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军：民谣与现代诗——审视张贤亮《绿化树》的一个视角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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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一军：民谣与现代诗——审视张贤亮《绿化树》的一个视角发布日期：2016-11-01 作者：陈一军点击数：4071

［摘要］花儿、爬山调等西北民谣是构成《绿化树》的重要内容。它们不仅丰富了《绿化树》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显得多彩多姿，而且与《绿化树》中的现代诗相比照，突现了《绿化树》这一文本的矛盾和罅隙，成为理解《绿化树》的一个独特视角。《绿化树》中的西北民谣还启示我们，作家在创作中紧贴民间和大地，很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关键词］《绿化树》；西北民谣；花儿；爬山调；现代诗

壹

《绿化树》是张贤亮的代表作，是一个优秀而独具魅力的小说文本。它的独特魅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来自于文本中散布的花儿、爬山调等西北民谣。这些西北民谣与文本中的不少现代诗、古体诗相互映衬比照，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绿化树》的形式和内容，使其显得摇曳多姿、富于张力，而且凸显了小说主人公精神世界的真面，成了体察小说文本矛盾和罅隙的“侦探”。

花儿是《绿化树》中出场最多的西北民谣，此外还有爬山调、西北儿歌等。“花儿”是流传于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等西北四省区的独特的高腔民歌，它具有多民族的特点，为汉族、回族、藏族、土家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撒拉族共同拥有。“花儿”因把歌中的女子比作“花儿”而得名，在青海又叫“少年”。花儿最早产生于甘肃、青海两省交界的地方。后来随着人的迁徙，“花随人走”，花儿进入了宁夏、新疆等地。花儿有两大类别：河湟花儿和洮岷花儿。张贤亮《绿化树》中的花儿属于河湟花儿。河湟花儿的基本结构是每首四句，前两句为上段，后两句为下段，前两句比兴，后两句点明主题，演唱时可加衬词、衬句，从而使河湟花儿呈现出丰富变化的特点：

金山（么）银山（的）山对（哟）山／层层（哟）叠叠的宝山／望（么）别人成双（是）我孤单／阿哥（么哟）活下的可怜

这是典型的河湟花儿的形式，前两句的比兴就是为了引出后两句所要表达的“阿哥多么孤单”的主题。衬词则增加了这首花儿歌唱的灵活性和丰富性，使得它在歌者的嘴里变得更加婉转悠长、起伏跌宕，极尽穿空缭绕之致，承载了情感的巨大能量。爬山调是流传于晋北、内蒙古西部、陕北、甘肃东部和宁夏全境的一种民歌。爬山调言极高亢，直上直下，犹如爬山一样。爬山调的唱词、曲调均为呼应紧密的上下句结构，旋律跳上跃下，显得活泼动荡，适于表达男欢女爱，千愁万绪的情趣。又因其旋律频繁使用四度以上的跳进音型，音域较宽，并运用真假声结合的唱法，体现出一种高亢、激越、悠长、奔放的山野风格。它与“河湟花儿”有着内在精神的一致性。

海喜喜：一根子干草顶不上（个）门／我拿个好心思维不下个人

马樱花：三十三颗荞麦（呀）九十九道棱／二妹子再好是人家的人。

这是海喜喜和马樱花爬山调的对唱。海喜喜用这种峭拔的曲调直将内心的幽怨和痛苦无比哀伤地传达出来，有一种让人钻心的窒息。心思已偏向别人（指章永璘）的马樱花自然深知其中感情的份量，亦用这开拔的调子表达自己的心结，这里充满着对对方的怜惜和抚慰之情，好像她的那份情感投向是不得已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海喜喜和马樱花是在做深度的情感交流，他们各自的声音都波动了对方心灵深处的湖水。《绿化树》中还有一首活泼可爱的儿歌：

