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粉华：亚瑟•哈图与《玛纳斯》史诗的英译 | 论文
发布日期：2017-02-27 作者：李粉华 点击数：1634
摘要：亚瑟·哈图是《玛纳斯》史诗学术史上的关键人物，是第一个将乔坎·瓦利汗诺夫和拉德洛夫搜集记录的《玛纳斯》史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学者，为《玛纳斯》史诗学向西方学术界的延展搭建了一座桥梁。哈图一方面在译文中附有拉丁转写，使英语读者能感受《玛纳斯》史诗的口语特征；另一方面，还完成了大量的注疏性工作，对史诗文本背后的民族文化知识和相关的学术信息进行了梳理汇总，使读者对 19 世纪柯尔克孜族的史诗传统有全面的认识，也为后来的《玛纳斯》史诗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参考材料。
关键词：《玛纳斯》；史诗传统；亚瑟·哈图；翻译；注疏
《玛纳斯》是一部聚集柯尔克孜民族文化精华的口头史诗，世世代代以活形态的方式传承和传播，其走进学术殿堂、被外界了解和认识始于乔坎·瓦利汗诺夫（Chokan Chingisovich Valikhanov）和维·维·拉德洛夫（Vasily Vasilievich Radloff）的记录和搜集工作，而将其文本研究引入国际学术对话，亚瑟·哈图（Arthur Thomas Hatto）的英译和注疏则功莫大焉。
一.《玛纳斯》史诗的记录和翻译
1856 年和 1857 年，哈萨克族裔俄罗斯军官、民族志学家乔坎·瓦利汗诺夫先后在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伊赛克湖周边地区和我国新疆的伊犁、特克斯地区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的传统经典篇章——“阔阔托依的祭典”，一共 3319 行，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一个《玛纳斯》史诗记录文本。但是，由于乔坎英年早逝，他的这一文本记录稿在半个多世纪后才被后人找到。1902 年，维谢洛夫斯基（A. N. Vecelovsky）在圣彼得堡东方考古学的一次会议上向与会者介绍了当时乔坎翻译的俄文稿。1904 年，维谢洛夫斯基在《俄罗斯东方学刊》上刊布了乔坎的俄文译稿。
对《玛纳斯》史诗的域外传播具有奠基作用的另一位学者是德裔俄国学者拉德洛夫。拉德洛夫 1862 年在我国新疆北部特克斯地区，1868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西部地区和楚河谷地，搜集记录了《玛纳斯》史诗部分章节，共 12，454 行。拉德洛夫将自己记录的《玛纳斯》资料用拉丁转写形式编入 1885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十卷本“北部诸突厥部落的民间文学典范”的第五卷《柯尔克孜族人的方言》一书之中。同年，他将其翻译成德文，在德国莱比锡出版。
乔坎·瓦利汗诺夫和拉德洛夫的搜集记录本打开了史诗《玛纳斯》走向学术界的门户。这两位学者的记录本从刊布之日起就成为了学界研究《玛纳斯》史诗的重要资料，并陆续被翻译成土耳其文、哈萨克文、吉尔吉斯文等，长期以来受到各国学者的关注。
亚瑟·哈图（1910~2010），英国语言学家，史诗专家，“伦敦史诗讲习班”（London Seminar on Epic）的创始人和主席，曾主编两卷本《英雄及史诗诗歌传统》。1977年,哈图以《阔阔托依的祭典：一部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史诗》为题，对乔坎·瓦利汗诺夫搜集、记录的文本进行了编辑、翻译和评释。1990年，又以《威廉·拉德洛夫的<玛纳斯>》为题，对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史诗文本进行了重译和注疏，将《玛纳斯》史诗带进了英语世界。
《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族的民族史诗，柯尔克孜族主要分布在原属于俄国的中亚以及我国新疆范围内。乔坎·瓦利汗诺夫是俄罗斯军官，拉德洛夫是俄国学者，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位学者对《玛纳斯》史诗的搜集研究可以说是对本国民族史诗的研究，加上俄语和德语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所以他们尚未将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引入学术界的国际对话。哈图是一位知名的中世纪古典史诗专家，在世界史诗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译介将《玛纳斯》史诗及其学术研究推向了更广阔的学术平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图当是《玛纳斯》史诗走向世界的关键人物。
