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荷红：从记忆到文本：满族说部的形成、发展和定型 | 论文
发布日期：2017-02-27 作者：高荷红 点击数：1397
摘要：满族说部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世从远古至清末、民国的不同时期的生活，其中的“乌勒本”至迟在辽金时期应已趋于成熟。目前，很多传统的满族说部已散佚，有的因为年长者的离世而不再为人所知，有的仅保留在民众的记忆中，有的仅有片段留存。从已出版及即将出版的 51部来看，满族说部的文本演述、传播主要经历了七个时期：口述记忆时期；以口传为主，讲古习俗盛行时期；明末清初新说部大量产生时期；清代康乾至宣统讲述说部习俗定型期；辛亥鼎革影响下对满族母族文学有意识传承期；满族说部与乌勒本定名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以迄当下的定型期。
关键词：满族说部；乌勒本；演述；传播
满族及其先世的历史可追溯至肃慎靺鞨时期，而满族这一族群是在八旗制度内融合而成的具有独特性质的民族复合，即以女真族的后裔为主体，吸收朝鲜族、蒙古族、锡伯族、汉族、达斡尔族，经过长期的杂居生活形成的新的共同体。满族说部作为民间文学的一个类别，特指满族民间流传的口头文学样式，这一名称的最早记载见于 20世纪 30年代出版的清人笔记小说中。与满族说部有关的术语还有“乌勒本”（ulabun，传或传记之意，这也是使用最为广泛的术语）、“德布达林”（tebtelin）、“说古”、“满洲书”等。“说部”一词借自汉语，据富育光考证，源于满语“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汉意为“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这一世代传承的口头演述传统，反映了满族及其先世从远古至清末、民国的不同时期的生活。它不仅是满族形象的民族史、心灵史及民俗史的忠实记录，还将“从远古到近代，满族及其先民如何薪火相传，坚韧跋涉历史长河的历时性作为，相当饱满、直观、立体地展现于前”。满族说部还是信息库，它保留了大量民族文化历史信息，我们尽可将满族说部视作“信史”。“但是，深藏于一个古老民族心理空间的精神记忆，就总体把握来看，常常却要比某些专门史家凭借一己理念‘格式化’过的史书著述，要确切十倍。”
满族说部“乌勒本”在辽金时期应已成熟，最早的说部体遗文，可追溯到辽金时代，且数目可观。满族说部体量大，类别多，异文丰富。满族及其先世操不同语言，创不同文字，又吸纳了汉文的影响，即便形成书面文本，也仅保留了满文（契丹大字小字、女真语皆没有保留完整的说部文本）、满汉、汉文三种形式。近年来，满族说部的抢救与挖掘，重新展示了那些仍活在民间的满语形态，如孙吴县四季屯的满族老人何世环掌握大量的满族传说和故事。目前，很多传统满族说部已散佚，有的因为年长者的离世，不再为人所知，有的仅保留在民众的记忆中，有的仅有片段留存。
从满族说部的四种类型（“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给孙乌春乌勒本”）来看，“窝车库乌勒本”相对短小，多在万行诗以下，且反映的时代内容较早，学者推断其成熟时期也较早。而“给孙乌春乌勒本”这一类以说唱形式为主，这种韵文体的展现也是满族民众早期采取的方式，明清后基本以散体叙事为主。而“包衣乌勒本”和“巴图鲁乌勒本”两类，数量较多，形成过程也较为复杂。“包衣乌勒本”有宁安和爱辉一带富察氏家族传讲的《萨布素将军传》、《萨大人传》，河北王氏家族讲述的《忠烈罕王遗事》，吉林扈伦传人赵东升传承的《扈伦传奇》，爱辉富察氏家族的《顺康秘录》与《东海沉冤录》，宁安富察氏家族的《东海窝集传》等。“巴图鲁乌勒本”为英雄传，如讲述渤海时期女英雄红罗女的说部有《红罗女》、《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等，《双钩记》、《飞啸三巧传奇》、《黑水英雄传》为爱辉富察氏、穆氏、杨氏三族的英雄说部，徐明达家传的《松水凤楼传》、《姻缘传》已有三代。总体而言，超过千万字的满族说部，最初以何种方式创造并流传？又是如何传至今日？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本文拟从满族说部的演述、传播来构拟其文本的形成、发展和定型的主要阶段，以期探究这一口头文类的历时性演进历程。
