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的阻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学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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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的阻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学发布日期：2017-02-22 作者：欧阳可惺点击数：1752

摘　要：解放初期就开始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既是对少数民族大众的社会主义国家意识的培养，也是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主体性表达的阻断，在５０年代具有特殊的意义。当它作为一种新中国的普遍力量的话语实践时，对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生产必然会产生介入性影响，同样，这种阻断也给后来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生产提供了社会语境的记忆和主体话语不断自我调适的参照。

关键词：民族主义；少数民族文学；主体；阻断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化进程首先是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民族主义的确立为其标志的。面对外国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华多民族国家的主体自我意识得到空前的唤醒，这种要求进步、发展、强大，跻身于世界各民族之林的现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的出现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全球化影响中国带来的最根本性的和必然的结果。因为现代历史中，中国或其他国家不再由于大陆或海洋的阻隔而孤立。新兴势力就历史的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的疆域和它的边疆地区都清晰地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新的普遍力量超越了远东及世界各地的地理、民族的及文化的孤立性。同样，就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内部而言，从20世纪初，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开始以及各方外部势力对我国边疆区域性社会的“介入性影响”，中国国内的部分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也开始面对来自各方的社会思潮，在这些思潮的接受、传播和付诸于实践的过程中，本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也得到了产生和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20世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事实。

就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而言，经历过诸多的战乱，对于其中的缘由，有多人从内外关系的多种角度进行了分析。一种说法是：“新省外交关系复杂，每次事变，多少均带有国际背景，故自哈密变起，至喀什宣告独立，以迄酿成现在骚乱的局势止，与其谓系中国军人的内战，毋宁说是赤白帝国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与其谓系民族的问题，毋宁说是野心国家挑拨离间的政策，是以徒知从内部安定新局，而不知从外交方面下功夫，则收效自非易易。” 这个说法有其合理之处，确实，“新疆南部的回教国宣布独立，西藏军队的进兵西康，日本军队在多伦诺尔邻近的活动，都不仅是边区当地临时发生的事故。这种事故是探试对方反抗的力量而生的，即各国在中国边陲逐鹿的一段小史。” 就新疆而言，国外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新疆有苏联和英国的冲突”，“在继续的争持里，一个回教国家———在一个或别个强国控制之下———或将出现。” 从外交和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趋势性的判断，这种说法无疑客观准确。但这样的说法也有片面之处，主要在于忽略了新疆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主体性因素，光从外部找原因还是有缺憾的。而另一种说法认为：“新疆事变爆发以来，迄已二载，论者多注重其国际间之背景，而忽略其民族间之意识，殊觉重其所轻，译者曾屡将受到各地之回文杂志，择其有关者，译成汉文，以告国人，兹二篇之作，对于民族意识与新疆之生存，论述尤详，虽属明日黄花，然可见新变固有其原动力，而非完全尽属外感也。” 这是一种强调少数民族主体意识重要性的观点，在艾沙的这篇译文附言里，我们可以看到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意识在20世纪30年代的新疆已是有相当影响了。对于当时民族主义思想在新疆不同民族中间的影响和反映，欧文·拉铁摩尔曾经这样描述道：“在非汉族中间，对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引起许多不同的回应。有些非汉族人的世袭地位和政治特权与汉族人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并不赞同对现有状况进行任何改变。另外一些非汉族人则希望自己也可以上升到以前只有汉族人才能充任的位置，但是他们根本不想以其它任何方式改变政府和行政管理结构。有些维吾尔族人认为，维吾尔族作为新疆人口最多的民族，是绝对的多数民族，应该接管新疆，像以前的汉族人一样在新疆拥有优越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权利。哈萨克人、蒙古人以及其他的民族则希望既独立于维吾尔人也独立于汉族人。还有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希望改变社会制度和政治结构，他们主张推翻自己的伯克、苏丹和王公，建立没有汉族地方行政官员的自治统治。” 从20世纪新疆历史的实际状况看，拉铁摩尔当时的描绘是比较客观、准确的。

