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新中国少数民族散文评述 | 论文
发布日期：2017-03-02 作者：杨春 点击数：1640
摘要:当代各民族作家致力于模山范水，故都之风物，草原之壮美，亚热带风光，南国奇观，以及生活于其间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其历史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民族历史和民族风情画卷，体现出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浓郁的民族特色。
关键词:少数民族；散文；当代；评述
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发展迅速，报告文学、历史文学、游记、随笔、报道、政论、杂文、小品文大量涌现，作家辈出，无论是抒情散文抑或叙事散文，都如百花争艳，目不暇接。各民族作家致力于模山范水，故都之风物，草原之壮美，亚热带风光，南国奇观，以及生活于其间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及其历史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幅民族历史和民族风情画卷，体现出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浓郁的民族特色。半个多世纪以来，当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律动，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1949— 1966)、“文化大革命”十年(1966— 1976)和新时期(1977— 2006)二十年三个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在文艺界极力推行“左”的路线，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及“瞒”和“骗”的阴谋文艺，文艺刊物被查封、停办，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大批优秀民族文学作品被打成毒草，一些卓有成就的少数民族作家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民族分裂分子”、“叛国分子”、“反动文人”等，他们被审查、批斗，有的被迫害致死，有的遣送农村、干校劳动改造，大都被迫停止写作，实无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可言。本文主要评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和新时期二十年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
一、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伴随着社会主义事业和多民族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节奏前进，逐步走向繁荣。各民族作家执著于故乡热土，以优美的文笔、精巧的构思、精练的词句，创作了大量颇具艺术性的美文。描写少数民族人民的幸福生活，反映国内外重大社会事件，表现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祖国家园的英雄业绩，歌颂不同时代的英雄和先进人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重要题材和内容。这些作品以质朴的文字和火热的激情，记述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事件和生活事件，刻画或普通或非凡的人物，真实地反映历史，高度地概括生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写实艺术。
1.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成就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成就远不如诗歌和小说那样明显和突出，但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首先，一批少数民族颇负盛名的老作家、历史学家等，在散文、特写和报告文学创作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的作品以强烈的时代气息、独到的选材和珍贵的历史价值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如老舍(满族)《我热爱新北京》、萧乾(蒙古族)《万里赶羊》、沈从文(苗族)《新湘行记》、翦伯赞(维吾尔族)《内蒙访古》、端木蕻良(满族)《草原放歌》、华山(壮族)《山中海路》等都取材于少数民族地域与生活的散文，具有真切的感受和鲜明的民族色彩与地域色彩。
