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昭: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发展分期刍论
发布日期：2016-11-19 作者：王宪昭 点击数：1430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
学术发展分期刍论
王宪昭
内容提要：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不断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其学术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即20世纪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孕育期，抗日战争爆发到20世纪70年代末是萌芽与雏形期，70年代末到当今则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迅速发展期和理论成熟期。
关 键 词：少数民族 神话 神话研究学术史
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是中国神话学建设的重要一翼，也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任何文类的体系性研究一般都是由多个研究主体构成的复杂现象，试图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发展作出阶段性划分，只能在学理层面上通过笼统的梳理而作出主观性的假设，目的是让读者在时间维度上对该类研究有一个大致的印象，进而为推进学科建设提供相应的参照依据。在此将20世纪以来一百多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初步划分为孕育期、萌芽与雏形期、发展期与成熟期三个基本阶段。
一 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孕育期
这一时期主要指20世纪初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神话”是一个借鉴国外神话学理论并兼顾中国汉语表述而形成的概念，最早是1902年梁启超发表的一篇题为《历史与人种之关系》（《新民丛报》1902）[1]的文章中，率先使用了这个词语。西方神话学理论引介到中国促成了神话研究在中国的兴起，同时也孕育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可以说，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等就以拯救国家命运为己任，开始关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如章太炎的《序种姓》（《訄书》1900年冬）中分析并描述了自三皇五帝以来，“族”与“姓”的演变情况，并将由二者结合产生的民族称为“历史民族”；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清议报》1901，日期失考）一文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概念；康有为1902年著述中提出北方各族皆吾同种的说法[2]；诸如此类的文化思潮对民族问题的重视，也自然影响到当时学人审视中国神话传统的学术思维，使一些学者在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文化责任感的审视文献神话的同时，关注到神话与民族（种族）之间的关系，铺垫出孕育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温床。其中，夏曾佑在1905年撰写的文章中认为，神话“既为其族至古之书，则其族之性情、风俗、法律、政治，莫不出乎其间。而此等书，当为其族之所尊信，胥文明野蛮之种族，莫不然也。”[3]梁启超在《洪水考》（《太古及三代载记》，1922年）一文中考证了上古洪水神话与苗族、蒙古、新疆地区民族的关系，他还在1926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进一步提出“神话不止一个民族有，各族各有其相传的神话”的说法；1923年顾颉刚在文章中论辩了出现在汉文典籍中神话人物大禹应该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人物[4]；沈雁冰（茅盾）的《各民族的开辟神话》（《民铎》1926年第7卷1期）以及他以玄珠笔名发表的《各民族的神话何以多相似》（《文学周报》1928年第5期），都提及了神话的民族属性问题。此期，胡适出版的《白话文学史》（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还注意到中国南北方少数民族神话元素的差异，认为南方民族神话的数量要多于北方民族；而玄珠（茅盾）在其《中国神话研究ABC》（上海：世界书局，1929年）一书的序言中则提出与胡适相左的观点，认为中国北方民族并非没有神话，只不过是因为各种原因而歇灭的结果，并且在该书论述中还进一步提出，一些民族地区的传说“当然也可以算为中国神话的一部分。这也需要特别的搜辑和研究。至于西南的苗、瑶、壮各族，还有神话活在他们口头的，也在搜采之列。”此外，钟敬文《种族起源神话》（《民众教育季刊》1931年1卷3期）和《南蛮种族起源神话之异式》（《艺风》1935第3卷第4期）、古铁的《中国民族的神话研究》（《中原文化》1934年第14、15、16、17、19期）等也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神话”与“民族”关联起来。特别是孙中山在1924年1月23日提交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正式解释了“民族主义”，并提出了“少数民族”的概念。[5]这一概念的出现对后来“少数民族神话”的界定具有一定的先导作用。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这一时期的一些颇有建树的学者已经把关注少数民族神话提上日程，他们主要是对中国古代汉语文献神话的审视，从某个侧面注意到神话中的某些民族因素，虽然主体上还没有把少数民族神话上升到一个特定的类型的去研究。但不能否认，这一阶段“域外学术思想和方法的引入，使得神话研究具有现代科学意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神话研究对传统人文学科的附庸，具有了独立的学术品格。”[6]不少研究成果为此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做出了重要铺垫，同时也播撒着以民族的角度研究神话的种子。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少数民族研究尚在孕育之前，已有一些国外学者开始了这项工作的专题性研究。大致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就开始从事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资料采集与研究工作，虽然对中国神话界没有发生影响，但也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萌芽的有机构成部分。如俄国学者布里亚特人道尔吉·班札罗夫(D.Banzarov)1846年发表了题为《蒙古黑教或萨满教》，涉及到蒙古族萨满教神话研究。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G.Taylor1887年发表他记录的原住民（排湾人）的故事。20世纪初德国学者A.Franke从神话学派角度开始研究藏族叙事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神话；1909年法国神父Ch.Gilhodes发表的在缅甸北部收集的景颇族神话；俄罗斯民间文学家G.N.Potanin则成为第一个专门到中国采集记录西北及四川省各族神话、传说、故事的人。美国神父D.C.Graham从20世纪30年代末开始调查并发表了四川苗族神话、传说信仰资料。[7]这些国外学者对少数民族神话的采集于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发展史中的一个有益的参照或组成部分。
