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董立勃前后期小说叙事风格的变化 | 论文
发布日期：2016-11-21 作者：王玉 点击数：1256
内容摘要：经历了十年的写作停顿之后，董立勃的小说叙事方式和语言发生全新的变化，小说叙事视角的变化，口语、书面语混合的妙用，不同的叙述声音、不同的语调同时出现，叙事话语参与到主题意蕴的建构之中，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思想意蕴和审美张力。
关键词：董立勃 叙事风格 语言
2003年，因为小说《白豆》人们认识了一位作家董立勃。小说发表以后，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文坛似乎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其实，董立勃早在80年代就开始文学创作，90年代初期，他的小说在新疆文坛已经颇有影响，当时的《新疆文学》曾召开过董立勃作品研讨会。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韩子勇、周政保给予他的作品很高的评价。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停止了小说创作，一停就是十年。
在2004年的一次访谈中，董立勃谈到自己的创作，非常感慨地说“与过去斩断，重新开始”，自己的创作出现“一种全新的变化”[①]。全新的变化是什么呢？如果将他的前后期作品加以比较，其中最显著的变化是小说的语言和叙事方式。不论是前期创作，还是后来“重新开始”，董立勃的小说始终没有离开过“下野地”这块新疆垦区，如何讲述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故事，用什么方式表现生活在下野地的人们的喜怒哀乐？十年的思索之后，他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叙事形式
一
小说集《黑土红土》收集了董立勃前期的主要小说，其中写于1990年代初的长篇小说《黑土红土》，比较集中地体现前期创作的特点。小说的故事发生于50年代的下野地，在二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权力、情欲、被扭曲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女人成了权力和欲望角逐的牺牲品。这篇小说在叙事形式上，有很明显的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的痕迹，采用不多见的第二人称的回忆语气讲述故事。一开始，主人公之一的“你”——现在已经是兵团的高级领导干部，怀着忏悔之情，出现在荒芜的坟地。随着“你”睹物思人，小说以倒叙的形式进入“过去”的场景。过去的故事是小说的主体部分，其中，不断出现的“那时候” “当时”的回忆句式，成为“后设”的审视视角，两个不同的叙事层面之间形成相互阐释、相互审视和评价的关系。由于叙事的角度始终不变，即叙事聚焦——“用谁的眼睛看”基本是统一的、不变的。小说中，只存在单一的叙事者的声音，而“你”和“她”还有其他人物的声音以及意识、情感的变化则受到压抑、遮蔽。从而，两个叙事空间之间所构成的结构上的审视、评价关系，一定程度上又被削弱、抹煞了。小说写到“她”和“他”经过一场浪漫的身体“接触”后，出现这样的叙述：
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地喜欢上他这样强烈地爱上他，如果硬要问她从哪个时刻起觉得再也离不开他了，而她也要老实地回答的话她只能说是他的肉体和她的肉体相互进入到昏死般快乐的一瞬间她才会对他燃起了真正的永不熄灭的爱情的烈火。虽然在这之前他救了她保护了她用火温暖了她，甚至她也被他强壮的体魄撼动了心魄。可是如果就此为止不让那器官的感觉浪涛自由奔腾，直到冲入那至高完美的境界，用肉体和精神双重形式肯定下来，那么她绝对不会对他如此依恋崇拜的。[②]
这位喜欢理性思考、分析的叙事者不仅讲了一个浪漫的故事，还试图把浪漫故事背后的深刻的人性真相“传达”给读者。由于叙事的“视点权”控制在叙事者手中，人物“她”的声音被叙事者的理性分析的声音所抑制、掩盖，这里的“理解世界的视野” 是单一的、权威的。专制的“视角权”把其他声音过滤了、掩盖了，叙事结构上所具有的主题的对话性、意蕴的张力受到极大的削弱。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小说的叙事仍然带有50——60年代文学话语霸权的痕迹，与小说批判专制权力对个人的挤压的主题也有违和感。这似乎难逃当时某些先锋小说的通病，形式大于内容。1980年代中期的先锋实验小说是带着颠覆宏大话语和一元性话语霸权的自觉意识出场的，那时期的马原、苏童、残雪等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不惜以内容上“远离”现实为代价，以摆脱“宏大叙事”、“现实主义”所裹挟的“政治”对文学的绑架。这是又一次由文学形式开始的文学转型。董立勃前期的小说叙事明显受到当时先锋小说的影响，尝试新的叙事形式。但是，“创新”的形式却显得生硬，与内容之间不和谐，使得小说所表现的对权力的批判，粗糙残酷的环境中人性的美与善，在这种颇有新意的后置叙事方式中变得涣散暧昧。