其次，这一时期涌现的少数民族散文作者的创作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与小说和诗歌队伍相比，致力于散文创作的少数民族作者还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群体，主要有那家伦(白族)《然米渡口》、敖德斯尔(蒙古族)《牧马人之歌》、张长(白族)《太阳花》、杨明渊(苗族)《边寨一夜》等。他们的散文以新颖的材料、独特的视角取胜，虽然有些稚嫩，但表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色彩与地域特色，为其今后在散文领域的开拓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再次，不少诗人、小说家、电影戏剧家涉足散文领域，使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的《鄂伦春组曲》、阿·敖德斯尔的《母亲湖》，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洛塔的河流》，壮族作家陆地的《节日纪事》、诗人韦其麟的《翠绿的连绵起伏的群山啊》，满族作家关沫南的《汤旺河上的早晨》，仫佬族诗人包玉堂的《鱼影仙踪》，哈萨克族作家郝斯力罕的《鲜花覆盖的新源》，彝族诗人吴琪拉达的《聪明的阿妞和打哈》，朝鲜族作家李根全的《渔家乐》等。这些出自不同民族作家的散文通过不同的画面、不同的人物，折射出各族人民丰富多彩的新生活。
2.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特点
首先，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和回忆录创作刚刚兴起。各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写史成为一种热潮，出现了创业史、地区革命史、校史、厂史、社史、乡史、村史等等。这些作品材料丰富翔实，脉络分明，语言优美，富于文采，融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炉。虽然在当时难免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但也反映了历史的轨迹和少数民族人民艰苦创业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享受革命胜利果实的同时，不忘历史上有过贡献的英雄人物，尤其缅怀革命烈士、革命领袖，于是为历史英雄人物、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烈士、民族领袖、各条战线英模树碑立传，形成一种风气。与此同时，各种回忆录纷然而出，其中尤以革命回忆录为最，有鸿篇巨著，更多的则是回忆一人一事的单篇。这些回忆录，不仅忠于史实，而且有生动的情节，加之作者回忆的往往是其一生中重要的经历，注入了真挚、浓烈的感情，从而使作品极富艺术感染力。如，谢扶民(壮族)《忆右江赤卫军总指挥———黄治峰同志》[1]，深情地回忆了革命烈士黄治峰光荣的一生，塑造了一位智勇双全、深得民心的农民运动领袖形象。他身材魁梧，疾恶如仇，有勇有谋，有着旺盛的精力，对同志、农友，真诚热情；吴西(壮族)等的《红七军的诞生》、《风暴童年》、《红色风暴卷龙州》[2]回忆了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过程，描述了红七军的转战过程，红八军与敌人的殊死战斗，两军主力北上中央苏区的经过，以及留在地方的红军独立师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内容，生动地展现了右江壮族民众参加红军的踊跃和从事农运所受的苦难。
其次，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涌现出萧乾、穆青、华山等影响较大的作家。华山的《童话的时代》、《山中海路》、《远航》，萧乾的《土地回老家》、《草原即景》、《万里赶羊》，穆青(回族)、冯健、周原合著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是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报告文学创作的主要收获。《万里赶羊》[3]描写了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派到新疆去买羊的干部，为了把新疆西部巩留县的巩乃斯良种细毛羊安全地运抵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国营农场，万里“吆运”的事迹，着重突出徒步赶羊途中遇到的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以及战胜这些困难和得到各兄弟民族帮助的过程，真实地写出了英雄们的精神风采和各兄弟民族间深厚的友谊、团结互助的精神。作品善于选择真实典型的细节和人物真实的心理活动加以准确、简约地描摹、勾勒，风格朴素厚实，雄浑遒劲。《山中海路》[4]写地质工程师彦继学带领一批年轻的地质工作者深入到祁连山，寻找大铁矿的动人事迹。文章以彦继学的普查大队寻找铁矿的经过为线索，穿插一些生活片断和典型事例，展现了我国地质工作者为祖国探矿的艰辛历程。