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萍：从民族到宗教：新中国的回族文学研究　 ——— 以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成果为中心的考察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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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梅萍：从民族到宗教：新中国的回族文学研究　 ——— 以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成果为中心的考察发布日期：2017-01-16 作者：马梅萍点击数：1444

学术界多认为，回族文学系指回族人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其界定标准是作家的族属而非作品的民族性。一般来说，有关回族文学的讨论，并不必然涉及到伊斯兰教，回族文学与伊斯兰教文学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宗教文学史》课题组从宗教文学的进路提出了汉语伊斯兰教文学的概念，指称中国“使用汉语的内地穆斯林，主要是回族人所创作的以汉语文为主要载体的文学作品，及在其宗教实践活动中产生和使用的文学作品”。鉴于汉语伊斯兰教文学与回族文学有一定的交叉重合，本文以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回族文学研究为切入点，通过对它的宏观观照与择选，为汉语伊斯兰文学研究提供借鉴。为与新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定位相对应，建国后，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多民族”文化建设层面的少数民族文学建构、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工作相继展开。回族文学概念的提出、回族作家文学的兴起、回族文学史的撰写以及回族文学研究学科的出现，都是在这一政治语境下实现的。建国初，虽偶有回族文学评论方面的单篇论文发表，但很零散。

回族文学研究的正式起步，应为１９７０年代末回族文学史编纂之时。１９７９年２月，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在昆明召开，会上确定回族文学史的写作工作由宁夏省承担，９月，《回族文学史》编写小组在宁夏成立。同年，即有回族文学研究论文在《宁夏文艺》《宁夏日报》上发表，与稍后两三年中关于回族文学概念讨论的数篇论文一起，拉开了回族文学研究的大幕。从此时起，回族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演变。

这两个阶段分别为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９０年代的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期、新世纪以来的回族文学研究学术独立期。之所以如此分期，依据是回族文学研究内在精神特征的阶段性转变。１９７０年代末，伴随着国家规划下回族文学史编撰工程的起步，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彼时回族文学研究的重心集中于探讨、建构学科基本理论，这种理论建构到了１９９０年代还余音袅袅，故笔者将这一时段界定为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期。这一时段的回族文学研究受一体化时代国家学术的政治规约，学者的学术个性较淡。第二个阶段是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迎来了学术独立期。此处的学术独立是就其精神特征而言的，指的是学术研究中学者个人的自主性开始凸显。

这与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政治松绑学术的语境有关，尤其１９９０年代市场经济的到来更进一步促进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只不过回族文学研究步伐迟滞，到新世纪才迎来这一时期。此时段的回族文学研究重心转为对具体研究问题的深入。总的来说，在这两个阶段中，回族文学创作的宗教叙事没有得到足够的阐释，只有个别研究者的成果涉及宗教文学研究视角。尤其是在回族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宗教叙事更多地被认定在民族特点的阐释框架内，限制了对其内涵的发掘。笔者在这两个阶段的历时性框架中，以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成果为中心，分别从以下三方面对新中国回族文学研究进行探析。

一、回族文学史的建构

一部文学史无疑蕴含着编著者的文学观念、价值取向，故文学史乃为文学研究之一种。文学史书写并非如传统史观所认为的必然是再现真实，它同时也是一种主观叙事，“消除了实在话语与虚构话语之间的区分”。它更是建构的产物，文学史生成的背后，往往是话语权的支撑，透过文学史及其生成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政治导向与文化环境。回族文学史概莫能外，“民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就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的学术行为，服务于建构多元一体民族国家这一现代性意识形态。”

（一）回族文学史构建期：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９０年代建国初，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即铺展开来，５５个少数民族相继识别确定后，建构各民族历史、文学史的工作进入议事日程。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作于１９５８年启动，在１９５０年代末１９６０年代初产生了第一批成果，中经“文革”停顿，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０年代初再度启动。回族文学史的生成在“文革”后民族文学史写作重启时实现，并于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年代产生了最早的三卷本回族文学史，即宁夏《回族文学史》编写组、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编写的《回族古代文学史》（张迎胜、丁生俊主编，１９８８年）、《回族民间文学史纲》（李树江著，１９８９年）、《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杨继国、何克俭著，１９９４年）。

《回族古代文学史》所选古代回族作家的作品基本与伊斯兰教无涉，故此处略过不论。《回族民间文学史纲》（以下简称《民间史》）分上下两编，上编属回族民间文学理论建构部分。下编按社会历史分期法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回族民间文学四章，详述不同类型的回族民间文学样式及代表作；并提供了典籍记载、研究、搜集整理过程等珍贵的信息；结语归纳回族民间文学的民族特点、文学价值；附录详列作品、资料年表。《民间史》具有完整的体系，是三卷本回族文学史中最具文学史史识的，它建构了回族民间文学的体系、理论、经典阐释话语，并提供了详细的史料，以后的回族民间文学研究基本上无出其右。回族民间文学中有多种类型的故事都与伊斯兰教相关，体现着伊斯兰教的宇宙观与生命观。《民间史》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如在分析“解释人类起源的神话”“关于回族源流的传说”“关于穆罕默德的传说”的时候，指出文本与伊斯兰教的联系：“伊斯兰教对回族神话的产生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这从解释回族起源的几个神话故事中明显地看到这种痕迹。”但在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中，缺乏对宗教文化的深入阐释。

