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西部女人事情》、《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穿过历史的尘烟》等兵团屯垦口述史文本为研究对象，探析在口述史这种具有跨文类意义的历史叙述与记忆文本中，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面对历史的大叙事，个人经验与个体记忆如何选择？叙述主体如何讲述？口述历史如何启动记忆/失忆机制，重构一种当下的历史叙述话语实践？不论口述史是以文字形式还是影像形式呈现出来，它都是一种记忆文本。鉴于记忆研究的复杂性，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面临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如何认知记忆的重构机制？记忆失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有关记忆真实性的质疑？怎样处理创伤记忆？记忆何为？本文还将通过对兵团屯垦口述史的重返与细读，探究这些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的建构，在复活各种边缘历史记忆的同时，直面与屯垦戍边历史相交织的性别政治与民族国家话语。

　　关键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口述史；历史叙述；记忆文本

　　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关注新疆兵团屯垦文学与屯垦题材影视剧，从文本叙事、期刊研究乃至文化分析的维度，探析此类文本的文学史价值、地域文化意味以及影像的视觉再现机制，取得了一些初步研究成果。相比之下，新疆屯垦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显得相当滞后。总的看来，新疆屯垦口述史的既有成果较少以著作形式结集出版，大多零星刊发或收录于报刊杂志、图书馆及博物馆馆刊、各师团史志与史料选辑、影视专题片等。本文尝试以《西部女人事情》、《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穿过历史的尘烟》等兵团屯垦口述史文本为研究对象，探析在口述史这种具有跨文类意义的历史叙述与记忆文本中，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与此同时，通过对兵团屯垦口述史的重返与细读，探究这些文本生产的社会机制与文化认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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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不等同于一般性的访谈录、回忆录、口述实录，它有自己相对清晰的操作规范和伦理准则。首先，“口述史”有意突破“自上而下”的精英史观，将历史话语权赋予大众，其根本要义就是“共享话语权”。“口述史”以文字、影像、声音等方式保留“亲历者”和“见证人”的言说，尤其注重将视角投向妇女、底层劳工、少数族裔、亚文化群体、草根大众的日常生活等微观情境，有效弥补官方档案、历史文献主要关注宏大叙事的不足，张扬一种边缘立场和人文关怀，在城市街区、村落变迁、女性生活、灾难记忆等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其次，“口述史”强调大众参与，渴望聆听大众的声音，人们甚至经常引用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名言“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试图表明这是一个大众狂欢、草根写史的年代。再次，“口述史”的选题通常是“地方性”（locality）的，很少用来处理普泛性的话题，因为这样有便于在口述文本中创建一个共用空间，让不同的个体经验在此参照比对，形成有关某个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者特定对象的多维阐释。最后，“口述史”是一种交互式叙述和阐释行为。它一方面涉及访谈人和受访者之间的交流对话，这是一种显在的、比较容易捕捉的互动。另一方面，它关联着受访人如何讲述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这些过往体验如何影响到受访人的回忆性追述，以及采访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将访谈过程中“听到的”转换为大众可以理解和运用的展示对象。