为了找到大铁矿，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爬冰川，攀悬崖，依靠群众，实地勘探，历尽千辛万苦，在扎喜等藏族同胞的帮助下，在祁连深山里，终于找到了大铁矿。语言洗练、明快，材料典型、生动，场面宏伟、壮阔，起伏着强烈的时代脉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5]以中共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描写对象，截取他在兰考县带领县委同志和人民群众与自然灾害搏斗的几个动人片断，再现他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格。焦裕禄的思想品格在人与自然灾害、勤奋工作与疾病困扰、艰苦奋斗与特殊化等三组严峻的矛盾冲突中得到鲜明集中的表现。
再次，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游纪、随笔、咏怀占了较大的分量，叙事与抒情互相映衬、互相融合，具有内容新颖、文笔优美、感情充沛等特征。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6]通过东西比照，新旧对比，歌颂了北京的新变化，对建国伊始为老百姓做了几件好事的北京市人民政府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表达对新北京的爱，这是一个饱经风霜、对民族前途重新唤起信心和希望的知识分子发自内心的赤诚的爱。沈从文的《新湘行记》[7]是作者根据在湘西张八寨乘车候渡时的见闻写成的一篇游记散文。文章回溯历史，勾连今昔，从政治、经济和自然人生的相互关联中展现出湘西各族人民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面貌，流露出对家乡山水的眷恋和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与热爱，在自然朴实的文字中融进“我”的独特情思，在诗情画意中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春游颐和园》[8]将颐和园分成五个大的建筑群落和无梁殿、长廊、后湖、后山的土埂路等几个单位，将掩映在湖光山色、花草树木间的亭台楼阁、廊柱殿庙、虹桥游艇，以及一鳞一爪的历史文化都纳入视野，从近观远眺、动静结合中全面地介绍了颐和园的景致，形神兼备、情景交融。全篇文字淡远、清新，开头、结尾处闪现于树石间的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不仅点染了时代氛围，也使“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春色更显其明丽动人。翦伯赞的《内蒙访古》[9]是作者应邀访问内蒙古时写下的游记散文，虽为游记，却记游很少，而对一些史实、古迹的考证、评述则较多，由于把史学家的理性思考和个人的感性表达融会为一体，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兼有自然美和情趣美，通俗易懂，生动流畅，引人入胜。语言朴实，写景、状物、抒情十分准确、鲜明，且言简意赅。那家伦的《然米渡口》[10]叙述了僾尼姑娘漂茜一家三代旧社会沦为头人“终身摆渡工”的悲惨命运，赞扬她在新社会为边疆社会主义事业恪尽职守、忘我工作的精神；《思茅儿女》[11]述说了一个被从死亡线上救回的傣族孤儿艾新成长为解放军女军医的动人事迹。二文将历史和现实进行交织对比，把人、景、事、情加以贯通融会，通过生活的素描来展现漂茜、艾新命运的变化，借一代新人的迅速成长，反映一个民族的历史变革和新生，是一曲新人的赞歌，也是一曲新生活的颂歌。敖德斯尔的《牧马人之歌》[12]通过白云鄂博公社青年牧马人卫托布的辛勤放牧，展现了草原繁荣兴旺的生活画面。他勤劳、聪明，有高超的牧马技艺，不仅是夜牧的好手，也是驯马的英雄，凭着过人的胆识和高超的技艺，他能很快地驯服一匹倔强盛怒的三岁儿马。文章意境深邃，词语丰富，诗味浓郁，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故乡、对草原的依恋与热爱，是一首献给牧马人的颂歌。张长的《太阳花》[13]叙写西双版纳曼索寨傣族回乡青少年学生用煤炭火烧制砖瓦，给集体增加收入却又互让荣誉的事迹。这些高小和初中毕业生回到家乡后，就合计送给队里一点儿“见面礼”，根据队里搞副业的需要，他们悄悄地伐木烧炭，和泥砌窑，准备烧制砖瓦，把在学校学工时学到的技术用上。砖瓦烧成后为队里增加了一笔收入，两个组互相推让，谁也不要先进红旗。作者惯用花来比喻那些建树着辉煌业绩而又默默无闻的普通劳动者，“太阳花”正是用来赞美新一代青年人的，从写具体的人开始，又由此出发去做更大范围的艺术概括。
二、新时期二十年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创作进入了空前繁荣发展阶段，报告文学、随笔、报道、游记、抒情散文、叙事散文、文化散文大量涌现，作者队伍迅速壮大。
(一)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成就
