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50年前后，当共和国的历史刚刚翻开新的篇章的时候，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怀揣新生共和国的豪情与自信，随第二野战军来到西南，开始了他们新的军旅生活与新的文学生命。新诗史上，通常把这批诗人称为“西南边疆诗人群”。[1]在云南，这一诗人群的主要组成者有公刘[2]、白桦[3]、周良沛[4]、杨非、张昆华，等等。他们都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在“西南边疆诗人群”中占有重要地位。

　　当然，无论从诗人个体的角度还是从新诗发展的整体视阈看，这些军旅诗人在云南所取得的诗歌成绩都不是不无缺陷的，比如，多年以后，白桦这样总结和评价自己早年在云南的创作：

　　应该说：我的战火纷飞的日子结束在神奇而多彩的云南，在这里学步，开始了我的文学征途！回想起来，遗憾、歉疚多于自得。因为我早期关于云南的作品距离云南的神奇太远了！也没有表现出云南瑰丽的色彩，当然，客观的历史局限和我自己的幼稚和浮躁，使那些习作显得十分苍白。文学从属于政治是当年的时尚，缺乏对生活深入的观察与剖析，把复杂与多层次的生活概念化、简单化了。[5]

　　周良沛则这样评价自己这一时期的作品：

　　三十年前，我开始发表作品时，正在云南兄弟民族地区剿匪、营建。是连里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士兵，是无法以离开自己的现实生活借助于过去的阅历、知识而写诗的人，因此也无法不写到兄弟民族的生活。但也只能纯客观地从一个边防战士的眼里录写所闻所见，借助一些情节、故事来说明问题，……但是主要得靠情节、一些景象的外在印象写诗，从某种意义讲，已经脱离了诗的追求，是写诗无能的悲剧。那些作品，虽然还拿出来出版，也只是作为我个人生活最初的一个脚印来看……[6]

　　然而，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但是，站在诗歌美学立场上看，他们的诗因“发现”了云南边地瑰丽的风景——尤其是那些几乎第一次进入现代诗歌写作领域的少数民族地区风景，并成功地应用边地风景来生成新的诗意，让云南边地风景真正参与了中国新诗的发展而得以在新诗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事实上，“边地风景的发现”只是这批年轻诗人地方性知识的诗化应用之一[7]，但是这种“发现”和“应用”至今没有人专门讨论过。这不能不说是新诗研究的一个缺憾。在一篇讨论云南诗人晓雪诗歌的文章中，著名诗歌研究家谢冕先生曾提及过1949年后中国新诗中的风景发现问题：

　　战乱基本结束之后的相对和平的环境，革命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展开，增进了开发和沟通，人的视野为之一宽。他们于是有可能以与以前不同的相当从容的心情，领略大自然的实在面目。一切似乎均是开始。中国人开始以异常欣喜的心情面对他的“第一次发现”。以往的熟视无睹，换作了眼前的惊人美妙。在反映现实的旗帜之下，吟咏山水和流连风景之作于是大兴。借助对自然的新奇感兴以寄托寻求和实现理想的热情，这是共和国初建时期诗歌的大潮流。[8]

　　军旅诗人正是在这样的诗潮中来到云南的。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论这些年轻的诗人对云南边地风景做怎样的表现和歌咏，都是“第一次发现”，也都是“第一次书写”。一切都来得那样突然那样新奇，才只是刚一踏入，展现在这些主要来自外省的青年诗人眼前的，就是那绮丽的自然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所带来的惊人美妙。他们完全被眼前所见的征服了。他们是这样描述边地云南给他们的惊艳的：“雨水和阳光都十分充沛的热带雨林，青苍的岩石上常年莹白的积雪，夜晚淡红色的月光和燃烧的星星，马帮的风尘和山民的炊烟……这里有阿诗玛的传说，……有玉龙雪山和望夫云的故事；这里的纳西人爱在夜晚用悲怆的音调吟唱他们的‘游悲’，……撒尼人在公房中吹奏用竹片做成的口弦来抒发爱慕之情，……而傣族、景颇族也都有各自的表达内心感情的音乐和舞蹈。……这是一片诗的土壤，孕育着无数动人的诗篇。这里的云南山水，一草一木和一朵朵的云影，都有它们自己的诗歌和传统。”[9]在这样一个诗歌王国里，年轻诗人们的诗情又怎能被按住而不喷发呢：