　　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并驾成为史料的三大来源，也是历史叙述的重要前提。口述史是以史学的专业态度对口述资料加以处理，使之“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接受鉴定的确认。”[1]9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精辟地指出：没有叙事，就没有历史。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历史编纂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形式的一种言辞结构。”[2]历史叙述并非对历史事件客观真实的再现，它始终要依赖叙述者的社会立场、情感态度乃至彼时彼地的独特心境，是叙述者借助一定的话语修辞对历史事件的综合加工。从这一意义上说，口述史是一种历史叙述，其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和叙述方式都与官方正史有着显著差异。以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而论，它首先不同于那些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或者获得官方高度认可的、被经典化的兵团史，诸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史》《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史》（上、下）等，后两者主要以编年史的方式记载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历程，前者则主要指向新疆当代屯垦史上的特殊群体，比如“八千湘女”、“上海知青”、“九·二五起义官兵”，记录这些特殊个体在大历史语境中的人生命运，形成对新疆兵团屯垦戍边历史的有益补充。此外，即便是在冠名为“口述史”、“口述实录”的新疆兵团（准）口述史著作中，由于创作者的出发点、关注对象及其对口述史的理解不同，此类口述史文本的叙述策略和文体模式也大相径庭，形成一幅交叉互渗的跨文类历史叙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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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文本的跨文类叙述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交叉使用，打破叙事、议论和抒情的文类界限。《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以第一人称“我”、“我们”回忆往事，但在受访人的娓娓叙述中，也会插入一些必要的议论。比如原兵团农五师副师长胡焕发在口述“天山剿匪”的事件经过时评说，“在剿匪过程中我们的损失也不少，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土匪都是骑马，我们都步行；他们熟悉地形，我们不熟悉。另一方面也是有些轻敌思想。”[3]15《西部女人事情》收录的每一篇口述都杂糅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的叙述模式，用“第三人称”交代受访对象的基本信息，“第一人称”讲述受访者的人生命运故事，例如《一家五姐妹，四朵军营花》开篇就对访谈对象柳秀枝展开背景介绍，“她血管里流的是大户人家的血，却没有当过一天阔小姐。”[4]33接下来的叙述主体部分以“我”展开讲述，“有人说我们来新疆是为了支援边疆建设，是为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但这些话对我来说就是大话、空话了。”[4]34受访者在口述的末尾，总是不忘增加几句颇富哲理的议论，“怎么样过完一生，还不都是一样，人一辈子，也就是在休息和劳动的更替中继续下来的生活。”[①]《湘鲁女兵在新疆》呈现出相当强烈的文类混杂意识，融史学学术论文写作、报告文学及口述史于一体。其中“三湘子弟尽功臣”一章首先从史学角度梳理了左宗棠、刘锦棠、王震、陶峙岳等湘籍名人在新疆近现代历史上发挥的力挽狂澜作用，随即以极具文学性的语言生动描绘了新疆和平解放后解放军开赴新疆的历史情景，既有尊重历史事实的“材料真实”，也充分调用了“人物刻画”、“情节塑造”、“环境描写”等艺术手法。这种将文学性投注到史学写作的方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史传报告文学色彩，“文学是显示真实事物的重要手段，因此，文学性越强，越有利于事实的报告，获得的艺术效果也越好。”[5]或许是基于本书作者的历史专业出身，尽管书中各章节穿插使用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从中可见作者前期完成了许多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但这些丰富的史料在正文中均以“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呈现，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篇“附录”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该书的“口述史”价值。

        其二，口述史是采访人和受访者合作完成的成果，它侧重受访者的讲述，但也绝不能忽视采访人的主体性介入。如果只有受访者对往事滔滔不绝的回忆，即便内容精彩纷呈，也只能算作“独白式”个人回忆录。严谨规范的口述史应当是一次敞开心扉、互为主体的“对话”，采访人和受访者围绕某个话题，展开多层面的深入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受访人被放置在焦点地位，但是话题的牵引、个体记忆的唤起、对记忆真实性的分辨、对创伤记忆的适度把握，甚至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追问，都离不开采访人的参与。对口述史文本而言，采访人就是“负责策划、准备、执行、后续处理和诠释的人。”[1]15令人遗憾的是，《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西部女人事情》等采用了“独白式”口述模式，采访人的声音完全被遮蔽了，让读者无法形成对整个口述访谈的现场感，这种处理方式可能有助于增强叙事的流畅性和文本的可读性，但删减了许多至关重要的背景信息，降低了口述史料的原创价值。“口述史”同样还应当与“访谈录”、“对话录”划清界限，“口述史”要求访谈人做到“知己知彼”，擅于结合具体情景调动氛围，发挥积极能动的触媒效应，比方说访谈人要详细了解受访人的背景信息，要提前熟悉访谈主题并尽可能查阅相关档案文献以便和受访者的讲述相参照，既要善于倾听受访者的讲述，也要随时紧扣谈话主题，抓住时机提问，做到收放自如。此外，“口述史”总是或多或少负载着补充历史信息甚至纠偏主流叙述的视角偏差等使命。访谈人只有将背景信息全方位呈现出来，才能帮助受众形成对受访者的立体印象，继而引发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关怀。由此观之，“口述史”的对话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沿袭史传报告文学和一般性历史叙事的流畅模式，它需要借助对话体叙述，辅以括弧补充、评论干预、后记等手法，在详细再现受访人个体生命故事在大历史背景下跌宕起伏的历史图景的同时，也建构起一幅文类杂糅的叙事景观。

