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琳:新时期回族文学中的乡土书写 | 论文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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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琳:新时期回族文学中的乡土书写 | 论文发布日期：2017-02-13 作者：林琳点击数：1757

中国乡村是中国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直接导致了乡土书写成为中国文学创作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领域，在每个时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回族作为一个以“大散居小聚居”为居住特点的少数民族，散布在神州大地各处，不管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几乎都不乏回族人的身影。正是这种居住特点，可以覆盖了城、乡二者所具有的大部分议题。换言之，回族乡土书写其实是少数民族乡土书写的一个缩影，甚至将其放到整个中国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书写的背景下来看，都有一番独特的风姿。

一、法则失效的时代

可以说９０年代至今，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总体趋势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挤压与置换。乡土书写在这样的背景下既有时代带来的流变，又有区域、文化带来差异。同理，回族乡土书写既得益于“大”语境又离不开自身的“小传统”——作为一个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族群，伊斯兰信仰、清洁精神都构成回族特有的文化气息，这也一定程度上使得回族文学在直面乡土与城市这两个概念时，既有和“主流”文学界相同的反应，又具备本族群的独特表达。从1980年代早期的《黑牡丹白牡丹》（白练），《月照梨花湾》、《穆斯林的儿女们》（查舜）,到90年代的《亚瑟爷的故事》、《南下广州》（马知遥）以及到新世纪的《清水里的刀子》（石舒清），《碎媳妇》（马金莲）等作品，不难发现回族作品在近三十年来的乡土题材创作中都共同揭示了一个问题：旧有乡土法则的难再有效——这其实也是整个当代乡土书写的共同背景。

传统乡土社会以自给自足型的小农经济为主，社会的规范秩序也主要以人情、礼俗、宗法等伦理观念为重，这样的传统法则在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叙述中，还是依稀可见的。在80年代初期白练笔下的新疆回民聚居地，乡村故事纷繁复杂，也不乏“政治气息”，但这样的一些书写主要是为了从侧面烘托出改革开放带来的政策利好，但短暂的受益期一过去，乡村的传统秩序结构自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下面临逐渐被打破的命运，日益走向“发展经济”、“追求效率”为首要目标的现代化追求逻辑中去。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乡土书写中，就开始出现了与此前只唱“赞歌”不同的另外一种情况，像《三七》中，三奶奶的儿子马占奎，不仅想尽办法假公济私，甚至把自己老母亲活活气死后，也想办法在丧礼上“捞一把”。如果说这个民族中的老一代人尚有宗教信仰可以支撑自己的精神大厦，那么乡村新一代人，尤其以村庄干部为主要代表的“新”一代人，他们由于最先与“政策”发生直接联系，所以也最先走向“新法则”。像《选举》中的“巴掌脸”利用手中小小的一点权力,便肆意侵吞国家拨给贫困山村的救济财物；《搭皮》中的柳村长,借给村中“特困户”麻旦一家要救助之名,居然把要来的粮食让弟弟去喂了牲口。这些村干部的作为都如实映现着回族乡土社会的现实风云,展示着当前农村生活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如果说对于“新”法则的倒戈，一开始在村干部的塑造上显得最明显，那么到了80年代末，整个乡间社会对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已经十分明显。如《贺禧》中的牛蛋，一直是一个被村民看不起的“怂人”，但牛蛋变成暴发户之后，村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因为牛蛋拥有经济实力，并且他以“先富起来”的姿态“帮助”村民致富，甚至为牛蛋在乡村中的剥削在情感与伦理上提供了合法性。这种涉及旧有法则的失效以及对新法则的认同（物质为先）的作品在回族乡土书写中并不罕见，如《节日》、《留守》、《招魂》等作品都描写了金钱对乡村新一代人心灵的栽害。《贺禧》中的主人公李生万,《月光下的村子》中的马保义,《歇牛》中的马生贵老汉，他们都程度不同地成了物欲势力的牺牲品。正如马知遥在《四月的河滩》中借乌德老汉的口说出“人越来越懒，舍不得费劲下力。心越来越黑，过个河一人一毛五，一辆车八毛，一两手扶八块，一头牲口一块二！我们那会会摇橹撑杆出一身臭汗，一人两毛钱撑死了，没钱说句好话算完。现在啥都在钱上说话，要钱不要脸，要钱不要良心。”[①]

在这些作品中，我们不难捕捉到乡土开始萧条的信息。费孝通意义上的乡村——以土地为纽带，有着自己固有的秩序世界，封闭却自足的村庄开始演变成一个“陌生化”的场域，场域内的关系纷繁复杂，传统意义上的乡土日益失却它曾经固有的特质与魅力。

