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儿”中的对喻程式化修辞手法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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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花儿”中的对喻程式化修辞手法发布日期：2016-11-30 作者：武宇林点击数：1356

论“花儿”中的对喻程式化修辞手法

摘要：本文以西北地区流传的部分传统“花儿”为例,对其中植物类和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植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景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以及其他组合式对喻表现进行了分析,旨在探讨对喻表现的内在组合规律及其意义。

关键词：“花儿”；对喻；组合方式

在中国西北部的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流传着一种民间歌谣,被称为“花儿”。由于“花儿”以表现男女爱情为主要内容,因而在其歌词之中存在着为数较多的呈对状组合的惯用语现象。如“花儿”对“少年”、“尕妹”对“阿哥”、“阴山”对“阳山”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有趣的修辞现象:一首歌谣里有时会同时出现两句对偶的比喻。比如, “哥是金砖妹是玉瓦”, “尕妹是高山一枝花,阿哥是画眉叫喳喳”等。亦即,在“花儿”里,不仅可以看到成对的主人公,也可以看到成双的词语,更可以看到成组的比喻句。其成组的比喻,往往是一对有着相互对应或相互对比关系的对偶形态比喻。在本文中,笔者拟把它暂且称为“对喻”。此提法是否妥当,还有待商榷。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喻现象呢?笔者考虑,这也许是“花儿”自身属性的产物。因为,“花儿”主要是恋歌,歌里的恋人不言而喻是由男女双方构成的。为了在歌谣里表现男女主人公,则必然要创造出相对应的语言表现形式及修辞表现形式。如果歌里只出现其中一位主人公时,其词语、比喻及各种修辞也都不必考虑成双配对。然而,在男女主人公双双登场的情况下,歌谣的编创者则不得不为他们构想出呈对状的对偶语言形式及修辞形式,用以表达恋人双方互为对应的各种情感状态,于是,便自然产生了对偶的词语及对偶的比喻。对偶词语的出现是对喻现象产生的语言基础,对喻现象则是成对的词语表现的延伸和升华。为此,可以说,对喻现象是歌谣中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刻画的客观需求,它与其恋歌内容相吻合,是“花儿”中一种应运而生的程式化修辞手法。

考察“花儿”的对喻现象,可以发现其表现形式是多样化的。如果就比喻体的性质来区分,可分为两类:一是同类事物的组合式比喻。比如:植物和植物、动物和动物、事物和事物、景物和景物等。二是异类事物的组合式比喻。比如:植物和动物、药物和人等。就对喻的类型来区分,有喜剧性的,也有悲剧性的。就对喻的内部结构来区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正方向并列式对喻(下文中试以“=”的图形来表示,以示所列举歌谣中被比喻的双方具有统一性关系),此类的一对比喻多选择同类物体,或选择有着内部联系的一对物体来表现男女双方爱情的一致性。其发展方向为正面,其结果一般为喜剧。另一种是反方向并列式对喻(在下文中试以“←→”的图形来表示,以示歌谣中被比喻双方相对立的关系),此类的一对比喻多选择异类物体,或同类而不同性、有着对立关系的一对物体来表现男女双方爱情的矛盾性及分歧性。其发展方向一般为反面,其结果多为悲剧。但是有时也有例外,虽然歌谣里起初被用于比喻的两个物体其性质是相互矛盾的,但经过主人公的努力,其矛盾有可能被转化,其结果也会向乐观的方向发展。即“花儿”里的对喻现象,既有规律性,也有特殊性。

本文拟选择西北地区流传的部分传统“花儿”为例,以其中的对喻修辞手法为着眼点,试从其中常见的一些喻体种类组合方式入手,分析: (一)植物类和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二)植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三)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四)景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五)其他组合式对喻表现。旨在探讨对喻表现的内在组合规律及其意义。