一、口述、图示记忆时期
在满族传统说部丛书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文本与女真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在未创造文字前，女真人曾用木刻信牌交流信息。金建国前，女真口头文学主要来源于儿童歌谣与劳动人民的咏唱，还有由巫歌发展而来的乐歌。史料中存有两首：一首是《金史·谢里忽传》所载的巫觋之歌，歌词为：“取尔一角指天，一角指地之牛，无名之马，向之则华面，背之则白尾，横视之则有左右翼者。”一首是《金史·跋黑传》所载的童谣，歌中唱道：“欲生则附于跋黑，欲死则附于劾里钵、颇剌淑。”当时的民歌，歌词简单朴素，开始追求形式和韵律。这两首民歌就是经由口头传诵，后人整理、汉译保存下来的。
因古时无文墨，民众常以语言为约，“望图生意、看物想事、唱事说古”是常见的交流、传承方式。满族民众最初选择一缕缕棕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来刻述祖先的坎坷历程，这便是说部的最古老形态，也叫“古本”、“原本”、“妈妈本”。满族人将这种“妈妈本”尊称为“乌勒本特曷”（ulabun tehe），他们就是望图生意、看物想事、唱事说古的。由萨满世代传讲的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的主要依据和提纲就是在德烟山古洞刻下的符号文字。乌布西奔妈妈逝世后，部落的萨满和首领遵其遗嘱举行了隆重的海葬，并将其业绩镌刻在东海锡霍特山脉临近海滨的德烟山古洞中，由洞顶凿刻，螺旋式地由上而下环刻在岩壁上。所刻均为圆形符号和表意图形，如虫蠕鸟啄，大小不一，刻痕深浅不一，显然是出自众人之手。其中有些符号重重叠叠，可能为后世萨满谒洞后补刻，只有乌布西奔生前所在部落的萨满能够识读并解释。每逢举行乌布西奔祭祀，众萨满便据此用满语唱述，族众焚香静听。
这些视觉记忆方法当先于文字。“文字是一种记录手段，而不是一种记忆方法，而图示化的叙事方式对许多民族的历史记忆来说都很重要。”这一时段，满族说部以口头形式产生和传承，讲唱内容全凭记忆。
二、口传讲古习俗盛行时期
女真时期就有“贫者以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的古习。讲家传、讲古在当时很是盛行。讲唱“乌勒本”的活动，不单单是在氏族百姓中进行，金代的帝王也参与其中，且非常重视这一习俗。公元 1184年，金世宗完颜雍巡幸女真故地，“宴宗室于皇武殿，饮酒乐，上谕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乐不易得也。昔汉高祖过故乡，与父老欢饮，击筑而歌，令诸儿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是，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统，朕巡幸至此，何不乐饮。’于时宗室妇女起舞，进酒毕，群臣故老起舞，上曰：‘吾来故乡月矣，今回期已近，未尝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前来，吾为汝歌。’乃命宗室子叙坐殿下者皆上殿，面听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及所以继述之意。上既自歌，知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歌毕泣下数行。右丞相元忠暨群臣宗戚捧觞上寿，皆称万岁。于是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会，畅然欢洽。上复续调歌曲，留坐一更，极欢而罢。”