二、“新”故事的出现：出村庄记

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改革发展的重心开始转向城市，乡土书写也开始塑造一些“新”的故事。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形成的波澜壮阔的民工潮，带来的一出出农民离开乡村，向城市迁徙与漂移的“出村庄记”，成为乡土书写中极富生命力的场域。

“出村庄记”的书写逻辑，首先都难逃“城市”作为一个光鲜的“他者”所具有的全部现代性想象。而这些想象，最直接就是落实到那些来自城市的物品和观念上。在李进祥的作品《换水》中丈夫马清对妻子杨洁说“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住上大房子，看上大彩电，用上真正的太阳能热水器！”[②]；《师娘》中从城市赚了钱回乡的杨静慷慨大方向师娘赠送价值三千的戒指。无论是房子还是戒指，在此已经由最具体的“物”转变一个代表“过上更好生活”的“梦想”符号。如何才能拥有这些符号？如何才能实现“梦想”？进城！到城市里去，那里一定会有更好的生活——这里的“更好”的生活不仅仅是落实到了物质的层面，还有精神上对于“梦想”“尊严”、“认同”等形而上层面的追求。

然而，农民的出村进城一方面使得乡村因为农民的“离去”变成“空心村”——不仅是实体乡村的衰败，更是人文层面上的空洞；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因农民的“到来”而膨胀增殖，而农民因身份、地位、知识背景、甚至性别等诸多因素，追求“更好的生活”的可行性更多是落在出卖劳力（身体）的选择上。所以在乡土小说中，进城农民大多数转变成农民工，辗转城市各个角落，“被贬抑和遮蔽于“农民工”或“打工者”这类特殊命名中，成为身份模糊灵魂无所皈依的历史前行的“中间物”。[③]

李进祥的《换水》应该算是当代回族乡土书写“出乡进城”的典型文本。文中主人公是马清和杨洁夫妇两新婚不久，就怀揣着“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离开乡村来到城市，似乎一切都在朝好方向发展，距离“梦想”的实现也不那么遥远。可是自从马清工伤失业后，城市生活的峥嵘一面日渐展露：先是杨洁开始外出卖菜被城管“整顿”，尔后马清偷偷去扫厕所赚钱，最后杨洁为了钱沦为“小姐”，小说结局是夫妇两打算离开城市重回乡村。千千万个马清、杨洁这样的农民在乡土书写中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群象：他们都怀揣着一个“梦想”奔赴城市，但却不乏黯然失色地回归乡村，身心都受到了创伤。这种弱势群像在文学上的集体出现，恰恰是城市作为一种强势文化（甚至是话语霸权），对农民（工）的一种“他者”化塑造。以城市化为表征之一的现代性话语不仅使得乡村沦为中国国内的“东方”与“第三世界”——“出村庄记”的结局多数不是重回乡村，就是继续在城市中茫然地漂泊，

当然也有少部分实现了“梦想”，脱离了“边缘”的人。在《天堂一样的家》里包工头马成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他通过聪明与努力在城里买了自己的房子，乍一看，马成算是达成了“梦想”，但小说却饶有意味地没有让这个“梦想”实现者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首先是重遇老主顾事件——老主顾姚老师得知昔日的装修工和自己住同一个小区时嘀咕“以为是谁？有啥了不起？有房子就装城里人？土包子！”[④]；其次是装修工程事件——马成的装修公司工程上出了问题，马成第一反应就是要找“一些城里人”帮忙。因为马成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面前，还是太渺小了，太不堪一击……”[⑤]再次是回家事件——经历了事业的波折后，马成想回趟家，但近乡情怯的他在县城下了火车后选择先在县城住一晚。这一晚，他想了很多，尽管老家就在五十里外，但马成觉得家很遥远，远得就像天堂一样。

本来马成比起《换水》中的夫妇两，明显属于出村进城获得“成功”的人，但他随后的一系列遭遇却说明了他的“成功”只能获得同样出村进城的同胞的认可——在农村老家，人人都羡慕他是大老板。但马成那点成功在城市资本运作中里根本九牛一毛，在城市的逻辑中马成无非只是一个高级点的“农民工”。

农民的在90年代后的际遇，其实远在改革开放之初便已有伏笔。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实践论”确实极大解放了中国由上及下的的想象力和实践能力，但与此同时，曾经的“大”理想[⑥]也被悬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进而到效益为先，资本为主的天下。农民迟早都要被卷入资本运作市场中，80年代末以来的乡土书写中的“出村庄记”，恰好印证了世俗性的对财富追求已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时，以土地为活路的农民在现代之路上的尴尬位置与生存困境。

