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访谈录 发布日期:2017-01-09   作者:何婷   点击数:1293  

潘年英 
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
问:如果让您给自己定一个位,您会怎样定位?
答:作家。我认为我最恰当的定位是作家。北大的王铭铭教授也认为我最准确的定位是作家,一个比较有追求、有个性、有独立精神的少数民族作家。
问: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过程的,分为几个阶段,为什么?
答: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大学学习期间到工作初期,即1983-1990年,那个时候我开始发表一些作品,但基本上都是练习和模仿之作,对文学本身没什么太大的贡献,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打基础的过程,一个准备的阶段,一个起步的阶段。在这一个阶段中,值得一提的是我在《社会问题导报》上发表的几篇报告文学,无论是在文体上,还是在思想上,都具有了相当独到的个性意识和开拓精神,已经初步奠定了我的个人风格,那种在形式上的革新和叛逆,在内容上体现出来的批判意识和社会关怀,在当时的贵州文坛乃至全国文坛,都是值得刮目相看的,我因此被一些读者誉为是“贵州的刘宾雁”,有相当的影响;第二个阶段是1990-1995年,这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这段时间是我个人生命的低谷,在单位上混得极不成功,却成就了我的创作,这时期我在《山花》、《花溪》、《青年文学》、《民族文学》、《上海文学》等国内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发表了一系列小说作品,出版了两部作品集,1994年还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并加入中国作协,成为贵州省最年轻的作协理事,1995年贵州省作协还召开了我的作品研讨会。这个时期我主要以写作农村题材的小说为主,其作品的语言典雅优美,走的是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那一路,同时我受“新写实”的影响,也写作和发表了一些具有文化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如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中篇小说《不虚此行》以及在《佛山文艺》发表的《生活片》等。1995-2000年,是我创作的第三个阶段,这一个阶段我自觉追求人类学的学习和写作,出版数十本图文并茂的“田野笔记”,同时创作了一批极有个性特点的带有城市文化和现代文明批判色彩的小说,这一批小说基本上都没能在公开刊物上发表,我个人也自觉不自觉地退出所谓的主流“文坛”,转入不以发表为追求的私人写作或民间写作,后来结集出版在《塑料》一书中;第四个阶段是2000年至今,我的创作更加隐蔽了,同时也更加纯粹了,我写作了诸如《解梦花》、《玻璃》、《河畔老屋》等系列长篇,目前都没有得到公开的出版和发表,但这个阶段的作品最能体现我的创作价值,这一个阶段的作品,我对文学的追求彻底偏离了所谓的“主旋律”或“流行价值”,完全属于个人的体验和创造,融现代性、民族性、地域性于一炉,具有更加纯粹的文学价值。但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同时又有另外一种新的转向和追求,就是我写了一系列比较有民族特点和地域特点的短篇小说,诸如《桃花水红》、《金花》、《银花》、《日子》之类的作品,空灵剔透,追求意境的营造,讲究生活与生命体验的况味,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耐人寻味,有着比较独到的文学价值,我把这一系列作品命名为“意象现实主义”,这完全是属于我个人的发明和创造,我估计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还会继续写作这一类型的作品。
 问:您在整个的创作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
 
 答:1995年是我创作生涯的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这一年我受贵州省文联的委托,到贵阳高坡乡做了一年的人类学田野观察,随后写作出版了一本叫做《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的人类学专著,由此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学术,而疏离了文学创作,我也是从那之后开始脱离主流文学队伍的,最后越走越远,直至跟国内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失去了联系。这之后,我虽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人类学的考察和写作上,但我并没忘记文学的初衷,我还是在悄悄地写作,只不过是把过去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写作,改为为了灵魂的表达而写作的写作。到了我写作出《解梦花》的时候(1997-2015年),我就觉得自己在文学上的梦想已经基本实现,可以说,我写出了我自己的《尤利西斯》。
 
问:通过这些年的行走、调研和创作,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获就是我重新发现了“故乡”的意义和价值。或许可以这样说吧,之前我对故乡的热爱是出于天性的情感,就像黄永玉讲的,没有谁不热爱自己的故乡,那是一种本能的情感取向,但通过这些年的行走、调研和创作,我后来对故乡的热爱,就除了情感之外,还多了一种理性,我发现,我的故乡真是一个值得我倾尽全部的热情去拥抱和书写的故乡。
问:您觉得您的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答:自然。真诚。生活气息浓厚。有一种本质上的真实。
问:您创作的主题是什么?您主要关注了哪些方面的问题?
 