　　其三，应当严格区分“非虚构文学”（non-fictional writing）与“非虚构叙事”，前者是当下颇为流行的一种写作样态，强调叙述者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借助“在场主义”的观察和体验，开启个体记忆与历史记忆的交叉互动。“非虚构叙事”则是与“虚构叙事”相对而言的一种叙事方式，科恩（Dorrit Cohn）曾对二者进行过令人信服的区分：虚构叙事包括“故事”和“话语”两个层面，非虚构叙事则增加了一个“参照”（reference level）层次。[②]也就是说，非虚构叙事必须具备一个“外在参照”或“外在视点”，即除了文本中叙述人的视点以外，还存在一个旁观视点。依此推论，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采用了“非虚构叙述”，但并非典型意义上的“非虚构文学”。主要原因在于：尽管采访人以秉笔实录的态度记载受访人的讲述内容，但采访人并未亲身经历过口述事件的发生过程，他/她承担的是“触媒”功能，通过设置提问引导受访人重返记忆现场。受访人侃侃而谈的是他/她自己的人生经历，至于回忆内容的准确性、讲述中的话语修辞、个体的情感态度等等，采访人凭借访谈经验和知识积累，或许可以察知其中某些面向，却无法形成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在场主义”书写。采访人聆听和记录下的历史现场，终究是受访人经历甚或建构起的历史场景，它与采访人的在场经验始终存在明显的隔阂。“口述史”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为了有效缩减这种距离，常常采取图文并置的叙述方式，辅以“序言”、“跋”、“注释”、“日记”、“口头语”、“书信”、“附录”等“副文本”（paratexts）[③]形式，尝试调用文本外围因素，尽最大可能增进口述史文本的历史真实。

　　随着电子传媒和消费文化的勃兴，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字文本遭遇大众传媒尤其是“图像”的严峻挑战，“它（图像）可以不加商量地排挤本来属于语言的场域，或将语言文本图像化。”[6]如果说，以“题画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本已经明显体现出对“语——图”关系的重视；那么，现代影像技术尤其是数码革命则进一步破除了文字中心主义的壁垒，将照片等影像嵌置到文本内部，从不同面向推动口述史文本的叙事进程。众所周知，我们无法真正复现某个历史时段，但我们可以通过再现某个历史时段流行的媒介形式，以此增强文本的历史感。当代新疆屯垦历史并不久远，刚刚绵延了半个多世纪，对于那些以“军垦第一代”为访谈对象的口述史而言，这些老战士长年生活在兵团农场，散落在天山南北的戈壁深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电视显然是奢侈品，兵团老战士间或通过广播、报纸获悉外面世界的变迁，同时以黑白照片为载体留存下那个年代的独特记忆，因此在口述史文本中刊载老照片有利于复现兵团初创时期的社会状貌。《西部女人事情》在正文前刊载了三十副具有代表性的老照片，分别冠以“军中姐妹合影留念”、“穿上军装留个影”、“向和田进军”、“集体婚礼”、“我们的第二代”、“姐妹们相聚在周末”、“晚年时光”等文字说明，旨在按照时间顺序，再现进疆女兵的生产生活状态，为读者提供了解有关赴新疆女兵这个特殊群体的初步信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兵团早期女兵与妇女专辑》也是在全书“前言”之前选登了二十余张照片，除了反映进疆女兵参加学习劳动的老照片以外，还重点推出了领导人慰问湖南、山东、甘肃女兵的新闻照片，如“王震副主席亲切接见湘籍女兵代表郑瑞阳”、“湖南党政代表团慰问‘八千湘女代表’”等等。《湘鲁女兵在新疆》的“口述”部分刊出了访谈对象的个人相片。《我们成长在那个年代》涉及兵团女性的几篇口述史，比如“从西部战场到新疆屯垦戍边——张秀云自述”，精心挑选受访人提供的各个时期的老照片，将照片和受访人讲述的核心事件密切对应，恰到好处地达成了“图——文”互动的叙事意图。《穿过历史的尘烟》将照片集中处理为彩色“内封”，既有军垦老战士提供的珍藏相片，也有访谈现场的留影，访谈人和受访者同时出现在图片中，有望强化口述访谈的“现场感”。当然，“口述史”文本必须处理好文字和图片的比重关系，因为它毕竟不是连环画或绘本，在图像化时代，“语言作为强势符号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有损自身，图像仅仅充任了工具和载体。”[7]对口述史文本而言，图片的作用在于为文字叙事服务，绝不可颠倒主次。