《当代回族文学史》上编（以下简称《当代史》）分诗歌和小说两部分，然后按作家分章叙述，下限为１９８７年（出版时有所增补）。彼时，回族当代作家文学创作尚没有迎来高峰，文学史缺乏足够的文本支撑，难免以论代史。但就文学史叙事来说，《当代史》开创了回族当代作家作品的阐释话语，提供了资料。１９８０年代，回族文学已经产生了一些反映宗教生活的作品，如马知遥的《古尔邦节》、韩统良的《朝觐者》、张承志的《残月》、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査舜的《穆斯林的儿女》等小说。如何分析这些作品，必然面对怎样阐释文学书写中的宗教问题，《当代史》肯定了宗教生活在回族人民生活中的正当性，并最终归结到“民族意识”“民族情感”，及民族“心理素质”“民族的心灵历程”，可见，其落脚点还是民族性。尽管以今天的学术眼光看，三卷本回族文学史的话语和范式已过时了，但文学史研究应该具备“历史的现场感”，“努力把问题，把作家作品放回到‘历史情境’之中去观察”。回族文学史编撰起步于新时期初，彼时面对“文革”遗留的文化废墟，其话语尚处探索阶段。最重要的是，研究者面对一片空白的研究局面，筚路蓝缕，开启了回族文学史、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其开创性不可低估。当时搜集整理的第一手文学资料很具史料价值，建立的写作框架、体式、阐释话语对后来的回族文学史书写也有一定的影响。尤其是《民间史》确立了相对成熟的回族民间文学史理论、体系、经典，影响至今。

（二）回族文学史叙事探索期：新世纪新世纪涌现了四部回族文学史，分别是魏兰著《回族文学概观》（２００４年）、吴建伟等主编《中国回族文学史（２００７年）、杨继国主编《中国回族文学通史》（２０１４年）、丁一清著《回族文学史（２０１５年）。魏著与丁著为个人独著，另外两部则为集体编纂。魏著《回族文学概观》“绪论”梳理了回族文学的定义、特征、发展，表现出理论建构的意向，正文分“回族民间文学”“回族作家文学”“回族文学研究”三编。该著将民族性确立为回族文学的根本特征，故把不涉及回族生活题材的古代作家文学排除在外，这一做法颇具个人见地。以地域为单位划分回族家群，也是魏著的首创。该著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阐释中，比较注意挖掘回族文化背景。

丁著《回族文学史》分“古代回族文学”“近现代回族文学”“当代回族文学”“民间回族文学”四编。此版文学史“绪论”设“伊斯兰教的传入”“回族的形成”“回族文化及文学”三章，反映了撰写者对回族文学的民族文化背景的重视，具体作品阐释也比较关注伊斯兰文化内涵。吴建伟等主编《中国回族文学史》及杨继国主编《中国回族文学通史》都是在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年代三卷本回族文学史基础上扩展的集体编撰本。吴建伟版《中国回族文学史》增加了“绪论”和“近代回族文学”部分，其它在三卷本古代卷基础上增补撰写，下限止于１９４９年。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绪论”第三章试图探寻伊斯兰教在回族先民文学创作中的痕迹。杨继国版《中国回族文学通史》写作班子在三卷本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新成员，将原三卷本扩展为民间卷、古代卷、近现代卷、当代卷（上下）四卷五册，定位为“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此版文学史突出回族文学的民族性，也提到了伊斯兰教对回族文学的影响。总之，在新世纪的回族文学史叙事中，回族文学的宗教性因素已开始得到关注，不再如之前的三卷本回族文学史那样将落脚点仅放在民族性上了。

二、回族文学研究与批评

回族文学理论研究与回族文学史的编撰同步，同属国家统筹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建构工程，最初的工作是讨论研究对象的范围、特点，以确定作家作品的遴选范围，配合文学史架构的建立。回族作家作品批评在这一过程中相伴产生。（一）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期：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９０年代在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９０年代回族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回族文学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以宁夏《回族文学史》编写组、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为主力，同时亦有全国各地的回族学者积极参与，其特点是注重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和作家作品的考证、批评，从中可以看出学科初建期的跋涉足迹。此时段的回族文学理论研究受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程重启时提出的民族性要求影响，推崇对民族文化特点的彰显，但许多论文对民族文化特点的理解比较表面，多落实在民族生活场景与风俗层面，只有个别研究者对民族性的理解触及到回族文化的精神核心———伊斯兰信仰。