一、植物类和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

在“花儿”里最常见的一种对喻现象是把女性比做植物类,把男性比做动物类(鸟。虫。禽。兽)。关于这种比喻模式,东西方似乎是一致的。日本心理学者小仓千加子女士所著《女性的人生双六》一书中写到:“女性是植物,男性是动物,如此对照性的认识植根于深层的文化之中。”之所以被这么认为,是由于“动物和植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植物一直生长在地面,不能水平移动,只能垂直移动。而动物有两条腿,或者四条腿甚至六条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水平移动。这就是被认为男性有行动的自由,女性没有行动的自由的理由。因而形成了以植物和动物的隐喻来认识女性和男性的说法。”这或许是人类早期的普遍认识规律吧。正如小仓女士所列举的那样:(在日本)“女子常常被比做花儿或水果,樱桃似的嘴唇,苹果般的脸蛋。在美国,则把性感女子比做成熟的西红柿。”那么,在中国西北部的民间歌谣“花儿”中,女性和男性将被比做什么呢?

例1　[牡丹=孔雀]

青石头青来蓝石头蓝,

花石头根里的牡丹;

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旋,

尕妹是才开的牡丹。

(《西北花儿精选》 P219,雪犁、柯杨,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在这首表达爱情的“花儿”里,女性被比做了地面上初开的“牡丹”,男性被比做了天空中翱翔的“孔雀”。即,女性是美丽的植物,男性是有翅膀有腿的行动自由的飞禽类动物。在歌谣的起首,歌手首先着眼于青石头、蓝石头,并顺势带出了花石头以及石头根里的“牡丹”。这首“花儿”编创者之所以选择石头为开端,主要是要取它与孔雀羽毛颜色相近的青蓝之色吧。于是,从地面上的石头的蓝色和牡丹的色彩对比,一跃而引伸到了天空中的孔雀———阿哥和鲜如牡丹的尕妹的对喻,天地遥相呼应。这首歌谣犹如一幅美丽的花鸟画,画面中有各色石头,也有牡丹和孔雀。石头和牡丹都是“花儿”地区的人们所熟悉的身边之物,而作为珍奇鸟禽的孔雀则未必是当地所能见到的。但是,不仅是孔雀,凤凰有时也会在“花儿”的比兴修辞里一展英姿。由此可见,用于“花儿”比兴的景物并非局限于现实中的存在之物,其中也有浪漫的虚构和想象成分。孔雀、凤凰都象征着幸福、美好,在中国民间很早就有着牡丹配孔雀、牡丹配凤凰之类的似乎是约定俗成的模式。因此,这首歌谣反映了民间的传统思维方式及审美观念。至于牡丹,是“花儿”对喻修辞之中登场最多的一种花儿。牡丹常常被运用于植物类和动物类组合式的对喻。除牡丹与孔雀、牡丹与凤凰之外,还有牡丹与鹞子、牡丹与雀儿、牡丹与蝴蝶、牡丹与蜜蜂等等。

那么,为什么“花儿”中女性被比做植物,男性被比做动物的组合对喻形式出现频率较高呢?笔者认为除基于上述人类一般的认识规律之外,和“花儿”诞生的具体社会人文环境有一定关系。一方面可以追溯到“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等封建传统意识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否和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习俗有关联呢?比如,传播“花儿”的主要民族之一的回族,对女性就有着“青丝不见外男”等清规戒律。因而,女性的行动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犹如植物一般不得随意横向平行移动。而男性之所以被比做行动自由的动物类,也和民族习俗有关。比如,回族的祖先阿拉伯人和波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着经商及远行的传统,以致延续到后代。为此,回族男子出远门经商及谋生,女子在家留守也就成为客观现实。正如“花儿”中登场的“脚户哥”、“买卖人”、“筏子客”、“麦客”等男主人公,无一不是为生计东奔西走的“动态中的物”。为此,“花儿”里的女为植物、男为动物的比喻也就趋于必然了。

二、植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

在“花儿”的对喻表现中,也有一些植物类的组合形式。在这类对喻表现中,则体现了另一种传统思维模式。即,女子为牡丹,男子为绿叶;女子为桃花,男子为杨柳等所谓的红花配绿叶之类。但是,也有一部分植物类的对喻表现新颖独特,别出心裁,可谓有“花儿”特色。比如:

例2　[甘草←→黄连]　　　　

好甘草出在宁夏川,

好黄连出在四川;

尕妹是甘草比蜜甜,

苦阿哥就像那黄连。

(《六盘山花儿》 P119,徐兴亚,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在这首歌谣里,男女都被比做了多年生草本植物。女性是甘草,男性是黄连,都是中草药。可以设想此歌谣的编创者该是一位早年走四川、跑宁夏贩运中草药的脚户哥吧？因为歌手对中草药甘草和黄连的产地及其特性是那么熟悉,而且,又是那么贴切地将它们运用于歌中的对喻。歌里唱到的甘草,如古人所云:“性平无毒,能随诸药之性,解金石草木之毒。”甘草根有甜味,可以入药,具有止咳、镇痛、祛痰等疗效,并具有调和其他中草药的功能。而且,还可作烟草、酱油等的香料。而黄连的根茎味苦,也可以入药,性寒,具有泻心火、化湿热、消炎、健胃、抗菌等功能。然而,虽说甘草和黄连其根茎都是上好的有实用价值的药材,应视为同类,但二者味道各异:甘草甜蜜,黄连苦寒。歌手便巧妙地借用了这一味道相异的属性,恰如其分地比喻尕妹和阿哥的甘苦不同的景况。“尕妹是甘草比蜜甜”,意味着女方的光景比较富裕。而“苦阿哥就像那黄连”,则意味着男方生活贫寒。为此,尽管他们是“好甘草”和“好黄连” ———即使都是好人,由于其“味”相异(或许是门不当户不对),最终将难成眷属。

三、动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

在“花儿”的对喻表现中,还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动物类(鸟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其中,既有同类或近似类的组合,也有异类的组合。比如:

例3　[凤凰←→鹦哥儿]

凤凰展翅者行千里,

鹦哥儿咋飞得过呢?

商户的姑娘富汉的女,

穷汉家咋配得过呢?

(《中国歌谣·宁夏卷》 P76,中国ISBN中心出版, 1996年)

这里使用的是隐喻手法,以凤凰喻富裕人家的女子,以鹦哥儿喻穷人家的男子。歌里出现的凤凰,是古代传说中的百鸟之王。据说,羽毛五色,声如箫乐。为此,被民众想象为最高贵而且能够翱翔千里的神鸟,常用它象征瑞兆。一般来说,在“花儿”里,凤凰多用来比喻男性。可是,这首歌里,把女性比做了凤凰,是要突出商户富汉家的千金小姐的富贵程度吧。在一般情况下,鹦鹉只有生活宽裕的人家才饲养得起,因而,按理说应是养尊处优,处境不错吧。然而,凤凰是神鸟,“展翅者行千里”,而鹦哥则是现实生活中善言而不善翔的凡鸟。如果以飞翔能力为尺度来衡量的话,凤凰和鹦哥的确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歌手理所当然地得出了“穷汉家咋配得过呢”的悲哀结论。

四、景物类的组合式对喻表现

在“花儿”里,将生活环境中的景物和景物相组合用于对喻的情况是比较多见的。其中,有自然现象的冰霜雨雪、山水河川,也有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物品以及生产劳动工具等等。总之,在“花儿”的歌手们看来,似乎自然界的一切以及他们身边的任何物件都可以信手拈来用于比喻。比如:

例4　[坯子=釉子]

三关口罩上烟雾了,

六盘山来了雨了;

阿哥是坯子尕妹是釉,

红釉子交给你了。

(《六盘山花儿》 P88,徐兴亚,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年)