打箩箩，磨面面，舅舅来了做饭饭。擀白面，舍不得；下黑面，丢人哩！给舅舅宰个大公鸡，公鸡叫鸣哩！宰个大母鸡，母鸡下蛋哩！给舅舅擀上张齐花面，舅舅喝面汤，我吃一大碗！这是马樱花哄女儿睡觉前的儿歌。

这首儿歌曲调欢快、歌词诙谐，太不同凡响了，给《绿化树》一份天真，一份直率，一份温暖，一份纯粹它是那个年代人们抵挡困苦的难得的乐趣，给灰色的生活增添了一道亮色，充满了人性的光彩。花儿、爬山调都属于民歌，它们的这一属性不再让《绿化树》限于单纯的言说，形成了说唱结合的立体结构，好似故事叙述的声音在下，四周和上方却始终缭绕着优美的歌的旋律，从而使《绿化树》如配乐诗一样美妙。就算不熟悉花儿、爬山调的读，阅读过程中联系张贤亮的叙述文字，也能在花儿、爬山调的唱词中展开丰富想像，能使他们艺术感知的时间延长许多———这何尝不是小说作为语言艺术梦寐以求的效果呢。可见，花儿、爬山调给《绿化树》的不是简单的东西，它们让《绿化树》沉浸在歌一样的氛围中，加上文本中呈现的儿歌、古代诗、现代诗，《绿化树》便有了讲述、歌吟、呢喃和歌唱，《绿化树》便变得如鲜活的生活一样丰富完整。不妨再听听一首花儿，感受一下《绿化树》的这种独特魅力。

哎———／大马儿走了个口外了哟噢／阿哥的肉

呀／马驹儿打了个场了／家中的闲事不管了呀／一心儿想着个你呀

对于这样与土地浑然的曲调旋律，我们的感觉无法平稳，新鲜恢复了，想象升腾了，我们面对文本的倦怠遁影无踪。这样，活动着人事的《绿化树》有了普希金、惠特曼、拜伦诗的咏叹，有了“我”的诗的调侃，还有了回肠荡气的花儿、爬山调在倾吐着心中热辣辣的情感。于是，《绿化树》的小说面貌大为改观，在叙述之中融进了诗情，将《绿化树》建筑在了诗的圣坛上。总之，花儿、爬山调、儿歌这些西北歌谣，与普希金、惠特曼、拜伦和“我”的现代诗，与李白、卢纶的绝句在文本中的并列，极大地丰富了《绿化树》的形式表达，使民谣、现代诗、古体诗无意中互相比照，互相映衬，可谓中西合璧，今古争辉。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获得腾挪跳跃的审美感受，犹如听着爬山调。这似乎象征了“我”在劳改期满获释后，心灵对自由的向往和撩人的不安冲动。所以，形式的东西又获得了一种意味。其实，形式从来不单是形式，如前所述，花儿、爬山调等西北歌谣在《绿化树》中让文本表现的内容发生了结构性的质的变化，改变了讲述性文本的沉闷，让所表现的内容变得灵动、飞升和挺拔，《绿化树》因而变得丰腴和圆满。

（青海花儿）

贰

《绿化树》主要有三个人物形象：海喜喜、马樱花和“我”（章永璘）。小说主要表现了“我”、马樱花、海喜喜之间的情感纠葛。“我”劳改期满获释后被安排到海喜喜、马樱花所在的村子，并且不小心插在了海喜喜和马樱花的中间。“我”来之前，马樱花已经基本和海喜喜好上了，我们进村时海喜喜歌唱的花儿就是证明：

哎———打马的鞭儿闪断了哟噢／阿哥的肉呀／走马的脚步儿乱了／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一天赶一天远呀———了