这时期董立勃的小说语言还有一种滞涩感，长句式，语言繁复、拖沓，有很浓重的理性色彩。在《黑土红土》这篇小说中，语句粘稠、繁复，比喻臃肿、累赘，议论、分析等非故事因素武断地破坏阅读的流畅感，减慢叙述的速度，干扰了读者对故事、人物和情节本身的兴趣。可以看出，这样的语言是作者刻意地追求“有意味的形式”的结果。但是，这种语言上的“刻意”，与内容的表达没有机地融为一体，甚至成为内容表达和接受的“障碍”。在同时期的另一些小说中，有时候还会冒出来这样的句子“（小宝）掀门帘时，一句话就砸在他的脊背上”（见小说集《黑土红土》中的小说《娘儿们》），书卷气的语言与整个叙事语境有一种疏离感、隔膜感，像是生硬地捏合在一起。
与这时期大部分先锋小说家一样，董立勃的小说先锋“探索”面临着困境与突破。多年后，董立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突然觉得……不知该怎么写了， 觉得再按照这个路子写下去，也没有突破，或提高很难了。自己感到没有力量往前走了”[③]。让董立勃感到“没有力量往前走”的危机，不是题材、故事的枯竭，依然是叙事和语言的问题，也就是这下野地的故事该用怎么的方式讲下去的问题。这种反省和反思是严肃的也是痛苦的。在别人看来应该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停下了，意识到需要寻找适合“下野地”故事的讲述方式。
二
小说的语言既是作家感受世界的方式，也是作家感受世界的结果。作家格非谈到小说语言时说过这样的话：“一种语言方式的出现必然包含一种新的经验的出现，语言方式及其种种特点最终是由‘个体世界’和‘经验世界’的关系来决定的，对存在本身的思考和发现是找到新的话语方式的最有效的途径”[④]。经历了十年的人生磨砺和沉淀之后，董立勃找到了适合自己、也是适合下野地的讲述方式。再次回到文坛，董立勃写作姿态变得从容了，平和了，小说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那么急功近利地在小说中推销“理念”，不再刻意经营叙事形式，而是平和地叙述“下野地”这块土地上，半军事化制度下人的生存，人性的压抑和扭曲。与前期相比，小说的叙述风格发生了很大变化，还是那个地方，那些人物，而小说的语言、叙事形式不同了，这些故事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让读者眼前一亮。长篇小说《白豆》是这样开头的：
这一年夏天，在下野地，先是有两个男人想娶白豆当老婆，后来又来了一个男人也想娶白豆当老婆。这并不是说，白都在下野地是个漂亮女人。……说白豆不漂亮，并不是说在下野地还有比白豆更漂亮的女人。准确地说，在下野地没有可用漂亮来形容的女人。漂亮女人到不了下野地。
口语化的语言，干净利落，看似简单稚拙，而意蕴饱满、丰富，不仅拉近了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而且，简短的几句话，将人物的处境、人物之间关系和下野地的生存环境勾勒出来。故事化的讲述语调也给读者一种“好戏就要开始”的期待。在一次访谈中，董立勃说起自己现在对小说的看法“至少我看这部小说时，我喜欢它的语言，从它的叙述，从它的故事中得到一种满足，得到一种快感”，“我以为它（小说）作为一种产品，精神文化产品， 其实和许多产品一样，正在成为商品。……千万不要把它政治化。也不要把它当作启蒙教化的工具。……大家去看小说，不再想从中寻找真理了，而是只想得到一种轻松， 一种愉快，一种精神享受。”[⑤]。
对话性是董立勃后期小说叙事一个明显的特点。通过叙事视角和语调的变化，在小说中形成不同的叙述声音和评价视角，即不叙事话语内部不同思想意识的对话。这一叙述方式的变化，使小说意蕴丰富而富有张力。小说《白豆》中对于马营长和白豆的关系是这样描写的：
站到白豆跟前，马营长什么也没干，只是看着白豆。眼前这个女人，马上要做他的妻子，他不能不好好看看。去小卖部买东西还要看看有没有毛病呢，况且是要找一个天天年年相伴的老婆。……鼻子、嘴巴、下巴，一直到脖子，全都是那么饱满，像刚成熟的果子，透着润润的光泽。还想再往下看，却没法往下看了。看不见，那就摸摸吧。有些东西不用看，摸也能摸出成色来。[⑥]
加横线的这几句话，是马营长的叙述声音，或者说是对马营长语言的戏仿，勾勒出一个依仗权势，有恃无恐又粗俗无耻的权力者滑稽可笑的形象。叙事者的声音中插入马营长的声音，形成幽默、反讽的叙述语调。