在那个时代，直截了当地表达鲜明的政治民族主义要求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不乏其人。如，在当时南京艾沙·玉素甫依拜主编的《边铎》杂志上有这样的表达：“世界上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只要他们还能保留若干民族的意识和传统文化，谁也不容否认他们应有争取自由解放的愿望和进行独立自治的企图；也只要他们确能依据民族自决的原则，为自由，解放，独立，自治而奋斗，谁也不容假借任何理由，加以妨疑，干涉或压迫。不过这种愿望和企图是实现，应有它本身先决的条件和充分的准备，那便是：一般民众知识的提高，和自治能力的培植。”“总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站在整个民族利益的观点上，必须彻底觉悟，看破赤白帝国主义的野心与阴谋……我们应当向诚信的中央政府，要求自治，自由与平等，万不可假借外力，引虎自卫，更不可甘心替赤白帝国主义作工具，作傀儡，以遗祸回族而成为祖国的罪人。” 此文章作者哈纳斐是当时《边铎》期刊的维吾尔文编辑。在这篇文章里，可以看到在现代化进程影响下维吾尔族知识分子当时的民族主义意识倾向，虽然这篇文章的译者认为哈纳斐是对南疆维吾尔独立问题采取的是“客观公允”的态度，但现在看来，其中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已无法遮蔽。艾沙及哈纳斐等均有民族独立之欲求，在当时也不过是假时日以待机会进行革命，建立维吾尔族自治政权罢了。但他们当时都能够看到作为维吾尔族在20世纪的现代进程中必然要进行的现代性意义上的自我觉醒和革命，这与历史的发展进步是等距离的。在20世纪初新疆这样一个现代多种社会思潮交汇的地方，维吾尔族，面对商业文明、现代工业，是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族群。由于新疆区域性社会的特征及各方外部势力的“介入性影响”，20世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族主义形成是有着其比较明晰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新疆维吾尔族拥有强烈的近代民族—国家想象和短暂实践。所以，对于在20世纪积极构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中国而言，在面对边疆区域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意识表达屡见不鲜的情况下，培养全国各族人民的多民族国家意识就成为首要任务，就是要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国内各民族团结一致、融为一体，共同抵御外部帝国主义及殖民主义者的侵略。而在这中间，边疆的民族教育是最为迫切的。“我们此地所讲的民族教育，指的是：一、边疆各个民族的教育；二、整个民族意识的教育。”“边省的种族复杂，宗教分歧，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观念不深。所以，第一要义，边疆教育要着重培养整个民族的意识。” 这里强调的是要在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中，培养国家意识，这是民族教育的最根本的问题。这里的整个民族就是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并以此为核心，“我们应积极地利用各族合作互助等精神来化零为整的融为一个国族，不能仍任其自然的演进” 。在20世纪上半叶，培养各少数民族对于中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那个时代社会政治的需要，同时，由于外部帝国主义入侵、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和社会时代政治变化的剧烈，国内部分少数民族对民族主义的完整表达和实践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完成，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表达往往是被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所替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也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推进的继续，在这里，部分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也被融合在其中了。

在新中国成立前新疆的三区革命中，面对极端狭隘的少数民族民族主义的滥觞，时任三区革命负责人之一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予以了坚决批评和纠正，作为曾主管过三区革命文艺宣传工作的他指出：民族主义者在我们三区革命的文艺中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在当时三区的文学创作会议上，他号召作家们要取消民族主义的倾向。阿合买提江·哈斯木被誉为“是反对泛土耳其主义斗争的最有力的斗士和领导者”，“他无情的揭露了当时在新疆出版的泛土耳其主义者们的刊物《马蹄》的荒谬、造谣的反动论调，并号召人民起来和它们斗争。他曾耻笑过被帝国主义所奴用的而为他们忠实服务的反动的《曙光》、《自由》等泛土耳其主义的刊物报纸的无耻活动，讽刺他们的言论是‘应声对民族主义的努力在当时是有效果的。

对于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想，维吾尔族革命诗人黎·穆特里夫也坚决反对，在1938年5月，他就曾经为此专门发表了诗歌《斥民族主义者》：

———喂！你，穆特里夫／在维吾尔的摇篮里成长，就该热爱自己的民族／对异族人，要怒目相视，准备着敲碎他们的头颅！／暴势力就这样挑唆我，想叫我们的人民变成仇敌，盲目地自相杀戮／不！不！尽管你花言巧语，我有自己的思想，决不受欺骗／滚开去，不许你那张臭嘴，把我的名字玷污……／把“我”看得高于一切，就没有美好的生活，一个人盖的房屋，怎会住的久长？……／现在人们终于明白了，觉悟了，这不是我们的道路，这不是我们生活的基础。民族主义者是我们中间的祸害，是我们身上的毒瘤……