　　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著作常常使用的“副文本”样式还包括“序跋”、“注释”、“附录”、“书信”、“口头语”等。“序”和“前言”一般用于点明主旨、提升主题。《西部女人事情》的编者在“前言”中声称：“我们关注的50年代这批女兵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从女性叙说的角度可以破译被男性主流社会话语所忽略的历史的某种真相。”[4]“前言”第11页此言旗帜鲜明地揭示出这部口述实录的女性视角和性别政治。笔者专门为《穿过历史的尘烟》撰写了“写在前面”，试图阐明“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的选题由来以及这部口述史的独特性，“充分关注到受访者来源的丰富性，尝试全景式展示每位受访者的人生命运故事，重点突出受访者在新疆兵团的生产生活经历，通过引入新疆当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坐标，探察个体命运与大历史之间的关联。”[8]“写在前面”第12页前文已经提到，“口述史”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受访人的口音、惯用语、叙述语气常常携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比方说湖南人称呼的“满崽”（小儿子）、陕西人讲的“浪”（闲逛）、新疆本地人口中的“谝传子”（闲聊）。有时候为了帮助读者形成对受访人的立体印象，口述史文本还特意附录受访人的回忆录和受访人亲友的书信、访谈录、日记等第一手资料。《西部女人事情》收录了“李翠花丈夫访谈录”、“金茂芳儿子访谈录”、“郑爱梅丈夫访谈录”以及陶先运本人撰写的回忆录“风雨人生路”。《穿过历史的尘烟》为了凸显兵团劳模金茂芳的跨民族婚姻，特别在“访谈后记”中摘录了两人的书信段落。此外，比较严肃的口述史著作往往附有“参考文献”和“资料汇编”，例如《湘鲁女兵在新疆》全书用了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实抄录整理了“山东省人民政府慰问信”、“中南军大学员名册”、“新疆人民政府军区司令部技术人员招聘团赴新人员清册”、“1952年第二批和第四批进疆山东妇女花名册”等档案信息，为学界研究新疆当代屯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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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口述史是以文字形式还是影像形式呈现出来，它都是一种记忆文本。记忆是口述史的核心问题，如果不讨论记忆的生理和社会机制，也就不可能对口述史文本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口述史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发掘特定群体的个体记忆，并且通过文化再现和媒介转换，构建出一种不同于官方记忆的大众记忆。

