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景华：民族性、地方性和现代性的交响——新世纪以来新晃小说创作述评
发布日期：2017-01-09 作者：郭景华 点击数：2624
小 引
我从沪上求学回来，就职于某地方高校，从事于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科研。随着年岁增长，日益对地方文化与文学创作产生浓厚兴趣。有文友告曰：博士来自夜郎，应知故地文事，新世纪以来你们老家出了几位写小说的高手，君知否？我赧然难以作答。自新世纪来，我一直为生存辗转，四处求学，近几年方才生活稳定，与地方文友有所接触，方知地方文学创作如火如荼，其中矫健者，新晃颇有几位，在感到欣欣然同时，却一直没有对他们的作品展开细读，自然无法发表意见。2013年秋，学院组建“沅水文学与文化中心”科研平台，四处搜罗地方文献，拟对地方文献集中进行整理、研究，我有幸得见新晃作家长篇小说数部，如杨标“湘西鬼事系列”之《蛊毒镇》、《赶尸传奇》，蒲钰《脑袋开花》、《我还活着》，江月卫《御用文人》、《女大学生村官》，蒲晓燕《高考来了》等，陆续读后，便有了一些感想，聊记如此，敷衍成篇，以此表达敬意。
我认为，一个地方的作家与学者，他们文字书写的一个重要意义就在于形象地保存了一个地方与民族的文化记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助新晃作家们的满腔热情和如花妙笔，我在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系列晃州自晚清以来百余年文化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生动图景，在这些图景中，既有旧时代地方与中心文化激烈碰撞中波云诡谲的夜郎风云呈现，也有民族文化习俗下的男男女女的爱恨情仇，还有新时期以来新晃人在一体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建设中的昂首奋进与情感纠结。总之，这是一幅幅地方与民族文化变迁的生动画卷，是难得的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交融史，是少数民族由传统迈向现代的情感嬗变史，是一曲曲充满民族性、地方性和现代性的文化史诗交响乐曲。
一
在目前创作活跃的新晃小说家群中，杨标成名较早。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其作品就已登上国家级的报刊，如《梦莲》（《民族文学》1987年第2期）、《现在是下半夜》（《中国城乡开发报》1989年11月刊）就是比较脍炙人口的作品。不过，杨标的早期作品多以中短篇为主，内容也主要以反映当代侗乡人民的经济变迁和情感为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生活阅历逐渐丰富，创作经验日益成熟，对民族历史文化人事认识的加深，还有文化市场的推动，杨标的创作内容开始发生转向，风格也相应发生重大变化，他的“湘西鬼事系列”长篇小说，就是他具有自家创作特色的作品。
2008年，杨标推出其“湘西鬼事系列”长篇的第一部《赶尸传奇》。这部小说设置的故事发生时间背景是民国期间。众所周知，中国自晚清以来传统文明遭遇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这种文明的碰撞在湘西边远山寨依然不能避免。在《赶尸传奇》里，有着现代文明觉醒的男女主人公便遭遇到了非常保守、野蛮、落后村寨民俗。小说起笔采用倒叙形式，以一系列灵异事件开头：百年商业古镇龙溪镇上正接二连三的出现壮年男人死亡，这些男人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均来源于一个偏僻的少数民族村寨——灵鸦寨。龙溪镇商业会长、灵鸦寨同乡会会长舒要根感到大祸临头，他决心去偷偷去灵鸦寨寻找解救危机的办法。随后小说沿着两条线索展开：舒要根的儿子舒小节寻父，以及赶尸匠吴侗接受任务去师范学校老师田之水处寻找“咒蛊垫”。随着两条线的展开、变换、交叉，故事得以不断地深入。吴侗在田之水处虽然没有得到那诡异的“咒蛊垫”，但却通过田之水留下的日记了解了20年前发生在灵鸦寨的一桩凄惨绝伦的爱情悲剧：师范学校老师田之水来到灵鸦寨搜集山歌，结识了灵鸦寨的管事舒要根及其未婚妻腊美。舒要根和腊美是远近闻名的山歌能手，尤其是腊美，人美歌更美，方圆百里无人匹敌。就是这样一对年貌相当、文化相近的青年男女却在成婚之际产生了矛盾：舒要根不敢反抗灵鸦寨鄙陋的婚俗——寨老代表“玛神”享受新娘的初夜权，更因觊觎未来寨老的位置而随时准备牺牲腊美。为了反抗这种不合理的村俗，腊美勇敢地投入了田之水的怀抱，并偷吃了禁果。