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阿拉提·阿斯木作品中的文化色彩 | 论文 ·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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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阿拉提·阿斯木作品中的文化色彩 | 论文发布日期：2017-03-30 作者：翟新菊吴孝成点击数：1312

试论阿拉提·阿斯木作品中的文化色彩

翟新菊，吴孝成

摘要： 阿拉提·阿斯木是新疆伊犁少数民族作家中能够运用双语（汉语和维吾尔语）进行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正是因为具备了双语创作的优势，所以他的作品中洋溢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弥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这种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氛围，主要表现在饮酒文化、歌舞文化、戏谑文化和交际文化几个方面。他对地域的、民族的独特文化氛围和文化色彩的追寻与开掘，正是其作品艺术传达的魅力所在。

关键词： 维吾尔族双语作家；阿拉提·阿斯木;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阿拉提·阿斯木是新疆伊犁少数民族作家中能够运用双语进行创作的维吾尔族作家。他出生于南疆于田，生长于北疆伊犁。他插过队，当过工人、编辑，机关干部，后来担任过奎屯市委副书记、伊犁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这些经历，丰富了他的生活阅历。早在1979年他就开始用维、汉文创作并发表作品。他现任伊犁州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新疆文联委员、新疆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三十年来，他创作了大量的小说、散文和随笔等。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雅地卡尔》、《帕丽达穆》，中篇小说集《金矿》、《赤色的天空》，中短篇小说集《阳光如诉》，中篇小说《韧》、《年代诉说一切》、《红玻璃》、《最后的男人》等。小说《那醒来的和睡着的》1984年获上海《萌芽》优秀作品奖、1995年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二等奖，《生活万岁》获1987年新疆优秀作品奖，《金矿》获1998年《伊犁河》文学奖。

阿拉提·阿斯木的创作成果在新疆双语作家中算是佼佼者。正是因为具备了双语创作的优势，他的作品中洋溢着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弥漫着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

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影响巨大而又无形的存在，它充满了人类所生活的整个时空。任何人都无法选择、无法摆脱既定的文化，他只能在既定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自身的塑造与文化的再生产。阿拉提虽然主要使用熟练的汉语进行小说、散文、诗歌创作，但他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带有本民族文化的印记。所以他的作品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人物塑造、环境描写、语言运用、审美标准、文化心态、伦理道德等方面都表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

新疆（特别是伊犁）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也是世界三大文化：波斯文化（其中渗透着地中海文化）、印度文化和华夏文化交流、碰撞、融合的中间地带。千百年来，世居民族之间通过迁徙、贸易、文化传递、宗教流布、通婚与战争等渠道，相互竞争，相互交融，形成了各民族文化习俗、性格心理的相似与相关，同时又保持着一定的差异与冲突。文化因差异而产生冲突，因冲突而交流，因交流而共同发展，因发展而保持个性，因个性张扬而多样发展。^[1]这差异、冲突和个性张扬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表现为民族文化的浓郁氛围；这交流、发展和多样化反映在文学作品中，自然涂抹上地域文化的鲜明色彩。

阿拉提作品中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民族文化氛围，主要表现在饮酒文化、歌舞文化、戏谑文化和交际文化几个方面。

一、饮酒文化。

早在西汉时，酿造葡萄酒已成为西域的家常事了。居民不论贫富，都有酿酒和藏酒的习惯。《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宛左右以蒲陶（葡萄）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①]这种酒文化延续至今，蔚为壮观。有人曾经这样描述伊犁河谷的酒文化：“伊犁地区，诸多民族，各具特色，各有所好。哈萨克善游牧，维吾尔能歌舞，俄罗斯擅狩猎，蒙古人精骑术，锡伯族善射，汉族人事耕。唯独对于酒，乃众家之所好。出猎出牧，以酒壮行；婚丧嫁娶，以酒待客；你来我往，以酒会友。凡歌舞，则以酒助兴；遇风雪，则以酒御寒；逢不幸，则以酒浇愁。这里的农场、城镇，大都有烧坊酒厂，以地产高粱玉米，用甘泉雪溪之水，酿造出醇香佳醪，负盛名者如‘伊犁特曲’、‘伊宁大曲’、‘新源大曲’等等。伊犁人惯豪饮，饮酒时少用杯盏，常用海碗；家中盛酒少用瓶壶，常用瓷坛、皮囊。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或林阴，或草地，或车上，或马背，依崖而立，席地而坐，三五人聚拢，便酣饮起来。”[②] 在阿拉提的笔下有许多关于伊犁酒文化的精彩篇章：