从学术史看，哈图对《玛纳斯》史诗的翻译有着桥梁性质的作用。以下笔者以 1990 年出版的《拉德洛夫的〈玛纳斯〉》为主线，对哈图在英译《玛纳斯》史诗方面所做的细致工作进行评述。
《玛纳斯》（图片来源于网络）
二.哈图翻译《玛纳斯》史诗的缘由
从学术角度看，哈图为什么要对乔坎·瓦利汗诺夫和拉德洛夫的搜集记录本进行翻译是无须质疑的。一直以来，这两位学者的搜集记录本都是了解和研究《玛纳斯》史诗最重要的资料，尤其是拉德洛夫所刊布的资料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西方的很多东方学家、古典学家都通过这些资料对柯尔克孜（吉尔吉斯）史诗进行研究。
在《威廉·拉德洛夫的<玛纳斯>》一书的前言中，哈图对拉德洛夫给予了至高的评价，认为拉德洛夫是突厥语族民间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在拉德洛夫的学术研究中，记录翻译《玛纳斯》只是他学术成果中很小的一部分，然而，这件事情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绝对称得上大的工程。哈图也直言，读者或许会好奇：对于拉德洛夫这样一位巨匠所做的记录本，他为什么还要耗费几年的时间去重编？首先，拉德洛夫对柯尔克孜语的掌握不如其他突厥语（Turkic languages）那么好，比如他常去的巴尔瑙尔（Barnual）。其次，1862 年和 1869 年，拉德洛夫到过柯尔克孜族聚居的地方，但停留时间太短，使得他对柯尔克孜族的语言词汇没有更深的了解，也使得他没法从当地的社会背景中获得相关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同一条目（item），拉德洛夫会给出情节相互矛盾的史诗片段，而这些疏漏是他稍加核对就可发现并修正的。
A. N. Samojlovič在他的书中介绍道，1859~1971 年间，拉德洛夫在巴尔瑙尔（Barnual）当老师，教授德语和拉丁语，白天的时间根本不够他来编辑整理假期搜集来的资料，因此他经常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休息时间。这样看来，拉德洛夫在编辑转写上有些失误是可以理解的。哈图在前言中说，拉德洛夫的翻译中有很多明显的错误，作为一个新手他也很惊讶拉德洛夫会犯这些错误，决定修正这位学者巨匠的著作。
三.哈图译本的特点
哈图将书名定为《威廉·拉德洛夫的<玛纳斯>》（The Manas of Wilhelm Radloff）。从出版信息“重编、新译及注疏”（re-edited, newly translated and with a commentary）来看，哈图除了对拉德洛夫的搜集记录本进行翻译以外，还做了进一步的工作。整本书共有 643 页，除前言和致谢外，主体部分是近 400 页的拉丁转写和英语译文。左半页是史诗的拉丁字母转写文，对开页上是英文散体译文，史诗内容包括九部分：玛纳斯的诞生（The Birth of Manas）；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Almambet, Er kököcö and Ak-erke ）；阿勒曼别特投奔玛纳斯(How Almambet came to Manas)；玛纳斯和阔克确的决斗（The Duel between Manas and Er kökcö）；玛纳斯的婚礼、死亡与死而复生（The marriage, death and return to life of Manas）；包克木龙（Bok-murun）；阔孜卡曼（Közkaman）；赛麦台依的出生（The Birth of Semetey）；赛麦台依（Semetey）。译文后有一个大概两百页的注疏（commentary），然后是《十九世纪＜玛纳斯＞史诗和若干歌手问题关系的分析》，分析得出拉德洛夫的搜集记录本是从不同的歌手口中记录的结论。然后是与史诗相关的人名、地名、民族部落名称的索引。值得注意的是，哈图还附了《<阔阔托依的祭典>一书错误的更正及进一步注疏》（Corrections and further commentary to the memorial feast for Kökötöy-khan），可见哈图对翻译《玛纳斯》的重视程度和他对待学术的科学严谨态度。总体来说，哈图在翻译拉德洛夫搜集记录的《玛纳斯》史诗过程中，有以下两项突出的贡献。
壹／弥补、纠正前人的学术疏漏
N.查德维克（N. Kershaw Chadwick）在《文学的成长》（Growth of 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拉德洛夫在文本搜集方面有两个明显的失误，其中之一就是没有提供有关作品的演唱者和与演唱情景相关的任何资料。哈图在其“注疏”（Commentary）的开篇中也指出，在《玛纳斯》史诗的德语和俄语的相关资料里面，拉德洛夫没有交代歌手的姓名、演唱时间、演唱地点等信息。查阅官方的报告，也没有发现有用的线索。
