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精神家园的神话喻体——保安族神话传说话语分析

　　内容提要：保安族，其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深受汉民族“大禹治水”等神话原型和“黄河家园”等地域寻根文化传说的影响；其“源于水而流于水”的“聚水情结”，是保安民族以“水”为根的宗教情怀和民族归属感的精神家园所在；而“家源于水——徙流如水——根归于水”的黄河情结，则是保安民族族源史和迁徙史情感隐喻的最终话语表述。

　　关键词：聚水情结；神话喻体；水体话语；精神家园

　　神话传说作为人类各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特定时段的话语喻体，它对每一民族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表现形式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每一个民族都能从神话传说的母胎中找到自己的族源史和迁徙史走过的历史轨迹。神话传说话语原型的延续和流传，无疑能使它的族众和读者体验到该民族精神家园所指的深刻性和民族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神话和传说而言，神话作为原始时代的历史的描述，它确证着每一民族都能从自己的族源史和迁徙史中找到神话所隐喻的宗教情怀和种族精神；而传说作为“有文字或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投影”，则涵盖着这个民族心灵所指的精神家园的大概风貌。

　　中国56个民族中的年轻成员保安族，其民间文学中神话传说的话语承传，深受汉民族“大禹治水”等神话原型和“黄河家园”地域寻根文化的影响。其民族“源于水而流于水的‘聚水情结’”，是保安民族以“水”为根的宗教情怀和民族归属感的精神家园所在；而“家源于水——徙流如水——根归于水”的神话轨迹，则是保安民族族源史和迁徙史的情感隐喻。从有关保安族族源历史、迁徙历史以及保安民间文学的神话传说等历史文献来看，今保安族聚居地“积石山”，有大禹治水时“导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等地域神话，有远古至今与水有关的《五眼泉的传说》、《干河滩的传说》、《神马》等民间文学的话语流传；亦有保安族作家马少青经实地调查取证，搜集整理了大量保安族民间文学，并先后编写出版的《保安族》、《积石山的路》、《保安族文化形态与古籍文存》等著作的文本旁证，这些文献资料都从不同角度印证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水”——特别是黄河水，是保安族宗教情怀和民族归属感的精神家园所在；保安族“家源于水——徙流如水——根归于水”的神话传说，是保安民族族源史和迁徙史情感隐喻的最终话语表述。这一认识对考证保安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土人情，以及其他民族的族源史和迁徙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启示。

　　一、“家源于水”的聚水情结

　　甘肃省河州大河家地区的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是今保安族的聚居地。“积石山”这一地名对保安族来说，有着极为丰富的史学涵义。积石山，原名积石关，旧名临津关，系祁连山系向南延伸的余脉，横亘为黄河之脊梁。前凉(公元314—376年)张轨所置，隋、唐、宋、元各朝沿用积石关名，明初始改称积石关，直至清末。积石山自古为边塞军事要冲。据《尚书·禹贡》记载，“积山为禹疏河之极地”，“导河自积石，至龙门，人于沧海”，即说明大禹治水时便有了积石山的疆域风貌。而当地民间盛传积石山是大禹治水走到头的地方。那层层叠叠的纹岩壁路，便是当年大禹率民疏河时留下的斧凿痕迹。20世纪9O年代初期，因修建大河家水电站，传说中的禹王宫，仅剩一点河岸边的遗存。在禹王宫旧址，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民间都有祭祀大禹的活动。从这些史料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作为中华民族之一的保安民族对炎黄“水王”大禹的敬重，以及他们与汉民族有着一脉相承的神话原型母胎孕育的族源牵连。

　　据史料记载，大禹也叫夏禹，是“帝颛顼高阳”的孙子。陆贾《新语》中说：“大禹出于西羌”，是西部人。禹是鲧的儿子。夏之前，沧海横流，洪水滔天，尧帝用鲧治水，劳而无功。舜令禹治水。禹居外十三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入于沧海，息了水患。禹为治水，衣食简朴，宫室简陋，“三过其门而不入”(见《盂子》)，终于使人民免受洪水之灾。舜因禹治水有功，传位于禹，禹建夏朝，国号“夏后”，简称“夏禹”。大禹治水经积石山的神话传说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中亦有记载：“河水出东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叉入渤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大禹所导积石山”。传说大禹在疏导黄河于积石、疏导石羊河于猪野(猪野泽在今甘肃民勤县北)之后，又“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可见大禹治水的“极地”积石山有着何等重要的历史地位。此外，有研究者依据黄河三门峡鬼门岛上发现有仰韶时期和龙山时期的文化堆积、当地流传的丰富的大禹治水故事，以及鬼门河道的地理位置等因素，认为黄河三门峡的鬼门河道即大禹治水时开凿的，这也应该成为我们不容忽视的族源连带的历史确认。

