,以寻求配偶为目的,是按一定的旋律即兴地唱的歌,歌手重视对歌的持续性,尽可能地用歌来吸引对方的爱慕。第二层次是在对歌台上竞唱的对歌,歌手往往注重歌技,内容具有虚构性,尽量娱乐听众,一般不以寻求配偶、恋人为目的,这种对歌的表现技巧娴熟,具有“艺能”和“文学”的倾向,赛歌台上杰出的对歌可能成为固定的歌曲被其他人模仿演唱,文化人可能会加工、整理、记录其中优秀的歌曲,使之成为首尾连贯、意思相通的对歌。第三层次是专门的歌手以获取某种报酬为目的被邀请去其他村落、地区表演的艺能化了的对歌,如傣族的“赞哈”即是这类歌手。第四层次是民族歌舞团作为舞台表演而重新编排、保留下来的对歌,但它已不是自然的、以寻求配偶为目的的对歌。第五层次是优秀歌手被国家权力机关召集到宫廷里表演的精炼度极高的宫廷艺能,如日本皇宫中雅乐寮演唱的歌。第六层次是日本古代国家的宫廷中模拟第一二层次上的对歌,即让男女俩假装对等的关系互相唱的恋歌,对唱男女创造出恋爱时各种理想场面而唱的对歌模式使宫中的恋歌兴盛起来。日本的《万叶集》就是日本宫廷恋歌的集大成者。第七层次是在村落层次上的对歌消失后由演员表演的艺术化了的对歌,这种对歌往往与别的节目相结合,变质为别的民俗活动。第八层次是从宫廷恋歌中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仅凭“技巧”即可吟唱的恋歌,例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只要记住《古今和歌六帖》中的作歌的手法,掌握作歌的规则,谁都会作恋歌。

　　工藤隆后来听手冢惠子介绍了壮族的对歌,听远藤耕太郎介绍了摩梭人的对歌,听皆川隆一介绍了台湾雅美人的对歌,听真下厚介绍了日本奄美岛的对歌,在云南省洱源县茈碧湖海灯会上又收集到了用汉调即兴地演唱的对歌,觉得对歌的情况因民族不同而不同,就目前的资料不能简单地限定为几种模式。因此,实际上对歌的模式不限于上述八种,目前只能说有X种模式。

　　四、结语

　　20世纪末21世纪初,日本学术界出现了一些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新动向。例如,加治工真市和波照间永吉等完成了日本文部省项目《冲绳与中国云南少数民族的基层文化的比较研究》。日本VICTOR株式会社拍摄了云南少数民族的歌舞,制作了14盒录像带,内容包括创世神话、节祭、舞蹈、民间信仰等。工藤隆等于2001年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亚洲民族文化学会,这是一个跨学科的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新学会,在该学会组织的田野调查报告发表会上,工藤隆和冈部隆志联合发表了“对歌诸相”,远藤耕太郎发表了“摩梭人的对歌文化与日本古代文化”,伊藤清司发表了“中国少数民族研究的历程”,工藤隆发表了“从神话的现场来看古事记”。这些发表均因第一手调查资料的翔实,报告时间长,又配有录像,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预示着利用录像记录少数民族活形态文化时代的到来。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日本学者多数是国立民族博物馆、中国民话之会、日本比较民俗学会、亚洲民族文化学会的学者,他们有的是利用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来复原日本奈良时代已失传的原始神话、对歌等,有的是进行日本文化与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的是为了记录某些即将失传的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文化,有的是研究少数民族史,调查研究的目的都很明确。从研究方法来说,近年注重原汁原味的记录,强调用本民族语言和国际音标作记录的重要性,强调用录像拍摄活形态文化。

　　日本学者的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民俗文化事象是一个有机体,许多民间文学因失去了传承场和传承者而趋于消失。我们现在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实录动态的文化,研究民族民间文学时要作必要充分的田野调查,关注相关的文化生态系统。

　　作者简介：

　　张正军(1964-),宁波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