　　我穿过勐罕[10]平原，/整个心灵都被诗句充满；/每踩一踩这块土地，/就能感觉到音乐，/感觉到辉煌的阳光，/感觉到生命的呐喊！//一堆灌木丛，又一堆灌木丛，/野生的浆果，红的，紫的，蓝的，/像燃烧的火焰……/芒果、椰子和木瓜，/还有那扎着花头巾的姑娘们的笑靥，/仿佛都成熟得经不起手指一弹！//而在任何地方都咆哮着的澜沧江，/流到这里，忽然变得异样的温柔，/金的，银的，波光闪闪，/每一片涟漪都是一双慧眼，/……

　　——公刘《我穿过勐罕平原》[11]

　　一朵金色的云，/落在银色的雪山顶，/素馨兰在凤尾竹下眨小眼，/英格花[12]在虎尾松上笑吟吟，/——是雪山上开始融雪的春天啊！/……

　　——白桦《金沙江的怀念》[13]

　　两颊，若艳阳/落在椰林一样光艳；/赤脚、袒臂，像水底芙蓉/伸出肥嫩的藕莲；/丰盈，似待喷的泉，/却含羞草似地，低头、羞怯、寡言；/她从江边走来，/水罐象对椰子担在一肩；/走动，转忽绿沙的筒裙，/水上飘似地在地面；/听她重担起肩挣挑子的笑声，/像渴闷时听椰汁晃响在椰壳里面……

　　——周良沛《傣家少女》[14]

　　抒“政治之情”是20世纪50年代诗歌的规定内容，它属于那个时代的潮流和时尚。面对时尚，个人更多地只能是心甘情愿地被裹挟而不是积极的反叛，因为时尚的力量总是超乎想象地巨大，更何况还是这些以“军人”的特殊身份登上诗坛的年轻诗人呢。[15]这些年轻的诗人都无条件地在时代的规定性中把自己的理性、情感，甚至抒情方式贡献给了潮流和时尚。比如，在《我穿过勐罕平原》中，紧接上文所引诗行的，就是诗人对建设边疆宏伟事业的新“预言”的放声歌唱；而在《金沙江的怀念》里，才刚刚触及风景带给诗人的震撼，诗歌又被理性地引向了“金沙江两岸的人民怀念着一位可亲的将军”的革命情感上。这些时代的情思都影响了诗人风景体验的独立性与品质，进而使得他们的诗歌没能从总体上逃脱时代的规训。

　　02

　　然而，毕竟“诗是我们底自我最高的表现，是我们的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16]，积极的政治意识固然是这些年轻诗人人格中最坚实和主要的方面，但是除了政治以外，他们生命深处被唤醒的“自我”还有许多许多方面。这些年轻的诗人总回避不了初入一个陌生地方时，生命体验中最真实的属于“全人格最纯粹的结晶”的那一部分。——踏入云南后所获得的迥异于原来所熟悉的风景体验，就是这些年轻诗人当时的生命体验中属于“最纯粹”的那一部分。——这份惊异的体验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规训而从他们鲜活的生命中被抹杀去，相反，共和国的新生所带来的激情，以及他们作为祖国守卫者的自豪，又给这份鲜活的体验带来了浪漫品质。于是，在那个文化与个性都较为统一化的时代里，边地风景带给他们的激越体验，便成为了他们的诗歌保存真实人性的基础和媒介。这里，已经不能不提到公刘那首著名的《西盟的早晨》了——

　　我推开窗子，/一朵云飞进来——/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在哨兵的枪刺上/凝结着昨夜的白霜，/军号以激昂的高音，/指挥着群山每天最初的合唱……//早安，边疆！/早安，西盟！/带枪的人都站立在岗位上/迎接美好生活中的又一个早晨……

　　——公刘《西盟的早晨》[17]