首先，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作者队伍迅速壮大。除新中国建立以来致力于散文创作的老作家，如萧乾、华山、端木蕻良、那家伦、杨明渊、张长等外，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散文创作的作者，如蒙古族的乌力吉、苏尔塔拉图、桑·舍力布、高文修、杨帆、布仁巴雅尔、巴·那顺乌尔图、长江，壮族的凌渡、冯艺、苏长仙、蓝阳春、岑献青、何培嵩、庞俭克、苏方学，回族的马瑞芳、马犁，满族的理由、赵正林、鲁野、康启昌、赵玫，仫佬族的潘琦、包晓泉，苗族的杨明渊、向启军、马蹄声，土家族的颜家文、温新阶、杨盛龙，彝族张昆华，纳西族的拉木·嘎图萨，傣族的程林，撒拉族的闻采，达斡尔族的苏勇等。此外，还有许多诗人和小说家、戏剧电影文学家也有散文作品问世，如壮族诗人韦其麟、小说家陆地、戏剧电影文学家周民震，满族诗人胡昭、柯岩、中流、小说家舒群、关沫南、戏剧电影电视文学家赵大年、关守中，蒙古族诗人那·赛西雅拉图、特·赛音巴雅尔、毕力格太、扎拉嘎胡、安柯钦夫、戏剧电影文学家超克图纳仁、云照光，藏族诗人格桑多杰、小说家益希单增、丹珠昂奔，土家族小说家孙建忠、李传峰，回族小说家霍达、张承志，达斡尔族小说家孟和博彦、额尔敦扎布，白族诗人晓雪，彝族小说家李乔，维吾尔族小说家柯尤慕·图尔迪，瑶族小说家蓝怀昌等。这些诗人、小说家、戏剧电影文学家的散文创作，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增添了更加鲜艳夺目的光彩。
其次，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作品数量众多。著名少数民族作家萧乾、穆青、玛拉沁夫、敖德斯尔、扎拉嘎胡、周民震、杨苏、张长等不断有新作问世，一部部出自少数民族作家手笔的散文和报告文学集相继出版。萧乾《北京城杂忆》、穆青《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合著)，玛拉沁夫的《远方集》，敖德斯尔的《银色的白塔》，张长的《紫色的山谷》、《三色虹》、《凤凰花与火把》，周民震的《花中之花》，胡昭的《珍珠集》，马犁的《水击三千里》，杨明渊的《钟情鸟》，理由的《她有多少孩子》、《手眼神通》、《理由小说报告文学选》，杨世光的《孔雀树》、《爱神在微笑》，那家伦的《花海集》、《红叶集》，赵玫的《一本打开的书》、《以爱心以沉静》、《从这里到永恒》，叶广芩的《景福阁的月》、《我本是散淡的人》，马自祥的《东乡秋雨》等，引起了各族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与关注。
再次，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质量也有明显提高。萧乾的《北京城杂忆》获中国作家协会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奖；柯岩的《船长》、《特邀代表》，理由的《中年颂》、《扬眉剑出鞘》，穆青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合著)获第一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理由的《希望在人间》、柯岩的《癌症≠死亡》获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那家伦的《开拓者》、理由的《南方大厦》获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霍达的《万家忧乐》获第四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些作品不仅是少数民族散文中的精品，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当代散文的上乘之作，充分显示出了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成就。
(二)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创作进程
1977年以来，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新时期初期的复兴阶段；80年代的繁荣发展阶段；90年以来的多元新变阶段。
1.新时期初期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复兴。这一时期散文和报告文学的复苏，始于歌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悼念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这些作品反映了这一时期各族人民的独特情怀，情真意切，境界高远，具有动人心魄的艺术效果。如张长的《泼水节的怀念》[14]以华采柔美的文笔，描绘了周总理当年与傣族人民共渡泼水节的动人情景。火红的凤凰花，灿烂的阳光，晶莹的水花，尽情欢笑的脸庞，还有周总理泼过水、像是长着绿色云朵的荔枝树，渲染出傣族人民和周总理共渡泼水节的欢乐幸福氛围。傣家人把敬爱的周总理当做光明和吉祥的象征，把总理参加泼水节当做比梦还要美的记忆。然而，周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了，乡亲们像是被雷击中，都在荔枝树下号啕大哭起来。