生活中的神话：中国东极抚远市东极宝塔的神话浮雕 | 王宪昭摄2016.07
二 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萌芽与雏形期
这一时期主要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到70年代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针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产生于发展而言，是一个动态的不稳定的学术发展过程，很难将其“萌芽”与“雏形”限定在特定时段和特定作品中。为便于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梳理，我们将这段近40年的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段。
第一时段：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37年抗战爆发后，内地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相继迁移到南方，特别是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从长沙迁至昆明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聚集了包括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学者等一大批与神话研究有关的学者，他们在此期间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采录了大量少数民族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化，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尽管此时还没有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神话的概念，事实上却形成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勃兴。如闻一多、芮逸夫、凌纯声、吴泽霖、楚图南、常任侠、马长寿、陈国钧、马学良、岑家梧等著名学者，他们运用多学科背景，将一些神话理论研究与田间调查相结合，以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神话为对象，开拓了神话研究的范围，创新了神话研究范式。[8]如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楚图南的《中国西南民族神话之研究》（《西南边疆》1938年至1939年第1期、2期、7期、9期），凌纯声的《浙南畲民图腾文化的研究》（《人类学集刊》1939年1卷2期），吴泽霖的《苗族中的神话传说》（《社会研究》1940年第1期）、马长寿的《苗瑶之起源神话》（《民族学研究集刊》1940年第2期）、岑家梧的《槃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崇拜》（《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6期）、马学良的《云南土民的神话》（《西南边疆》1941年第12期）等都是代表之作。从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实践看，学者们已经由孕育期对于神话民族归属的不自觉转变为研究中的半自觉或自觉，对特定民族典型神话的民族特征开始了有意识的研究，能够以某些具体民族的神话为个案，有目的地分析神话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辨析民族的产生、演变与发展，甚至有些文章还通过神话分析将少数民族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联系在一起。此外，少数民族神话文本的采集也成绩斐然，钟敬文在评价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神话发掘情况时曾提出：“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民族文学、民族志学专家们开始的少数民族神话及其背景材料的调查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神话被大量发掘与研究。”[9]但总体上看，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远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重视，也没有形成明显的专业性成果和系统性评介。
第二时段：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民族识别与民族政策的不断推进与完善，民族问题的研究逐步提到议事日程。1958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上正式提出“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一些单行本的少数民族文学史陆续出版，而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奠基之作的神话也自然纳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的视野。所以说这一时期已经具有了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雏形，主要是因为少数民族神话的概念已经被学界所认知，如何愈的《西南少数民族及其神话》（北京：新世纪出版社，1951年）、马学良的《彝族的祖先神话和历史记载》（《历史教学》1951年第2卷第4期）、马学良等的《关于苗族古歌》（《民间文学》1956年第8期）、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的《论彝族史诗〈梅葛〉》（《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郑绍堃的《试论白族龙的神话的产生及发展》（《文学评论》1959年第6期）、朱宜初的《傣族神话中的黄帝与蚩尤》（《云南日报》1963年3月28日）、吕微芬的《试论苗族的洪水神话》（《民间文学》1966年第1期）等，都自觉地运用了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理念。