解放初期，部分少数民族中的一些人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利益，过分强调和重视本地方本民族的地区利益，置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多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不顾，这样的思想观点或行为倾向就被称之为地方民族主义。显然，地方民族主义是少数民族的现代民族主义意识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区域性利益欲求的结合。在当时，地方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对于民族问题的论据，资产阶级对民族问题的见地，在民族问题上它所用的纲领和政策，完全是由于其独特的狭隘阶级利益、资产阶级的阶级宇宙观而来” 。而“在新疆，如同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要担负起一个改革社会的任务，要把革命推向前进，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根本不可能的” 。1951年８月10日，邓力群在给新疆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讲话中，强调要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权威，并以此来淡化民族意识和强调阶级意识、阶级斗争。“新疆人民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清算了过去的民族仇恨所遗留的影响，大力推行国际主义教育，劳动人民之间是不会有今天的团结的，民族间是不会实现今天的平等的；如果不是我们在剿匪中坚决执行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的民族政策，哈族人民也不会那样热爱我们的。”对于当时《新疆部队文艺》一些作品中存在的问题，邓力群批评道：“如果作者认为宣传了党在新疆所起的决定作用，会引起反感，会被认为宣传大汉族主义，有宣传大汉族主义的嫌疑。谁要这样想，谁就是糊涂虫，谁就是单纯地把党看成了汉族人的党！谁就不懂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中的工人阶级的政党，是最大限度内代表了各民族人民利益的政党，谁就不懂得我们宣传党在新疆所起的作用，正是最高度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表现。” 邓力群是不希望通过批评大汉族主义来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在新疆，共产党的地位是绝对不能动摇的，不能通过批评大汉族主义来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具体的新疆革命和建设的各方面政策和措施。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地方民族主义更要不得，关键的是要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而在周恩来看来，对于“妨碍我们团结的、妨碍我们共同努力的两种民族主义错误，都应当批判。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判，以消除或减少民族歧视的错误和民族分裂的倾向。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到新的认识上来，不要避讳这种批判。”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主义的表达从20世纪50年代起是要受到限制约束的。由于特定国情、区情决定的政治原因，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中，地方民族主义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极为重要、被时刻挂起的话题。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都被赋予了重要的责任，就是要指导各民族群众正确认识民族和阶级关系问题。1951年８月20日，时任西北文联主席的柯仲平在给创刊号《新疆文艺》汉文版的贺信中就说道：“要帮助群众了解，就是不要形式主义地来看以往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应帮助群众了解，中国各民族劳动人民，他们在历史上主要是互相帮助，和平相处。拿汉族人民的文化来看，有不少就是从各民族人民那里学习来的。在以往某些民族偏见是存在过的。但在劳动人民中这种偏见就很少。这种偏见主要是受了各民族中的压迫剥削阶级的影响。把事实上的阶级斗争，误认为民族斗争，那是错误的。我们应好好学习斯大林和毛泽东在民族问题上给我们的教训，并用这些教训去了解实际，以便反映实际，指导实际。文艺工作也应具有这种指导力。” 在这个贺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柯仲平是在给当时的新疆文艺工作者规定一个基本的创作要求，即新疆的文艺工作者要注意民族问题、民族题材的如何表现。在1956年后，地方民族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有了一定程度的滋长，有的相当严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危险倾向。如，“在云南各少数民族中，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都比较薄弱，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巩固。由于这样，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就在这里找到他们的活动市场。这些人披着民族的外衣，公开贩卖资本主义的毒药“。这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时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汪峰多次讲道：“社会主义立场和民族主义立场的根本分歧，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分歧。

必须用社会主义立场克服民族主义立场，用社会主义道路克服资本主义道路，这便是当前各少数民族人们政治、思想革命的伟大任务。”在那个时代，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问题上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和放松。从西南到西北、中南等，在少数民族地区都开展了批判、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新疆而言，自治区在1957年召开了新疆作家代表大会，在中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影响下，新疆的文学政策也作了明确的导向。但是，“当内地右派分子得意忘形地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时，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也披起漂亮的民族外衣，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疯狂的进攻。”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披着红色的外衣，“对解放后的发展和新疆人民的命运关系，完全抱着另一种看法，他们不愿意要汉族人民的帮助。依照他们的意思，汉族人也是‘殖民主义者’。”