为此，哈图从史诗内部进行推理，通过分析史诗歌手演唱版本及歌手流派的特点，认为“玛纳斯的诞生”是拉德洛夫 1869 年从撒热巴格什（Sarι Bagιš）的一位史诗歌手口中记录的，而其他篇章是 1862 年在布谷（Bugu）部落记录的。哈图强调，歌手不一定来自布谷部落，因为史诗歌手是流动的。由于拉德洛夫没有记录歌手的名字，哈图也没能指出并整理出来。在附录《十九世纪<玛纳斯>史诗和若干歌手问题关系的分析》（Analysis of the interrelation-ships of the mid-nineteenth-century Manas-poems and the problem of the number of bards）中，哈图对史诗章节所属歌手进行了一定的讨论。虽然不知道歌手的名字，也不知道哪些章节是出自同一位史诗歌手的，但是哈图通过分析记录本中史诗章节的文体风格、不同章节人物的关系，以及其中一些特性形容修饰语，推理出拉德洛夫搜集的史诗章节可能来自五个歌手的结论。从祷文（the Invocations）和主要的程式群（formula-clusters）来看，哈图认为《包克木龙》和《阔孜卡曼》出自同一位歌手；《塞麦台依的出生》和《塞麦台依》叙事风格很相似，较轻快，更像民间故事（folk-tale），可以认为是从同一个歌手口中记录的；其他的诗章如《玛纳斯的诞生》、《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阿勒曼别特投奔玛纳斯》、《玛纳斯和阔克确的决斗：玛纳斯的婚礼、死亡与死而复生》是分别从三位歌手口中记录的。对有些章节不可能出自同一位歌手的原因，哈图也给出了解释。比如，《包克木龙》、《阔孜卡曼》和《塞麦台依的出生》、《塞麦台依》不可能是同一个歌手演唱的，哈图给出的原因有五个：
1. 在《包克木龙》和《阔孜卡曼》中，阔克切维奇（Kök-Cebi ）是赛热克（Serek）的骏马；但是在《赛麦台依》中，阔克切维奇是古里巧绕（Kül-Coro）的骏马，古里巧绕是阿吉巴依（Ajι-bay）的儿子而不是赛热克（Serek）的。
2. 在《阔孜卡曼》中，英雄主人公巴卡依（Bakay）的坐骑是阿克邦克勒（Ak-baŋkιl）；而在《塞麦台依的出生》中，巴卡依的坐骑是阔克巧牢克（Kök-Colok）。
3.在《包克木龙》、《阔孜卡曼》以及《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阿勒曼别特投奔玛纳斯》中，阿克巴勒塔（Ak-balta）的儿子是波洛特（Bolot）；而在《赛麦台依》中，阿克巴勒塔的儿子叫楚瓦克（čubak）。
4.在《包克木龙》和《赛麦台依》中用了意思相同的不同修饰语形容阿吉巴依（Ajιbay）。《包克木龙》第 1468 行是“jatкan koidu turyuspas”，《赛麦台依》第61行是“Jatkan koidu koz-durbas”，意思都是“不让卧着的绵羊察觉到”。
5. 在《塞麦台依的出生》中，卡妮凯（Kanιkey）的父亲是卡喇汗（Kara-kan）；而在《阔孜卡曼》中，卡妮凯的父亲是铁米尔汗（Temir-kan）。
活态史诗具有口头性的特征，加上演唱环境的各种影响，记录员误听或误写是有可能的，记录下的文本不一定能经住文字的推敲。史诗中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哈图通过分析人物所属关系来判定史诗章节是否出自同一位歌手的做法似有些牵强。就上述第 4 点原因来说，它正是特性形容修饰语（epithet）中“传统多变型”（Traditional, yet varied）一类的表现，哈图却把它当作了两个史诗章节不可能出自同一个歌手的原因。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哈图关注问题的视角细微，论述充分而细致，对《玛纳斯》史诗中人物情节关系了如指掌，他对《玛纳斯》史诗研究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乔坎·瓦利汗诺夫和拉德洛夫在搜集《玛纳斯》史诗文本时都没有记录下歌手的名字，他们大概也不会想到一个小小的疏漏会成为《玛纳斯》学术史上的不解之谜。按目前民俗学的学科规范来讲，这是他们不可原谅的学术失误。由于拉德洛夫没有记录，后人怎么也不可能知晓当时的歌手是谁，但哈图的细心挖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
柯尔克孜族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古代先民使用的是鄂尔浑—叶尼塞文（Orkhon-Yänisäi），后来使用过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喀拉尼亚文演变成的察合台文（Chagatay）。从20 世纪初开始，中亚及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分别开始使用在斯拉夫文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吉尔吉斯文和在察合台文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柯尔克孜文。