这一阶段，语言文字虽已产生，但主要用于作家文学。从金初到明末比较长的时期，女真文字主要在政治及军事外交中使用，日常生活交流仍以口头为主。金代说部传世较多，与金代完颜氏家族上层集团极力提倡与重视有关。辽金争雄是说部中富有戏剧性并占据重要影响地位的辉煌主题。女真族英雄的传说故事如《阿骨打传奇》、《忠烈罕王遗事》、《金世宗走国》、《金兀术的传说》、《女真谱评》、《苏木妈妈》等都应已产生，这些讲述传扬完颜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光辉业绩，当主要来自女真完颜部的口头传承。完颜雍对女真族固有文化的重视，使其得以更好地保存、延续和发扬光大。与其他聚居地相比，完颜部兴起故地双城保留了更多的女真故事和女真人的遗俗，如纪念金兀术的除夕烧包袱的习俗等。
三、新说部大量产生时期
明中叶以后，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以致强凌弱，众暴寡。清初，努尔哈赤征服女真各部落，很多氏族被并入八旗或被灭族，仅存数人。清代中晚期，满族诸姓氏在不断的迁徙中分合频繁，形成不可抗衡的历史潮流。各个氏族在外来的灾祸旋涡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业绩。英雄祖先的历史、英雄人物的伟绩、不可外传的家史等，都为女真各部落、满族各氏族创造新说部提供大量素材。
在满族文字尚未创制之前，满族历史人物的史料记载也多付阙如，但在民众中却流传了大量与努尔哈赤相关的人物说部。他的妃子佟春秀的事迹虽未在史料中记载，却在民间尤其是在佟氏家族中口传讲诵、流传下来。《元妃佟春秀传奇》就是流传于辽宁省东部地区、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与元妻佟春秀的传奇故事，与此相关的还有抚顺地区流传的《剑侠佟春秀》。传承人张立忠老人有高超的记忆能力，其子张德玉、孙女张春光、赵岩将该说部记录整理，保留下来。
家族秘传说部多流传于战败的家族中。如《洪匡失国》中布占泰的八子洪匡是纳喇氏赵姓满族的直系祖先，“因为他起兵反抗努尔哈赤才被抄家灭族，清朝讳之，为隐瞒历史真相，诸书皆不提此事。可是，清初达尔汉等人纂修家谱时，如实地录入了洪匡遗系，还是用满文记录的。《洪匡失国》的说部故事，也就从此传下来。祖先规定，代代延续，不准失传，也不准公开。”赵东升家族的“乌勒本”，流传于明末，形成于清初，纯属于家族内部传讲的“先人事迹”。自从发生“洪匡事件”，洪匡本人自杀，家族亲信被株连，更激发了乌拉纳喇氏的极大愤慨，仇恨之心有增无减，为使子孙永不遗忘，传下了《洪匡失国》说部故事。《扈伦传奇》由三个“乌勒本”（“扈伦秘闻”、“南关佚事”和“叶赫兴亡”）组合而成，基本都是赵东升祖先传下来的民族历史和家族秘闻，并非“扈伦四部”历史的再现，仅为逸闻传说。“扈伦秘闻”主要讲述祖先创建扈伦国的经过以及乌拉国布占泰灭亡的原因；“南关佚事”讲述纳喇氏祖先对发生在哈达新旧两城内的荒唐离奇的故事的深恶痛绝；“叶赫兴亡”讲的则是明代塔鲁木卫海西女真建国称王并由盛转衰的历史故事。
在前辈学者的搜集调查中，发现萨满教对满族文化的影响很深，说部的很多文本尤其是“窝车库乌勒本”就是在萨满之间秘传的，很难为萨满之外的群体知晓。若萨满祭祀中断，就会使得该说部陷入失传困境，时至今日“窝车库乌勒本”仅有《天宫大战》、《乌布西奔妈妈》、《奥都妈妈》、《恩切布库》、《西林安班玛发》、《尼山萨满》几部。
四、清代康乾至宣统讲述说部习俗定型期
这一时期，满语已创立并广泛应用，用满语讲家族历史的讲古传统已经形成。但满族说部也多不用文字书写，因所传大多属祖先遗事，满族人担心若书写成文字恐被外泄，或被滥放以致流失、污损，他们视此种情形为对祖先之大不敬，故极少形成书卷或手抄遗文。但从清代康乾时始，在某些家族中开始出现手抄本。手抄本经历了从满文传本、满汉相兼文本再到汉文本的过程，少量满文本仍在流传。