文章绵绵情深，令人感泣。穆青等人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15]真实地报道了农民科学家、植棉老模范吴吉昌不忘周总理的重托，在屡受挫折和打击的情况下坚持科研的感人事迹。吴吉昌直至生命垂危之际，仍在崎岖的科学之路上奋力攀登，充分表现了一个农民科学家对党、对人民、对科学的拳拳之心。由于周总理的嘱托是他在科学之路上坚持不懈前进的动力，所以对吴吉昌的歌颂与悼念，也就是对周总理的歌颂与悼念。笔调沉稳庄重，文字朴实无华，引起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2. 8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繁荣。进入80年代，四化建设和改革浪潮日趋高涨，少数民族散文创作随着时代脉搏的律动，唱出了各族人民开拓奋进之歌。从天山到五指山，从蒙古草原到云贵高原，民族地区四化建设和城乡改革的重大事件与新气象，都在少数民族散文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映。如那家伦《开拓者》[16]报道北疆霍林河大矿区的建设历程，展现了大草原天翻地覆的变化，描绘了一大群“四化”建设者的形象，有领导干部、普通工人、技术人员、汽车司机、报纸编辑和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属于不同民族，但都充满了对四化建设的热情，都具有开拓者的创业精神。作品善于从生活中撷取富有诗意的东西，同时又注意将作者的激情同被描写的人物的激情交融汇合，因此扣人心扉。作品对报告文学的形式作了新的探索，把笔触掘进到边疆民族生活的最深层次，用新的价值观念对所描写的人和事进行了深刻审视和艺术再现。
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落实，涌现出许多赞颂知识分子的少数民族散文和报告文学作品，其中以马瑞芳和胡昭的作品较具代表性。马瑞芳《女学究轶闻》、《名士风采录》[17]刻画了一大批著名专家、教授的形象，以新的时代意识思考人物的生活与际遇，字里行间时时闪射出当代思想的光华，笔致从容而雅驯。胡昭的散文集《冰雪小札》[18]和《珍珠集》[19]以写意的方法写人物，展示了闻一多、丁玲、田汉、艾青、田间、流沙河、周良沛等作家和诗人的风采，他们把为人为文的个性特点，表现得栩栩如生，对艾青深沉、宽厚、幽默、机敏和浸透诗情性格的勾勒，尤为生动传神。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增强了与各国的友好往来，于是国际题材的少数民族游记连篇涌现。这些国际题材的游记，通过对异国社会生活和自然风物的描绘，表现了国际社会问题、各国人民的友谊或某种带启悟性的主题。如萧乾的《美国点滴》[20]，穆青的《在斜塔下》[21]、《维也纳的旋律》[22]，玛拉沁夫的《飞往非洲》[23]等。这类作品的涌现，是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发展的可喜现象，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少数民族散文家生活与艺术视野的拓展和文学题材的扩大。
3. 90年以来少数民族散文创作的多元新变。90年代的商业文化语境使得少数民族散文创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随着社会经济中心的确立和商业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文化态度都发生了转变。在“边缘化”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散文不得不接受商品社会法则对自身的侵袭，然而边缘化恰恰使9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成为一个真正自由、自主的时代，一个真正反映个性特征和真正多样发展的时代，尽管仍有着“弘扬主旋律”的要求。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少数民族散文就形成了关注现实，与时代主潮共生共荣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直面现实的忧患意识，不但在80年代十分明显，而且形成的创作惯性也作用于90年代的少数民族散文演变和创作主题之中。首先，9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一如既往地描写边疆各族人民的生活，抒写乡土情怀。少数民族散文作者来自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熟悉边疆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对边疆少数民族有着深厚的情感。张昆华《多情的远山》[24]、《遥远的风情》[25]、《梦回云杉坪》[26]以“美文”表现云南的美，作品兼具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美感特色，既闪耀着高黎贡山、哀牢山、玉龙雪山和金沙江、澜沧江、瑞丽江的绮丽光彩，同时也使绮丽的江山在语言艺术之光的辉映下更加绮丽。