三、信仰的两难

上述的两点特征，其实在所有的乡土书写中都不难找到相对应的例子。但在回族的乡土书写中，伊斯兰信仰始终贯穿始终。像《遍地毒蝎》中,瘸子尔利，工伤被截肢“他没找工地上的麻烦，也没捞穆萨的后账，他觉得那是真主的造化，是他命该如此。回民出了事都这样，自己认命”[⑦]。可以说，伊斯兰教义实则是回族人在现实生活中精神世界的一座导航塔。

但是，纵然是这些传承了千年的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时，也呈现出了两难的境地。这不仅体现在物质对人的侵蚀，而且就在信仰内部也因难逃现代性的阴霾而显示出相当的局限。

阿訇应该算是信仰两难处境的最直接体现者了，在《师娘》小说中，师娘（伊斯兰教内对阿訇妻子的称谓）原本因自己丈夫年纪轻轻当了阿訇而感到脸上有光。尽管阿訇收入有限，但这在从前的乡土社会或许体现并不明显，然而这在消费日益增多的今天就显得寒酸了。所以在自己母亲手术时，师娘发现自家连一千元也凑不出来，心里无法不沮丧。接着当年的“对手”杨静衣锦还乡，出手阔绰让师娘心里又遭受了一次冲击，最后因拿不出学校演出服装费用而致使大儿子离家出走，彻底让师娘全部的优越感分崩离析，并致使她踏上离开了丈夫，外出谋生的道路。

类似的情况在撒雨的《一个人和他的现实世界》里同样出现了。兰阿訇一直坚持开着他那破旧的摩托车，穿行蜿蜒的山路去给山里的穆斯林娃娃开学。但是面对赚不到钱，妻子的抱怨不已，兰阿訇内心也不是没有焦虑的，“一年的工价啊,这么点儿钱。阿訇也有人情往费,也要吃穿花销,也要给孩子交学费,也要吃药打针啊!兰阿旬多少有点儿凄凉地想”[⑧]，不难想象，长此以往，兰阿訇终究还是要像妻子说的那样，“还不如到城里打工去”。

信仰所在的精神层面与现代社会效率所代表的物质方面所带来的物质困扰与精神诘难，已成为当下不少民族传统文化的困境。但是，单纯的人文召唤、道德伦理感染，显然无法在长久的时日里，在现代物质的大浪潮中保存信仰的地位。信仰的两难，使得传统文化的困境日益窘迫，要怎么样做才可以在遭遇困惑、徘徊之时做出调适，让教门是否能与时代共进——这是回族乡土书写中一个亟待解答的难题。

四、寻找乌托邦瞬间：西海固回族作家群创作

诚然，乡土写作遭遇了现代性所带来无数困境，就连回族传统的信仰文化都在此间受到了严峻考验，但不可否认，回族文学也尝试摆脱被动的处境，作出自己的反应。西海固回族作家群的创作正是回族乡土书写的一个独特的发声尝试。

这种书写的特质首先体现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上——一方面包含了人对脚下生养自己的一方水土的眷恋，另一方面则包含了人对与自己共同成长繁衍于这片土地的动物的深情。

西海固本身是一片不毛之地，但此间人们不管是离开了乡土，还是继续以土地为生，对土地浓浓的眷恋在创作中却始终不乏见。在小说《回到河西》中，“我”远离家乡去到城市工作，但“这些年里，在城市的高楼上，整天面对着闪烁的电脑，脚踩在铺了瓷砖的水泥地板上，吸收不上地气，人永远是一种忙乎着、浮躁着、焦灼着的状态，对文字的感觉也是越来越迟钝”[⑨]，在“我”心灵深处还是惦记着河西故乡那一方水土。在《黄土墙的的月亮》这篇小说中，主人公马利民在妻子的建议下回到老家散心，那一颗因工作而焦躁不已的心在踏上老家土地时悄悄地安静了许多，直至遇到了老家静谧和谐的月光，那股源自城市的浮躁已全然褪去。可以说，在西海固回族作家笔下，土地就是母亲，哪怕荒凉如废墟，生长于斯的人也不会真正忘却它。他们对这片苦土有着别人难以理解的眷恋和深情，他们坚信在“苦甲天下”的地域之上同样生长着倔强、自尊和超脱的情怀。这种民族精神中的刚性因素，恰恰是现在城市人群中失落的东西，也是回族乡土书写中所呈现出的高贵的品质[⑩]。