满族说部蕴藏丰富,但讲说与传承者多系特殊群体（图片来源于网络）
《萨大人传》是 20世纪 20年代爱辉大五家子富察氏家族总穆昆、说部总领富察德连先生承继的祖传珍藏本。这个古老的传本，自康熙朝果拉查起，已有二百七十余年的传承史。由此可知清初这一讲古传统就已形成。清初富察氏还在吉林乌拉时，就谨遵守当时掌家祖太奶奶的遗命：“每岁春秋，恭听祖宗‘乌勒本’，勿堕锐志。”可见，所有满族家族包括富察氏家族讲说部已基本形成定制，规矩很多。凡被合族最权威的穆昆长老承认的传世“乌勒本”，在全族中被视为祖先的象征，同萨满神谕一样享受祭奠，神圣不可亵渎。说部传本的存放也有讲究，均由氏族穆昆达或萨满在专备的神匣中珍藏。
《木兰围场传奇》是康熙末年时木兰围场都统韦茂成创制的，有传本。他以木兰围场为经线，把与围场相关联的故事编织在里面。乾隆时期，一直经由关家人传承。嘉庆年间，在满族和汉族人家中，涌现出许多乾隆皇帝木兰秋狝而生发的故事，如《乾隆殪虎记》、《乾隆狩猎脱险记》、《牤牛拖诗碑》，与木兰围场有关的《将军墓与公主陵》、《神秘的孩子坟》、《白马告状》、《似汰梁上的不孤鸟》、《滴泪洞的石洞生》，在长城以北的宽城、青龙、平泉、热河、隆化、滦平、丰宁、围场以及内蒙古的喀喇沁、翁牛特、多伦、克什克腾等县旗均有流传，并被关氏家族的传人收录到了《木兰围场传奇》中。经韦陀保、关宏林、关新义、关志勋，一直由关家人传承，后由孟姓家族传承，第一位传人孟桂兰是关志勋的妻子，然后就由孟昭仁、孟宪华、孟庆年、孟繁荣、孟祥财、孟令功先后传承下来。
康熙二十一年，富察氏家族从其长辈中获悉了《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简略传说：“混同北岸有巨丘，古木参差。土人诵传有母子厚葬乃成丘陵焉。”该传说在康熙朝中叶应已形成，并一直在北方流传着。凡康熙朝北戍瑷珲的满族八旗诸姓氏，许多家族都知道并传讲此传说。在黑龙江中下游地区费雅喀、索伦、赫哲族中都会讲述。萨布素、马喇等人还从费雅喀人口里记录了《雪娘娘与大丘坟》，而今传讲的说部已达 43万字。
随着社会的发展，直到清代，氏族中文化人增多，满族说部的“妈妈本”逐渐用满文、汉文或汉文标音满文来简写提纲和萨满祭祀时赞颂祖先业绩的“神本子”。讲述人凭着提纲和记忆，发挥讲唱天赋，形成洋洋巨篇。清中期后多有“乌勒本”手抄本传世，与祖先神匣供于西墙神龛之上，享合族致祭，以备应时请用。满族说部讲唱者在族中倍受尊敬，擅讲唱说部的人被称“有金子一样的嘴”，被视若圣哲，被尊称为“色夫”（师傅），人人敬慕。族中少年因受父兄积极讲唱说部的耳濡目染，从小勤学苦练，将学讲“乌勒本”、争作传承人视为己任。“说部的传教，谨遵氏族内传程式而行，皆由传承人嫡传长子世代承袭。为使讲唱者人才济济，各宗支亦常有遴选聪颖好学、非嫡传子弟的人做说部传人者之例，被选者父母亦甚显荣贵。”
五、辛亥鼎革影响下对满族母族文学有意识传承期
辛亥革命前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使得汉文的传播更为便捷。清亡后，满族人承受着生活压力和精神压力这双重的压力，在很多地区都发生过满族人对自身姓氏和族别的自我调整。“五四运动”令年轻的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将他们的关注对象转向民间，满族的知识分子更是意识到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性。一直作为清朝国策的“国语（即满语）骑射”已被彻底推翻，满语的教学已被全面禁止。从此之后，满语只局限在家庭生活中继续使用，并且一点一点地让位给汉语。满语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对依仗满语表达的民间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但是讲祖习俗依然很盛行。民国初期，满族家庭中大多注重修谱，原本多用满文撰写的家谱多被译成了汉文。不同地域满语的使用情况也有差异，相对而言，“在吉林和盛京，汉语的影响一直很大。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满语的运用已经明显衰微，而在宁古塔地区这一满族人本来的范围内，人们几乎完全不再使用满语。”