为了更好地研究柯尔克孜史诗，哈图自学了柯尔克孜语，而且掌握纯熟，但是哈图在英译《玛纳斯》史诗的时候并没有直接附柯尔克孜文。对于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虽然哈图本人熟知柯尔克孜语，但是不管是基里尔字母还是阿拉伯字母，对于英语世界里的读者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拉丁字母是西方主要语言文字通用的拼写符号，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一种字母文字系统，而柯尔克孜文又属于拼音文字，二者可以相互转写。用拉丁字母转写后的原文，读者虽不能明白其意思，但可以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使读者感受到歌手演唱时的节奏和韵律，这为不懂柯尔克孜语的学者们研究《玛纳斯》史诗提供了很大方便。
哈图在《拉德洛夫搜集的〈玛纳斯〉》一书的前言中已经指出，由于拉德洛夫的柯尔克孜语掌握得不好，加上没有时间校对，文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在翻译过程中，哈图对拉丁转写文进行了认真的校对，对拉德洛夫转写过程中的错误进行了改正，并且把所发现的错误详细地标注在该页下面。例如在“阿勒曼别特、艾尔阔克确和阿克艾尔凯奇”一章中，在第 18 页下方，哈图就指出并更正了七处错误：146 R Kanιŋ, 158 R atyayιm, 167 R Kökrökkö, 181 R Kökröktö, 190 R Ka-nιn, 192 R Oirottu, 210 R eläi。这里数字代表诗的行数，“R”指拉德洛夫的文本，后面跟的词是拉德洛夫文中的拼写。哈图改正过来的写法是这样的：146 Kannιŋ, 158 ajayιm, 167 Kökürökkö, 181 Köküröktö, 190 Kanιn, 192 Oirotu, 210 aitelä。仔细核对发现，这些错误都是由拼写疏忽造成的，比如第 167 行，哈图更正后的是“Kökürökkö”，补上了拉德洛夫漏写的字母“ü”，第 190 行是“Kanιn”，去掉了拉德洛夫多写的连字符“-”。
贰／翻译与学术注疏
哈图的英译采用的是散体直译的方法，没有进行逐字逐行的翻译，而是根据原文的大意来翻译，读者要将英译文与拉丁转写文对照起来并不容易。比如第一章的第 42~65 行是描写对玛纳斯的命名和未来预言的：
42 Emierkäk bala karasa, 他看上去他是一个男孩，
apak eti čüštödöi, 白白的脸蛋洁白无瑕，
ustukan-sčgü mistädäi. 身体骨架如同玲珑的小树。
45 Ak bos biä soidurdu, 让人宰杀了白色的牝马，
Jakιp-kan tūγan balasιnan 贾克普为了自己的儿子
tört paiγambar kojoγo 请来四位圣人
atιn ‘Manas’ koidurdu. 为他起名叫“玛纳斯”。
Tört paiγambar kιnadι, 四位圣人纷纷前来，
50 paiγambar balanι sιnadι. 仔细地观察孩子的面容。
Jerkendän kelgän jeti elči 从叶尔羌赶来的七位使者
jentägin mιktap jep ketti, 美美地享受了一番喜宴的佳肴，
‘Manas jelmoγus cιγat! ’dep ketti; 却留下一句“玛纳斯会成为一个恶魔”的话语；
Kιtaydan kelgän kιrk elči 克塔依来的四十位使者
55 kainasιn mιktapjep ketti, 享受了各种美味佳肴，
‘Manas Kιtaydι kιrat! ’depketti; 却说出了“玛纳斯会把克塔依消灭”的话语；
Noγoydon kelgän on elči 诺盖赶来的十位使者
olturup etin jep ketti, 坐下来吃饱了锅里的肉食，
‘Manas oiron čιγat! ’ dep ketti. 也留下了“玛纳斯会称霸世界”的话语。
60 Bu baibičä Čιyrιčι 这位夫人琦依尔奇,
Manastι sιr bešikkä bölödü, 把玛纳斯放入了雕花上漆的摇床，
Manastι Kιdιr jölödü. 克德尔圣人扶持着玛纳斯。
Manas kabak jerdän buγuldu. 玛纳斯已经保全了姓。
Kapιr-minän Busurman 在异教徒和穆斯林中间，
65 Manastιn kabarι mιktap uγuldu. 玛纳斯的名字传遍四方。
哈图的英译文是这样的：
……And now if one looks at the boy, his flesh is dazzling white as cambric, his bones are strong and shapely.
