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梅萍：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论石舒清笔下的女人 | 论文
发布日期：2017-03-02 作者：马梅萍 点击数：1515
内容提要:石舒清的作品善于刻画女人，他笔下的女人勤劳、内省、虔诚，成为西海固精神的承载者。这种精神即回族传统的伊斯兰教信仰和汉族传统的厚家恋土观念。赞母失父的潜在情绪构筑了西海固的群体人格:西海固如一个自尊的未成年人一样在忧伤中思索自我、探寻终极关怀。
关键词：石舒清；女人；西海固；精神所指；群体人格
引子：性灵与现实的中间带
在文学延续了百年以来毁典的冲动而急待建构价值体系的今天，隅居西北边地的回族作家石舒清以他一以贯之的对于西海固回族民间传统精神的书写为文坛提供了一种精神参照。所谓“礼失而求诸野”，石舒清的创作正是由此具有了意义并引起了文坛的极大关注，著名学者李洁非、孟繁华、李敬泽等对石舒清都有不菲的评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等奖项的获得以及入选“中国小说 50 强”的殊荣，无疑见证了身为回族的石舒清继张承志之后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文学史价值的存在。
因此石舒清的文学文本就具有了被阐释的必要，阐释他的创作离不开作品依托的文化背景———西海固。
西海固原是西吉、海原、固原三县合称，它最初的命名源自于 1953 年成立于甘肃的“西海固回族自治区”，1958 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划归宁夏，改称“固原专区行政公署”①。中间又经变迁，到今天西海固的外延主要指在地质地貌上与北部川区相对的宁夏南部山区七县（区），包括固原市的泾源、彭阳、西吉、隆德四县和原州区，以及划归到中卫市的海原县、隶属吴忠市的同心县。
当然，石舒清作品中的西海固不是单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西海固，而是人文地理范畴的西海固。所谓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是“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基础，探讨各种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扩散和变化，以及人类社会活动地域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②。人文地理的核心理论是人地关系理论。西海固的人地关系很独特，地是十年九旱、贫瘠欠收的宁南山区丘陵、山地；人是生活在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祖辈土里刨食的回汉人民。需要说明的是，经过元时成吉思汗与旭烈兀的两次西征，大批中亚穆斯林东来，西海固地区是他们的主要落脚点之一；到清代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老弱妇孺被强制迁徙至西海固为止，西海固作为全国最大的回民聚居区的分布状况已形成并稳定下来。所以说到西海固人时更多时候是指向回族人的。土地难以提供足够的供给，人们因之贫困。然而，在石舒清笔下，人与土地的关系格外地发人深省：在这块焦涸的土地上，人们所发出的声音不是抱怨，而是感恩，穿越生存苦难之后的人却显现了罕见的平和，土地与人在表面的紧张关系之下潜藏着深层的亲和。
物质如此匮乏，生存如此艰辛，为何石舒清作品中的西海固世界却保有这样一种自足的人生状态？笔者认为这正是解析其作品内涵的关键所在。当然，解析的落脚点还得放在作者对西海固人的塑造上。
石舒清笔下人生百态，形象众多，但归纳一下，可以看到出现频率较高并极具深意的形象类型大致有老人、女人、残疾人等，其中女人尤甚。这些女人形象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辛勤劳作、追求精神净化。劳作突出了女人的母亲身份，与之相联系的是世俗生活的艰辛；净化突出了生命个体的本体身份，指向的是神圣的信仰领空。可以说，女人连接了世俗与神圣。青年学者达吾曾评论：“在西海固广大的莽原上，女人是性灵与现实的中间带，是焦灼背景上的清凉，是情感负载信仰的支援者。石舒清是善于写女人的，他笔下的女人有着传统和古典的光芒，有着与生俱来的信仰的美丽。”③石舒清也在他的一篇文章《西海固的人们》中深情地写到：“我一直觉得，在西海固，儿子应该加倍地感激他的母亲，怎么感激都不会过分；丈夫应该加倍感激他的妻子，怎么感激都不会过分。如果用一件皮袄打一个笨比方的话，那么西海固的女人就是皮袄的里子，是有毛的一面，是暖和的一面，是贴心贴肉的一面，男人则是光秃秃紧巴巴的面子，摸上去没个摸头，看上去没个看头。”④
女人不仅诠释着自己，她们同时也在表达着集体意义上的西海固人以及西海固这块土地。以下笔者结合文本，由对女人形象的分析入手，挖掘石舒清文本中蕴藏的西海固价值理念以及西海固文化人格。