１９８０年代以来，回族文学中的宗教叙事已不鲜见，但回族文学理论研究对此的深入探讨并不多，研究步伐滞后。比较而言，倒是有些作家作品个案批评比较注重阐释文本中的宗教精神。１．血统与文化之争：回族文学的理论探讨与建构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宁夏日报》发表何克俭的《浅谈回族文学的界限》和杨建国的《回族文学的范围应以作品划分》两文，首开对回族文学范围的讨论。之后半年，《宁夏日报》《朔方》《宁夏大学学报》共刊发１８篇文章参与讨论，构建回族文学的对象、范围与概念。主要观点有以下四种：第一，以作品反映回族生活为标准；第二，以作者族属回族为标准；第三，兼顾作者与作品标准，认为只有回族写的反映回族生活的才算回族文学；第四，放宽作者与作品标准，认为只要是回族写的或只要反映回族生活的都算回族文学。主流观点是族属标准，回族文学史编撰采用的也是这一标准。可见，回族文学要不要突出民族性内核是当时争论的焦点所在。而有关民族性的讨论必然要引向对伊斯兰教在回族文化中的影响的讨论。回回先民来华后逐渐本土化，历千年而没有被同化的原因就是伊斯兰教的传承，回族与其它民族赖以区分的标志也是以宗教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特点，而非血统。但现实中回族大分散的居住格局，却使得不少散居回族作家的文学书写的确与民族文化无涉。所以，国家以血统认定的民族身份与回族的宗教文化特征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这也正是回族文学争论的由来。以族属为标准的回族文学，必然偏向血统而疏离了文化。此乃现实中回族文学与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存在分野的原因之一。

回族文学范围讨论之后，围绕着回族文学的民族特点、回族有无神话，又有多篇论文发表。通过“讨论”这种国家学术的集体运作方式，回族文学的概念、范围、特点等理论建构任务在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大致完成。但这也只是开了个头，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解决问题的积累过程，越深入，面临的问题越多。回族文学研究是建国后新建的学科，第一代学人面对的是研究几近空白的局面，不断发现问题并进行理论探索是在所难免的１９８０年代中期至１９９０年代，陆续有学者撰文关注回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审美特征、民族特点、民俗特色、民族文化背景、美学意义、影响以及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等问题。回族文学理论探讨类论文中涉及回族文学的民族特点的无疑会提到宗教生活描写，但落脚点多在民俗层面。明确提到伊斯兰教之于回族文学意义的论文目前计有七篇。其中，高嵩、潘自强、何川江发表于１９８２至１９８３年的三篇论文，仍在论证回族文学描写伊斯兰教生活是否合理，反映了“文革”结束后宗教问题上的极左观念尚未消除的状况。

高嵩认为回族文学不应该以宗教特色为“主要的第一的”。潘自强则认为宗教是回族生活的一部分，回族文学“不应该回避人民群众的宗教生活”。发表于１９８８至１９９９年的后四篇文章，则可看出宗教已无须讳言，伊斯兰教对回族文学的积极影响已成共识。如杨继国认为伊斯兰教从语言、情节、人物等几个方面影响了回族民间文学，“如果否认了伊斯兰教文化，实际上也就等于否定了回族文化”。

２．作家作品研究与批评与理论建构同时，回族作家作品研究、批评的工作也在开展。１９７９年，《宁夏文艺》《回族文学丛刊》《宁夏日报》《宁夏大学学报》等即开始发表回族作家作品研究、批评论文，《朔方》《新月》《博格达》《民族文学》《边疆文艺》等随即也成为主要发表阵地。回族作家作品研究、批评按照研究对象的不同大致分古代、现当代、民间三块，每个版块侧重点不一样。古代回族作家作品研究主要倾向作家考证。因为有些古代回族作家的族籍并不确定，其诗文写作亦未表现出明显的回族特征，故需加以考证。而考证的方式，仍然只能诉诸血统（族属）标准，而非文化（宗教）特征。试骏、白崇人、林松、张迎胜、李佩伦等学者在回族文学研究兴起之初对回族古代作家文学都曾有过研究，白崇人、林松最早进行回族古代作家考，其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最终，萨都剌、海瑞、丁鹤年、李贽、蒋湘南、沙琛、高克恭等作家被考证出来并写入了《回族古代文学史》，但其中一些人的族属至今仍存在争议。因回族古代作家的诗文创作很少取材于本民族生活，故回族古代文学研究自然难以采取宗教文学研究的视角。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回族作为一个入华后落地生根的移民族群，必然面临逐渐本土化的境遇。回族古代诗文写作不涉及回族生活，不见得是这些作家在生活中已经远离了民族文化，应该说，这种情况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回族先民积极融入汉文化主流社会的痕迹。现当代回族作家的族属比较明确，因此研究集中于作品批评。马瑞麟、马知遥、沙陆墟、马宗融、木斧、高深、霍达、张承志、贾羽等人的作品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在回族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作家作品研究、批评主要是为了配合三卷本回族文学史的撰写，故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往往一个研究者会对多个作家的文学创作进行宽泛的批评，但专题性质的作家作品研究较少。相对来说，研究泛而不精，缺乏深度。