He had a white mare slaughtered, Jakιp -kan had four prophet -hojas name his new-born son‘Manas’. The four prophets held the boy tight and surveyed him.
Seven envoys come from Yakend ate up their birthday-feast and left:‘Manas will prove a Jelmoguz! ’they said. Forty envoys come from China ate their meal and went away:‘Manas will destroy China! ’said they. Ten envoys come from the Nogoy sat and swallowed their meat ,then left:‘Manas will be our ruin! ’they declared.
That MistressČιyrιčι swaddled Manas in a painted cradle, and Kιdιr supported him. Manas was hidden in a hollow. Among the Infidel and the Muslim great report was heard of Manas.
虽然读者不能将英译文与拉丁转写文逐行对应，但是哈图的翻译通顺流畅，更便于读者充分了解史诗内容。对史诗中的人名、地名、部落名等，哈图采用的是音译，并在附录索引中加以注释。如“Kanιkey（heroine）3,122,632,740”，“ čoŋ-kara（steed）2,1415”，第一个词是名字，括号里是哈图标的简要注释，第一个阿拉伯数字表示史诗的章节，后面跟的数字代表该名字出现在诗中的行数。在英雄史诗中，马、猎犬、鸟、剑以及盔甲上的宝物与人一样有地位。哈图在附录的人名索引中，除了人物外，对马、宝剑、盔甲等的出处也作了详细的标注，便于读者查找。
除了翻译以外，该书更大的价值是译文后将近二百页的“评注”（Commentary），这些疏解性的评论对于远离突厥语族文化的西方人理解这部史诗至关重要。哈图在评注中对一些隐含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语境的诗行进行了详细阐释和分析说明，内容涉及中亚柯尔克孜族及其他游牧民族的文化心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比如对上述引文第 62 行中的“Kιdιr”，哈图作出了注释：
62. Kιdιr：the pre-Islamic‘prophet’Khizr, widespread in the popular beliefs of Central Asia. Kιdιr helps above all the poor and needy, indeed he incorporates the spir- it of charity and may appear in the guise of any needy person one may meet. But the rich and mighty depend on his‘support’, too. For a detailed study of Kιdιr’s manifes- tations among some Kirghiz tribes, see Pojarkov, 1891，pp.28-35
第 62 行中的“克德尔”是前伊斯兰文化中的“圣人”，在中亚民族的信仰中普遍存在。他会扮成帮助信仰伊斯兰教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事实上他会将怜悯之心给予那些遇到他并需要帮助的人，另外富人的财产也是来自克德尔。对吉尔吉斯（柯尔克孜） 部落中克德尔圣人显现更多研究可见 Pojarkov 的 Iz oblasti kirgizskich verovanij (Etnografi eskoe obozrenie，1891 年第 4 期，21~43 页)的 28~35 页……
哈图的注释一方面将隐含文化传统的语词回溯到了民族文化语境中来阐释，另一方面从学理角度出发，让读者在学术视野中理解问题。由此可看出哈图的翻译实际上是对《玛纳斯》史诗的研究过程。哈图对颇受学者关注的一些名词术语也作出了界定，比如对在《玛纳斯》中引起争议的“Bejin”一词，哈图在其地名索引中给予的注解是这样的：Bejin 1,148. This can scarcely stand for ‘Peking’,but rather stands symbolically for the Sino-Kalmak region, cf1,92 bejindägi ‘of Bejin’applied as epithet to Koŋur-bay, the leader of the Sino -Kalmaks of Kashgaria. The theme of a great Kirghiz（not‘Nogoy’）expedition to peking is a product of latter-day Kirghiz nationalism.