　　作为一种记忆文本，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通过对几代兵团人尤其是军垦老战士的访谈，以文字、声音、影像形式将这些个体记忆呈现并储存起来，通过搜集发掘受访对象的独特人生经历和尚未公开的文字、图像资料，构筑起一幅副鲜活生动的兵团社会生活史画卷。鉴于记忆研究的复杂性，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面临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如何认知记忆的重构机制？记忆失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应对有关记忆真实性的质疑？怎样处理创伤记忆？记忆何为？

　　首先，记忆是一种对过往经验的当下重构，它在时间的向度上既关乎过去，也涉及现在与未来。就“过去”而言，“口述采访所了解到的‘过去’不仅包括口述者亲身经历的历史，也包含了口述者经由各种管道所形塑的‘历史记忆’，而这两者往往交织在一起。”[9]也就是说，受访人的娓娓讲述并不一定是他（她）自己的亲身体验，有可能夹杂着他（她）孩提时代的“道听途说”，或者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大众传媒等渠道获得的间接经验。已出版的新疆兵团屯垦口述史著作都会提到“八千湘女”，当年湖南女兵奔赴新疆，在东疆门户星星峡一带曾遭到土匪袭击。笔者曾专门向“八千湘女”的知名代表戴庆媛求证，她说：“车队快到哈密时，据说有一辆车子被土匪牵走了，这件事在当时不准公开不准传说的，历史记载里也没有。”[8]96此处用的是“据说”，但是消息的来源不详，因此很难作为证据和其他类似说法参照比对。同样，笔者在访谈过程中多次听到受访者回忆当初在哈密的所见所闻，他（她）们常常会提到哈密发生的国民党反动官兵抢劫银行案件，以表明新疆和平解放初期哈密社会环境的艰险。值得注意的是，受访的老战士都没有亲历过这次事件，甚至大多未曾参加过剿匪行动，他（她）们的讲述有可能源于当时的“传闻”、媒体报道或者“内部消息”，也有可能是讲述者后来通过老战士聚会、报刊杂志报道、屯垦题材书籍或者影视剧等途径获取相关信息。

　　在时间的链条上，记忆还关乎现在与未来，“他（她)们所陈述的‘过去’也是相当有选择性、重建性与现实取向的。”[9]65受访人所指涉的过去，既有过去的“过去性”，也有过去的“现在性”和“未来性”。也就是说，这些叙述从表面上看是关于既往经验的回忆，但这种既往经验已无形中经历了叙述人的挑选和过滤，参照的标准则是现实条件乃至未来图景。对那些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参加兵团精神宣讲的老战士来说，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笔者曾访谈过有“军垦活化石”美誉的胡友才老连长，老人退休后依然活跃在兵团文化宣传第一线，他非常清晰地认识到新疆生产建设所面临的当下困境，“现在农场包地，百分之八十来的都是内地民工，那些人干活只管赚钱，利益第一，哪会顾及什么军垦文化与兵团精神。”[8]24胡连长深知兵团存在相当明显的代际隔阂，当务之急就是要对兵团新生代加强屯垦戍边思想教育，因此他在接受各类访谈时反复讲述“半个馒头”的故事，讲述冷秀芬、杨化珍在生产劳动中牺牲生命的感人事迹。[8]14-25这种对叙述对象的选择，一方面缘于此类事件在受访者的人生经历中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痕，另一方面则是受访者立足当下语境并寄望未来的一种自觉选择。