　　事实上，据专家研究，大禹治水是洪荒时代冰川融化的冰水，是全球性的，在其他许多民族中，都有洪水泛滥的传说。所谓积石山，应当是一种石头坝，用以拦截水流，或调节水位的作用。如果大禹治水时曾经在黄河上修建过石头坝，那么最可能的地方是在黄河的中上游，而且可能会在多处修建规模不等的石头坝水利工程，这也应该在我们推理之中。虽然近代西方学者夏德著《支那太古史》、中国学者丁文江著《论禹治水说不可信书》和顾颉刚著《论禹治水故事书》都对禹的存在持否定态度，否定有大禹治水的事实，认为开挖长江、黄河和汉水的工程量，比万里长城的工程量还要大四至五倍；但应该肯定的是《尚书》、《史记》所载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近有新发现的2900年前的西周青铜器铭文明确记有大禹治水事迹，似乎充分表明先秦典籍《山海经》、《尚书·禹贡》等书的相关记载以及至今仍然广泛流传于民间的神话传说故事基本属实，这又使我们对大禹“聚水入沧海”的历史功绩有了更为宏阔的确认空间。

　　2O世纪9O年代时尚存的禹王宫遗迹，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民间祭祀大禹的活动，都充分说明保安人认为他们与汉民族一脉相承的“家源于水”的“聚水”情怀。这是因为大禹的治水壮举，感动、感染过居住在黄河之滨的保安人的祖祖辈辈，于是保安人相信大禹的神话也是他们的神话。

　　黄河也是保安人的黄河，保安族和汉民族都是黄河的儿女——这一点从保安族作家马少青的保安历史歌舞剧《积石山的路·桑摩尔》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解答。保安人的诗人唱道：远看黄河一条线／近看黄河是海边⋯⋯天下的黄河往东淌／积石峡／又落了一对凤凰／你把我盼来我把你想／大河家／它是个落脚的地方。保安人视黄河为他们生产繁衍的枢纽，精神家园的核心，这与汉文化的黄河源流说一脉相承。

　　从神话作为原始时代的历史和传说或作为有文字或无文字记载的历史投影的角度而言，民众和文人墨客尽管都用了“叙述”的视角，但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主人公是不能违背本民族神话原型和传唱理念的喻体情怀的。譬如保安族作家马少青在对保安族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做了生动的阐释后，终要通过他的作品，寄寓自己的民族“家源于水”而赞美黄河的美好愿望。他在《积石山的路·给香港朋友的一组信》中多次论及保安族在族源史、迁徙史等民族文化的优长。特别是他多次提及聚居地“积石山”与大禹“导河积石得延喜玉”等的神话传说的关联，即是想在神话故事等诸多民间文化现象的表层结构之下，喻证保安民族集体无意识中“聚水入沧海”——“黄河是我们的家园”的宗教情感和民族归属感。

　　二、“徙流如水”的神话喻体

　　如果说神话是与人类起源密切相关的具有普遍性和相融性的精神遗存现象的话，那么它作为文学的母胎，是后世文学作品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它们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则是不言而喻的。而神话母题在后世文学中被广泛挖掘应用，就不是个别艺术家的心血来潮的主观臆断。因为艺术家的创作活动既是理性行为也是直觉行为，神话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它无疑能够在给艺术家们带来意料不到的灵感的同时，也会给他们带来具有理性意义的象征性客观评价。从读者方面来看，作品中的神话原型，除了能获得感性的审美享受外。亦能使读者内心再次体验到民族经验的深刻感和连续性的理性抚慰。保安族作为中国56个民族中的年轻成员，民间文学中神话传承深受主体民族汉族的影响，这与居住地积石山形成的神话原型的牵引是分不开的，同时与他们的这种既感性又理性的文化思考也是分不开的。