随着新时期民族文学创作中民族性的强调，回族文学中的宗教因素在个别研究者的研究中开始受到关注。此时段的主要研究者包括白崇人、杨继国、何克俭、汪宗元、贾羽、杨峰、王锋、赵慧、杨云才、马宇桢等，白崇人、杨继国建树较多，影响较大。白崇人较早关注回族作家作品研究，且倾向于宗教文学研究立场。他的研究不仅注重对文本中伊斯兰精神的阐释，而且注重将回族历史文化、伊斯兰教知识等背景性因素引入研究视野，使得研究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底蕴。如他对查舜小说《穆斯林的儿女们》的评价就紧扣宗教描写的民族文化内涵，“查舜对宗教生活的描写浸透了浓郁的感情。作者是将宗教做为一种文化现象、文化积淀，做为一种民族性来表现的”。

对回族老诗人木斧的小说《十个女人的故事》的批评也集中于伊斯兰精神内涵的薄弱，“木斧虽力求表现回族女性的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的发展变化。但却未能更好地把握伊斯兰教在回族文化发展中的特殊进程和复杂内涵”。回族民间文学研究起步早于回族文学史书写和作家文学研究，基本上在１９５８年７月中宣部组织召开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后就开始了资料搜集、整理工作，偶有零星介绍性文章发表。１９５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０年代初，回族民间文学研究集中于不同省区、题材的民间文学资料梳理，缺乏纵深，研究的整体性和体系性还没建立。至李树江《回族民间文学史纲》出现，回族民族文学研究才建立了体系，上了一个台阶。李树江在汇通不同地区、题材的研究对象的同时，关注回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背景，也注意到回族民间文学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他曾提出，回族神话的来源是“经过阿訇向回族群众口授相传的。

有的则是《古兰经》中的内容”，与李树江同时期的朱刚在回族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一定成就另外１９８０至１９９０年代，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也与国外学者有所合作，美国密苏里州立大学路卡特（ＫａｒｌＷ．Ｌｕｃｋｅｒｔ）教授与李树江合作主编的《中国回族神话与民间故事》（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Ｆｏｌｋ－ｌ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Ｈｕｉ，ＡＭｕｓｌｉ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Ｐｅｏｐｌｅ，纽约，１９９４）在美国出版。日本学者西胁隆夫、田中莹一及美国学者埃里纳麦·戴维尔等也对回族民间文学有所研究。

３．代表性著作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依托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的平台，宁夏人民出版社相继出版了一批回族文学研究书籍。例如七辑本的“回族文学论丛”，包括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编《回族文学论丛》（１９９０年）《沙陆墟创作研究》（１９９０年）《回族文学的心律》（１９９１年）、杨继国《回族文学与回族文化》（１９９０年）、李存光等编《马宗融专集》（１９９２年）、王正伟《回族民俗学概论》（１９９４年）、李树江主编《回族文学纵与横》１９９８年。另有杨继国《回族文学创作论》（１９９５年）《杨继国评论集》（１９９６年）、李树江等编《马瑞麟创作研究》１９９９年等。在宁夏以外，还有白崇人《民族文学创作论》（广西民族出版１９９２年）、李佩伦《绿野沉思》（山西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等。除杨继国的《回族文学创作论》与王正伟的《回族民俗学概论》是专著外，其它都属作家作品评论选编集。无论就数量还是就理论建树来说，这批研究成果都是回族文学研究第一阶段的总爆发。

这一时期的研究对回族文学中的宗教性描写仍不是十分关注。杨继国是回族文学研究初创期的一个重要代表人他无论对回族文学的理论探讨，还是对回族文学批评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回族文学创作论》是杨继国多年从事回族文学研究的一次理论总结，全书分“回族文学的概念及发展”“当代回族文学的创作特征和审美理想”“回族作家的审美心理”“回族文学作品的知觉特性”“回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五章。从概念厘定及作品、作家、影响研究等几个方面系统建设了当代回族文学理论，弥补了三卷本回族文学史《当代史》中理论建构的欠缺。该著虽与三卷本回族文学史思路一致，仍将研究的立足点放于民族性上，但在具体问题的阐释上已有所突破，向着宗教文学的研究视角靠近了一步。如第三章曾分析何克俭的诗《清真短章·封斋》及白练的小说《哎，你这个伊比利斯》中的宗教描写，将作品表现出的宗教精神归纳为民族的“道德思维”，而用以界定民族“道德思维”的前提是信仰，“即一种以道德标准作为分析、评断事物的思维方式。它往往与宗教相联系，因为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宗教，都是道德的宗教。