“伊犁人喝酒可是名声在外。在其他地区，‘哥们，走，出去玩玩’这句话的含义是较广的，而伊犁人的这个说法基本上指的是喝酒。”（《百灵鸟唱响伊犁河谷》）酒是休闲活动的主要内容。

“如果伊犁大曲还有一个功劳，就是它教会了我们宽容。三杯酒下肚，我们握手言和，不记前仇。……没有酒的日子是苦闷的，像没有盐的抓饭。有酒的周末和旅行是兴高采烈的，有酒有家有妻的夜晚是永恒的，那是男人心中不希望天亮的长征……”（《啊，伊犁大曲！》）酒使生活摆脱了“苦闷”，充满了乐趣。

“第二天果然来了十个叔叔。听母亲说，他们是来喝爸爸的提干酒的。……晚上，当叔叔们都走掉后，爸爸果真给了他六个空酒瓶。”（《让奶奶过第二个童年》）要想喝酒，可以找到任何理由，确立任何名目。

“穆塔力甫喝完酒后，把酒杯给了热昔提。热昔提又斟好酒，把杯子递给了巴吾东。……几杯酒下肚后，客人们都变得无拘无束了，他们谈论着自己的私事，回忆在学校度过的那些欢快的日月和沉闷的时候，在他们红光满面的脸上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他们三个人已喝完了两瓶白酒，穆塔力甫又拿出了一瓶酒。”（《生活与活着》） “酒逢知己千杯少”，一个人喝一瓶是基本的酒量。

“伊犁民间很有意思的一种喝法是，一瓶酒喝完后，要是最后一杯酒轮到了你，那你就去买一瓶酒，把场子维持下去。这是男人的面子问题，是不能含糊的，你今后合群交友大事小事顺心顺利的前提就在这里，兜里没钱跟朋友借，要过这一关。”（《啊，伊犁大曲！》）在运气的支配下，谁都会心甘情愿地掏腰包，在这种气氛中决不会产生争执与冲突。

“人们高兴地在街上来回走动着，喝醉了酒的小伙子们不顾礼节向漂亮的姑娘调情，看到这种行为的老年人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咒骂他们。”（《那醒来的和睡着的》）贪杯之后必然丑态毕露，还会遭到人们的唾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维吾尔族实现生存价值的方式是属于酒神式的。酒神式愿望所追求的是陶醉，是放纵。[2]维吾尔族人生礼仪庆祝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饮酒习俗，正是他们消磨时光与忘却自我的佐证。

二、歌舞文化。

王蒙曾经在他的小说《歌神》中尽情渲染过维吾尔人的歌声：“啊，歌声，驯良而又剽悍的，乐天知命而又多情善感的维吾尔人怎么能离得开你！难道不是所有的维吾尔人在没有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学会了唱歌；没有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跳舞吗？只是因为有了歌儿，这雪山上的松涛，这长河里的波浪，这百灵和黄鹂的啁啾，这天马的长嘶，车轮的吱呀和驼铃的叮咚，这呼唤孩子的母亲和呼唤母亲的孩子的大千音响才有了意义，有了魅力，只因为有了歌儿，人民的苦难，祖国的光荣，民族的命运，英雄的襟怀，少女的爱情……才都成为可以表达，可以被人同情和理解的了。维吾尔人的歌曲呀，就是维吾尔人的灵魂！”[③]其实，在新疆，在伊犁，不仅维吾尔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他世居民族也都是如此。从黄昏到黎明，从城市到乡村，时时处处都有歌声。走路的，骑马的，赶车的，坐车的，浇水的，扬场的，休闲和乘凉的，喝醉了的和清醒着的男和女、老和少，一切没有睡下的人都在歌声的伴和中寻找自己的梦。

这种风情，由来已久。早在1400多年前，“五部高车合聚祭天，众至数万。大会，走马杀牲，游绕歌吟忻忻。其俗称前世以来无盛于此。”[④] 突厥各部也是“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⑤]可见作为维吾尔族先世之一的高车、突厥、回鹘等部族所举行的群众性娱乐活动中，歌舞与取醉占有重要的位置。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西域任职时，迎来送往就离不开美酒、音乐与歌曲：“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⑥] “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⑦] “花门将军善胡歌，叶河番王能汉语。”[⑧]确实是自古如此，于今为盛。

请看阿拉提的作品中是怎样表现这种歌舞文化的：

“在聚会和宴席中深情荡漾的民歌和酒兴一起带给他们极致的飘然神怡（在正规的聚会和宴席中，是绝对要有歌舞的），他们在歌舞中成长，在旋律中感受大自然的神秘和活着的甜蜜，学会感恩和忏悔，学会知足和劳作，他们在伟大的音乐中不断地完善自己。”（《百灵鸟唱响伊犁河谷》）音乐、歌曲和舞蹈可以教人向善，向上，向前。