哎———扑灯的蛾上天了哟噢／阿哥的肉呀／蛤蟆蟆入了地了／前半夜想你没睡着呀／后半夜想你个亮呀———了

海喜喜明明赶着马车距离村子“一天赶一天”近了，他的歌里却唱道“二阿哥出门三天了呀，一天赶一天远呀———了！”这种错位的表达正是海喜喜对马樱花无比思念的表现，海喜喜是这样恋爱马樱花，以致夜不能寐！看来他与马樱花的感情已经很深了。“我”来到村子以后，马樱花开始疏远海喜喜，亲近“我”，并且最终选择了“我”。但是这符合文章的逻辑吗？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颇为勉强———这主要是民谣与现代诗警示我们的。文本明明告诉我们，马樱花和海喜喜是天设地造的一对。他们有相同的宗教信仰（都信仰伊斯兰教；尽管在那个年代宗教信仰备受压抑，但内在的天然的亲近感是去不掉的）。他们来自邻近的地方（文本交代，马樱花来自青海，海喜喜来自甘肃的河州，这是两个相连的地方），受过同样的地域文化的滋养，都可称得上是歌唱河湟花儿的专家级的人物。海喜喜具备即兴创作花儿的本领：“甘肃嘛凉州的好吃（好）喝，为什么嘴脸儿坏了？嘴脸儿坏了我知（呀）道：尕妹妹把我害了！”这是海喜喜被马樱花“抛弃”后对自己尴尬处境的表白。马樱花的花儿也是张口就来：“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我解了心上的心焦。我心里急躁我胡喝呀，

哎———你当是我高兴的唱呢。”在“对花”的本领上，马樱花和海喜喜太相配了，简直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他们理应毫无阻拦地走到一起。可是，他们为什么在文本中却无法结合、最终分开了呢？

《绿化树》交代，马樱花不“希待”海喜喜的原因，是一次海喜喜偷窥马樱花洗澡，从此，海喜喜在马樱花眼里成了“没起色的货”。还有，海喜喜放着书不读，四处游荡，被马樱花认为没出息。而“我”却是个读书人，可以在这个荒僻的村子帮助马樱花圆她童年读书的梦。这是大为可疑的。首先，“偷窥”说值得怀疑。花儿熏染的海喜喜、马樱花都应该是相对“自由开放”的人。花儿讲究男女对唱，男女对唱中你问我答，交流无碍，便自然达到交心的地步。遇上花儿会那样的场合，男女就会由对唱自然而然走向野合。文章中马樱花的言行气质，她的“美国饭店”的“雅号”，她带着一个不知生父的孩子生活的情形，无一不是跟花儿这种民间文化的精神相契合的。在这种文化中，简单的“偷窥”实在算不了什么。其实不光海喜喜有偷窥行为，马樱花也在夜间偷窥“我”看书，这难道不具有“隐私”的性质？看来偷窥并非马樱花所拒斥的行为。马樱花不该因为海喜喜“偷窥”她洗澡就不“希待”他。在这里，小说叙事与故事情境发生了矛盾。再说读书，马樱花小时候看到的是她家人读经书的情景，我想海喜喜就是不读经书，经总会念吧，马樱花的童年梦还是可以寄托的；何况那个苦难年代，马樱花那么看重读书实在让人疑惑。可见，文本中马樱花不“希待”海喜喜的原因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樱花和“我”要走到一起就只能靠叙述者的强制叙述了，于是出现了“我”对马樱花的“纯化”和“美化”，也有了马樱花对《静夜思》等古代诗歌的“奇妙解释”。可见，马樱花是“我”强行拉到自己怀里的。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了有力地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不妨再比照一下这三个人物：海喜喜、马樱花和“我”（章永璘）。章永璘与马樱花实在是太不同了，马樱花和海喜喜的情形则正好相反。《绿化树》的文本自始至终，不看字面看其内在精神的话，就会看出海喜喜和马樱花是多么的般配、多么的协调：