最后，在舒要根告密下，腊美遭受了村子里青壮年男人的轮奸，田之水也被驱逐出了灵鸦寨。忍辱负重的腊美在产子后自杀变成复仇的厉鬼，小说开头一系列壮年男人的离奇死亡正是腊美复仇所为。可以说，《赶尸传奇》虽然以湘西“赶尸”作为故事的点染，但显然在这魔幻的背景下，作者所要表现的却是人性的复杂纠葛。外强中干的寨老，自私愚昧的村民，阴暗猥琐的舒要根，敢爱敢恨的腊美，犹豫迟疑的现代知识分子田之水，在现代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舒小节、汪竹青，心地善良的青年赶尸匠吴侗等，无一不在作者笔下生动毕现。小说结尾阿妖那声呼喊：“吴侗，我等你回来做我的男人——”，让我们感到笼罩在灵鸦寨上的阴云必将散去，那正常、健康、古朴的情感也必将得到保留、释放和表达。
作为“湘西鬼事系列”之二的作品，《蛊毒镇》继续延续着《赶尸传奇》的历史背景和故事框架，仍然以诡异的民俗文化作为人性表达的策略。故事截取民国期间某时段，以湘西女子凄美决绝的爱情作为引线，显示出湘西民俗的诡奇。12年前，湘西女子玉娘与钟汉阳相爱。玉娘在龙溪镇遭人强暴，而钟汉阳离她而去，与镇上的药铺掌柜之女刘芝叶结婚。为夺回心爱的男人，玉娘到深山学习放蛊，用情蛊使恋人重回自己的怀抱。但是玉娘成为放蛊婆之后，却因蛊灵发作而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和爱人。12年后，玉娘与女儿阿喵重返龙溪镇，调查其当年被强暴的真相。在调查的日子里，年少英俊的李忆康唤醒了她体内的蛊灵，迫使她不得不铤而走险。而恰在此时，龙溪镇上发生数起凶杀案，每个死者额上都有一个刀刻的“○”形符号，传说中的山蛊、河蛊河血蛊派别也在此时重现龙溪镇，一时间全镇阴云密布，人心惶惶……。杨标的“湘西鬼事系列”长篇小说，充分吸收了西方悬疑侦探小说和拉美魔幻的叙事技巧，在情节设置上回环对应，并注重环境氛围的适当渲染，将之置于灵山异水及奇风异俗之下，因此整个小说阅读过程让读者不断遭遇智力刺激，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快感。难能可贵的是，小说以男女婚恋爱情作为表达民俗传奇的载体，让读者在领略湘西民俗之奇的过程中，对畸形婚恋作出反思的同时，深味正常健康人性的美好。
二
如果说杨标的湘西鬼事系列小说展示了湘西民俗的奇异，情感表达的决绝，那么蒲钰表现夜郎百年历史风云的长篇小说却从另一向度展示出丰厚的历史内容。自晚清以来，传统中国遭遇现代文明的全面改造，由于这种改造不是中国传统文明在自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自然演进中逐渐发生变化的，因此，在西方强大的军事、经济、文化的挤压参照中，传统帝国不得不剧烈地向民族国家转变，而这种转变的冲击波又对中国各地域的文化产生不同层次的阵痛。
20世纪40年代末期，随着国共两党势力的较量接近尾声，湘西地缘地理优势在此得到彰显，它业已变成国共两党政权逐鹿的最后重要砝码；以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在陆续蜂拥而至变幻莫测的历史大潮中，长期孤悬一隅的湘西文化版图开始被纳入主流文化大版图，千百年来缓慢发展的湘西民众的生活开始发生急遽变化，他们那种闭塞的传统生活方式不得不随之改变，其相应的文化心理也不得不做出适当的调整以应对危机。那么，普通湘西民众在这场充满血与火的历史激变面前是如何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心理与精神遭受什么样的洗礼？这是需要本土作家加以表现和回答的。
蒲钰的《我还活着》就以一个普通湘西土著狗娃的视角，展现了湘西自20世纪40年代直至新时期差不多40年的历史变化历程。小说中的主人公“我”——狗娃，凭着一副痴情的信念，一股坚忍的生命力，经历了抗战、解放战争、湘西剿匪、抗美援朝、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岁月，克服种种艰险，顽强地活着，最后终于等来国家政策的落实，晚年享受着一份军人的荣光。小说的叙事既是一部民族历史传奇，也是一个普通人的生命传奇。在历史的大变动到来之前，狗娃为了心上人梅花那句“抓住那只红色的野羊，我就做你的女人”，发疯似的追赶“红色的野羊”，掉进了万丈深渊，却大难不死，被侗族乡亲救起，又糊里糊涂做了上门女婿。在小说的这些章节里，充分显示了湘西人卓越的坚韧生存能力和极富野性的原始生命情感表达。在以后的历史岁月里，“我”被一股股不由自主地的外来力量所挟裹：为了给梅花报仇，我只身进芷江城杀美国兵，然后被通缉，逃亡，卖壮丁，落草为匪。在匪巢里，我恪守自己的人性原则，不肯杀生；但在解放大军剿匪中，在受“我”关怀、照顾的李铁蛋、王寡妇等人控诉下，“我”变成了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杀人恶魔；“我”在枪毙时竟然大难不死，后以土匪“挖竹根”名义自首，参加抗美援朝；在战场上戴罪立功，英勇战斗，被炮弹削去半边脑壳，回到家乡人称“没脑壳”，参加土改，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然后就是经历“天灾人祸”，“放卫星”，吃食堂，大饥荒，文革，直至新时期分田下户。在小说结尾，“我”的人生感悟是：“我之所以没死，就是因为我还有盼头，梅花就是我的盼头。”“仇恨对于我们来说，也许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经历了那么多苦难之后，我还活着。”