　　保安族作家马少青在其小说《马六》中这样转述道：“‘积石’之名，始于春秋时代，我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中称：‘道河自积石、至龙门，入于沧海’。《水经注》和《汉书·地理志》都说，积石为夏禹王导河之极也。关于这一点，有一个大禹‘导河积石得延喜玉’的神话故事，至今流传。这个故事说：“有一日，大禹率领众人到了一处，但见两山之间有一扇石门，水流汩汩，从石门中流出。大禹便叫来当地人打问，始知这座山叫积石山，上面万物无所不有，可惜不能上去。从前这石门的水是向西流到西海去，现在不知为何改向东流了。大禹又问当地人：‘那西边就是西海吗?’回答：‘是’。大禹听罢就带了众人向西而行，但见浩浩茫茫的水面，愈往西愈宽阔。向南行到一座西倾山上，往西一望，果然是西海，不过海中到处都有大山耸峙，仿佛将海面化作无数的区域。大禹说：‘那边既然是西海就不必去了。’便返回到积石山下。大禹看见这山谷石门有些狭窄，恐怕将来大水为患，就叫众人略略开凿，使水畅流。哪知在山石开凿处，忽然露出一块玄玉，上面刻着八个字：‘延喜玉受德天赐佩。’众人不敢隐匿，忙将其送给大禹。大禹见上面有‘天赐佩’三字，暗想：我哪里当的起，等以后治水成功之时，献于帝吧，当下，他就把玉递给左右。叫他们收藏好。两日之后，积石山石门凿通了。这个神话使积石山多了几分神秘，多了几分尊严。”如果说神话分为神话话语和神话结构两个层面，前者是有意识的表达，即“能指者”；后者代表着一种概念和意义，即“所指者”的话，那么据此分析，马少青作品所述“大禹导河积石得延喜玉”治水神话在当地“至今流传”，这与保安民族世代繁衍居住的地理环境相关则是肯定的了。积石山是出产寰物的风水宝地，“延喜”隐含保安族民众祈福纳吉之意。同时神话中“从前这石门的水是向西流到西海去，现在不知为何改向东流了”。这便隐喻着保安人无意识中的族源情结，即保安先民从中亚西亚迁徙而来，又在中国国土上繁衍重生的复杂历史文化情感。

　　从保安族的族源史来看，保安人是元代以来一些中亚来华的穆斯林和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在青海同仁地区戍边屯垦，同当地的藏、土、汉等民族长期相处，通过婚姻等自然融合，约在明朝中叶形成的一个民族共同体。到了清朝咸丰、同治年间，保安族与当地民众因土地灌溉水资源的缘故相互猜疑、纠纷不断，清政府对之不加调解，采用“以夷制夷”政策放任自流，矛盾愈发尖锐，最终迫使保安族从青海同仁辗转到青海循化，后又迁徙落居甘肃河州大河家地区。保安人沿用青海同仁时传统居住形式，在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形成以大墩村、梅坡村、甘河滩村等“保安三庄”为主的新的保安族聚居区而延续至今。据说保安人落居大河家，只是为了日后便于重返家园，当时大河家地区的回族头人让保安人任选居住地，保安人看准了大河家紧靠积石山和黄河渡口，也是出于日后若再次发生械斗战事便于防守或逃离的深谋远虑之举。从一次次与土地家园实施分离的运动开始，再在其他地点与家园重新汇合终结，保安族悲壮的迁徙史，实则是“家源于水——徙流如水——根归于水”经典化的理性缩写。

　　因此，信仰伊斯兰教是保安族的原生宗教情感，是保安族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精神需要。保安族在形成期与藏族、土族、汉族等民族通婚融和、共同生产生活，则是汲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因子。终究正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水”，在这其问充当了不可或缺的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间的重要媒介。

　　保安人有史以来的生产类型是半农半牧，保安民族曾经落脚和现在居住的地点都在河畔，如青海同仁时居住在隆务河畔，青海循化和甘肃积石山在黄河岸边。再从保安族迁徙史看，迁徙是因水而起，又依黄河迁徙，最后在黄河边定居，水是保安族的立身之本。游牧生活的习俗是“依水草而居”，这固然出自保安民族生存本能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其中蕴涵着保安族寻求民族归属感的情感历程。依水迁徙的过程，也是寻找母亲和家园的过程，最终完成的是寻根的宿命。保安族与水有着不解之缘，而黄河是抚育保安民族成长的今生母亲，黄河见证了保安民族的“死亡”与“重生”，可以说，一部保安族的族源史，就是一部人与水之间相互调整磨合的历史。《积石山的路·神马》还记载着这样一则民间传说：保安族人在很早以前，在一匹神马的帮助下，过着“粮食装满仓，牛羊满山岗，花果四季香”的幸福生活。后来。因为一个财主为了控制神马为其发大财，便在神马居住的泉眼边等了好久，但不见神马的影子，他急了，便对着泉眼狠狠射了一箭；神马被射伤，大吼一声跑进了迷雾漫漫的积石山。它那惊天动地的吼声把积石山震开了一个大口子，怒涛滚滚的洪水，冲毁了这美丽的山乡。在这场灾害中，只剩下三个壮实的小伙子。他们翻山越岭，找了七七四十九天，都没有找到神马，只好用自己的双手在乱石滩上辛勤劳作，重建家园。过了几年，三个小伙子分别与回族、蒙古族、藏族的三位姑娘结为姻缘，互敬互爱，子孙后代逐渐繁衍增多。