答:我早期作品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乡村挽歌”,就是为那个正在流逝和已经流逝的乡村情感唱一曲曲哀伤的文化挽歌。后期作品的主题比较复杂,有城市文明的描写与批判,也有乡村文明的记忆与礼赞,等等。到了《解梦花》这一系列作品,又跳出了上述所有的主题,其实已经不再能用“主题”来概括和归类了。我后期的作品,可以说是无主题的变奏,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主题来概括的话,那就是“个体记忆中的族群文化变迁”。
 
问:您觉得自己最满意的作品是哪(几)部?为什么?
 
 答:早期的《木楼人家》,是我比较满意的作品。从童年视角,讲述故乡业已流逝的文化风俗和生活,结构完整,文字优雅,叙事从容,细节饱满,是比较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中期的《桃花水红》和《银花》我也比较喜欢,文字简练,思想通透,画面优美,意境幽深。后期的,当然是《解梦花》,这是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作品,这个作品虽然暂时还没有出版(也有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得到出版),但我知道,这是迄今为止侗族文学中屈指可数的一部具有真正现代品格的长篇小说。
 问:您这些年的创作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您觉得您现在达到了吗?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你是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困难的?
 
答:在文学创作上,我想要追求的目标,当然就是写作出能反映时代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的作品,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我的目标基本达到。我觉得创作本身没有什么困难,难的是发表和出版。但因为我不追求发表和出版,所以实际上也没遇到什么困难。

 
问:您是如何评价您创作的价值?
答:我的创作,在题材上多半取材于当代侗族社会生活变迁,有少数民族文化与文明由盛转衰的再现价值;我在文学的语言和结构等方面,有传统的继承,也有自己的探索,我的“意象现实主义”系列作品,开辟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景观。
问:您今后在创作方面的进一步打算和计划是什么?
 
答:继续为故乡立传。继续为少数的、边缘的文化与文明作文字的见证。继续为人类的自由和民主鼓与呼。

 叶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
侗族文学在今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加以碰撞进行交流,这是侗族文学在这些年或者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蓬勃发展的一种象征、一种标志。今天的研讨只是逗号不是句号,正因为有了前面的许多许多的铺垫,有在座的和不在在座的侗族作家学者的种种努力所以才走到了今天,更将走向美好的明天。
 袁仁琮、潘年英、杨仕芳这三位作家是我们侗族老中青三代作家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具有不同年龄段、不同时代的代表性作家创作的特征。袁仁琮先生的《破荒》和潘年英的《河畔老屋》两部作品有学者性写作的特征,具有很多理性思考,在他们两位作品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潘年英的写作样式非常丰富,除了小说还有大量的散文,而且还有很多的评论。在他的不同样式的写作中我觉得体现了一种学者型的、理性的书写和建构。在城镇化浪潮中,潘年英写到了百年老屋具有象征性的、代表性的乡愁,书写乡村文明的失落,同时也写到了乡村文明的建构。潘年英的作品里面跟我们读到的大量的一味挽歌式的写作不一样,他不是单纯的打捞那些破碎的记忆,而是试图比较完整地表达一个乡村、一个族群所消失的那些东西,同时展现在今天他们所保留下来,或者说需要传承下去的意义。通过读潘年英的作品我们能够感觉到乡村文化虽然在不断地消失,但是也在不断地构建。新的文明在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下一代人的构建中逐渐的显出它的新的轮廓,这是令人欣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