　　这几乎可以说是50年代云南这批军旅诗人所写的最好的诗歌了。1955年它在《人民文学》上刚一发表，就立即引起了轰动，连著名诗人艾青也这样评价说：“‘带着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正好用来形容公刘的诗”；“公刘是新出现的诗人中写作比较丰富的一个”。艾青还就公刘诗歌的特点总结道：“自然环境，战斗任务以及诗人的最清新的情绪，是完全糅合在一起了。公刘的诗，就是长期生活在战士中间的、感染了我国部队的高贵素质的、通身都是健康的一种新的歌唱。”[18]艾青首先抓住的就是公刘诗歌对风景的写作，而公刘的诗给诗坛带来的那“难以捉摸的旭日的光彩”般的审美效果，应该与他独特的边地风景体验有关。无独有偶，1980年代黄子平先生也将公刘云南时期诗歌的特点总结为“云”，称其为五十年代新中国诗坛升起的“一朵奇异的云”[19]，这肯定也跟《西盟的早晨》中对“云”的抒写，以及他这一时期诗歌对云南边地风景的书写有关。关于公刘诗歌中这朵奇异的云，已经有了许多的分析和论述，我以为谢冕的分析是最好的：

　　这一朵升于深谷、带着寒气又在氤氲的雾霭之中闪耀着初日的光炫的云，确是一朵奇妙的云。但若仅有这云而没有衬以哨兵枪刺上的白霜（这是色泽）以及那掠过枪刺与群山之巅的军号的高音（这是音响），则只是一种有特色的写景。现在，揉之以边哨生活特有的情趣，这就使柔婉与刚健、静谧与空腾、边地风景与士兵生活这些对立的因素大胆组合而为一座足以展示时代风情的诗的雕塑——不再以抒写主观情感为满足，也不再以描绘客观景物为满足，这在共和国诗歌的初始阶段，是引人注目的。[20]

　　这里的论述既可以看作是对《西盟的早晨》一首诗的论述，也可以视为是对公刘此一时期诗歌总体特点的论述。由于论述的重心不同，虽然谢冕讨论的是诗人书写这首诗时如何让这朵从边疆的深谷里升起的“云”符合时代的审美要求，但我们都清楚，正是这朵“带着深谷底层的寒气/带着难于捉摸的旭日的光彩”的奇异的“云”所带来的一切，让诸多那个时代中诗歌的惯常意象和情感实现了新的审美。如果把这首诗对这朵清晨的云的描写删除，那它将成为时代潮流中众多军旅诗里极其普通的一首。因此，谢冕总结道：“公刘从《边地短歌》到《黎明的城》的基本追求，概括起来就是：他把士兵的热爱与自豪和神奇的自然景色作了完美的揉和，融而为当时罕见的充溢着希望的美。”[21]

　　真正的诗歌不是写给时尚和潮流的，只有经历了时间的淘洗还能赢得读者青睐的才是成功的作品。以今天的眼光来评判，也许，那些将边地风景与战士生活进行了新颖的组合，并将祖国保卫者豪迈的心境与他们拥抱边地风景之瞬间所产生的心灵震撼一同表现出来的作品，远远要比那些仅只书写了政治诉求的诗更能代表这批军旅诗人的艺术成就。比如：

　　射手们脱下衬衣，/把沾着枪柄的雨水拭净，/然后就卧倒地下，/也不顾浑身泥泞；/只听得教员一声口令，/叭！叭！/靶场上重新响起了枪声。//牛背上伫立的白鹭惊飞天空，/雪亮一圈，灼人眼痛，/长翼搧起阵阵湿风，/山腰草棵悉索摆动；/警觉的哨兵急走出哨棚，/在他的明晃晃的枪刺上，/跳跃着一片七彩的虹……

　　——公刘《雨后小景》[22]

　　首节写的依然是军营生活，但它显然不是诗情的重点。打靶是军营生活最常见的场景，并不能引起诗人太多的新奇，也很难在其中发掘出新的诗意。但当诗人在第二节里把它与边疆恬静的风景相连时，两者便熔铸为了一片洋溢着时代感的、情致与自然和谐的边疆“雨后小景”图。而在结尾处那句“在他的明晃晃的枪刺上，/跳跃着一片七彩的虹”中，“枪刺”与“彩虹”的奇异组合，不仅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气质，更将它所带来的新颖与震撼在当代诗歌史里保存下来。

　　1980年代后期，在围绕公刘所提出的诗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所进行的一场辩驳中[23]，洪子诚先生对自己所理想的“诗”进行了一段描述。这段话虽然出现在对公刘观点进行辩驳的文章中，但我以为用它来描述公刘、白桦等军旅诗人在一个诗歌相对整齐划一的时代里，从风景的角度所实现的对诗歌精神的坚守和捍卫却是非常恰当的：