在这首女性歌谣里,女子被比做“釉子”,男子被比做“坯子”。这些都是和陶瓷制造业有关的术语。因而,可以推想这也许是一首出自于早年在宁夏山区一带从事陶瓷制造者之口的歌谣。歌里所唱到的六盘山,是宁夏南部山区一座高山。前两句里所描述的“三关口罩上烟雾了,六盘山来了雨了”,貌似在描述六盘山区的自然景象,而实际上是在暗示着世间的什么不祥之兆吧?因为六盘山区比较干旱,一年中下雨的日子并不很多。于是,在这云雾罩山、山雨欲来的危难之际,这位“尕妹”将自己比做釉子,把“阿哥”比做坯子,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果断的抉择:“红釉子交给你了”,即将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对方。歌里所唱到的坯子,作为陶制品的最初阶段的土制雏形,其质尚软,粗糙易破,还只是半成品。只有在其外表涂抹上一层涂料状的釉子,并将其放入瓷窑中经火烧炼,才能变得坚硬、美观,成为真正的陶瓷用品。即,只有坯子和釉子的结合才能构成陶瓷品。坯子作为载体,釉子则附着于其上。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依赖。而且,一旦将釉子涂抹于坯子,再经火熔炼,则意味着二者牢固地合而为一,永世不再分离。由此可见,歌谣里“红釉子交给你了”所表达的爱情是多么火热而真挚。

五、其他组合式对喻表现

除上述几种类别的对喻组合形式之外,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对喻组合形式。比如:心脏和肝脏;药品和病人等等。

例5　[肝花=心]

干柴湿柳架一盆火,

火离了干柴是不着;

尕妹是肝花心是我,

心离了肝花是不活。

(《西北花儿精选》 P327,雪犁、柯杨,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年)

在这首歌谣的下段里,女性被比做“肝花”,男性被比做“心”。这一对比喻是由“架柴生火”起兴而来的。可以想象歌谣的主人公是一位早年的脚户哥或出外谋生的穷苦人。他在旅途中因没有钱去住旅馆,也或许是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滩,没有可投宿之地,于是不得不露宿于荒郊野外,就地拣上一些干柴,再折上些许沙柳之类的树枝,架上一拢火,以驱寒壮胆。于是,他在架火的过程中,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联想:在空旷寒冷的野地过夜,火是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架着火,只有湿柴是不行的,“火离了干柴是不着”。而湿柴不至于马上就烧尽,可以相对地延续着火时间。因此,必须是“干柴湿柳架一盆火”。这如同相爱的两人,一方离不开一方,好比心与肝。“火离了干柴是不着”,同样, “心离了肝花是不活”。于是便有了“尕妹是肝花心是我”的对喻。在这里,歌手把对方和自己比作了人体至关重要的肝脏和心脏,把“尕妹”视为自己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关于以“心肝”比喻最亲切、最心爱的人的例子古来有之。如《艺文类聚》:“陇城健儿曰陈安,体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 11此后的类似比喻就更是举不胜举了。但是,“心肝”在用于比喻可爱、可亲的人以及恋人时,几乎还未曾被拆开单用过。而且,往往是用于比喻单个人的。然而,在“花儿”的世界里,“心”和“肝”被歌手们大胆地想象运用,既拆又合,同时比喻相爱的男女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从而,用出了新花样,另辟了一条蹊径。不仅如此,在运用“心肝”的比喻时,还借“起兴”这一“花儿”的惯用修辞手法,为其创造出适当的环境,使“心”和“肝”的悲欢离合自然合理、有根有据,既奇特,又不离谱,也不至于唐突。而称“肝”为“肝花”,既避免了生硬,又与“花儿”口语化的语言风格相一致。

把相思相爱的男女比做“药”和“病人”,也是“花儿”中比较多见的一个惯用对喻模式。比如:“尕妹是麝香鹿茸丸,阿哥是吃药的病汉” 12、“阿哥是灵宝如意丹,尕妹是吃药的病汉” 13等等。以上是“花儿”中对喻修辞表现的几种惯用的组合方式。它们所反映的内容既有喜剧性的也有悲剧性的,所展示的爱情世界是多方位的。那么,表现爱情主题的喜剧类和悲剧类的对喻有哪些特点呢?