海喜喜：羊肚子（的个）手巾（哟）水上漂／唱上（那个）小曲子解心焦

马樱花：羊肚子（的个）手巾水上漂／你不会唱曲子奴给你教

他们之间真正有一种精神上的互通，这两个为同一生活养育，同为河湟花儿滋染的儿女，是那样相合，那样水乳交融，他们俩是生活与精神的深度契合。他们走不到一起，只能是生存的悖论：太熟悉的人反倒不能亲近，否则就难以解释了。再看“我”（章永璘）与马樱花的精神流动，都是单向的，激不起回应，“我”与马樱花接不上茬，马樱花与“我”也接不上茬：

白崖（么）头上的鸽子（哟）窝／你看是（呀）公鸽（嘛）母鸽／我一晚上想你（是）睡不（呀）着觉／天上的星星（哈）数着

在《绿化树》中，马樱花思念的“我”确乎变成了星星一样虚幻的对象，只能是：

姐儿早上去看郎／三尺白绫包冰糖／给给小郎郎不用／转过身儿好凄惶哟———呀啊！

不管是借着但丁、普希金、拜伦、惠特曼的诗句抒发，还是“我”自作诗章抒情，“我”都是独语式的，得不到马樱花的回应：

我要凭那松开的卷发／每阵爱琴海的风都追逐它／我要凭那长睫毛的眼睛／睫毛直吻着你桃红的面颊／我要凭那野鹿似的眼睛誓语／你是我的生命／我爱你（拜伦诗）

这样的诗句肯定得不到马樱花的附和，除非“我”向她絮絮叨叨地讲，但是爱情经历了如此繁琐的环节，还有什么情趣可言！何况马樱花只会叫“我”“狗狗”，已经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马樱花和章永璘的差别，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别，他们的精神世界太不同了，他们只能互相观赏，无法结合。不妨再看看“我”的精神世界：

当阿波罗还没有向诗人／要求庄严的牺牲的时候／诗人尽在琐事上盘算／想着世俗的无谓的烦忧／他的神圣的竖琴喑哑了／他的灵魂浸沉于寒冷的梦／在游戏世界的玩童中间，也许他比谁过得都空洞（普希金诗）

章永璘内心是想脱离俗世的，否则就会痛苦，所以他借但丁的诗自语：“从我，是进入悲惨之城的道路；从我，是进入永恒的痛苦的道路”。马樱花根本不同于此，她是俗世的，俗世就是她的生活世界和生活方式，她不以此为苦，反以为乐，苦中做乐。她有着裸露的黄土高原一样毫不掩饰的真率和纯粹，她的爱似乎更应该献给唱“阿哥的肉呀”的海喜喜。而章永璘却在耍“五斤大黄萝卜”的把戏骗人，在没法脱离现实时尽力地自嘲和调侃：“有个主妇，还有一罐牛肉白菜汤，大罐牛肉白菜汤———这就是我现在的理想”。在马樱花拯救了他的饥馁之后，他只是偶然之间发现了马樱花 “宝石般的指纹”，给她送上一点感激。

事情再清楚不过了，和马樱花结合的更合理的对象应该是海喜喜，而不是“我”章永璘。为什么文本选择了章永璘呢？“我”是作者生硬安插在海喜喜和马樱花中间的，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完成一次摆渡，通过一段罗曼史让受难的“叙述人”，甚至作者本身获得补偿和得到救赎。但是这样做的根基是虚的，所以“我”与马樱花只有柏拉图式的“精神”的爱，不仅显得虚幻，而且做作。而阅读《资本论》又把“我”与马樱花的距离拉得更大。虽然后来同样是《资本论》教育“我”要真正爱她，但是结局“我”还是给了她一个不可能，“我”让自己又被监管了。其实，“我”根本是不可能，也不愿与马樱花结合的，只不过是为了完成文本主题的拔高———爱人民，爱劳动人民———而刻意的设计。民谣和现代诗的差异给了我们窥破文本罅隙和作者心机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民谣和现代诗成为理解《绿化树》这一文本的一串金钥匙。