蒲钰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脑袋开花》，主题也是表现湘西普通人的顽强生命精神，但叙事角度和艺术特色又有了一些变化，它是一部带有家族传记色彩小说。小说中以“我”爷爷蒲地流的传奇人生作为叙写对象，通过对一个具有侠肝义胆、本领高强同时又不乏风流的地方自卫队长的形象刻画，写出了一代湘西人的爱恨情仇，是另类的湘西剿匪故事。湘西奇女子“婆娘王”为夫报仇，只身闯匪巢杀匪，从此与土匪结下世仇；“婆娘王”后人蒲地流为了消除匪患，一方面积极组织自卫队，一方面寻找解放大军来剿匪。蒲地流剿匪期间军功显赫，却被解放军某部班长贪功诬陷；在蒲地流功成身退后，土改时期的他最终却为情义和曾经的风流付出代价。在这部小说里，蒲钰的语言更加汪洋恣肆，古朴粗野，粗犷的山歌荤调子，跟他笔下人物生猛鲜活形成自然对应，但有时也缺乏节制。由于这部小说故事强烈的传奇性和曲折性，因此2009年曾被改编为电视剧《边城汉子》，在文艺界产生了一定影响。
显然，蒲钰小说立意不仅仅在于再现本土地方人文社会的一种变迁，而是更多的想借此表达自身对湘西地方与民族文化的一种认识。例如关于湘西土匪，他有自己的认识：“湘西土匪大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心肠并不怎么坏。他们上山当土匪的原因有很多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生活所逼，还有一部分就是排外心理。……当然，湘西土匪中也有少数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流氓地痞，私下里做了许多为害乡里令乡人发指的事情。”蒲钰小说在表现历史传奇的同时，对湘西民俗也有浓墨重彩的表现，例如《我还活着》中对蚂蚱洞侗家寨子的吊脚楼，糯米泡酒，共浴共眠，煮油茶，糊里糊涂坐了姑娘的小板凳，就当了上门女婿等描写，《脑袋开花》中对苗族特有的婚俗文化展现，都有相当引人入胜之处。
三
如果说新时期以来的杨标、蒲钰等人的创作主要以民国时期的夜郎故地的历史风云和民俗文化聚焦为主，那么，江月卫、蒲海燕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却给我们展现了新晃人在新世纪以来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状态。从他们作品所选取的题材和表现内容来看，又跟作家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相关联。换言之，江月卫、蒲海燕的小说，形象地再现了以各自的现实生活视域为观照对象的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变迁。
新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在神州大地的迅猛开展，广大的乡镇、农村发生了沧桑巨变，虽然新晃深处内陆，大山深处，但是改革春风照样吹拂着这片土地，这片古老土地仍然产生着变化。江月卫的《御用文人》以一个底层知识分子的视角，通过主人公丁山由乡村中学教师向政府宣传部门公务员角色的痛苦蜕变，表现出有一定良知的知识人从政后的酸甜苦辣。从村级、乡镇到县级各层次管理部门所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在新闻宣传部门的笔杆子手中，如何化为方方面面都要过得去的报道文章，让人读后情感倍感纠结。可以说，江月卫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感觉到脚下这片土地，正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化，它正同新时期以来的中国任何其他地域一样，遭遇着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演进，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种种困惑和矛盾，正在考验着执政党的智慧，也考验着有着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中华民族的世道人心。