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世界观，而且是一种生活制度，一种伦理道德规范。”马瑞麟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回族诗人，他的部分诗作笔涉回族文化与历史，１９９０年代至今，计有四辑《马瑞麟创作研究》出版。作为马瑞麟研究的首部专辑，李树江等编的《马瑞麟创作研究》有几篇论文解读了诗人的民族情感，尽管多少也涉及宗教，但还是不脱民族的窠臼，如马绍玺提出，“他诗中的回族情结唤起了回族同胞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点燃了回回民族心中那圣洁的民族之火”。

（二）回族文学研究学术独立期：新世纪相对于上一阶段的兴盛，新世纪的回族文学研究比较冷清。国家行政促动下以编写组的方式集体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民族文学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凭个人喜好长期跟踪研究回族文学的研究者不多，成果也锐减，处境更为边缘。但另一方面，边缘处境也给回族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研究视野更为开阔，方法渐趋多元，学者学术个性的凸显也使研究更为深入、独立。新世纪以来的回族文学研究论著主要有马丽蓉《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２０００年）和《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２００１年）、王锋《当代回族文学现象研究》（２００１年）、赵慧《回族文化透视》（２００１年）、张迎胜《元代回族文学家（２００４年）、李健彪《绿野心音》（２００５年）、赵慧主编《马瑞麟创作研究》（第二辑２００５年，第三辑２００９年，第四辑２０１３年）、丁朝君《当代宁夏作家论》（２００７年）、马旷源《云南回族文学论稿》（２０１０年）、王继霞《２０世纪回族文学价值研究》（２０１４年）等。其中，马丽蓉、王锋、张迎胜、王继霞等人的均为专著。从专著数量的增加，也可看出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向学术纵深的发展。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中的宗教叙事仍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但与前相比，已不再笼统地以民族性来遮盖宗教叙事，文本中的宗教因素得到了更多关注。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和深度的是马丽蓉的论著。马丽蓉的《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是首部专论中国伊斯兰文学的著作，该书将研究对象界定为“伊斯兰作家”，以个案为具体切入点研究了２０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与内地两个系统的文学创作。

研究内地系统时，马丽蓉认为回回先民在移植入华的过程中远离故乡、失去母语，其“丧父”经历使得“寻父”情结成为回族作家的宿命前定；她同时将“寻父”的精神资源回溯到伊斯兰文化，“‘族丧父亲’的回民在‘崇拜安拉’的同时不能不掺入对父亲的血缘情怀的投入，将宗教情感融于民族情感之中。”尽管将造物主人格化的说法有待商榷，但将回族文学的精神归宿落实到伊斯兰教信仰，却是非常合理的。马丽蓉也捕捉到当代回族文学中的月亮意象，她将文本中的日—月描写，对应于世俗—神圣的象征涵义，认为月亮意象是“神性的比附”，是伊斯兰信仰的象征。应该说，她以月亮意象为切入点对回族文学的宗教神圣性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在《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中，马丽蓉从人格论、文体论、作品论几方面展开对张承志的研究。她将张承志的文学创作轨迹归纳为年少时的崇拜他人（世俗权威）—《北方的河》时期的寄情他物（自然山水）—《心灵史》时期的寻找自我（母族宗教）—后《心灵史》时期的解读人性（民族文化）几个时期，突出了宗教信仰对于张承志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影响。在分析张承志母族题材小说时，马丽蓉将其精神内涵概括为“文化皈依”，具体文本的阐释始终紧扣伊斯兰文化观，宗教文学研究的立场比较明显。

“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是该著的亮点，在这一章节中，马丽蓉以《古兰经》为依据，考证了伊斯兰教推崇人性至纯至真的“清真”内涵，追本溯源地阐释了张承志文学创作中以伊斯兰信仰为标高的“清洁的精神”，“‘人要追求清洁的生存’乃是他毕生努力的至高境界！而这，恐怕才是张承志尚洁的宗教缘由”，进而驳斥了误读张承志“清洁的精神”的“刺客说”“红卫兵说”“道德说”“疾病说”等观点。马丽蓉的研究突出对回族文学中的宗教描写及其价值的分析，把研究推向深入，在近年来的回族文学研究中独占翘楚。王锋的《当代回族文学现象研究》涉及作家作品多，研究比较全面，可说是对上一阶段回族文学创作的一个总结。该著共分“圣火启迪下的当代回族文学的多元景观”“构成当代回族文学现象的著名作家和作品”“在寻找自己民族历史和美学品格的道路上”三编。总论部分冠之以“圣火启迪”的概括，道出了作者对回族文学之伊斯兰教背景的重视。在具体阐述回族文学的历史起源及文化根底时，也肯定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作用，认为伊斯兰是作品中正向价值的文化之根，“而这一切的‘根’显然植于回族伊斯兰教文化中”。