　　这神马的“一箭”，是极富感性想象力的，它显现着《古兰经》第二章《黄牛》中“我说，‘你用手杖打那磐石吧，十二道水泉，就从那磐石里涌出来，各部落都知道自己的饮水处’”的“一杖”的宗教投影。“依水而居”在水一方的保安人视“水”如神明如母亲的“聚水”情怀的形成，无疑有着黄河母亲家园意识的理性培养和大禹治水的神话感性哺育，这才使其民族繁衍生息亘古至今。

　　三、“根归于水”的水体话语

　　如果说“家源于水——徙流如水——根归于水”的神话传说，是保安民族族源史和迁徙史情感隐喻的话语喻体的话，那么保安人繁衍生息所依赖的“水”(黄河)与保安民族文化精神中的“聚水情结”有互动融合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读到像“黄河从青海省循化进入悬崖峭壁层峦入云的积石峡谷后，奔腾渲泻冲出峡口，经大河家四堡子乡的小盆地，又进入寺沟峡。两峡中奇峰林立，景色奇特”这样的文字时，我们或许可以说，“水体话语”首先应该是某种坚定的流动气质，除非遭到严酷的冻结或阻挡，它拒绝屈从于一个闭抑的空间；其次，水，必须穷尽它所面对的空间，只要它自量充足，它就要探入到世界的所有隙缝中去生存；再者，当水在与土地之间出现了互相敌视和征服的迹象时，它就会像永恒的刀锯，在时间的声援下，使诸山崩解，大陆破裂成碎片，并借助周期性的泛滥对空问进行广泛的掠夺和征服。“水”作为神话话语的历史表征，大禹治水的神话所指以及保安族文化精神中携带着“水”的全部属性，都意味着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有着“木本水源”的水体话语的文化共同性，即，水终会“至龙门，入于沧海”。这一“聚水情结”的最终表征，便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水体话语的根源所在。仅此，我们是否可以说，“水体话语”其实并不仅仅是保安民族的神话话语，也是汉民族的神话话语，甚至可以说是世界性的神话话语。

　　回首新石器时代末期，“水”是“自流”的。原始低下的生产力只能完成简单的以泥土筑堤的防水工程疏导洪水，其业绩或许真的是大禹所为，或许是先民们自己所为，但治水毕竟给民众带来安居乐业的可能。于是人们赞颂夏禹，禹成了全体民众的治水代表，凡治水之伟绩都记在了大禹名下。大禹在重建水体秩序的口号下，实现了江湖与土地的双重征服。治水神话中大禹的获胜，体现着原生的顽强的民族精神，它以水和土为二重信仰最终才成为支配民族未来发展的力量和灵魂的。所以后世出现《山海经》、《尚书·禹贡》这些令人神往的优美传说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则，“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古人训言，认为“水”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它可以成为“道”的代名词。水遍流天下，没有私念的人格美德；水滋养万物、默默奉献的仁爱亲和精神；水大象无形的高尚境界；水深不可测的智慧能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的适变、应变、通变的睿哲仁智；水最终能够澄清净化心灵的至善；水的公平、正直乃至适度等等美德，正是保安民族人文精神的写照。而黄河作为“水体话语”的根，“水体话语”的本，使保安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家园的归宿有了海纳百川、兼收五湖的向往，这或许就是保安人之所以“根归于水”，祖祖辈辈栖身于黄河之滨的源泉所在。

　　就保安民族而言，我们可以说，是“水”的造就，才使保安民族在形成、迁徙、再聚居的艰难过程中，锻炼铸造出了该民族不屈的个性，获得了该民族的生存和延续，成全了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表现形式。应该说，是远古大禹治水的神话原型孕育出了保安民族文化中的“水体话语”。“水体话语”折射出了保安人农耕时代的风俗和理想；“水体话语”使保安人有了为水而生为水而死的实践可能，“水体话语”使保安人在与自然磨合的顽强生存空间里有了亘古不灭的存在价值。正如著名作家张承志在一篇描述积石山保安人的散文中写道：“这真是一种准确的地理：任世界再大也不难找到黄河，河水一直流向家门……黄河就是家路。”这是概括保安民族“水体话语”精神最为精当、经典之语。是黄河孕育了保安民族，是水滋养了保安民族。如果说伊斯兰文化是保安民族的历史传承和文明起源的话，那么黄河便是保安人生命的伊甸园，精神的归属之地。而“神话研究过去是、将来仍将是文学人类学研究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一个领域”的科学判断，则应该成为我们日后考证保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及民族族源史和迁徙史的前瞻性结语。原文发表于《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2期，注释因篇幅问题已删去，若有需要请参见原刊。

　　作者简介:

　　伦珠旺姆，女，青海循化人。西北民族大学格萨尔研究院院长，教授，硕士生研究生导师。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成员，全国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理事，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史诗学、少数民族文学、文学人类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