女人形象及其精神所指
（一）女人形象的不同类型
总体而言，石舒清所塑造的女性多是内省的乡村传统回族女性。这些女性在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不是内在精神的差异，而是不同人生阶段的生命姿态差异。抽取石舒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归纳一下，会发现这些女性基本可分为：少女、妇人、母亲、祖母几种类型，把这几个不同年龄段的女人剪辑、重叠起来，就再现了西海固女人的一生。
1. 少女
小说《花开时节》、《民间行为》、《暴雨》等都有对少女形象的刻画。《早谢的花》、《受看》、《甘草姑娘》、《待嫁的新娘》等散文也感慨了西海固少女青春期的美丽。《花开时节》的题目本身就暗含着一种隐喻意味：在遍地花开的季节，少女的青春之花也悄然开放，它等待着采摘。小说中，当情窦初开的宰乃拜沉迷于一片花海时，在年轻的养蜂人眼里，她无疑成了花中花。“花”与“蜂”这两个关联物象的设置，使得少女的美所具有的召唤意味分外突出。如果说宰乃拜的青春心理犹自朦胧的话，那么《民间行为》中花花退掉娃娃亲后想有一个未婚夫的明确想法就包含了对爱的自觉呼唤，《暴雨》中的碎姐更秘藏着少女身处恋爱时那种沉浸的心理。由觉醒到呼唤再到沉浸，作者串起了一个西海固未婚女子含蓄的情感历程，那条象征古典美的黑黝黝的大辫子在她们身后如影随形。
2. 妇人
西海固人把已婚的媳妇称为妇人，在石舒清小说的女性世界中，内心世界最丰富的当属妇人们了，她们的普遍特征是沉静内省。她们中有的体悟到了宗教的神圣意蕴而追求精神的洁净，如小说《旱年》中的萨利哈婆姨和《节日》中的环环媳妇。《旱年》中小说题目在点明了年景干旱的同时，也暗示了萨利哈婆姨因为丈夫常年在外而独守空房的寂寞，但生理的干旱难掩心理的润泽。生活的衣食无忧使她满怀感恩之心，对乞丐的慈悯和对礼拜者的钦慕又使她升华了自我。因此，旱年不旱：年景虽旱而人的心灵不旱。也有些女人因情思萌动而生发了鲜活的生命力，但这份情思总是被植根于潜意识中的传统民族伦理观念收束有度而不致泛滥。如小说《果院》中的耶尔古拜女人、《留守》中的旦旦媳妇以及《秋日声响》中的祖布黛等。两种妇人各具特色，互为补充，使得女人的生活呈现出多样化特色。与此前的少女阶段相比，已婚妇女生活中宗教观念的影响明显增加。
3. 母亲
母亲这个词在任何一个民族的语汇中都是一个神圣的称谓，是奉献精神的能指，石舒清笔下的母亲亦然。只不过，因为母子情深的缘故，作者难以拉开心理距离以陌生化的视角审视母亲形象，所以他作品中母亲的内省意识与心理复杂程度较妇人略为逊色，母亲更多承载了养育的责任意义，成为爱的载体。小说《残片童年》中“护花的神”和“高房子”篇均以儿童视角回忆了母亲对孩子的守护，凸显了母爱在人成长过程中无可取代的重要性。小说《乡土一隅·长歌当哭》中用哭调适生活压力的邻居女人表现了母亲维持生计的艰辛层面。
在身为回族的石舒清这里，民族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母亲形象在他这里多了一份圣洁的宗教气息。如小说《清洁的日子》中母亲清扫尘灰的庄重仪式成为一种象征，扎根于孩子的早期经验，扫尘前的选日子、洗大净、燃香、颂读《古兰经》等莫不突出了伊斯兰教的清洁精神，母亲清扫了屋子，同时更净化了孩子的心灵。石舒清曾在《残片童年》中有感而发：“我越来越为自己拥有一位有坚定信仰有优秀品质的母亲而深感庆幸、自豪。这是一种无量的福祉”。西海固的母亲们，因为她们的辛劳,因为她们的奉献，更因为她们的虔诚，这片土地才如此的安稳祥和，可以说，母亲是西海固的脊梁。
4. 祖母
与母亲相比，祖母年龄更老，与自己的血缘距离和年龄距离更远，往往会使人想到古老的记忆，继而与死亡和新生联系在一起，犹如始祖，成为文化之根的象征。石舒清小说中有许多祖母形象，小说《小青驴》中的姑太太、《节日》中的尤努斯奶奶、《秋日声响》中的祖98太太以及《逝水》中的姨奶奶等。这些祖母形象无一例外地具有宗教的神秘气息，安享晚年的她们基本上不再关注俗事，而是从日复一日的礼拜功修中参悟了人生；但是她们的存在本身，却呵护了后辈的成长，给了子孙精神的依靠，实现了文化的传承。
从少女到祖母，由青涩而智性，石舒清让我们目睹了西海固女人的一生。
（二）女人形象的精神所指
西海固的女人生长于乡土，依托于家庭，其一生浓缩为母亲角色，大地一样供养着西海固的子孙。石舒清有篇讲述土地与人的供养关系的散文名为“地母仁厚”，母亲一样的土地，反之亦然，土地一样的母亲，母亲与土地融合为一个能指符号，指向了西海固的精神世界。
这种精神就是传统价值观。综观历史，现代中国经历了频繁的政权更替与文化动荡；当代中国正面临着经济浪潮的迅疾冲刷。百年以来变动太多，传统文化和精神资源得以传承的恒稳定语境不复存在，兼之自新文化运动以降的启蒙话语使传统文化一再退缩，传统精神日渐遥远。而西海固恰恰以其偏僻、封闭和缓慢无意中留存了某些传统因素。因为古来丝绸之路的横贯而过，也因为介于关中与塞外间天然屏障的历史位置，西海固实际上处于中亚伊斯兰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以及北方草原游牧文明的文化交接带上。在回民的黄土高原上，传统更多地表现为伊斯兰文化传统与汉文化传统的结合，这些传统的精神资源在石舒清作品中以女人为载体得以表达。