“伊犁姑娘中能歌善舞者较多，民间几乎所有的姑娘都会弹唱，特别是她们在美人晚宴中吃饱喝足后闭着迷人的爱眼深情地吟唱民歌时的神态是非常动人的。”（《伊犁姑娘》）能歌善舞使姑娘们变得美丽、动人。

“茶余饭后，他们在暖暖的冬屋，在春光明媚的葡萄架下，在辽阔的万年草原，在亲切温馨的毡房，在夏风赐艳的伊犁河畔，时而忧伤时而欢快歌唱爱情，歌唱生活，歌唱昔日里灿烂无比的青春岁月，这也是伊犁的一绝。而在别的地区，是看不到这样的景色和风俗的，他们只有在有活动的时候弹唱，很少以家庭为单位自发地抒发情怀，这是伊犁式的生活方式。”（《啊，伊犁，伊犁》）歌舞活动完全是自发的，天然的。

“伊犁的庭院舞会是热烈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你就是不跳，坐在那里欣赏那些美女和英俊的小伙子们也是一种天上的生活了。”（《生活是有眼睛的》）人们在自娱自乐中充分地享受生活。

“小伙子们都唱起来了。他们齐声高唱《黑眼睛的姑娘》，沉浸在幸福里。在喝酒时不唱歌的人，用阿扎提的话来说，他决不是一个纯维吾尔人。”（《那醒来的和睡着的》）在微醉中歌唱心中的爱情，宣泄心中的幸福。

“而后我们唱民歌，唱永恒的爱情。我们在民歌中满足，我们在民歌中体味我们祖辈陶醉过的那些醉人的旋律，我们在歌声里祈祷和谐、平安、富裕的生活永驻人间。我们在民歌中寻找，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时刻知道生命短暂。”（《啊，伊犁大曲！》）在歌声中寻找爱，得到满足。因为阿拉提认为：民歌是不会消亡的，民歌永远是底层人民精神的护身符。

三、戏谑文化。

维吾尔族是一个开朗幽默的民族。正如王蒙在悼念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依甫

江时所说：“幽默感是老铁的基本功能与基本品质。”[⑨]幽默是一种潇洒的智慧，是一种深邃的情致，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是一种生存的艺术。“从容才能幽默。平等待人才能幽默。超脱才能幽默。游刃有余才能幽默。聪明透彻才能幽默。”[⑩]维吾尔人活得潇洒、从容、超脱，也活得聪明透彻，所以他们喜欢开玩笑，说笑话。

让我们体味一下阿拉提笔下维吾尔人的口若悬河、汪洋恣肆的戏谑场面：

“和各地的维吾尔人一样，伊犁河谷维吾尔人的性格也趋开朗、豪爽，而独特的一个方面是比较幽默，善讲笑话。他们在业余生活中离不开说笑，生活在一种活泼明亮的环境氛围里。几个人走到一起，无论有事无事，来几句幽默，……在伊犁河谷，笑话已渗透到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时候它干脆就是一日三餐。民众尊重说笑话的人，从内心里敬爱他们。……笑话，其实是一种平衡性情调和性格的小法宝，也是让粗人面红，让小人知耻的良药。”（《百灵鸟唱响伊犁河谷》）戏谑已经变成须臾不离的“一日三餐”，笑话已经变成使自己活得轻松的“小法宝”，可见它的身价之高。

“笑话，这是伊犁人的专利，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即兴的笑话只能靠天生的才气。……这些笑话为什么这么有市场呢？因为它是时代的智慧，时弊的镜子，娱乐的引子。”（《啊，伊犁，伊犁》）有了笑话作专利，笑声就成了价值连城的财富。

“伊犁民间茶会、即兴聚会、割礼、婚礼、婚后答谢酒宴里扬眉吐气一片灿烂的东西是幽默和笑话，你忽悠我我忽悠你，最后的胜利是口才，是恰到好处的比喻，是性情，是耐性，是智慧。看起来说说笑笑，其实起作用的是民间智慧和生活经验，是人文知识和价值理念，练嘴也练心。”（《伊犁姑娘》）有了笑话，主人扬眉吐气；有了笑话，生活一片灿烂。