　　诗所关注、所寻找的，是与物质的社会活动不同的精神领域，是人的内心世界，是穿过种种有限性的、暂时性的因素（包括政治等因素）的掩盖、束缚，去寻找人的灵魂的归属和地位，去用诗的语言，建构一个与现实的生存世界相对立的诗的世界，一个使人的灵性得到发挥、人的心灵得到确立，使生存个体从暂时性生存体制中得到解脱的世界。[24]

　　03

　　然而，必须注意的是，除了上面所谈到的边地风景对诗歌的“拯救”之外，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说，在这批诗人的诗歌中，以其说边地风景是一种纯粹的地方性知识，到不如说更是一种播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因为，在这些诗歌的内部，“风景”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实际上对应着一种更加牢固也更加普遍的“边地”与“中心”的情感模式，而且，“中心”始终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

　　深究这一时期军旅诗人诗歌的不足，由浓郁的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文化所带来的内部殖民影响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又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属于时代的政治意识限制和规范了诗人的个性，让诗人的风景体验基本在时代颂歌的层面上展开，缺少了参差和繁复，在满足了时代政治需求的同时，遗忘了诗歌其他的功能。尤其是当他们将“诗学”与“政治学”统一，或者将“诗人”的身份与“战士”的身份相等同时，诗人的个性与诗歌的创造便被纳入到时代的需要之中，那些所有不属于时代需求的“多余”的艺术个性及价值就排除在了诗歌之外。因此，他们的诗歌基本属于建立在情感想象上的浪漫写作，他们诗歌中的风景体验也几乎属于同一类型，很难辨别出不同诗人间风景体验的质的差异性来。第二，由于受不自觉的内部殖民思维的影响，军旅诗人笔下的风景体验都有风情化、景观化的倾向，缺少了现代性的批判品质和思想上的哲学提升。这大大影响了他们的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在他们的风景体验中，虽然诗人渴望借边地风景来实现自己的民族国家想象情感，但是，由于想象双方的不平等性，在“边地—中心”的情感模式中，“边地”实际上是沉默的，这些诗人基本上是以“中心”的眼光来审视和选择边地风景，所以他们诗歌中的边地风景实际上主要是“中心化”和“政治化”了的风景，这些诗歌也因此失去了原本属于自己的地域性特征。或者说，在他们的风景体验里，“地方性”与“民族性”是国家意义上的，而非本土文化意义上的。

　　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军旅作曲家杨非1954年创作的著名歌曲《有一个美丽的地方》[25]。它既是一首民族风情浓厚的歌曲，也是一首充满时代特征的优秀诗歌。在它的风景体验中，既近乎完美地利用了“边地—中心”的情感模式，把云南边地风景作为民族国家想象与身份认同的媒介，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播种效果，又充分利用了边地风景的独特魅力，让歌词充满了浓郁的云南地域特色和傣族文化韵味：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傣族人民在这里生长，/密密的寨子紧相连，/那弯弯的江水呀碧波荡漾。/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恩人哟就是（那个）共产党。/傣族地方有了你，/阿——/遍地花开朵朵香。//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森林茂密坝子宽广，/姑娘们穿着花裙，/就好像那蝴蝶呀展开翅膀。/一只孔雀飞到了龙树上，/恩人哟就是（那个）共产党。/各族人民永远向着你，/阿——/好像百鸟朝凤凰。

　　——杨非《有一个美丽的地方》[26]

　　从文本上看，在“边地”与“中心”的情感结构中，这个精短的文本抒写了四个层次的“美丽”。首先，写的是“美丽的地方”：边疆的景物美和地域美。其次，诗人接着交待了“美丽的地方”之所以美丽的原因。那是因为有了“美丽的党”。在诗里，孔雀这一傣族人民的吉祥鸟就是“美丽的党”的象征，而龙树这一傣族地区最常见的葱葱大树就喻指傣族人民。第三，诗人再次把情感聚焦于美丽的地方，但与开篇时着重抒写美丽的地方的美丽景物不同，这里着重抒写的是美丽地方的“美丽的人”。由于有了“美丽的党”的关怀和照耀，这里的人也就更加美丽了。最后，诗人落笔于“美丽的和谐”。由于党佑护边疆，边疆热爱尊重党，两者间形成了一种“美丽的和谐”。整首诗里，诗人巧妙地把边地的美景、美人与边疆人民美好的爱国感情结合在一起，使边地风景成为了边疆人民民族国家认同的情感符号，既突出了诗歌的时代主题，又让这一主题有了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在当时的作品中，这确实已经是优秀的了。