在另一段描写中，叙述的多声部现象更加明显。当然说马营长是下野地人的父亲似乎有点肉麻，可说他是下野地一颗日夜不落的太阳一点也不过分。你说说，马营长这样的男人是不比别的男人，更应该在工作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有一个温柔的女人在各方面伺候照顾他，让他的身心得到完全放松和充分的休息，以利于迎接第二日紧张忙碌的操劳。谁要说不是，谁就不是人。……过去，马营长只注意庄稼，现在，马营长不光光是注意庄稼了。常常嘴里说的是庄家，眼睛却看着庄稼上的人。当然这个被看的认一般来说是女人。还没有结婚的女人。[⑦]
加横线的部分是戏仿吴大姐的口吻，通过叙事聚焦的变化，由原来的客观中立的叙事视角转化为带有倾向性的人物视角，叙述语调发生了根本改变，突出吴大姐身份的特殊，既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农场女干部，又是副厂长的妻子，把吴大姐对于权力的谄媚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吴大姐的这番话，是对白豆这样的普通兵团女工们进行“思想教育”的。吴大姐在替马营长说媒，所以她的语言先定下了调：父亲的比喻是不对的，肉麻，太阳的比喻才合适。她故意混淆“父亲”与“太阳”的比喻意义的相似性，以此来掩饰马营长身份中的平凡性、日常性的一面，放大其权威性、神圣性， 使“马营长这样的男人是不比别的男人”，应该在“各方面享受特殊待遇”的逻辑和结论获得合理性。这可笑、荒唐的语义逻辑，却用严肃认真的甚至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出来的：“谁要说不是，谁就不是人”，荒唐与严肃之间构成强烈的反讽。加点的部分的“叙述声音”又发生变化，这一声音显然与吴大姐的声音不同，来自团场普通职工，带有明显的讽刺调侃的味道，反映他们对于权力者马营长道貌岸然的嘴脸的明察和鄙视。文本中不同的声音来自于人物对于世界的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是复杂、多维的现实世界的折射。口语、书面语混合的妙用，不同声音、不同的语调同时出现，赋予叙事对话性和杂语性的特征，而幽默诙谐的语调又起到了颠覆和瓦解话语权威的功能。
董立勃后期的小说如《白麦》《烈日》《乱草》等，在叙事风格上也体现出同样的变化。信手拈来的口语化的语言，看似简洁、散漫，却又充满生活气息和深刻的洞察，多重叙述声音形成主题的对话性，这一切使小说叙述更加意蕴饱满。这也充分显示董立勃的创作真正回到了小说本体——语言的自觉，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所在。从2003年的《白豆》至今，近十年的时间里，董立勃已经有十几部长篇小说和数量众多的中短篇小说问世，“适合自己的语言”给他的创作带来的充沛活力和灵感。
（原文在编排过程中有部分删减，如需查阅原文，请参看《小说评论》201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①] 《我相信命运的力量——董立勃访谈录》 《小说评论》2006第5期
[②] 见小说集《黑土红土》董立勃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2年1月版
[③] 《我相信命运的力量——董立勃访谈录》 ，《小说评论》，2006第5期
[④] 《小说叙事研究》格非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第90页
[⑤] 《我相信命运的力量——董立勃访谈录》，《小说评论》，2006第5期
[⑥]《白豆》 董立勃，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3年4月
[⑦] 《白豆》 董立勃，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4月
作者简介
王玉，陕西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现为新疆师范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小说、新疆当代文学与文化等研究。近年来，出版专著《建构革命历史的集体记忆——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学研究》，同时在《民族文学研究》、《小说评论》、《新疆大学学报》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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