除了对土地的书写，西海固回族作家群的乡土书写特质其次体现在对某些特定动物形象的塑造上。像牛、羊、狗、骆驼等都是创作中出现频率较高的动物，它们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融合之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工具或伴侣, 无疑在乡土中国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像《羊的故事》中羊羔刚出生不久就要被吃掉，《老人和羊》里老人唯一的一头母羊被狩猎者猎杀，《小火龙》中小马驹诞生给“我”带来的无限欢欣……西海固回族作家笔下的动物栩栩如生，在书写它们的生命历程时, 既有作家们对生命的礼赞和高扬, 也有对生命痛楚感的揭示。如古原的《老人和羊》以一只叫“黑眼珠”母羊的角度进行叙事。“黑眼珠”看到了这一片土地的荒凉，但她也看到放羊老汉对羊的重视，人与羊之间的深情发生在这片寂寥的土地上, 显得别样的温暖而动人。而“黑眼珠”最终的中枪，也预示着贫瘠土地千百年的生命苦难远没有尽头。石舒清的《清水里的刀子》中的老牛得知自己死期已近后，不吃不喝，以期用一具内外洁净的躯体面对死亡的降临——这正是伊斯兰文化对于死亡的理解。所以牛的形象在小说中被罩上了一层温暖却神圣的光圈，人生的苦难与超脱的诗意在这里完满地结合了。

不难看出，西海固的回族作家们通过写家长里短、吃喝拉撒，写牛马羊驴、猫狗鸡鸭，写乡里乡亲的生活故事，再把这些纳入宗教的高度进行审视和拓展。所以，西海固回族作家笔下乡土世界的宗教意味，都带有浓浓的形而下气息，它们是亲切而实在的体验。像石舒清的小说《微白》里有一个细节：从前的尔里在祷告时还露出微微的白帽顶，而等待了一天县领导的慰问未果后，他将他以前微露的白帽深深地埋在草丛中，让人连一点微白都看不到。微白都不露的做法既是尔里对世俗的放弃也是对宗教的彻底回归，这与此前万分期盼领导到来的做法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等于是“以一种宗教思维和宗教理念来诠释人生无常和人世沧桑，除了对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处境给予关注，呈现人性挤压和裂变之外，还从宗教文化的角度作了精神向度的升华，在以现代理念关注人的生存和命运的同时，内在却渗透着作者作为一个回族作家、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信仰者的宗教伦理观和宗教精神”。[11]

如果说中国社会社会现代转型对某些最本真的乡土社会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的话，西海固回族作家群无疑是以自己的在地经验，保存了传统乡土的真实面貌——既没有回避冷酷与痛苦，也存有温暖和美好。乡土，某种程度上在现代化浪潮下就像一个真实而遥远的梦，西海固回族作家群的创作，或许在某一个瞬间能寻找到乌托邦的所在，在那一刻，那些难以言喻的复杂况味，包括残酷、坚硬、温暖、柔软和美，同时被看到、被表达。这是一种带着丰富性和差异性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感性的、身体性的、鲜活的日常生活，更是一种蕴含着传统文化质地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写作是一种见证，它以一种独特的记忆传承着文化血脉和思想情感；这样的写作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标本，它留住了历史现场中那些真实而温存的细节，或者说，那些乌托邦瞬间。

总的说来，中国乡土社会变化的广泛性与复杂性，超出了乡土作家们既有的经验模式与叙事范式，使乡土创作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其间所发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既是乡土小说赖以发生的现实基础，又是其表现的对象。[12]回族作家的乡土书写尝试以一种既保存内部世界，又积极面对外部世界的文化姿态，使本土文化既没有失去活力，又可与西方文化之间形成非对抗的互主体性的张力。并且，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回族乡土书写也尝试重新发现“历史的必然”，重新整合陌生的“乡土经验”，拓展新的乡土叙事疆域，描绘新的乡土人生画卷，创作出一批应答历史召唤的时代新作，试图突破中国乡土书写既有的叙事格局，推动乡土书写自身的进步。

林琳，文学博士，副教授，现就职于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主要研究领域为少数民族文学与影视

[①] 马知遥：《四月的河滩》，《朔方》1988年第9期

[②] 李进祥：《换水》，《回族文学》2006年第3期

[③]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

[④] 李进祥：《天堂一样的家》，《回族文学》2007年第5期

[⑤] 李进祥：《天堂一样的家》，《回族文学》2007年第5期

[⑥] 这里的大理想，实际上是指“社会主义理想”

[⑦] 李进祥：《遍地毒蝎》，《回族文学》2006年第2期

[⑧] 撒雨：《一个人和他的现实世界》，《回族文学》2007年第1期

[⑨] 古原：《回到河西》，《朔方》2006年Z1期

[⑩] 苏文宝：《西海固文学的生命意识叙事：苦难、宁静与朝圣》，《时代文学》（下半月）2009年第9期

[11] 金春平：《底层关照宗教救赎》，《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2] 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