1. 汉文化传统
汉文化是一种家天下的乡土文化模式，血缘与地缘是其延续的基石。所谓血缘是以亲子关系和婚姻关系为纽带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人和人的权利和义务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⑤。地缘是生于斯、死于斯的人和地域间的因缘关系。血缘突出的是家，地缘突出的是土，所以重家恋土是汉文化的普遍情结。
在石舒清的作品中，这种重家恋土的观念一方面表现在女性与土地的亲和关系上，如《秋日声响》、《果院》、《旱年》中的女人都有一种对于土地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树木、庄稼、家畜等发自肺腑的深情。另一方面表现在女人身上所具有的勤劳的持家美德上，这在石舒清作品中的女人身上都有体现。在西海固，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生计的无望迫使男人们出外谋生，于是务弄庄稼、操持家务、孝顺老人、哺育孩子这些担子统统责无旁贷地落在了女人身上。是她们成年累月地劳顿着才使家的秩序有条不紊，才使西海固生生不息地代代繁衍。石舒清曾写到：“由于女人的原因，在西海固，家庭一般是相当稳定的，女人飞落到哪棵树上就笃定在哪棵树上过一辈子，结巢觅食，死而后已。”⑥
2. 伊斯兰文化传统
回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强调认主独一与清洁的精神，认主独一指除真主外别无其他受崇拜者，突出了信仰的绝对性；清洁的精神显示了人对于永恒精神的追求，此处的清洁由衣食住行的外在清洁延伸到对于精神的内在净化。这些观念都借助于一些文化仪式和符号来显现，如回族人终身履行的五大功课念、礼、斋、课、朝就是信仰的仪式体现，它承载了虔诚、自省、慈悲、感恩等精神意义。清真寺作为礼拜的场所成为空间符号，坐落于回族生息的每一块土地，联结世俗与神圣。与其说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毋宁说它是一种通达合理的生活方式。所以，伊斯兰文化是一种信仰与务实相结合的具有积极入世特色的文化类型。而西海固地区的伊斯兰教在本土化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融世俗权威和宗教阐释于一体的苏非门宦制度，苏非强调导师的引导作用，主张通过修炼、参悟提高认识，具有浓郁的神秘主义气息。
因为信仰的原因，石舒清笔下的女人大多具有宗教所赋予的圣洁气息。她们的行为举止无不与信仰有丝丝屡屡的纠结，只不过因为个人的领悟存在着程度深浅的差异。姑太太、母亲、环环媳妇等人一代代执著地追求着洁净的精神，她们虔诚、慈悯、感恩，这是她们得天独厚的精神优势。宗教给人提供了一种心灵的终极关怀，有了这一依托，她们才真正获得了自我，闪现着人性美的熠熠光华。
对于西海固的传统精神，石舒清是带着一种赞美的倾向来构建的，所以对于西海固精神的负载者——女人，作者也是带着一种由衷的喜爱来书写的，似乎这些女人就是他的亲人，实际上这些女性也确乎是他的亲人或邻居。西海固社会赖以维系的是基本稳定的乡土秩序，石舒清深沉地爱着这块土地，他的作品差不多都取材于西海固，再缩小了说就是他曾生活过的村子，人物原形可能大多是他自小耳熟能详的。费孝通曾说过：“乡土社会在地方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假如在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话，在人和人的关系上也就发生了一种特色，每个孩子都是在人家眼中看着长大的，在孩子眼里周围的人也是从小就看惯的。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⑦所以，石舒清在书写她们的时候，带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感，而非居高临下的俯视，在他的笔下，女人是血肉丰满兼具灵性的人，是负载信仰在现世中耕耘不辍的人。
而在张贤亮、贾平凹、陈忠实等人的笔下，女人是西蒙·波伏娃所说的“第二性”，是物而非人，她们或是确证男人性能力的附设，或是声色犬马的暗示，或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即便像张贤亮这样充分挖掘出女人母性特征的作家，也会在作品中设置出男人离弃女人的结局，尽管是女人成就了他。被认为宗教传统浓厚的西海固回族地区，石舒清书写着作为家庭和社会脊梁的女人，与主流文化中把妇女作为物的样态的书写传统迥异，这无异于一个反讽。
建构西海固的文化人格
无独有偶的是，同为西海固回族作家的李进祥和马金莲也善写女人。李进祥笔下的回族女人在生活的磨难中仍保有柔韧的生命力；而男人却处于被城市挤压的无力处境。马金莲小说的叙述视角与描写对象几乎都是女性，以此为切入点展现了西海固回族在世俗人生中的平和心态。即便是善写底层男性艰难生存处境的西海固东乡族作家了一容，也在小说《挂在轮椅上的铜汤瓶》中让母亲成为穿越苦难的精神象征。