这一时期虽然产生了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成果，但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带有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学科性质的研究理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段时间尽管对少数民族神话概念的界定已经清楚，但百废待兴的整个学术环境中，并没有把少数民族神话放在应有的位置，在成果数量上，中国大陆近20年的时间中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成果不足百篇，相比而言，本时间段台湾学者对于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特别是台湾原住民神话研究的成果数量则相对丰富，如林衡道的《台湾山山地同胞的人类起源说》（《公论报》（台湾），1949年10月31日），许世珍的《台湾高山族的始祖创生传说》（《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6年第2期）、杜而未的《阿美族神话研究》（《大陆杂志》1956年第13卷第9期）、李霖灿的《麽些族的洪水故事》（《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57年第3期）、陈捷先的《论鸦鹊与清人神话之关系》（《满洲丛考》，台北：国立台湾大学文学院出版，1963年）、李亦园的《南澳泰雅人的传说神话》（《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3年第15期）等。
第三时段：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学术研究的停滞，文学研究包括神话研究也自然没有避免厄运。其间的神话研究几乎断层，从目前搜集的学术资料看，在这一时期内在大陆很难找到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著述。台湾学者则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表现出持续研究的态势，如费罗礼的《邹族神话之研究》（《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管东贵的《川南鸦雀苗的神话与传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74年45卷3期）等，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总体上看，这一时段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是一个青黄不接的时期。
少数民族对神话的保存：西藏米林县珞巴族的乌佑（神灵）崇拜 | 王宪昭摄2013.04
三 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迅速发展与成熟期
20世纪70年代末到当今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迅速发展期和理论成熟期。这30多年的时间也可以大致分为三个时段，即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阶段，随着文革后文化界的拨乱反正，少数民族神话资料的采集与研究迎来了一个再次蓬勃发展的春天。“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民族民间文学普查的展开与深入，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宝库被进一步打开，数量之惊人，涉及面之广阔是举世罕见的。”[10]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到21世纪初，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成熟与创新期。无论是许多资深神话研究者经历了文革后10多年对少数民族研究的体验与反思，还是一些步入神话研究的神话研究新秀经历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对学术研究的冲击与影响，都渐渐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理性思考与学术实践的成熟。第三阶段是进入21世纪之后至当今。进入新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呈现出稳定持续发展的态势，无论是宏观研究、专题研究，还是方法探讨、理论创新都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神话学家刘锡诚曾提出：“对于中国神话来说，20世纪是其学科建设从草创到初步建成的重要时期。”[11]这一论断也同样适用于该期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20世纪70年代末到当今30多年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基本实现了学科定位与理论成熟。主要表现出如下若干特征。
首先，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形成了较准确的学科定位。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神话的界定、性质、特点、地位、体系等方面的研究一直表现出不断深入的态势。20世纪末特别是80年代初，学术界对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学科定位进一步自觉。神话学家袁珂在《从狭义的神话到广义的神话》（《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广义神话”的概念，表达出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关注，再如谷德明的《论少数民族神话的历史地位》（《西北民族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陶立璠《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的体系和分类》（《民族文学研究》1984年第2期），到进入21世纪之后，那木吉拉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比较研究》（北京：学习出版社，2010年）、文日焕、王宪昭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概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年）等，举不胜举的成果都突出了少数民族神话的学科特点和体系性。在这近30多年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进程中，虽然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甚至研究结论方面存在一些差异，但在百家争鸣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少数民族神话的许多共识，这些共识足以表明少数民族神话是中国神话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展现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民间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叶舒宪在2004年韩国汉城（现为“首尔”）召开的“东亚神话学大会”上所作的题为《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12]的报告中，对“中国神话”概念提出明确的意见，认为根据中国文化多民族多样性的事实，若存在一种作为国别神话的“中国神话”，其根本特征在于神话存在形态的多样性，对此他明确提出要用“四个辩证”的特征去研究汉族神话与少数民族神话。种种学术实践证明，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定位进一步明确，并以迅速发展之势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和较高水平。