赵玫的《我的祖先》和《那遥远的斜阳》[27]，前者叙述满族的历史故事，描写作为满族历史与文化象征的紫禁城，作者没有作实录式叙述或再现式描写，只是借助片断的故事和典型的景物，表现她的民族情感和对民族历史的感悟，包括对民族历史变迁、满族民族性格和满族女性命运的深刻思考。后者既是写母亲，也是写母族，用家族的往事和先人的历史编织起无数神秘，又从无限神秘中抽象出信仰与寄托的祖母，继承了民族的血脉。祖母把民族的血脉汇入兴旺而古老的家族，也把这血脉传给了“我”，使“我将把编故事当做生命的方式并取得成功”，与其说是文学才能的传承，不如说是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歌颂了满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信仰与寄托。
故乡是人们童年的摇篮，心灵的寓所，少数民族散文作者大都离开故乡到城市工作生活，对故乡有着深深的眷恋。走遍全中国和世界不少地方的黄永玉(土家族)，始终忘不了故乡，他的散文中写得最多最好最动情的是故乡的山水和人物。《往日，故乡的情话》[28]、《太阳下的风景》和《这些忧郁的碎屑》[29]描写恩情难忘的山水与人物，写人物生活和思想的片断，以片断写全人，进而写时代。杨明渊的《苗岭情思》[30]描写生养自己的贵州苗乡，抒发苗岭情结和故乡情怀。既写对故乡的热爱和眷恋，又写故乡风景的美丽和风习的美·180·好，故乡人情的温馨和人性的善良，故乡昔日的苦难和今日的欢乐，同时，也不回避苗乡的阴暗面，苗乡曾有蛊毒迷信，那时人们谈蛊变色，被指为“蛊女”的女性命运悲惨。杨明渊在描写“蛊女”的命运时，也描写了当年苗乡在理性和人性方面的某些缺失，生存的艰难，人生的劫难，人性的善良美好和邪恶丑陋。表现出9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中不多见的悲悯意识和忧患意识，而正是这种悲悯意识和忧患意识，使杨明渊对故乡的爱表现得更加深沉。
其次，抒写亲情、友情、爱情是9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的重要题材内容。从表面上看，这些作品大都是写家务事、儿女情，但作者的目的不仅仅是讴歌家庭内部和亲戚之间的人伦情味，也为了折射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冯艺的《朱红色的沉思》[31]充分表现了亲情、友情、爱情、师生情、乡土情、民族情和爱国情，情感丰富，思想深沉，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和个性色彩相当鲜明。舒乙的《我的思念》[32]写对父亲老舍的思念，情感真挚、深沉，作者感情源于亲情又超越了亲情，情与理在相当深广的层面里达到了融合，在对父亲无尽的思念中，包含着对社会、对人民、对历史发展的深切关怀，对人类面临的某些共同性问题和人类感情某些本质方面的哲理性体察与领悟。赵玫的《你的栗色鸟》、《门口的鲜花》、《幸福的牵扯》[33]等，不仅表现了天下父母心和母女之爱，而且表现了对人类、对社会、对自然的关爱，山川中写人，家事中写情，写得情真意切、温馨醇美。作品以广阔的社会人生为背景，注意对情感的升华，同时注意情与理的关联，因此既有诗情又含哲理，思想感情的容量深厚。
再次，90年代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呈现出自由、多元的状态。张承志的散文创作突出人文关怀，《荒芜英雄路》[34]被列入《当代中国作家随笔》丛书，在编者所作内容提要中说:“生活的磨难和心灵的煎熬，化成了《荒芜英雄路》、《芳草野草》等篇章；出自生命对自然的感应和作家内心迸发出的呼唤，《心灵模式》、《神不在异国》等充满力度的文字就极具穿透力。”晓雪的《雪与雕梅》[35]、《晓雪序跋选》[36]题材广泛，品种多样，写山水，也写人物；写国内见闻，也写国外观感；描写大理和苍山洱海带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思想蕴涵，表现自然美、人情美和人性美。杨苏的《艾思奇传》[37]充满了历史感悟、人文精神和哲学智慧，同时深刻而生动地表现了对历史法则、人生意义和生命真谛的审视与追寻，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魅力。穆青的《彩色的世界》[38]描绘世界各地著名自然景观和世界各国人民从古到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人文景观，对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大量物质文化成果和精神文化事象，作了生动描写。同时，表现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人性和彼此间的深厚友谊，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和艺术语言记录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向往和对中国人民的情谊。郭风(回族)的《汗颜斋文札》[39]内容涉及日常生活、民俗民风、自然山水、地域文化、文史知识、爱情婚姻、散文写作等，文体包括散文诗、小品、随笔、游记、传记、论文等。言之有物，语出肺腑，笔墨纵横，在自由自在的形式中表现出非凡的历史洞察力和对人情物理的透彻理解。舒乙《我爱北京》[40]、《梦和泪》[41]多描写北京风俗人情，北京的人，北京的事，北京的情调，北京的语言，“京味”十足。题材多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北京，而且侧重在文化方面，既写北京的“可爱之处”，也写北京某些不尽人意的地方。