王继霞的《２０世纪回族文学价值研究》注重研究的体系性，占有资料比较全面，在新世纪的回族文学研究中也值得称道。该著比较注重民族性的阐释角度，如第一章第一节的题目设为“民族性的追寻守望”，正文指出民族性是民族文学“存在的独特标志和核心价值所在”。以民族性为标尺研究回族文学，可说把握住了回族文学的文化特色。第二章“回族文学的精神价值”中，“两世并重的人生观及其文学表述”和“崇尚清洁的道德观及其文学表述”把握住了信后世、尚清真的伊斯兰精神元素。第三章“回族文学的审美创新”中，对阿訇形象和清真寺意象的分析，也贴近回族文学的精神主轴———伊斯兰教。新世纪的回族文学研究者，既有一些老面孔，也涌现出了不少新面孔。马丽蓉、白草、李健彪、马有义、马燕等在１９９０年代就开始涉足回族文学研究，在新世纪更加成熟。李小凤、石彦伟、王继霞、马慧茹、苏文宝等则正处在学术成长期。新世纪的回族文学研究倾向于具体的个案研究与批评，出现了一些学术性强而深入并开始关注宗教因素的专题研究，如马丽蓉的张承志研究，白草的张承志、石舒清研究以及李小凤的回族家族文学研究等。

三、新世纪的《回族文学》期刊

回族文学研究离不开研究机构与专业期刊的支撑。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８０年代初，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宁夏文艺》、《宁夏日报》、《朔方》、《宁夏大学学报》等报刊与期刊配合回族文学史写作工程，刊发了大量论文，成为回族文学研究最早的阵地。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成立后，曾创办辑刊《回族文学论丛》，此乃１９９０年代回族文学研究的重要阵地。随着１９９８年宁夏大学回族文学研究所的更名，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扶持的研究机构不复存在，回族文学研究专业期刊也告没落。在此情形下，明确定位为“中国唯一以回族命名的文学期刊”的《回族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担负起日渐边缘化的回族文学研究阵地的角色。《回族文学》由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文联创办于１９７９年，原名《博格达》，１９８５年改名《新疆回族文学》，２０００年第５期更名《回族文学》。创刊至今，它始终关注着回族文学研究的动态，１９７０年代末及１９８０年代，回族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林松、白崇人、李树江、朱刚、杨继国、李佩伦、杨峰等都曾陆续在此刊发论文，因此可以说它参与了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的历史进程。更名《回族文学》后，该刊将办刊宗旨确立为“时代性、文学性、民族性、文化性”。

对“民族性”与“文化性”的强调奠定了《回族文学》触摸民族文化内核的学术立场，所以，虽然《回族文学》是一本文学刊物，上面刊发的理论类论文数量并不多，但此处还是因其开阔的学术视野促进了回族文学研究的深化，而将它视为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的阵地。以下，笔者分别从两方面分析刊物对回族文学研究的意义。第一，彰显“文化性”的办刊理念，使刊物成为代表回族文学研究转向凸显民族文化内核的风向标，对新世纪的回族文学研究起了一定的引领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点是借鉴期刊研究的方法，把刊物的办刊理念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态度而言的。“文化性”提法是一种学术研究范式更新的尝试，它与当代学术理论转变的语境有关，也与文学概念的变化有关。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而是杂文学（包括所有文章）”。

西方古代的文学概念与此类似。现代审美意义上的文学（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概念在西方大致出现于１８世纪，清末被王国维引入中国，后来随着现代学科建制传入中国，纯文学观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期遂确立了下来。１９５０年代以来，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反思，在西方学界出现了文化研究思潮。文化研究的内涵非常复杂、难以明确界说，简言之，作为一种具有政治性、批评性、实践性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它重视大众文化，突出文学与政治、历史、性别等诸多文化因素的联系，把文学重新语境化。１９９０年代，文化研究传入中国文学研究界并逐渐成为显学，甚至出现了研究范式的“文化转向”趋势。受文化研究思潮影响，文学的概念也逐渐突破纯文学的义界，向文化的方向倾斜，经历了从“‘纯’再到‘泛’的过程。”