所以，1957年又被认为是新疆文艺界阶级斗争最为尖锐紧张的时期，是右派分子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散布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是在文学刊物上发表政治错误和地方民族主义作品最多的一年。从当时批判地方民族主义的情况看，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新疆地方民族主义的基本情况，如：（在政治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不了解、也不想了解新疆的自然历史情况，企图使历史发展的车轮倒转，歪曲历史的事实和真理。他们引诱拉拢那些认识模糊和不习惯社会主义光芒照耀的意志软弱的人，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当做廉价的食物送给帝国主义。他们叫嚣说：‘即使当帝国主义的仆佣，也不让眼睛看到汉族人’。总之，不论是从历史上、从地理上，或从未来的发展前途上看，他们总是不愿承认这一事实。要想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如同从一个人身上割裂他的一只手足，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疆文艺界的地方民族主义在文化、文学中的主要表现就是想通过追求民族内容、形式的惟一性，追求民族文化文学传统，想通过让本民族知识分子认同和本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通过“文本之中以及文本叙述之外的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以增强族群认同感和凝聚力。” 通过反对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来实现摆脱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党的文艺思想路线。如，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孜亚首先就批判他排斥党的领导的错误，赛福鼎在文联会议上就曾经说过“以孜亚为首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接受改造，排斥党的领导，拒绝文艺的党性，不接受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企图发展资产阶级文艺。” 另外，在当时，新疆文艺界的民族主义表现有：“极其突出的‘民族优越感’。他们一方面不切实际地吹嘘夸大本民族艺术的成就，一方面又极其粗暴地贬低和鄙视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成就。他们在地方民族主义的思想支配下，竟然蛮横地干涉和阻止文艺团体表演其他民族的文艺节目，对于上演反映本区其他民族人民生活的影片则表示愤懑不平或是肆意诋毁。”

（在新疆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对待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观点和态度也是错误的。在他们的心目中，似乎凡是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就是好的，因而都应该无条件的接受和发扬。”

同时，新疆文艺界的地方民族主义者“不愿意使新疆的作家成为全国的作家，不愿意使新疆作家组织成为全国作家组织的一部分”，“反对文化交流，主张闭关自守。主张新疆的汉族作家属于中国作家协会，而不必要属于新疆分会，也就是说，应该由中国作家协会来管，而分会是不想管的。” 这些呈现出来的现象和观点，现在看来，民族主义的特征确实是非常鲜明的，同时，这种民族主义显然还不仅仅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表现。

1958年，新疆文学界的各民族作家同内地的文学同行们一样，也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但是，即使新疆文学界在如此积极开展大跃进的同时，还不忘重墨大张旗鼓地开展了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５月５日，自治区文艺界召开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动员大会。在新疆后来继续着的反右斗争中，反右也往往是要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情况在20世纪50、60年代的新疆是比较普遍的，它说明了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是多么重要，这是一个关系到新疆社会全局的大事。当然，在同时期的中国内地，部分多民族地区也面对着这样的问题。所以，国家强调：“在目前许多少数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表现得如此突出，并且成为一种值得严重警惕的危险倾向的时候，在少数民族中强调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就是很必要的了。” 在自治区文联，反右在新疆主要就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如，在一些作家和文艺官员身上，就既有右派言论又有地方民族主义言论，他们往往是集合在一起的。当时，自治区文化厅、文联曾经组织文化厅所属的四个文学刊物《塔里木》、《启明星》、《曙光》、《天山》编辑部人员及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干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孜亚集团。《天山》作为在文艺界反对右派和地方民族主义的重要阵地，是需要有明确的态度和坚决的措施。所以，当运动一开始，《天山》编辑部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联的领导下，组织了一批文章，对自治区文艺界的右派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言行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在批判者看来，“我们要批判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端恶毒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孜亚的反动思想。要记住，这对我们新疆文学艺术工作者来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现在已经很明显地表明，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已成为我们最基本的斗争了。”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不离开汉族，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批判者认为，新疆“地方民族主义者在文学艺术问题上所散布的一系列谬论，特别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文艺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上的荒谬论点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过去我们是着重在政治方面批判并清算了地方民族主义的反动思想，至于在文艺思想上和文艺理论方面的彻底批驳，则还是做得不够深透的。” 在采取什么文艺思想作为新疆作家的指导性理念问题上，时任自治区文联党组书记刘萧无在批判孜亚集团时说：“1954年，当自治区布置文艺界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孜亚和他的一伙却坚决反对和破坏了这次学习，他们说：‘根据新疆目前情况，特别是文艺界的情况，学习这篇文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学习苏联的文学杰作，如西蒙诺夫的作品。’必须指出，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和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是两回事，作品毕竟是作品，它不能直接地指导我们的文艺思想，更不能直接解决当前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孜亚等之所以这样提出问题，无非是用学习苏联文学作品当作挡箭牌。其实，只是在于拒绝改造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有关新疆文艺界地方民族主义多种信息的透露，给人以思考。

