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史诗与“荷马问题”

朝戈金

一、古希腊荷马史诗

       古希腊史诗《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长期被认为是诗人荷马（Homer）所作，所以这两部史诗也被合起来称作“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讲述的是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的十年战争中，最具戏剧性的最后几十天中发生的故事。故事的核心线索围绕“阿喀琉斯的愤怒”展开，串联起英雄的荣耀、战争的残酷与命运的无常。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是为了争夺一位名叫海伦的绝世美人，她本是希腊斯巴达国王的王后，却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引诱并带回了特洛伊，这直接触发了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久攻特洛伊城不下，联军统帅阿伽门农与最骁勇的战将阿喀琉斯之间因女俘发生了龃龉，一度影响了希腊联军的士气。阿喀琉斯的挚友帕特罗克洛斯假冒他出阵被杀，引燃阿喀琉斯复仇的怒火，于是出阵与特洛伊主将赫克托尔展开决斗并杀死赫克托尔。故事以赫克托尔的葬礼结束。《奥德赛》则讲述：通过“特洛伊木马”，希腊联军攻占了特洛伊城并结束战争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踏上回乡之路中得罪了海神被惩罚，在海上漂泊了十年之久。漂泊中奥德修斯和随从经历了多番惊险遭遇，如误入独眼巨人的洞穴，抵挡塞壬女妖的诱惑，被女神囚禁七年等。此时奥德修斯的妻子被众多求婚者纠缠，城邦一片混乱。终于归家的奥德修斯联合儿子和老仆，巧妙用计杀死了所有求婚者，终于夫妻重逢，国土重归和平。

       这两部史诗，有点像是世界各地史诗的某种“模板”。《伊利亚特》的故事范型是“远征”，《奥德赛》的故事范型是“回归”，在世界各地流传的史诗中，经常能看到这两种基本范型。另外，这两部史诗被推崇为欧洲文学的源头，并不光是因为它们出现得足够早，还因为它们有极高的造诣，被视为文学高峰和范例。马克思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作为文学的“范本”，荷马史诗中的文学“惯制”（conventions）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随手举几个“惯制”的例子，如叙事结构安排的“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如“环形结构”（ring composition）、“补叙”（analepsis）、“程式化短语”（formulaic phrases）、“详表”（catalogues）、“神祇介入”（divine intervention）、“荷马式明喻”（Homeric simile）、“梦境预言”（dream visions）等。后世的文学批评家，对这些极为精巧的文学手法推崇备至，认为它们是文学创作需要参照和模仿的圭臬。在旧日的文学参考材料中，荷马被认定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所创造出来的这些惯制，被认为是他文学天才的标志。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青年古典学家帕里（Milman Parry）开始通过对荷马诗歌进行语文学解析，进而断定荷马史诗是传统的产物。为了验证其学术推演，他随后和他的学生及合作者洛德（Albert B. Lord）从1933年开始，在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一年半的田野作业，其间进行了大量设计精巧的田野验证工作，通过多方面比较荷马史诗与南斯拉夫史诗之间的诸多特征，他们坚信荷马史诗不仅是传统性的，而且是口头创编的。他们通过以今证古的类比研究得出结论说，是众多的荷马们集体创编和传承了这两部伟大的史诗。