(一)含蓄地传达爱情,化难言为易语。

与西方民族相比,东方民族在表达爱情方面有着含蓄、羞涩的特点。尤其是在“花儿”的产生地——山区农村,爱情的表达除了自身羞于言表之外,还受到一定客观环境的限制。受传统观念的束缚,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农村,男女相爱历来被视为见不得人的丑事,如有所表露,则会被斥为厚颜无耻。因而,在一般场合,男女间的情感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而“花儿”的对喻,则可以为恋人们提供一种含蓄的语言技巧和独特的表达方式,以传递男女之情。比如,例1的“牡丹=孔雀”,可以推断歌里的冲着牡丹在空中盘旋的孔雀是在暗示男性相中了美丽的女性,并伺机接近,打算求爱吧?然而,歌里仅以“阿哥是孔雀虚空里旋,尕妹是才开的牡丹”便巧妙地向女方传递了男方所持有的好感及“君子好逑”的爱慕之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登场的自然界的孔雀、牡丹等,如同歌中恋人们的红娘一般,客观上在帮助他们牵线搭桥,排除求爱的语言障碍,使男女间难于言表的求爱信息得以流通。又比如,“尕妹是麝香鹿茸丸,阿哥是吃药的病汉”,则以病汉需求良药为由,巧妙地表达了男子对女子的渴望之情。这些用于表达爱情的对喻,形象生动,含蓄委婉,耐人寻味。所表达的感情细腻而深沉,真挚而感人,虽然有别于西方民族炽热的急风暴雨式的爱情表达方式,却有着水滴石穿,感化人心的魅力。

(二)形象地表达爱情,化抽象为具体。

男女间的爱情,本来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没有具体的形状,只能凭各人的感觉去理解。然而,在“花儿”的对喻表现里,爱情却被化无形为有形,朦胧的感觉也被显现为缤纷的图像,几乎令人可视可触。比如,例4的“坯子=釉子”,凡稍有些陶瓷知识的人都不难想象“坯子=釉子”炼为一体的壮烈场景,从而令人感触到他们为爱情敢于赴汤蹈火的赤胆忠心。例5的“肝花=心”,透过这一比喻,则更是令人可以想象出一对恋人合二为一,形影不离,生死相依之状。

(三)在揭示男女感情世界的矛盾方面,能化复杂为简约。

在爱情世界里，相爱的人们“合”无非是出于“欢”。然而，“离”的缘故，却并非一个“悲”字能够解释清楚的。比起喜剧性的爱情世界来，悲剧性的爱情世界却似乎更为错综复杂。然而，“花儿”歌手们却能将人世间抽象的社会地位以及复杂的感情矛盾等，按照他们各自的理解与体验，通过对喻的表现形式，使之具体化、形象化、简约化。比如例2的甘草←→黄连，歌手借一个味甘甜，一个味苦寒的两种中草药，形象地揭示了两人不同的命运。例3的凤凰←→鹦哥儿，则以神鸟和凡鸟的飞翔的能力的差异，显而易见地揭示了贫富之别。

总而言之，“花儿”里的对喻表现，体现了东方爱情的表达方式，反映了“花儿”修辞的一个特点。本来，爱情是抽象的，只能凭借感觉而不可轻视。然而，在“花儿”的爱情世界里，丰富的男女之情则是用众多的具体可视物体来表现的。本来，人类男女间的爱情天地，一般是局限于两个人的。然而，在“花儿”的爱情世界里，不仅有男女主人公的登场，也有自然界众多的植物，动物、景物的参与。这些有形的可视物体，通过对喻这一媒介，频繁显现于相思相爱的恋人们的悲欢离合的场景之中，为主人公多彩的情感表达发挥了特殊的效力，使听者耳目一新，不仅通过听觉，也通过视觉，倍加感受主人公的喜怒哀乐，唤起共鸣，为之悲，为之喜。对喻表现，丰富了“花儿”的修辞手法，扩张了“花儿”的艺术表现力，使“花儿”更增添了几分异彩。

作者简介

武宇林，女,文学博士，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