“文化转向”及文学概念的“泛”化，对身处当代语境的回族文学创作、研究必然会发生影响，这种影响在《回族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性”办刊理念中相当明显。正是在研究范式转变的先兆上，刊物对回族文学研究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回族文学》新世纪的栏目设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小说”、“散文”、“诗歌”、“文圃新苗”、“回族作家之窗”、“阿拉伯世界作品选译”、“回族人物”、“评论”、“西部风景线”等传统文学栏目之外，新增“佳作选粹”及“岁月钩沉”。“岁月钩沉”是一个别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栏目，可说是《回族文学》在新世纪的王牌。栏目所选文章以春秋笔法钩沉回族的历史血脉、古迹遗存、区域性文化等等，伊斯兰信仰始终是钩沉在岁月往事后不绝如缕的精魂。如周传斌的《雪域回风———西藏穆斯林的历史与现状》《蒙回春秋———蒙古人与伊斯兰教之历史断想》及辛冬的《苍洱“白回”话今昔》《傣乡回族》，通过史料考证与田野调查发掘出藏回、蒙回、白回、傣回等处于民族文化交叉点的特殊回族。这些人穿他民族的服装，说他民族的语言，而仍持有回族的文化认同，此处能将他们标识出来的唯有伊斯兰信仰。文章通过对这些特殊的回族历史文化现象的研究，彰显了回族文化的精神核心———伊斯兰信仰。这类文化栏目的设置，“为回族文化的自我表述开拓着更大的空间”，表达了《回族文学》凸显文明主体意识的民族文学研究态度。关于新世纪的这一“文化性”办刊理念，《回族文学》副主编王勇先生在庆祝创刊２００期之际也曾明确提出，“刊物的编者在积极拓宽着一条以文学方式记述民族文化与历史的办刊之路”，“使之真正成为中国回族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一个‘中心’”。第二，刊物上发表的年度回族文学述评与作家作品笔谈构成了新世纪回族文学研究的缩影。

《回族文学》的“西部风景线”栏目每年都会刊发当年的回族文学年度述评，点面结合地对该年度全国回族文学发展总貌做一评析，颇具资料价值。若将每年的年度述评连缀起来，呈现的就是回族文学发展以及回族文学研究数年间的一个整体缩影。因为刊物强调“民族性”、“文化性”的办刊方针，所以年度述评在对具体文本做案例分析时，也比较突出文本的民族气息与伊斯兰精神内涵。如２００５年的年度述评强调回族文学的“民族情怀”，对张承志的散文集《鲜花的废墟》、王瑞康的散文集《新月集》以及石舒清的散文《地母仁厚》的分析都紧扣回族文化中的宗教因素。《鲜花的废墟》是张承志游历西班牙、北非伊斯兰遗迹的感怀游记，述评在分析该著具体篇章时，不仅溯源西班牙穆斯林时代曾有的文化辉煌，揭示了伊斯兰教崇尚知识的态度；而且寻绎《古兰经》中“两海之聚”经文所指的和而不同的隐喻意，阐释了散文集以《两海之聚》开篇的文明对话立场，这种从宗教经典与教义出发的研究路径无疑具有宗教文学研究的立场。诗歌述评也秉持着宗教文学研究的立场，如认为泾河的诗集《绿旗》“以穆斯林日常生活与精神品性为依托，抒发了作者对洁净、执著的信仰品格的美”。

２００６年的年度述评在分析石舒清的小说《黄昏》《左手》、散文集《西海固的事情》及了一容的小说《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天使》时，也溯源伊斯兰信仰，涉及宗教文学研究的视角。如对《黄昏》的分析由姑舅爷守约还债的事件联系到伊斯兰教“清洁”的生命态度，进而阐释了“宗教对人品性的提炼。”２００９年起，回族文学年度述评改为《回族文学》期刊年度述评，虽然研究范围有所缩小，颇为可惜，但对于《回族文学》所发作品的宗教内涵仍有一定程度的关注。如２０１４年《回族文学》年度述评认为刊物为读者呈现了“以汉语主流文化为背景，以伊斯兰信仰为经纬贯穿而成的熟悉而又陌生的文化地理学的幅员”。“评论”栏目基本每期都会刊发一两篇文学评论，包括回族作家作品论、作家访谈或笔谈等。诚然，因回族文学以作家族属为标准的界定方式导致有些作家的创作并不描写回族生活，所以刊物上发表的评论有些也不涉及民族、宗教，但总体来说还是强调对回族文学“民族性”的阐释的。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的白练访谈录中，采访者与受访者谈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就是回族文学创作应力求“植根于本民族”生活，２００５年第６期的《执着坚韧的爱恋———记著名回族诗人马德俊教授》也特意介绍了马德俊的抒情长诗《穆斯林的彩虹》与作者幼时伊斯兰教启蒙教育的关系。在《回族文学》刊发的评论中，笔谈相对来说比较有特色，它既强调回族文学的民族文化属性，又注重对既有研究的批判反思。如《关于〈穆斯林的葬礼〉的笔谈》就较具文化反思意味。《穆斯林的葬礼》曾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并被改编为电影，在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冰心为之做序，评价它写出了回族人民的生活故事。然而，题目、叙事中挽歌性质的民族文化隐喻以及作品中的一些常识错误却使该著在回族民间社会颇有争议。《关于〈穆斯林的葬礼〉的笔谈》以回族的历史、文化、信仰为参照，约请了四位回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小说的文化内涵，既深入探讨了《穆斯林的葬礼》到底“能不能揭示一个民族的历史真相和心灵深度”的问题，也以此为契机，探讨了回族文学创作中的民族文化表述问题———“如何认知自我”以及“如何表达自我。