其次，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形成了稳定的研究队伍与学术阵地。文革结束后到21世纪初，涌现出一大批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学者，基本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队伍。文革结束后，像钟敬文、马学良、袁珂、刘锡诚、潜明兹、谷德明、梁庭望、陶立璠等一大批资深学者都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神话的高度关注。在具体研究方面，如李子贤、刘亚虎对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刘守华、向柏松等对土家族神话的研究，白庚胜对纳西族神话的研究，过竹、燕宝、陈立浩、李子和、吴晓东等对苗族神话的研究，蓝鸿恩、梁庭望、农冠品、丘振声等对壮族神话的研究，史军超等对哈尼族神话的研究，曾思奇、鹿忆鹿等对南岛语族神话研究特别是台湾原住民神话研究；郎樱、毕桪、卓玛等对西北地区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王小盾、谢继胜、林继富等对藏族神话的研究，满都呼、邢莉、那木吉拉、陈岗龙等对蒙古语族诸民族神话的研究，富育光、孟慧英、黄任远等对东北地区萨满神话的研究，汪立珍对鄂温克神话的研究等，令人欣慰的是，据中国知网与国家图书馆信息检索显示的1995年至2014年间硕士与博士毕业生的论文选题或题目，直接以“少数民族神话”或某某民族神话作为论题的有131篇，论文“主题”中含“少数民族神话”的毕业论文达1332篇，这些实例足以说明，研究领域宽泛、年龄梯队合理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队伍已初步形成。在少数民族神话学术阵地方面也表现出不断拓展的趋势，如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 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成立之初就把中国各民族的文学传统与文化传承作为重要研究任务之一，长期以来一致把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以该所1983年创刊的《民族文学研究》为例，该刊作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内唯一民族文学专业性学术期刊，创刊至2014年30年间共印发137期，发表文章（含书评、专题会议介绍等）3189篇，其中涉及神话研究的文章339篇，这类文章中以少数民族神话为研究对象的篇目为281篇，占神话类总发稿数量的82.9%，占期刊总发稿量的8.8%。这一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已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和重地，在推动民族文学整体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样，其他许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特别是民族院校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神话学学会、中国民族文学网、中国民俗学网等也日趋成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或成果发表的重要阵地。
第三，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方法多样化并日益成熟。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神话研究的理论创新与方法创新，诸如原型理论、精神分析、语言学、结构主义、人类学、民族学等国外许多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到少数民族神话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勃兴。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对外来理论的大量引介，如刘魁立、吕微等对普洛普的故事形态、类型功能的阐释，叶舒宪对西方原型批评的引入，陈建宪、户晓辉等对神话学母题理论的解读，陈连山等对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神话学的关注，朝戈金、尹虎彬、安德明等对西方神话学文论及民俗学方法的翻译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少数民族神话的研究方法；另一方面，在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实践中许多学者又将西方神话学理论或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中国民族神话研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在各种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中，不仅出现了中外民族神话的比较、少数民族神话与汉族神话的比较研究，而且还有少数民族神话之间的比较研究、不同语系民族神话的比较研究、不同类型神话的比较研究、宏观比较研究、微观比较研究等等。在一些具体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也形成大量成果，如在少数民族神话母题研究领域，杨利慧、张成福的《中国神话母题索引》（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宪昭的《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都是集中了中国各民族神话母题编码的一部大型工具书，将少数民族神话母题与神话数据分析相结合，为各民族神话文本的定量、定性分析和多视角比较研究提供了现实有效的依据。在这一时期，许多神话研究者还直接将少数民族神话作为中国神话研究的“大传统”与“新语境”，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只以汉文献神话为主导的传统研究理念，也带来了中国神话学研究的生机。