同样一个西海固，为何在张承志的《心灵史》中流露出“他”阳刚的男性气质，男人成为理想价值的担当与守卫者？而生活在西海固的石舒清们却写出了“他”阴柔的母性品格，让女人成为精神意义的负载者？到底哪种书写更接近西海固当下的真实性格？
笔者认为，来自东部都市的张承志对于西海固而言是一个具有他者身份的外来者，他是怀着一种在母族文化中找到精神支撑的寻父情结走进西海固的，创作动机本身就包含着前理解与想象的成分，所以他书写的是理想化的而非现实的西海固，同时也是历史的而非当下的西海固。与之相较，石舒清们是土生土长的西海固人，是文明主体最适合的阐释者，所以他们笔下的西海固更为接近今日西海固的生活实况。
在对《心灵史》与石舒清小说的联系阅读中会产生质疑，为什么历史上、想象中西海固的男人很强悍，而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却是女人更为强韧。的确，石舒清作品中的主人公很少有成年男子，即便有也缺乏一种强健的力度，不及女人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厚实。例如《出行》与《疙瘩山》中的叙述者是正在精神的路途苦苦探寻的思悟者，还没有建立稳定的精神秩序；《恩典》中的马八斤在城市权力的冲撞下家长地位岌岌可危；《疙瘩山》中的苏非修士小姚真正达到了宁静透彻的宗教境界，但他的生命却又那么脆弱。石舒清作品中的父亲形象也较模糊：父亲在母亲打扫屋子的清洁仪式中缺席；在队长砍树的暴力时刻回避。走出西海固的回族作家们情之所衷几乎都偏向于女人，这似乎说明他们的文本总体上存在着一种深层结构⑧：西海固如一个尚未长大的少年，他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寻求庇护，这种庇护由母亲转向宗教。由拥有父性到父性缺席，由仰望父亲到依赖母亲，从张承志与石舒清文本间的差异似乎可以窥见西海固一二百年间因历史变迁而导致的人格变迁。
清盛期至末期，苛捐酷吏以及连年灾旱致使民不聊生，全国各地时有农民起义发生，西北回民起义也是这股起义洪流中的一支。乾隆四十六年（1781），爆发了青海撒拉族、回族起义。两年后，在甘肃盐茶厅一带又爆发了田五、张文庆领导的回民起义。同治年间，因汉族地主团练对回民的屠戮压迫再一次激起了回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巨大，扩及陕西、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历时十余年之久。⑨起义的主体是男性，反抗、牺牲的事实本身也显示了回回民族为追求信仰与生存权利而不畏强权的刚强性格，张承志的《心灵史》正是感于这种雄壮的父性英雄气质而作。
而石舒清的创作背景恰是百年沉寂后的西海固回族社会，百年中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有失父的潜在情绪，这就有赖于历史的回答。据载，回民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大肆屠戮义军，青壮年几被残杀殆尽，剩余的妇孺被大规模地流放与强制迁徙，这一斩草除根式的善后措施对回民形成了灾难性的打击。田五、张文庆起义失败后，“田五、张文庆的家乡海原的小山、通渭的草芽沟及安定的马家堡等地的人民被‘悉数斩决’，并穿地揭墓，锉骨扬灰” ⑩。剩余妇女儿童被流放为奴，“村落为墟，庐舍财产荡然无存” ⑪。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后，青壮年男子几乎全被屠戮，“金积堡中老弱妇女一万两千余口，解赴固原州府城数十里地方，分拨荒地安插” ⑫。其余妇孺分批安置于甘肃平凉、会宁、安定、化平川（今宁夏泾源）、盐茶厅（今宁夏海原）、隆德等地。从此，陕甘回民被迫从富庶的平原地区迁徙到偏僻荒凉的宁南、陇东山区。
劫后余生的伤痛不绝如缕地漂浮在西北回民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集体记忆在家庭、族群的复述以及纪念仪式中被不断地重构、延续。“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 ⑬。在今天我们还能透过文学文本管窥到它的存在，如陕西的冯福宽、宁夏的拜学英、新疆的杨峰等回族作家都曾明确写到清末回民起义的遗痛。
由历史的记载可知一百多年前来到西海固落户的几乎都是老弱妇孺，失去了男人的女人们大山般地支撑起一切，在荆棘遍生的荒蛮之地顽强地生根发芽。西海固的孩子目睹了所有，在历史的阴影下沉重地成长，他们忧郁，缺乏安全感。在他们成长、濡化⑭的过程中，丧父的沉痛记忆代代相传，所以潜意识中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坚定的依托。母亲的怀抱让他们温暖，但无法安置自我与世界，所以他们把寻求的目光投向宗教。
这就涉及到西海固的群体人格⑮：西海固如一个自尊的未成年人一样在忧伤中思索自我、探寻终极关怀。