（青海花儿）

叁

不管《绿化树》存在不存在裂痕，这个文本确乎是独特的，不仅有“我”在马樱花呵护下人格、尊严、自信慢慢苏醒与艰难恢复的撞击心魄的表达，有对“我”在成为正常人以后灵魂所受的熬煎的刻骨铭心的书写，而且《绿化树》因为嵌入宝石般的西北民谣，成为一个非常特异的存在，让《绿化树》在恒久以后因为与西北大地的融合，仍然散发着新鲜浓郁的西北乡土气息，构成张贤亮《绿化树》审美韵味的重要因素。或许正因为是乡土的，便是中国的，便是世界的。大概包含这些因素在内，张贤亮才如此喜爱他的这个小说文本。

花儿、西北民谣绝不输给现代诗，不管是普希金的，还是拜伦的；也不输给李白的《静夜思》，这是《绿化树》有意的表达，还是无意的收获呢？《绿化树》中，张贤亮堂而皇之地把西北花儿、爬山调请进中国当代文学的殿堂，让其璀璨的光芒熠熠闪耀，它不时会警示人们，作家只要与民间相恋，和大地相亲，就会得到最好的赏赐。我们不妨再看看马樱花“胡喝”的一首花儿：

园子里长的是绿韭菜／不要割／你叫它绿绿地

长着／哥是阴沟（嘛）妹是水／不要断／你叫它清清地淌着

如自然一样富含生机，多么清醇，多么纯粹，这是至纯至真的爱情表白，如流水一样明澈透亮，如清风一般绵长悠远，只有天然的创作才能达此境界。简直可以借用古人评论李白诗的句子来形容它，“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本来“真率”就是花儿的生命。明朝的胡应麟已经深深懂得其价值，谓花儿“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古今”。这就是西北花儿。它们是民间的珍宝，人间的奇葩，谁能说它不能跟普希金、惠特曼、拜伦的现代诗篇相比呢？谁能说它不敌李白的《静夜思》呢？这样，张贤亮做了一回将花儿等西北民谣请进“雅舍”的美事。这当然是以张贤亮对花儿、爬山调等西北民谣的感受和理解为前提的。借“我”跟随海喜喜初次进村的机会，张贤亮尽情抒发了他对花儿这类西北民谣的喜爱。小说文本中，“我“听到这种与西北黄土高原浑然一体的民歌时，被深深地震撼了。它强烈触动了“我”的艺术神经，唤醒了“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感动得“我”热泪盈眶。虽然“我”对花儿的感受绝没有海喜喜、马樱花那样深切，但“我”还是能欣赏它的艺术美感的。这应该要归因于“我”天性深处的那种自然的心灵呼唤，正是这种自然的天性促成了“我”与马樱花、海喜喜，乃至整体村民的一次深刻的精神交媾。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我”与马樱花的爱情虽然没有像马樱花和海喜喜之间那样盘根错节、那样厚实，但也显得美好，获得了一定的内在性，从而成就了《绿化树》这一独特的优秀小说文本。这其中显然包含着作者本人曾经拥有过的强烈的生命体验。然而，陈旧观念如人体内的痼疾一样难以根除。《绿化树》诞生几十年了，论者诸多，却很少有人在海喜喜和马樱花的“花儿”、“爬山调”面前驻足。他们只惯于收割麦田，不习惯采摘田野纯美的野果，他们的胃口太狭隘了。这是阅读界长期形成的观念导致的。认为现代散文、小说、戏剧、诗歌是高雅艺术，是“阳春白雪”；而民谣这种来自民间的术则是粗糙的，只能算是“下里巴人”。这种二元思维使得论者面对像《绿化树》这样的小说文本时，对其民间艺术成分难以潜心欣赏，而将专注的目光投给了所谓现代小说叙事，以致给《绿化树》带来诸多形式和内容独特性的西北民谣在他们面前轻轻滑过，隐而不彰，密而不揭。这既是《绿化树》的悲哀和遗憾，更是民间艺术的悲哀和遗憾。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觉，应该主动发现并保护民间的珍奇，不应坐视不顾，任其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