四、小结

回族文化的精神根基是伊斯兰信仰。以作者族属（血统）代文化（宗教）而界定回族文学的立场，客观上导致了回族文学研究中血统与文化之间的内在张力，致使伊斯兰教在回族文学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阐释。其实，在当代回族文学创作中，张承志、石舒清等具有民族文化本位意识的作家，都有宗教信仰的文学表达。在新世纪讨论回族文学，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将当代回族文学向历史追溯，寻找这种信仰叙事的精神传承时，如果按照族属标准的回族文学界定方式，会尴尬地发现，那些被识别出来的古代回族作家们的诗文创作，基本不反映回族生活，更谈何民族性、宗教精神的传承。但如果我们在回族文学研究中引入宗教文学的理念，以信徒创作的、阐释宗教精神的汉语伊斯兰教文学标准去上溯，则自然会上溯到《古兰经》的汉译与传播，阿拉伯、波斯文学原典在中国的流传与汉译，明清回族汉文译著对伊斯兰哲学、伊斯兰文学的大规模译介，恐怕这才是当代回族文学信仰叙事的精神源头。虽说信仰叙事在回族文学研究中没有得到充分的阐释多少有些遗憾，但作为一门学科，回族文学研究的意义还是不容忽视的。首先，从学术格局的整体性来说，回族文学研究参与了新中国学术建构的历史进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回族文学研究的嬗变轨迹同时折射着当代学术思潮的转变信息。

如前所述，回族文学研究大致分１９７０年代末至１９９０年代的学科建制期及新世纪的学术独立期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学者的学术个性较淡，后一阶段学者的学术独立性开始凸显，研究向纵深挺进。这一阶段性特点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宏观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以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的“重写文学史”思潮为代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国初至“文革”，执行的是毛泽东１９４２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文艺路线。在政治的规训下，文学研究自然遵循的是革命文学的阶级论研究范式。“文革”结束后，“思想解放”的实施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所以政治对文学的统辖大致持续到１９８０年代初。这一时段的学术研究作为国家学术，发出的是集体的声音而非学者个人的声音。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之后，“重写文学史”思潮作为对左翼革命文学史观的反拨，确立了突出文学主体性的纯文学观，政治松绑文学之后，文学研究的学术独立性开始凸显。回族文学研究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支，与当代文学研究在同样的时代语境下生成、发展，受同样的研究范式影响，其嬗变轨迹大致上是相似的。只不过，回族文学研究因研究步伐的迟滞，其转变的节奏慢于当代文学研究，基本上迟至新世纪才实现了学术研究的独立。其次，从新中国文学史建构的角度而言，回族文学研究具有难以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回族文学研究学科建制的最初目的是为了推进回族文学史的编撰，文学史书写也是回族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版块，而文学史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大问题。对于新中国的文学史建构而言，回族文学史及其所属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方面，回族文学史与中国当代文学史共同参与了共和国国家意识建构，是新中国文学史不可或缺的一块。文学史具有通过建构历史来凝聚爱国精神的意识形态功能，戴燕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关于民族国家乃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念，认为文学史为这种国家想象提供了证据和内容，“文学史是借着科学的手段，以回溯的方式对民族精神的一种塑造，目的在于激发爱国情感和民族主义”。中国当代文学史无疑是新中国国家历史的建构话语。

当代文学史编撰肇端于１９５０年代末，其时适逢国家完成了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公有制改造，１９５６年９月召开中共八大，提出“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宣告正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应运而生的当代文学史建构的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历史。而少数民族文学史的编撰与此同步，服务于建构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民族”文学历史。二者的同步，从国家历史建构的功能上，证实了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重要性，回族文学史的编撰虽因种种原因晚至新时期，但建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思路与前此的其他民族文学史是一脉相承的。第二，文化方面，新世纪的回族文学史开始关注对文本宗教内涵的解读，凸显民族文化特色，为下一轮“重写文学史”提供了一种多元的文学史观选择。这一点在其他少数民族文学史的书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随着社会文化思潮与学术研究范式的转变，文学史也面临着不断重写的命运。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思潮影响下形成的纯文学史观，在１９９０年代“文化转向”以来，迎遇了来自文化视角的种种挑战，继续重写是在所难免的。

“文化多元主义”（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以及多元文化间的“文明对话”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新世纪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尤其是少数民族学者个人撰述的文学史倾向于彰显本民族独特精神文化，恰好可以从多元文化的角度为重写提供一种参照。

作者介绍

马梅萍，女，回族，宁夏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回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
曾在《武汉大学学报》、《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西北民族研究》等刊物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多篇。参加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宗教文学史”项目，为子课题“中国汉语伊斯兰教文学史”负责人；主持并完成2012年度中央高校科研基本业务专项基金项目：《黄土中的金子——石舒清文学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