如果说这一文化问题存在于石舒清等人作品的深层结构的话，那么在宁夏回族老作家马知遥那里，这就是一种自觉的创作动机。他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以起义失败逃入深山的亚瑟爷为意象，在家族的繁衍中显示西北回族强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的精神困境。他们因为自尊和自我保护而保守，这保守导致了他们在新秩序的冲击下茫然无从。在此马知遥极具民族情怀地构想出了西北山区回族的群体人格：保守、焦虑、冲突。
不能否认西海固某种程度上存在着这些性格瑕疵，但西海固人的性格比这更为复杂，有着苏非神秘主义宗教的依托背景，这里更多的是一种悠远静谧。生于斯、长于斯的石舒清们作为西海固的文明主体，他们在文本中无意识流露出来的文化信息、文化心理或许更为接近西海固本身。
注释
① 本段西海固建制部分参考自固原地区地方志编篡委员会编《固原地区志》，第 28～3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马宗保主编《伊斯兰教在西海固》，第 3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③ 达吾：《发现不屈不挠的激情——石舒清小说印象》，《小说评论》2005 年第 1 期。
④ 石舒清：《西海固的人们》，《中国民族》2002 年第 1 期。
⑤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 69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⑥ 石舒清：《西海固的人们》。
⑦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第 9 页。
⑧ 所谓深层结构指内容各个要素在叙述顺序背后的内在关系。深层结构存在的根据是相信具体的叙述话语同产生这些话语的整个文化背景之间存在着超出话语字面的内在意义关系。参见童庆炳主编《文学理论教程》，第 215～216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
⑨ 以上关于清代回族起义部分内容参考自吴万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
⑩ 杨怀中：《回族史论稿》，第 355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⑪ 吴万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第 46 页，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⑫ 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第 110 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01 年版。
⑬〔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第 5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⑭ 濡化（enculturation）指的是文化中的成员继承文化传统的过程以及与此同步发生的文化从一代传到下一代的过程。参见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第 67 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⑮ 群体的典型人格（modal personality）指由限定频率分布的集中趋势表示的、以文化为界限的一类人所特有的人格。参见〔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第十版），瞿铁鹏、张钰译，第 147 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本文原刊于《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06期。
本文为 200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贫瘠中的丰饶：西海固文学现象研究》（09CZW06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马梅萍，女，回族，宁夏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回族文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当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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