在那个时代，主流权威的理念认为，只有实现了共产主义，消灭了阶级，才能解决民族问题。“总之，在社会主义时期，无论是民族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还是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性，都不是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各民族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警惕使得在那个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中，民族主体意识或民族主义的表达往往被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所代替，国家一方面在政治、经济上强化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任务；同时，必须对少数民族文学中的民族主义意识进行阻断，把民族地区少数民族生存的民族—地理空间（家乡）以美丽边疆的文化意识形态话语形式纳入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多民族大家庭中来。美丽边疆的文化意识形态既是在强调少数民族文化形式各异的差异性，而最终是在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性。“边疆”是伟大、美丽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边疆，没有社会主义祖国也就无所谓“美丽边疆”的存在，毋庸置疑，边疆的各民族人民应该也必须在思想信仰上与国家保持完全的一致。

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中，经过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几年后，铁依甫江·艾力耶夫发表了著名的诗作《歌唱祖国》，在诗中，诗人把中国比作是自己的“母亲”①。由于诗人对国家真挚的热爱情感伴随着自觉的神圣使命意识和崇高任务意识，这一切使得诗人的写作具有了较长时间的酝酿，完成后的诗作自然是大气、豪迈，诗作中的许多段落和句子成为人们喜欢传诵的名言绝句。铁依甫江·艾力耶夫也成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推崇的一个少数民族作家楷模。在那样一个时代，诸多像铁依甫江·艾力耶夫这样的少数民族作家、诗人都是站在时代发展的政治要求和时代精神的高度上，自觉而又严肃地对待着自己的文学创作目标，即在自己所处的祖国边疆区域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如何不断地表现出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和挚爱。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运动中，新疆有不少各民族作家和诗人，也都像铁依甫江·艾力耶夫那样：

作为“战斗的无产阶级／立刻识破了敌人的鬼把戏，／向敌人发起了反击。∥敌人吓得发抖了，／悄声的躲进了黑暗的沟渠，／用‘民族’称号来掩盖丑恶的嘴脸。／紧紧追！我们从四面八方乘胜追击！／‘举起手来！∥赶快放下武器！／你们的失败是历史注定的……’，／我们的声音震天动地。∥我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的民族。／要彻底根除意识中的地方民族主义，／有一天，人们都会把这肮脏的名词忘记。”

那时在新疆、在天山南北，到处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各民族赞美祖国的华丽诗篇；不管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是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回族等各民族作家，在他们的文学创作里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对新中国和党、领袖的认同，“祖国”、“母亲”、“慈母”、“父亲”是少数民族作家或诗人作品中常常自然出现的对多民族统一国家、党和领袖炽热的崇爱之情的系列性象征词汇。如，在维吾尔族诗人热合木·哈斯莫夫笔下，中国共产党成为颂诗中的最爱：

伟大的党啊，为了您的荣誉／让我高唱一支颂歌／请相信，在这广阔的世界里／您是我最爱的／我这颗火热的心／时时刻刻都在把您向往……

有了您，亲爱的党啊！／人们心灵的春天永存／正在胜利的实现崇高的理想／光荣的党啊，祝您万寿无疆！／您是六亿人民的恩父／推倒了专横剥削的魔王／您是人类的太阳／在你的光芒照耀下／我的心在欢笑／生命在成长有谁胆敢敌视您一眼／我要像利剑一样射穿他的黑心／让我举起这鲜红的花朵／投进您温暖的怀抱／我的一生，我的一切／从来都是属于您的／一切珍宝中最珍贵的／就是您啊，亲爱的党