二、荷马问题

       “荷马问题”（Homeric question）是古典学中的千古疑难。简单说，所谓“荷马问题”就是“谁是荷马？他是怎样创作出荷马史诗的？”这个疑问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出现了，这时离荷马史诗产生和传播的年代还不算很遥远。在公元前1世纪，有个叫弗拉维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学者，就怀疑荷马的史诗创作问题。他说：“通观整个希腊文学，并没有发现比荷马诗歌更为古老而又可以确证的作品。无论怎样，这一点是清晰的，即荷马的年代晚于特洛伊战争；而且，即便是牵涉到荷马，人们认为，他的诗作也未曾通过书写方式流存下来。”他进一步推断说，荷马史诗中出现的前后叙述矛盾（narrative inconsistency），是由于它们是口头创编的。（参见《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在17世纪和18世纪，大量推论性著作涌现出来。其中有影响的，可以提到弗朗索瓦·埃德兰（François Hédelin）。他说既然这位荷马没有在他名下留下书面作品，就应当断定他从未创作过这些作品，如果他从没有创作过这些作品，你就应当推断他不曾存在。时间来到1795年，德国学者弗里德里西·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发表了《荷马引论》（Prolegomena ad Homerum），其中有如下论断：荷马生活的时代，希腊还没有成熟的文字系统，根本不可能记录下几万行的史诗。他断言：“荷马史诗”是由数百首民间短歌经后人汇编整理而成的集成式作品。这个观点一出，学界分成了两派：“分辨派”（荷马多人说）和“统一派”（荷马一人说），他们彼此之间争吵了差不多两百年。不过，两种观点在互不相让后，出现了逐渐向彼此靠拢的倾向。荷马一人说不再坚持荷马是不世出的天才的观点，修正后的荷马一人说学派，初步承认荷马史诗源于漫长的口头传统，但最终由一位天才诗人荷马将其整合为统一、连贯、结构精巧匀称的艺术杰作。所以他们认为荷马即便不是史诗“作者”，也是集大成者。温和的荷马多人说一派，则在强调荷马史诗是数百年间众多歌手集体创编的同时，也认可荷马可能是真实存在的游吟诗人，他在荷马史诗的演述传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帕里最初推动朝向解决“荷马问题”的动力，源于他在1923年的硕士论文中提出的一个充满挑战的想法：那些被学界嘲笑为“重复的”表述单元，并不能归因于荷马缺乏创新的才能，这些不过是他的创作手段。他通过研究发现，《伊利亚特》中的绝大多数诗句有一套比较固定的结构，从而让歌手能够使诗句高度契合希腊的六音步的史诗韵律：

       这个例子表明，荷马史诗的程式化表达是如此简洁有效，而且高度遵循简约性和系统音长——“于是X对他/她回应说”，后面跟着可替换的程式。这一修辞系统所提供的便是一个独特的和传统的方式，而且是以一位神或英雄“正在作出回答”的情景，说明了这一固定套语的句法功能。例句中的人物是“苦难深重的奥德修斯神”（出现3次），“飞毛腿阿喀琉斯神”（出现2次），“牛眼的赫拉神后”（4次），“革瑞尼亚的驭马者涅斯托耳”（8次），“灰眼睛的雅典娜女神”（7次），“善于呐喊的狄俄墨得斯”（1次），“善于呐喊的墨奈劳斯”（2次）。这种将名词性特性修饰语和人物相接合构成的六音步诗句，是威力巨大的诗行构造方案，遇到类似情况，口头诗人就会调用这种相当现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让诗行从口头滔滔不绝地喷涌而出。（参见《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

     上面是一组从《奥德赛》中抽选出来的诗句，表明荷马史诗在处理人物的行为时，也有高度程式化的诗句组构方案。例子都是关于奥德修斯的，左列是“而他在心中盘算”“而他迈步穿过厅堂”“当他听到这事后”“于是他开口说道”“然后他在那儿坐下”；右列是“苦难深重的神样的奥德修斯”。

      这些样例是口头诗歌创编法则的某些具体运用，它们似乎是按照某种比较固定的格式预制好的现成方案，便于让口头诗人在吟唱时快速组合诗句，不用费神在现场搜肠刮肚地想着编出诗句来。这些隐藏在口头艺术的语词背后的精妙原理，是荷马诗歌可以被口头创编和演述的奥妙所在。“荷马们”的才华，就体现为他们在心中积累了大量这种“现成的”组构方案，所以才能以难以想象的才能，流畅地、充满力量地、生动地演述规模宏大的史诗故事。

      帕里所采用的这种句式分析方法，主要是运用了语文学（philology）所擅长的分析方法。从留存到今天的文字记录本，推断古希腊的史诗演述情况，这在学术研究中，虽然可行，但还难称完美。毕竟古希腊的史诗演述，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当时就是口头创编和口头演述的。演述行为和演述人心理活动的探究，需要扎实的直接的观察和分析。鉴于荷马史诗的演述传统早已消失，无从进行直接的剖析，就需要找到可以进行类比研究的当代的“荷马”，通过对他们进行直接观察、现场实验和深入分析，以印证关于古希腊史诗属性和特征的推想是否准确。

      帕里在论文里写道：“荷马的才华，正是在于他能驾驭这些传统的‘积木’，用它们搭建出宏伟的史诗宫殿。”这个说法很有道理，但难以得到所有人赞同，毕竟荷马已经离开这个世界超过两千多年了，当时的情景无从猜测。要证明这个猜想，必须找到“活着的荷马”，看看口头诗人到底是怎么样在演述中面对受众用“搭积木”的办法演述史诗的。

三、南斯拉夫的“当代荷马”