　　其次，记忆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在口述访谈的过程中，提问内容与提问方式离不开访谈人的知识水平、人格修养和访问意图，访谈效果则又紧密牵系着受访人的个体阅历、接受心态等复杂因素。记忆的主观性容易导致口述内容的“失真”，具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由于现实境况不尽如意，受访者刻意将过去美好化，所谓“记忆的浪漫倾向”。这种情况在访谈中一般表现为用“那时候的社会”和“现在的世道”作鲜明对比，借此表达某种明确的当下诉求。二是有意逃避或删减过去不愉快的经历，对“劳改”、“文革”、“知青回城风波”等政治性事件讳莫如深，受访人受“创伤记忆”的影响，或语焉不详，或临时推辞，或干脆闭门谢客。三是由于受到大众传媒再造的“大众记忆”的影响，“过去并非能够直接记起的，而是取决于意识行为、想象重构和媒介再现。”[10]117阿莱达·阿斯曼认为记忆的成功唤起必须依靠“载体”、“环境”和“支架”三要素，“载体”是指“具有大脑的生物体”，也就是记忆的生理基础。“环境”是指“具有其记忆框架的社会环境”，即一种记忆得以生成以及被激活的社会文化情境。“支架”由“‘复习’、‘演绎’、媒介图像等记忆策略构成”[10]44，实际上是一种激活记忆的再现机制。“再现”是记忆研究的重要问题，它以大众传媒为载体，遵循一套符号编码法则，为公众建构起有关某个特定对象的话语逻辑。作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特殊建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中国共产党治理现代国家的创新制度模式，鉴于兵团为边疆屯垦戍边事业做出了卓著贡献，其形象一直为主流媒体所关注，经历了一个被不断书写和建构的过程。通过主流媒体的文化再现，新疆当代屯垦历史的著名人物、核心事件被建构为种种“社会记忆”。“周总理在石河子接见上海支边青年”是新疆当代屯垦史上的重要事件，通过上海知青口述、电视专题片、报纸新闻、影视剧等方式，这一事件经历了持续性书写，被成功建构为“社会记忆”，它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受众的个体记忆，成为他（她）们回忆这段往事时情不自禁加入的插曲。以此观之，笔者近年来采录的“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受访人生命史，受访对象的讲述往往以个体经验为基础，以从大众传媒获得的他人叙述的经验为参照，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启动“屏/蔽”机制，将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或个人遭际有意遗忘，形成一种历经过滤之后的叙述。

　　最后，应当结合记忆的特征，理性看待“口述史”的真实性（authenticity），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评估“口述史”的价值。历史本身就是一种叙事，无论是以权威面貌示人的档案文献，还是个体凭借记忆讲述的口述资料，都不可能完全客观真实，这种“真实”永远只能是一个相对的理解。一方面，随着记忆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认识到“记忆”不仅是一个再现的“文化文本”，它同时还关联着“行为、表演、实践的场地”，“记忆相对于以单个集体为单位的历史来说，是一个复数的概念，它较统一性更趋向差异性。每个记忆由于立场不同，都是个体的、部分的，并由此决定了什么被遗忘、什么被记起。”[10]122记忆能否被成功激活？记忆中储蓄的材料能否尽可能摆脱屏蔽？如何处理受访者的创伤性记忆？如何在受访者欲言又止的时候迅速抛砖引玉？如何应对受访者讲述中的错误信息、无效信息甚至是有意而为的虚假信息？这些情况都是客观存在的。另一方面，口述史料作为档案文献的一种补充，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应当加以认真甄别筛选，注重两种不同来源史料之间的参照比对。除了采录受访人的回忆性讲述，还应注意搜集挖掘和访谈内容有关的文字文献及实物，如日记、家庭记账簿、家谱、老照片、纪念品、粮油票等等，争取为口述内容提供多重证据，增强口述史料的可信度。

　　“口述史”的魅力，不在于它能够提供又一套戴着权威面具的话语，而在于它为同一历史事件的阐释提供了多元视角、多种可能，在众声喧哗的复调场域中逼近历史的“真相”。一方面，口述史通过向受访人当面求证，结合相关支撑材料，有望使长期以来的史书误载和坊间误传得到纠偏。另一方面，口述史有望为某些历史上的“罗生门”事件[④]提供新颖的阐释路径。笔者曾有幸专访“九·二五起义”老战士胡继华，老人在访谈中颇为自豪地回顾当年活捉匪首乌斯曼的往事。他的讲述显然与笔者此前阅读过的相关史料有很大出入，笔者带着疑问查阅了大量官方史书、媒体报道以及坊间传闻，发掘出一个有关“生擒乌斯曼”的罗生门事件。《西宁晚报》撰文提到“高才章活捉匪首乌斯曼”，有的媒体则宣称“孔庆云是活捉匪首乌斯曼的英雄”，还有的报道语词含糊，只提到“解放军某部活捉了乌斯曼”。那么究竟是谁活捉了乌斯曼？笔者在“访谈后记”中这样分析：