别依京第一章 148 行。这几乎不能用来代表“北京”，而是象征性地指代中国—卡勒玛克地区。bejindägi‘of Bejin’常常用作喀什葛利亚的中国—卡勒玛克首领空吾尔巴依的特性形容修饰语，即别依京的空吾尔巴依。柯尔克孜（不是诺盖）远征北京的史诗主题是柯尔克孜后期民族主义的产物。
对《玛纳斯》中的“北京”这一问题，我国《玛纳斯》史诗学者郎樱在认真研究了居素普·玛玛依和艾什玛特的《玛纳斯》唱本以后作出了推断，认为“《玛纳斯》中重要的篇章《伟大的远征》所征服的北京，既不是现在的北京，也不是天山附近的北庭(别失巴里)，而是漠北高原上的名城哈喇和林或忽兰失温”。而学者张永海借助地理学（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和地名演化史)的研究成果，严格对照居素甫•玛玛依《玛纳斯》变体的原文，认为《玛纳斯》中的“北京”指契丹首都上京—临潢。
四.结语
《玛纳斯》史诗是一部典型的口头史诗，数百年来主要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柯尔克孜族民间。口头传播是这部活形态史诗最主要的流传方式，但口耳相传的方式受限于语言和时空，《玛纳斯》史诗只能在有限的地域范围内传播。虽然民间很早就有手抄本流传，在书写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下以及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下，《玛纳斯》史诗也不断被记录下来，以印刷本、音频、视频等方式流传于世，但这些方式一样受限于语言，《玛纳斯》史诗无法跨越族群传播。
然而，学术是无边界的。要打破史诗流传的语言障碍，将《玛纳斯》史诗引向拥有更深厚学术资源的西方，就必须实现《玛纳斯》史诗的跨族群、跨语言、跨国界、跨文明传播。1885年，《玛纳斯》史诗就被拉德洛夫翻译成了其他文字出版。但德语和俄语都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玛纳斯》史诗并未被介绍到更为广阔的学术界。
哈图是知名的中世纪古典史诗专家，在世界史诗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的译介使《玛纳斯》史诗的研究推向了世界级学术平台。哈图的翻译附有拉丁字转写，使英语读者能感受《玛纳斯》史诗的口语特征；另一方面，哈图对其译文作出了详细的注解，对材料进行了细致的整理分析，对学科上颇受关注的相关话题进行了评释。可以说，哈图的《玛纳斯》史诗英译本是后来西方《玛纳斯》研究学者不可或缺的参考材料。诚然，由于缺乏田野作业的实证性研究，哈图对柯尔克孜族口头传统的了解和认识依然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1] Hatto, A.T., The Manas of Wilhelm Radlof, Wiesbaden: Harrassowitz,1990，pp. IX，pp.6-8，pp.7-9，pp.616.
[2]阿地里•居玛吐尔地.乔坎•瓦利哈诺夫及其记录的《玛纳斯》史诗文本[J].民族文学研究，2007，(4)：169-173.
[3]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曼拜特•吐尔地，古丽巴哈尔•胡吉西.柯尔克孜族民间信仰与社会[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48-50.
[4]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史诗在西方的流传和研究[J]. 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50-55.
[5]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玛纳斯》国内外研究综述[EB/OL].http://cel.cssn.cn/ztpd/zgss/tjyzgmzss/201012/t20101224_2761917.shtml,2010-12-24.
本文原刊于《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四期，注释由于篇幅有限已删去，请参见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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