       1933年，帕里带着他的学生和助手洛德，还有经过专门改装的录音设备，踏上了前往南斯拉夫的田野调查之旅。当时的南斯拉夫还存在着活态的口头史诗演述传统，乡村里的史诗歌手多不识字，但却能即兴吟唱长达数千行的英雄史诗。帕里满怀信心，相信能在这里找到索解荷马口头即兴创编诗歌的奥秘。这趟田野调查，得到哈佛大学的支持，从而可以进行长时段的系统化的“现场实验”。事后的收获不仅没有让支持方失望，反而还有意外的惊喜。他们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六个地区，录制了数百首史诗演唱，他们所聘请的当地助手有效地协助他们完成了相应的资料采录工作。让他们喜出望外的是，南斯拉夫歌手的口头诗歌创作方式和技巧，与帕里所推测的荷马创作如出一辙！

      南斯拉夫的口头歌手们脑子里记着大量固定的“程式短语”——“勇敢的英雄，英雄中的英雄”“当黎明苏醒，当太阳升起”“他跳下黑马，那匹黑马”“锋利的剑，黄金的剑”等，这些短语都符合当地诗歌传统中的十音节韵律。与“荷马史诗”中的情况一样，歌手能根据情节和场景需要，现场创编诗句。有多重证据指出，他们从来不是逐字逐句背诵诗句的，而是根据以往的演述经验和记忆，以及熟练掌握的即兴创编法则，把这些像积木一样的单元，组装成诗句。这种口头诗歌创编的技巧，就让我们知道，即便搬演同一个故事，不同歌手唱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一个歌手演述同一个故事，每次所演述的，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别。这就有力地说明，他们不是在“背诵”，而是在“即兴创编”。

      帕里和洛德遇到了一位叫阿夫多·梅迭多维奇（Avdo Mededovic）的歌手，他堪称“南斯拉夫的荷马”，也被称作“我们时代的荷马”。虽不识字，那个时候他能演述58首史诗，其中一首《斯麦拉基奇·梅霍的婚礼》的某个记录文本长达12323行，和《奥德赛》篇幅相当。更让人惊叹的是，帕里做了一个实验：让另一位歌手给阿夫多唱了一首他从未听过的诗歌，梅迭多维奇听完后，竟然当场即兴演唱了一个6313行的版本，比他听来的“母版”长了近三倍！洛德在后来的著作里详细记录了这个场景。洛德坚定地相信，梅迭多维奇没有死记硬背这则故事，他只是迅速地掌握了故事的核心和基本架构，然后调用自己熟悉的程式、典型场景和故事范型，重新创编了这首歌。他的演述完全不属于复制，而是一次全新的编缀。这个发现完美地印证了帕里的猜想：荷马史诗不是书写出来的，而是演述出来的；不是字斟句酌的缓慢构思的成果，而是在现场演述的压力下，大量调用传统的程式单元，即兴地创编的。于是，那些看似重复的程式短语，就不是“词穷”的应付，而是口头诗人必备的创作工具。

      弗里在著作里引用了帕里的感慨：“我相信我们带回美国的手稿和磁盘，对于研究口头叙事诗歌的生命力而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些珍贵的录音、文字本和图片，后来成为哈佛大学“米尔曼·帕里口头文学特藏”的核心，也为口头诗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梅迭多维奇在一次演述活动结束时说：“歌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是唱给耳朵听的。”这句话，或许就是口头诗学最好的注解，而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口头史诗，也会永远“唱”下去，打动一代又一代热爱故事、热爱文学的人。

       若是再向前走一步，可以说，句式的组构方式，是以“矩阵”方式发挥作用的，不是简单的某个单元搭配若干可替换单元这种相对简单的方案。请看下面的例句，说明更为复杂的组构方式，以超乎寻常的灵活性，为口头诗歌的创编奠定了基础：

       这一组诗行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荷马史诗”诗行的构造法则，秉承着句子构造的程式化原则，以及表达单元搭配的俭省原则，它们共同作用，就形成了现成好用的方案。总之，口头程式理论的开创者们，将这种以有限的手段和方法传达丰富内容的手法，概括为“程式”和“俭省”。其中，关于俭省的讨论有所不足，这其实是口头诗学诸法则中相当常见的一种，简直可以说是“有限手段的无限使用”（洪堡特语）的一个生动事例。当然，句子的搭建方法，不仅遵循了一种有效的方法，而且还强化了句子的史诗风格。说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那些看上去像是浑然天成的、随口而出的句子，若是仔细观察，往往会发现，里面蕴含着高超有效的技巧。

（原文刊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26年第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朝戈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内蒙古大学北疆民族语言文化交融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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