在这里，党被称之为父亲，诗人在诗歌中表达的情感激烈、真挚，感恩之心炽热、用情至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在柯尔克孜族的新民歌中，每一首都要出现各族人民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名字，因为柯族人民在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深深地懂得毛主席就是自由、幸福和胜利的化身。因此，当他们在歌唱今天美好的现实生活时，总是情不自禁地用最崇高的事物、最亲切的语言来歌颂党和毛主席。如，这首民歌就表现了柯族人民的这种感情：

要是没有万丈光芒的太阳／田野里的庄稼怎么能成长？／共产党是人民的太阳／我们永远把共产党歌唱

要是没有流不尽的清泉／草原上的红花怎么能开放？／毛主席就是幸福的源泉／我们永远把毛主席记在心上

就这个时期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而言，如在吐鲁番民间文学中，“有传统民歌，但数量不多，绝大部分是新民歌。有相当大的数量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把党和毛主席比作太阳，比作甘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民族团结也是民歌的主要内容，许多民歌把汉族劳动人民称作‘老大哥’。在火焰山一带，汉语借词在民歌中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汉维两个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也是两族劳动人民友谊的结晶。这种友谊给予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沉重的打击，他们的恶意挑拨，只能暴露他们的丑恶嘴脸。”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到集体大众创作，最大的特点是与社会主义政治教育运动、生产劳动保持着血缘般的关系，作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构成，其中的民族主体性表达受到了阻断。而这种阻断同样作为一种“介入性影响”，会对理解后来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主体性生产提供多样的参照。

附栏目主持人语（姚新勇）：

少数民族文学无疑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长期以来，它总是处于“中国文学研究”的边缘之境，或严重地说，被遗忘于主流中国文学研究之外。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有两点：一是主流文学或文化研究者本能的傲慢，往往在并不了解少数民族文学的情况下，就将它排斥、遗忘；二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往往将自己的研究局限于某一个或某几个少数民族文学或整体的少数民族文学本身，缺乏与主流文学对话的自觉和努力。

不过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民族问题的日益明显化、公开化，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普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逐渐打破了封闭的格局，开始在更为广阔的中国乃至世界的空间中发声。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自觉地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或中国多民族文学纳入到中国现代转型这一框架中加以把握，从而使得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既贴近了“中国研究”的核心问题，又弥补了主流文学、主流文化研究的重要缺陷。本栏目的三篇文章，就从不同的侧面显示了这一品质。

《少数民族文学：身份话语与主体性生产》一文，从“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入手，考察了它被给予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学”、“民族的民族文学”以及“后殖民弱势文学”三种身份的定位。并结合心理分析、后殖民批评以及少数者话语等西方理论，从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两个方面，较为全面细致地揭示了作为话语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建构与生产性。不仅让我们较为细致地了解了新中国建立以来六十年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演变，同时也帮助我们宏观地审视了现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象征性结构”是怎样从传统的“家、国、天下一体”的同心圆式的差序格局中演变而来的。《主体性的阻断：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文学》一文，以新疆地区为范围，考察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是如何同“传统”的地方性的民族分离意识进行博弈的。阅读此文需要注意三重意涵：一、对偏僻史料的发掘与细读；二、国家统一话语和民族分离话语的博弈之史实与社会主义少

数民族文学对祖国、对党的热诚歌颂之历史的对位性关系；三、文章的题目和结尾所提示但却因篇幅所限而未及深入展开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少数民族主体性”（具体到本文即为“维吾尔民族的主体性”）建构的被“阻断”与被“介入”的历史复杂性。《重寻集体性与文学共和》一文虽是对一个作家文本的细读，但支撑、引导这一细读的理论基础或问题意识，则明显与一个重大当代话题———“公共性的重建”———有直接的关系。这一解读，不仅是对乌热尔图作品所呈现的少数民族文化现代性衰败的“二度体验”，对被遮蔽的边缘抵抗之声的倾听，也是对中国、对人类摆脱现代性分裂状态，走向和谐、互动的集体性乌托邦的憧憬。当然这一憧憬不无跳跃、不无回避，甚至可能不无错位，但它则回应并再次提出那个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倾听边缘之声？

作者简介：欧阳可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现主要从事文学理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多年来发表相关论文20多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各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