本民族语言的濒危促使一些文化专家产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多将本民族文化传承下去视为己任，由此开始了有意识的抢救工作。1926年，富希陆开始搜集满族口碑文学，他记录了其母传讲的《尼山萨满》，1928年前后又记录了其母讲述的《飞啸三巧传奇》，此后他一直坚持搜集记录整理工作。除了搜集记录整理外，知识分子还有意识地从民族的大量英雄传说中，汲取振兴民族的精神力量，进而创造出新的说部。如清末秀才傅延华对本民族族源传说和英雄故事有特殊情感，将流传的祖先历史传闻轶话搜集整理成为《女真谱评》，并在重要的传说故事后加上自己的评价。这一写成的手抄本，后由马亚川的祖父继承下来，又传给马亚川。
六、满族说部与乌勒本的定名时期
富育光在《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一文中首次公布了“说部”的称谓，使很多人士熟悉了这个特有的满族民间文学名词；并阐释满族这一特有文学艺术形式的特征、价值、意义及当代所面临的危难境遇，引起了国内外的重视。早在民国时期，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称“满洲书”、 “说部”、 “家传”、 “英雄传”等名称。20世纪 30、40年代，满族的文化人经过商讨后，将满族说部与“乌勒本”勾连起来：
满语“乌勒本”渐渐改称“说古”、“满洲书”、“英雄传”、“说部”等名称。“乌勒本”古语，只在谱牒和萨满神谕里依稀可见。但是，人们仍感到“满洲书”等称谓，无法鲜明体现“乌勒本”浑宏内容的艺术特征。20世纪 30年代后，瑷珲等地满族说部传承人们便用“说部”一词代替，借以表示并区别在满族斑斓多彩的民间文学遗产中，除有喜闻乐见、家喻户晓的“朱伦”、“朱奔”，即活泼短小的歌谣、俚语、“奶奶口中的古趣儿”之外，尚有大宗独特而神圣的家珍，那便是祖先留下的一部部恭放在神龛上炫耀氏族生存历史、记载家族非凡伟业的泱泱巨篇。“说部”虽借用汉词，其实与我家乡瑷珲大五家子村老人们常说“满朱衣德布达林”(manju i tebtelin)，汉意即“满洲人的段落较长的说唱文学”，即韵体满族说部含义很近似。“德布达林”艺术形式在满族等北方民族中出现很多，实际上就是民间叙事诗，专有讲唱艺人，有不少题材就是民间史诗。如，至今仍有满族老人会咏唱的《莉坤珠逃婚记》又叫《莉坤珠德布达林》，就是一部动情的悲情史诗。“说部”一词一经叫出便被族众所接受，后来便沿用下来。
而“乌勒本”与“说部”两个名称，代表着时代的发展，标志着满族说部随着社会生活巨变和观念的发展，亦有很明显的变革与丰富，随着社会变迁，满族说部还在发生变化。“乌勒本”从内涵到形式严格遵循古风古制，使用满语讲唱，有氏族长辈或名师讲述，有严格的礼俗和秩序，显示氏族的凝聚力和神圣性。而说部发展到近世，恰恰是满族社会生活变化后的演进形态，是“乌勒本”口碑艺术传播过程中的嬗变。满语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氏族影响力日淡，讲唱说部失去了往昔的排场，而且有的说部不为某氏族所独有，已传入社会，统属权已乱，有了很大的扩散趋势和自由性，甚至有的说部表现形式趋向话本和评书。