21世纪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持续着20世纪90年代的态势，各民族作者仍旧继续一贯的描写故乡美丽迷人的山水、风物、人情、世态，记叙游历祖国乃至世界锦绣河山的所见、所闻、所感，盛赞中华尤其是各民族地区大好山河，回忆逝去的童年或过去的时光，赞叹故乡惊人的今昔变化，只是多了些对少数民族地区自然、人文环境遭到破坏的忧虑，环保意识渐浓。阿拉旦·淖尔(裕固族)的《我的八个家我的天格尔》、龙章辉(侗族)的《晨光弥漫的村庄》[42]等，从情感的故乡出发，描摹了一幅幅田园山水画，文笔和情感流畅自如。和国才(纳西族)的《紧挨摩鲁纳的小学》[43]是怀念故乡岁月的短章，氤氲着浓郁的难离故土的情调，远行的心灵似乎依然魂系故园，也许，远走他乡的游子，离家似乎远的人，对故乡的情谊就越深，像是酿得醇厚的美酒。那家佐(白族)的《博大、厚重又多彩———壮家文化巡礼》、袁智中(佤族)的《最后的魔巴》[44]以文化散文的形式，对壮族文化和佤族文化进行解读，仿佛让读者走进壮乡和佤山，感受那一方水土养育的人们和他们灿烂多彩的生活方式，以及精神领域里的神奇诡异。这不是某种猎奇，而是作家们以人类学者的眼光和博大的人文情怀，对一个民族拥有的文明与文化，忠实而形象生动地记录描写。格致(满族)的《告诉》[45]以独特的文本样式记录了几个人与几棵树的战争，作为一个绿化科的工作者，当她看到几个人在她面前起诉几棵小树时，她突然有了一种站在强与弱之间的尴尬，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滋味。她想告诉你她的真实感受，却又没有告诉你，留着空白让你去想。鲁诺迪基(普米族)的随笔《关于< 1985年>及其它》[46]是对人性的诗意表现与探索，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气质和刁钻，妖艳和诡异，但这种刁钻和诡异中却有人性基本的真切和朴素。在平凡和伟大之间游荡的人性，呈现出的正是人性的深邃诡谲和朴素真切。张承志的《脆弱的城市》、吴琪拉达的《大雪飘飘的故乡》和曲木车和的《爸爸的猎犬》以对比的笔法写自然、人文环境的破坏，文化的消失与保护，体现出浓郁的环保意识。
三、结语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在十分薄弱的基础上起步，成就远不如诗歌和小说那样明显和突出，但因为有些文化素养很高的老作家加盟，情不自禁地在散文领域内驰骋他们的神思，创作了一批文思并茂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重视从自己有深切体验的生活中取材，努力把握、挖掘个人感觉的时代意义；一些中青年散文作家，致力于边地人情风习的描绘，借一花一草、一事一景，运用联想、象征，进行深入开掘、探求，以小见大地勾画出新的生活面貌，写出时代精神，具有浓郁的民族地域色彩，使少数民族散文创作逐步走向繁荣。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但他并未完全忘情于创作，从不多的几篇散文中，可以看到他对创作的复杂心理和深切情怀，对自然的敏感和温情，对“小人物”的同情和关爱。
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和报告文学，题材广泛，立意新颖，富有哲理和深刻思想内容的作品增多，触及社会问题、人民群众所关心的热点问题、敏感问题的作品增多。或从宏观角度展现少数民族地区的重大变化，或从微观方面探索各族人民心灵的变化，或写整个民族的挫折与发展，或写社会的一角或个人的命运。国内与国外，人物与事件，社会与自然，山川湖海与草木虫鱼，都被作家纳入笔端。从艺术上看，既重视本民族的散文传统，又努力突破僵化的模式，进行新的探索，在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行文谋篇等方面，都出现了新手法和新形式。从总的艺术趋向看，新时期少数民族散文艺术，逐渐由平实单一走向自由化、多元化。创作技巧、表现手法也比以往更加新颖、多样化，风格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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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07年第6期。
作者简介: 杨春，拉祜族，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社会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云南省民族学会拉祜族研究委员会副会长，北京市民族联谊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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