也许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女大学生村官》这部小说就从基层管理这一角度来写这片土地的变化。这是一部充满了积极正能量的现实主义小说。小说以毕业于北京某高校的女大学生蔓雪来到湘西边远山村天井寨担任村官写起，引出了其他女大学生村官甘静仙、尹竹梅等。正是借助这个朝气蓬勃、充满干劲的女大学生村官集体群像描写，再现了这群新一代女大学生利用自己的知识，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下，向边远山村的各种愚昧和贫困宣战，尽量改善这里山民的生存条件，促进他们的精神文明进步。例如，作为历史悠久的古村——天井寨，这里既保存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傩戏咚咚推，也有愚昧的“换亲”和强奸私了的非法行为，可以说，这是一个古老的民俗文化和愚昧并存的地方。蔓雪等女大学生村官，审时度势，从改善村民生存条件的做起，从积极纠正村民愚昧认识做起，从村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做起，让村民切切实实感受到文化的威力，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怀。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和生活体验的作家，江月卫的一些中短篇小说更富有生活气息，它们细致入微地写出了新时代带给这片古老土地的一些值得关注的新变化，例如《调纠》（《文学界》2013年第7期）写出了新型的干群关系变化，让我们深思在新形势下如何更有效地做好基层工作；《犁地》（《怀化日报》2014年1月2日副刊）写出了新农村变化带给山民的精神游移之感，形象地提出了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需要关注精神层面问题，防止广大农村的“空心”。
新时期以来的改革开放不仅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带来剧烈的变化，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同样产生着非凡的影响。尽管国人对于中国高考制度一直毁誉不一，但毫无疑问，“高考”是中国老百姓最耳熟能详的词汇之一，它一直在牵动着亿万中国老百姓的心。曾几何时，它是成千上万出身草根阶层的莘莘学子改换户口，光耀门庭，变换身份，实现自我价值的几乎唯一出口。高考在实现中国社会阶层的合理化流动过程中曾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高考制度是整个中国教育问题的“牛鼻子”，在整个的教育体制改革中，它牵一发而动全身。自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以来，中间制度曾历经多次改革，中国的家庭、学校、社会，围绕着“高考”制度这个指挥棒，不知道演出了多少幕人生悲喜剧。高考制度的社会意义已超越了人才选拔的本身，它对中国的政治建构、文化传承、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意识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文艺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如何运用文艺形式反映这一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社会现象，蒲海燕的长篇小说《高考来了》作了比较成功的尝试。
蒲海燕的《高考来了》写的是教育题材，但在题材处理上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写作态度和表现方式。《高考来了》以某省重点中学南边一中高三学生在迎接高考复习期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问题，以及家长和学校领导师生在面对这些问题时由于各自的动机不同所采取的不同的处理办法和形式，比较形象地揭示了现阶段师生们面对高考那种复杂的人生态度、情感和道路抉择。从家长的角度而言，子女能否顺利升学是弥补自身人生遗憾的一个契机，也是传统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习惯性认知使然。