“伊犁是一个可以用笑话来解读忧郁和不幸的城市。”（《最后的男人》）有笑话的地方忧郁无处存身，不幸退避三舍。

“她们也像男性那样善说笑话，灵气十足，用笑话活跃气氛，大家笑的时候齐声共鸣，在聚会的公共场所显得特别有人气。这种时候男人们就坐不住了，贼眼闪烁欲望和野性的光芒，也开始讲他们的笑话，于是狂笑四起，看谁能笑到最后。双方都听不到各自笑话的内容，但意思都飘逸在那些野性的狂笑和艳笑里，最后的胜利在那底气十足的笑声中。”（《伊犁姑娘》）笑话酿造野性的氛围，笑声传达欲望的信息。

正因为伊犁具有戏谑幽默的土壤，所以才产生了一大批以“活着的阿凡提”依沙木为代表的笑话明星。

维吾尔人戏谑幽默的性格还表现在喜欢给人起绰号上，他们也乐于拥有绰号。维吾尔谚语说：“没有绰号的男人，就如无顶针的女人。”“有名字的山坡都比没有绰号的男人好。”[11]由此可见绰号在维吾尔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维吾尔人的绰号有个人绰号和祖传绰号两种。在有些地区，男女老少通用祖传绰号已经成为习俗。[3]阿拉提在他的《于田记忆》中说：“舅父名叫买买提伊民，绰号南瓜。南疆男人普遍有绰号，子承父号，一代传一代，不这样叫，你搞不清是哪一个买买提伊民。”在他的中篇小说《生活万岁》中有个人物是拖拉机站的警卫马木提，他的绰号叫“冒失鬼”，是个善良乐观的人。他的小说《游动的日子》中的人物，几乎人人都有绰号。主人公阿西木和田的绰号就是祖传的，他爷爷叫麦特尼亚孜和田，二爷叫扎克尔和田。艾孜穆个人的绰号叫“热瓦普琴”，泰来提叫“镜子”，肉扎洪叫“麦斯”（酒鬼的意思）。有的人还不止一个绰号，阿不力米提叫“面汤”，又叫“奶子”；库那洪叫“木头”，又叫“鸡蛋”。这些绰号都切合每一个拥有者的身份与经历，甚至还会引出一段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来。从 “苍蝇”、“狐狸”、“茄子”、“眼屎”、“八宝粥”、“毛袜子”等等祖传绰号可以见出维吾尔人诙谐性格之一斑。

四、交际文化。

我们这里所说的“交际文化”，是指人们的表述语言（包括口头的和书面的）所体现出来的民俗语言文化形态，还包括以非言语交际形式出现的副语言习俗（如情态语）。

阿拉提是使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汉语水平很高，所以他的表述语言充分地体现出汉语的言语民族风格（用老舍的话叫做“语言的神情”，用茅盾的话叫做“民族的韵味” ）。但是他在口头的和书面的日常交际中，同时还使用自己的母语维吾尔语，于是在他的汉语写作中，又不时地流露出维吾尔语的言语民族风格。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是一种粘着语，主要依靠形态变化来表意。为了表达的完善、准确，往往修饰语比较多，联合成分比较多，被动句比较多，从而出现大量的长句（印欧语系的语言也是如此）。阿拉提在描写、抒情的场合，受到母语的影响，因而流泻出许许多多精彩的长句和排比句。如：

“能叫所有的人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无限神秘而又使人永远也爱不够、享受不够、体验不够、亲吻不够、拥抱不够、诉说不够的春天像往年一样把艾尼老人邀到了慷慨而又默默地向主人奉献着累累果实的苹果树下，……”（《遗产》）

“当她们从灵魂深处感受到十八岁的宝贵，十八岁的天真，十八岁的蒙胧，十八岁的无知，十八岁的纯洁的时候，她们也可能是四十八岁和五十八岁的母亲了。”（《飓风》）

“回忆是一种无言的感谢，像在黑夜里盛开的鲜花，从不炫耀自己的华丽；像在风雨中鸣唱的夜莺，为我们唤来阳光灿烂的早晨；像净身上路的虔诚热血青年，坚信脚下的路一定可以通向心灵的港湾；像一波荡漾的春水，静悄悄地哼着小曲流淌过来，让小草小花一起睁开眼睛，欣赏万紫千红的大地，聆听来自五湖四海的歌声。”（《仍在天堂歌唱的文学魂》）

这样的长句在阿拉提的作品中非常普遍，它们委婉细腻，气势畅达，抒情细致周密，描述绘声绘色；至于一泻千里的排比句，它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可以使文气贯通，语势加强，反复铺排，淋漓尽致。