第四，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成果斐然，学术影响不断提高。这一时期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巨大的发展。有研究者通过对这一时期特定阶段的中国神话研究成果统计，提出“自1978至1998的20年间，计出版专著784部，发表论文及有关文章6465篇，与1950至1977近30年的发表量相比，增加9倍。”[13]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至2015年期间发表的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专业学术论文多达3820篇，是孕育期。萌芽与雏形期两个时期近80年论文总量的近100倍，足见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发展趋势的迅猛。在研究创新方面也有三个方面的体现，一是文学史对少数民族神话的定位，如毛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2年）以及不同该时期公开出版的近40部单一民族文学史都把神话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的还做了专题性介绍。此期出版的少数民族神话学专著数量颇丰，如过竹的《苗族神话研究》（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孟慧英的《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李子贤的《探寻一个尚未崩溃的神话王国——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黄任远的《通古斯－满语族神话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等。二是少数民族神话资料学建设为该项研究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客观支持，大型神话系列丛书方面，如开始于80年代的全国范围内搜集整理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县卷本、到后来周扬为总主编正式出版的各省（市、自治区）卷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共30卷，北京：中国ISBN中心，1992—2009年不同年度出版），本书编委会编的《中华民族故事大系》（共16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姚宝瑄主编的《中国各民族神话》（共16卷，太原：书海出版社，2014年）；一些单行本少数民族神话作品集如谷德明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中央民族学院编撰的《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内部发行，198年）[14]；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满都呼主编的《中国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神话故事》（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农冠品的《壮族神话集成》（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等，共辑录了数以千计的少数民族神话文本，有的是原来的文献发掘，更多的则是调查采集的民间口头文本，极大丰富了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视野。三是少数民族神话的类型研究、单一民族神话微观研究和多民族神话的宏观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以特定神话类型为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中关于少数民族人类起源神话的论文达320篇，关于苗族、彝族、满族、蒙古族等许多具体民族的神话专题研究的论文均超过200篇，成为人们深入了解这些民族传统文化和信仰的重要学术资源。
上述情况表明，在这一时期30多年的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少数民族神话研究的学术队伍、研究成果、学科建设、学术影响等方面都呈现出持续发展的趋势，不仅是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神话学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日趋成为一个具有稳定学科特征和中国特色的重要学术领域。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今后繁荣中华民族文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社会各界将会更加关注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其真正的繁荣期也将屈指可待。
注 释
[1]本文表述过程中涉及大量学术著作、期刊论文名称，为便于读者查对相关信息，除特定的引文外，行文中一律将出版信息标注在篇目名称之后，著作只标明出版社和出版时间；期刊论文篇目名称后的括号中标明期刊名和刊发期号；早期某些特殊刊号也在行文注释中标出。梁启超《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具体刊发月份期号失考。
[2]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能行革命书（1902）》，姜义华、张荣华主编《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6页。
[3]夏曾佑：《上古神话》，转引自马昌仪选编《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上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6页。
[4]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读书杂志》1923年第12期至16期。
[5]孙中山：《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91页。
[6]高有鹏：《中国神话研究的世纪回眸》，《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4 期。
[7]参见B.Riftin(李福清)：《国外研究中国各族神话概述——〈中国各民族神话研究外文论著目录〉序》，《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徐德莉：《抗战时期西南民族神话研究》，《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9]钟敬文：《评介〈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
[10]钟敬文：《评介〈活态神话中国少数民族神话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
[11]刘锡诚：《〈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序言》，见马昌仪：《中国神话学百年文论选》，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年，第7页。
[12]叶舒宪：《中国神话的特性之新诠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5期。
[13]贺学君、蔡大成等编《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4]陶立璠、赵桂芳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汇编》，将少数民族神话分为开天辟地神话、人类起源神话、洪水神话等不同专集，内部发行，署名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王宪昭，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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