而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领导，一方面在于能够通过抓高考这个标杆，显示自己教育管理水平和能力，同时也是为捍卫某一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声誉而战；而社会上对于高考的期待，则是通过高考显示出自身地方的文化教育水平。正是因为高考寄托了各种层次的价值，因此高考的意义在承载者高中生身上就显得格外沉重。围绕各方面的利益和荣誉，家长、学校、行政部门，都卯足了劲，都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点也不敢懈怠。尽管如此，蒲海燕的《高考来了》并不像一般的教育题材小说那样，去仅仅满足于揭露“高考指挥棒下”高中管理的严苛，高中教师的冷酷刻板，高中生学习生活的按部就班了无生趣。由于《高考来了》基本上是以作者生活工作的新晃一中作为创作原型，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的特色还是非常明显的。在蒲海燕笔下，南边一中的校园，尽管像中国其他高中一样，紧张忙碌，但是高中生的生活在科学而充满人性化的管理中，大多还是乐观向上，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从校长王日升、教师雷笛声、董爽、林子北等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新一代基层教育工作者的那种义无反顾的责任和担当，这是一群在当前经济大潮中难以见到的大爱教育理念，这些领导和教师，本身从山野草莽中走来，身上还带有传统的仁爱情怀，这是非常难得的。
结语
新世纪以来，新晃文学创作队伍不断壮大，体裁多样，作品层出不穷，限于时间和精力，我只能对所看到的新晃作家的小说作品作这样一种匆匆的扫描和点评，全面地对新晃作家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和评论，还以待来日。但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从所看到的小说作品来说，相对于新世纪以前，新晃作家的小说创作已粗具规模气象，在题材的选择和表现的技巧上有很大改观；在表现内容的时间跨度上，也已然有很大的飞跃。这些文学作品，既有对旧时代历史风云的再现，也有对新时期地方乡镇城市镜像的描摹和世道人心的刻画，还有对地方丰富的民俗事象的精心描绘与展现，体现出一种地方性、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响，从而在地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一支生机勃勃的写作队伍，对于这群正在写作路上不断成长的作家，我觉得还有进一步值得期许的地方，就是要大胆地突破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充分发挥想象力，进一步提高编制故事技巧的能力，丰富小说语言的表现能力。
新时代已给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存状态和精神层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开放和建设，传统封闭的乡村世界与乡土经验几乎土崩瓦解，原来传统乡土社会所形成的带有泥土气息的人格与人性在巨大的现代化潮流面前遭遇巨大的挑战，面临着普遍的焦虑、不适的尴尬状态；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开始被迫思考着自己的人生命运：许多人或选择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或者在自己祖辈相传的故土寻求变革、求取新的可能，或者在城乡文明的二元选择中挣扎徘徊。无论采取什么样的人生选择，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就是，他们原先那种传统农业文明形成下的稳定的心理文化结构已被完全打破了。对于创作者来说，我们不仅遭遇着各种物质充盈的诱惑，而且还遭受着一场改变心灵和精神的阵痛，也许我们还无法对正在发生的这场历史巨变做价值评判，但我们可以做到的就是借助我们的形象传达和表现，为这场历史巨变留存下民族和地方的文化记忆。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雄心和期待。
作者简介
郭景华
新晃人，侗族，怀化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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