阿拉提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不露痕迹地融入一些维吾尔谚语和俗语，诸如：“这孩子的骨头是我们的，肉是您的，要是不听话，任您管教，决不要手软。”“抓了一辈子老鼠的家猫有时候也会偷肉吃的。”“值钱的东西不是葫芦本身，而是它的绿阴。”“有各种各样的草，也有各种各样的人。”“把钱递给打馕的师傅，却向屠夫要肉。”等等。这样的语言表现力很强，潜台词也很多。此外还有一些来自维吾尔语的意译词语，如：“我们都是识谱子（意为懂行情）的人”、“我是有出生证（意为有独立见解）的人”、“去你妈妈那里再出生一次（意为下辈子再说）”、“在你脚下垫湿砖坯（意为忽悠你玩）”[12]、“鼻子里进了几次水（意为吃了几次亏）”、“他的心是葡萄心（意为不专一，见异思迁）”[13]等，既生动又新鲜。

在使用数词时，也有一些特别的说法，如：“不去的磨坊还要去七次”、“那些野鸭子，五个一群七个一伙”、“七个一群、十个一伙的孩子们”，他不说“去三次”、“三五成群”，而采用伊斯兰文化所偏爱的“七”这个数字。再如：“大哥，我可以把你们三十三个叫到一起闭着眼睛给你上五年的课，你想想看到底谁应该说话的时候想好了再说？”这里的“三十三个”和“五年”的说法就比较别致。他作品中的人物在提到已经故去的亲人时，总要紧跟着说一句“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宁”，这也是穆斯林的习俗。

阿拉提对维吾尔族姑娘们丰富多彩的情态语观察细微，描述准确：“当有些事不好用语言说的时候，她们很微妙地使用神态语言，当她们对某人的观点不感兴趣的时候，她们就看一眼在场的心腹，双眼微闭，双眉微微向上一翘，表示反感。当反对某人某事的时候，右嘴角向上一提，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这种说法格格不入。当表示不同意参加某个聚会和参与某事的时候，舌向上颌一翘，发出清脆的响声，表示没有兴趣。当对男友的某种非分的要求表示反对的时候，双眼朝下，看男友的脚，那意思是说：你好意思吗？爱一个女人非要在明媒正娶前这样吗？（《伊犁姑娘》）这些描述是多么活灵活现啊！

写到这里，自然地想起了陈柏中先生评述阿拉提的活：“他往往把笔墨用来集中描述人的生态和心态，注意构筑地域的、民族的独特文化氛围和文化色彩，这使他的作品取得了自己的生存价值。……寻找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致力于挖掘既是时代的又是民族的人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并找到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和抒写对象的小说文体和叙述语调，这大概是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艺术传达的魅力所在。”[4]此论精到，我们非常赞同他的观点，这正是我们想说也许没有说清的意思。

[①]见《史记·第六十三·大宛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346页。

[②]见雷霆《酒趣·鹿趣》，载吴连增编《西陲风景线》，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③]见王蒙《歌神》，载陈柏中、夏冠洲编《王蒙新疆小说散文选》，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3年，第51页。

[④]见《魏书·卷一百零三·高车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305页。

[⑤]见《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突厥传》，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223页。

[⑥]见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载陈铁民、侯忠义校注《岑参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3页。

[⑦] 同上，第188页。

[⑧] 同上，第176页。

[⑨]见王蒙《铁依甫江——遥望天山，欲哭无泪》，载王蒙著《不成样子的怀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页。

[⑩]见王蒙《我喜欢幽默》，载王蒙著《从实招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11]见依斯买提·卡斯木《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祖传绰号与社会功能》，载《新疆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第91页。

[12] “垫湿砖坯”，是一种善意的玩笑，用一系列的“高帽子”、恭维话使对手忘乎所以飘飘然，而不知脚下踩的是越垒越高的潮湿的砖坯，随时都有垮下来的危险。

[13] “葡萄心”民间说的是“桑葚心”，以桑葚上众多的小凸起比喻人的三心二意。阿拉提将它改造为“葡萄心”，由众多葡萄粒组成的葡萄串比桑葚更形象。

参考文献：

[1] 唐明贵．文化冲突、文化融合与文化演进[J]．聊城大学学报，2009（1）．

[2] 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P62．

[3] 依斯买提·卡斯木．新疆哈密地区维吾尔族祖传绰号与社会功能[J]．乌鲁木齐：新疆社会科学，2008（4）．

[4] 陈柏中．阿拉提·阿斯木小说的艺术传达（代序）[A]．阳光如诉[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

第一作者简介：

▲翟新菊

翟新菊，江苏宿迁人，伊犁师范学院编辑部编审。主要从事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与编辑，主编图书3部，曾承担过校级、自治区级以及编辑学方面的科研项目，已发表相关科研论文近3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