日伪统治时期，对东北各民族实行残酷的精神奴役、控制政策，伪宪兵队对艺人所说之书的内容有明确的要求，萨布素的故事属于禁讲之列，与之相关的说部传承基本转入地下。傅永利不被允许讲《萨布素将军传》，他就不能再到处讲述说部，只好待在家里种地。傅永利建议傅英仁把说部记录下来以便传给后代，在他的鼓励下，傅英仁用了七八年的时间记录了六大本三百多万字的资料。同样，关墨卿的老叔关福绵将他从父辈传承下来的说部《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残本）传给了关墨卿，让他“一定要想办法不间断地接续下去，千万别断了线”。关墨卿偷偷记下来一些故事提纲，为后来的说部撰写奠定了基础。
七、建国后的定型时期
解放后，满族未能如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一般，其语言文字被作为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受到国家保护，即使在各满族自治县、满族乡等满族聚居区，满语也不是日常交流语言。满语因而被废弃，成为“死去的语言”，被大多数满族人遗忘。满族人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与广大汉族交往中，早已习惯于操汉语、写汉文。由于社会的变革以及诸多社会、历史因素的影响，满族文化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未受到重视，因而讲唱本民族英雄说部的传统习惯逐渐被淡忘。因长时间不再讲唱说部，各民族固有的“乌勒本”传承人便出现了断层，甚至有些传承人对原故事的内容渐渐失去记忆，讲述提纲和手稿亦遗失殆尽，在不少姓氏中，满族传统说部已经鲜为人知。氏族说部均掌握在德高望重的老人中，随着老人逐年谢世，满族珍藏的说部正一年年减少，仅留在族人模糊的记忆中。
解放后，满族说部的发展分为几个阶段：解放以后到 1966年这一阶段；1966到 1976年因历史原因中断十年；繁盛于 20世纪 80年代；繁盛过后的十年沉寂；21世纪初声名鹊起。2002 年，吉林省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成立后，致力于搜集、整理、出版满族说部。2006 年，经过多年的努力后满族说部进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7 年、2009年先后出版两批文本，第三批已进入最后的出版程序。2012年，富育光获批成为满族说部首位国家级传承人，另满族说部还有省级传承人九名。
在民间讲古习俗的依托下，在传承人对说部的调查补充完善的基础上，原有的满族说部渐渐发展到定型阶段。在三批满族说部的出版过程中，传承人及吉林说部集成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搜集了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等地流传的大量满族说部，尽可能将这些说部纳入到满族说部丛书体系中。
我们知道很多说部都散佚了，随着年长者的离世，人亡歌歇了；我们不知道新的说部是否还会产生。现在有的传承人还有徒弟，这些徒弟将把满族说部带向何方，也是我们不知晓的。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无论以何种文学样式出现，已经出版的满族说部丛书将是以后传承的重要依据。这些说部相继出版和面世，将改写满族文学史的整体布局，也将改变学者对满族民间文化的既定认知。学者们需要重新考量与此相对应的学术体系和学术概念，如满—通古斯语族史诗、神话的研究。而满族说部文本中保留的很多内容对满语言研究、考古研究、历史研究都将发生重要影响。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注释由于篇幅有限已删去，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高荷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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