　　“表面看来，‘乌斯曼被捕’仿佛成了又一个‘罗生门’，但是刘继华老人的口述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这首先是一场自上而下集体参与的持久追捕行动，地域上跨越了青海、新疆、甘肃，其间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其次，乌斯曼经过公开审判被处决以后，当时参加‘千里追穷寇’的战士都应该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但是谁在台前谁在幕后？老人的自述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我们没有文化，我们也没有参加照相。”[8]221

　　胡继华的讲述提供了一点重要的信息，即当年参加追捕乌斯曼的是一个特别行动队，大家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最后被媒体宣传报道的只是其中个别人，毕竟媒体更加倾向“图文搭配”的新闻模式。同样应当注意的是，在有关同一历史事件的复调叙述场域中，任何一种说法都无法界定为“绝对真相”，这种相对化的状况成为学界质疑口述史存在价值的重要借口，其实所谓正史又何尝没有遭遇这样的困境？还是记住唐纳德·里奇的忠告吧，“访谈的价值就不在于故事的正确性，而是在于可当作一种工具，去分析故事遭到扭曲的根源，以及去测度在不利的感受映照下，被理想化了的自我。”[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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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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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美]海登·怀特. 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M]. 陈新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4. 2

　　[3] 王小平. 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M].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2.

　　[4] 张吕, 朱秋德. 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M].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1.

　　[5]张德明. 报告文学的艺术[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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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赵宪章. 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 2011(3):170.

　　[8] 邹赞. 穿过历史的尘烟：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9] 定宜庄,汪润. 口述史读本[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31.

　　[10] [德]阿斯特莉特·埃尔,冯亚琳.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注释

　　①参见张吕，朱秋德编著：《西部女人事情——赴新疆女兵人生命运故事口述实录》，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266页。根据笔者近年来从事“新疆军垦第一代口述史”的实践经验，这些评论更像是采访人在整理口述文稿时添加的，或者是对受访人讲述内容的概括提炼。

　　② 海登·怀特主张虚构叙事与非虚构叙事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弭，但科恩反对这种论调，他认为非虚构叙事增加了一个“外在的参照”。参见詹姆斯·费伦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③“副文本”是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概念，它和“正文本”相对应，指向那些不依附于文本、游离在文本外围的其他要素。“副文本”有利于丰富“正文本”的意涵，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内副文本”（peritext）与“外文本”（epitext），前者处于正文文本内部，包括标题、小标题、前言、注释等；后者外在于正文文本，涉及书信、谈话录、采访、日记等。详见 Genette, Gérard. Para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Trans. Jane E. Lewi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④“罗生门”语出日本导演黑泽明的同名电影，剧情围绕一桩凶杀案件展开，强盗、女人、樵夫等当事人或见证者从不同角度讲述案件发生的经过并互相指责对方是凶手，但真相一直扑朔迷离。影片以先锋实验的叙述模式挑战了传统意义上的“真实”。

　　注：本文原载《社会科学家》2016年第11期。

　　另本论文的姊妹篇《当代新疆屯垦口述史的边缘话语、性别政治与身份认同》刊于《文化研究》第29辑。

　　【作者简介】

　　邹赞，1979年生，湖南衡阳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生导师，新疆大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新疆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代表性论著包括《文化的显影：英国文化主义研究》、《思想的踪迹：当代中国文化研究访谈录》、《电影研究关键词》（合译）、《中国新时期文艺学家美学家专题研究》（合著）、《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合著）。

        值班编辑：孙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