　　总之，对云南边地风景的拥抱与诗意抒写，就是公刘他们这批军旅诗人从政治一统的世界里将诗歌拯救出来，让其依然散发人性的光辉，并使自己年轻的声音依然歌唱在共和国诗坛的艺术路径。可惜的是，从今天的审美要求看，这批诗人对边地风景的体验还可以更深，更宽阔，对生命中关于风景体验的表达也还可以更独立，更多样，更诗性。但是，考虑到这些诗歌得以创作的时代，而且还是出自刚刚走向诗坛的年轻诗人之手，这样的要求也许已经是一种苛刻了。有时，我们甚至禁不住要做这样的设问：假如这批军旅诗人没有尊重自己生命里真切的风景体验，而让诗情完全被时代总体的诗歌文化覆盖，那我们今天还会阅读和讨论他们吗？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是这些诗歌“记录”了它们的时代，并将属于它们的美流传给了我们，这也许就是它们的使命。诚如诗人邵燕祥所说：“很难设想50年代初期如果缺少了公刘和白桦等军旅诗人或云南团队，会是多大的遗憾。”[27]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年01期

　　作者简介

　　马绍玺（1970—），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诗歌、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族群文化研究

　　注释

　　[1]“西南边疆诗人群”是对一个较大地理范围的诗歌现象的总称，涵盖面为云贵川和康藏高原，云南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这一概念的有效性问题，洪子诚、刘登翰曾指出，将这些军旅诗人称为“诗群”，“是着眼于诗人在生活经历、艺术特点的相近。事实上，他们之间并未发生思想、诗艺上的沟通和认定，更不曾有过‘结社’的行为。在五六十年代，诗界对他们也从未有过类乎‘群落’的归纳。80年代之后对这一‘诗群’的指认，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在一个缺乏差别的时代细心寻找‘个性’所做的‘构造’。因而，这一归纳的有效和可疑，应该说都同时存在。”见洪子诚、刘登翰著：《中国当代新诗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8页。尽管如此，这一名称在诗歌界还是得到了认可和广泛使用。

　　[2]公刘（1927—2003），江西南昌人，本名刘耿直，曾就读于中正大学，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随军记者身份来到云南。在云南创造的诗歌主要结集为诗集《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另外还整理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阿诗玛》（与黄铁等合作）、《望夫云》。

　　[3]白桦（1930—），河南信阳人，本名陈佑华，1947年参加革命，1949年随军进入云南。在云南著有诗集《金沙江的怀念》（1955）、《热巴人的歌》（1957），长篇叙事诗《鹰群》（1956）、《孔雀》（1957）等。

　　[4]周良沛（1933—），江西九江人，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53年调入西藏军区，1955年任昆明军区政治部创作员。1950年代著有诗集《枫叶集》（1957）。

　　[5]白桦：《人人脚下都有一片月光——2004年12月2日在昆明与文艺界的朋友们相聚时的发言》，载《白桦文集·卷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681页。

　　[6]周良沛：《晓雪诗选·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这批年轻诗人对云南少数民族知识最直接的运用就是对少数民族诗歌资源的吸取和改写，比如公刘的《望夫云》、《阿诗玛》，白桦的《孔雀》，周良沛的《古老的傣歌》、《藏族情歌》等就是这种运用的典型。本人将在另外的文章中集中讨论这一问题。

　　[8]谢冕：《置身于当代格局中——晓雪小议》，《文艺报》1988年4月23日。

　　[9]周良沛：《云彩深处的歌声》，《诗刊》1957年第2期，第25—30页。

　　[10]勐罕，汉名橄榄坝，在允景洪东南。——作者诗题原注。

　　[11]公刘：《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32—33页。

　　[12]英格花：是摩西族话的译音，有一种类似蔷薇的花，它那藤状的枝干常攀附在别的树上。——作者原注。“摩西族”即现在的纳西族。

　　[13]白桦：《金沙江的怀念》，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年版，第1页。

　　[14]周良沛：《雪兆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15]关于“军人身份”对这一批军旅诗人创作的影响是一个极有意义且有待深入展开的话题。军旅诗人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诗人李瑛曾这样描述这一特殊身份与创作之间的关系，说“一个诗人的任务就是一个战士的任务”（《李瑛诗选·自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这一描述直接把“诗人”与“军人”两个不同身份等同起来。诗歌研究家程光炜曾尖锐且不无苛求地指出这种身份混同给诗歌创作带来的伤害：“战士以服从为天职，作为军人一员的军旅诗人服从军令，自然义不容辞，这就把军人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念带入了诗歌领域。军人的思想行为、思维方式取代诗所具有的独特个性，诗歌在这里变成对军人思想、感情和生活的简单记录，而不是积极、主动地介入和审省。诗不再是一种‘发现’，而只是在被动地‘描摹’，导致了诗人一个时期内从军旅诗歌中令人遗憾的‘缺席’。”程光炜著：《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16]梁宗岱：《论诗》，载《梁宗岱文集》（第2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页。

　　[17]公刘：《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9页。

　　[18]艾青：《公刘的诗》，《文艺报》1955年第13期，此处引自《艾青选集》（第三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4—286页。

　　[19]黄子平：《从云到火——公刘新作初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第33页。

　　[20]谢冕：《仙人掌的诗情——论公刘的诗》，《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第40页。

　　[21]谢冕：《仙人掌的诗情——论公刘的诗》，《文学评论》1983年第5期，第40页。

　　[22]公刘：《黎明的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20页。

　　[23]这场辩驳由公刘的文章《从四种角度谈诗和诗人——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中文系问》（载《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引起。在这篇文章里公刘回答了四个问题，其中涉及了诗与政治的关系和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新诗发展进程的评价问题。在关于诗与政治关系的问题上，公刘认为诗脱离不了政治，“尤其是活在像我们中国这样的社会上，怎么可能摆脱政治呢？你不去惹它，它却跑来干涉你”；并认为“诗可以分两派：一派主张‘淡化’政治，一定要和政治保持距离，而且越远越好，用意在于保证诗的纯洁性不受玷污，值得人们去追求。另一派认为，纯诗之说纯属虚妄，它不过是某些心地善良的诗人头脑中的幻影，是主观世界的产物。”公刘并且表态说：“我个人，是无条件站在后一阵营的前列的”。公刘的这些观点引起了争论，之后，洪子诚、老木、唐晓渡等人纷纷撰写文章发表不同的意见和声音，以便“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洪子诚的文章为《同意的和不同意的》，老木的文章为《诗人及其时代》，唐晓渡的文章为《虚妄与真实之间——与公刘先生商榷兼论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分别载于《文学评论》1989年第1、2期。

　　[24]洪子诚：《同意的和不同意的》，《文学评论》1989年第1期，第58页。

　　[25]杨非（1927—2007），江西南康人，1949年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同年参加中国人们解放军并南下昆明，在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工作。与公刘、白桦不同的是，杨非没有很快就离开云南，而是一直留在昆明工作直到去世。1954年，在单位组织的下乡采风中，杨非来到了云南西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位来自内地的汉族青年很快就被边地德宏的自然美、少数民族风情美吸引住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初到德宏时的沉醉：“一翻过山林进到当时的芒市坝子，哎呀，那真是一种震撼呀，根本不像现在这样平坦，田地是轮耕制，到处是放养的牛羊，青山绿水，丛林葱郁，真叫人着迷，就像进了世外桃源。”沉浸在美景中的杨非随后来到了瑞丽。“在瑞丽勐秀山上、瑞丽江边，晚上睡不着觉，就开始写歌、搞创作。但是写什么呢？天天冥思苦想，找不到主题，总是怕写不出什么好的东西来。后来没办法，就想，实在不行就写德宏，就写德宏的傣族和这里的山水吧！于是就在勐秀山上打草稿写成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的歌词。”这首歌的曲调也是杨非根据采风时听到的一种“旋律很美，又有韵味，真让人陶醉”的“遮放调”（“遮放”是当地一地名）谱成的。

　　[26]《杨非歌曲选》，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27]李天靖、刘粹编：《干涸的人字瀑——纪念诗人公刘·序》，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