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拉沁夫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吴哈斯塔娜

摘要：玛拉沁夫在两次重要历史关头进言献策，并组织开展许多有意义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建立与发展；玛拉沁夫在民族族属、民族题材、民族语言等民族文学相关理论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起到奠基作用，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确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玛拉沁夫；文学理论

玛拉沁夫(1930—)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卓有成就的蒙古族作家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文坛以来，他以富有民族特色的创作为我国文学园地增添艳丽与芬芳，受到国内外广大读者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作家，他还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整体发展做出许多独到的贡献。

一、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初创和发展

玛拉沁夫长期从事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身兼三重角色：一是少数民族作家，一是少数民族文学评论家，另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参与组织者和开创者。

新中国成立以后，玛拉沁夫在1954年和1980年，即新中国建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两次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部门，就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对这两封信，当时中央有关部门表示明确赞同并做出具体批示，迅即采取有力措施，从而推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出现两次高峰期。特别是从改革开放至今这30多年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一直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涌现出大批的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和作品。

1954年末至1955年初，24岁的玛拉沁夫曾给当时文艺界的三位领导：茅盾(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文化部部长)、周扬(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宣部副部长)、丁玲(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写信，将自己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的焦虑、建议倾注于信中。“我是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原来中国文学史里只有汉族文学，没有少数民族文学，但是《宪法》总纲里明确提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我希望能改变当时的格局”。这封信与复信一并发表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作家通讯》(1955年第4期)，题为《关于少数民族的文学——玛拉沁夫同志致本会信》。信中首先回顾了旧中国少数民族受压迫被剥削的历史，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受摧残、少数民族文学被扼杀的遭遇，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曙光初照情境中的欣欣向荣景象及少数民族作家茁壮成长的喜人态势，同时阐述了对我国当代多民族文学一系列问题的认识：高尔基说“苏维埃文学，不仅是俄罗斯文学，也是苏联各民族的文学”。我国和苏联一样，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文学也应当是、一定是中国各民族的文学(在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我国各民族的文学情况，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与苏联各民族文学情况是不相同的)。我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作家协会也当然是以汉族作家为主的，然而又因为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所以作家协会也必然是各民族作家的统一组织。中国作家协会对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工作和作家、青年作者们，负有不可推脱的积极帮助、了解和培育的责任；如果作家协会忽视了、放弃了、忘掉了这一重大而有意义的工作，那么就可以说，它没有完全完成自己的任务……基于这种情况，为了发展我国各民族文学，我们应当从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要求与看待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作者。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扶助各民族文学发展的问题。作家协会主要忽视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即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

这是一位20多岁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对中国作家协会提出的直言不讳的批评。中国作家协会当时对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关注不够，对少数民族作家关心不够，所以玛拉沁夫呼吁他们多关注民族文学和各少数民族作家。他的论述对当时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性质和归属、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和任务、评价我国各民族文学的原则和标准，以及如何支持和帮助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曾产生不容忽视的推动作用。

中国作协主席团给玛拉沁夫的回信中说：“你一月二十日的来信，已在作家协会第九次主席常务办公会上进行了讨论。主席团认为，你对于我国多民族的文学工作的意见，是正确的。……如你来信所指出，中国作家协会帮助发展各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做得很差，这说明，我们对这个问题是重视不够的。”中国作家协会专门为此召开座谈会，并采取许多具体措施，这些举措大大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封信掀起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第一次高峰，中国文学里只有汉族文学的观念已成过去。中国作协很快在各少数民族地区成立作协、文联，并在文代会上专门开辟少数民族文学议题。此后十年间，全国作协吸纳了600多位少数民族会员。这是玛拉沁夫对中国文学、文坛的开创性贡献。

“文化大革命”期间，同许多作家一样，玛拉沁夫也遭到不公正待遇。而这一切并不能阻挠他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热爱与关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玛拉沁夫得以平反，并恢复工作。1979年以后，中国文学界爆发出新的生命力，但少数民族文学界却显得很冷清。毕竟，“‘文革’对少数民族的伤害太大，除了文艺上的批判外，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作家在那个时候都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者”。玛拉沁夫对此心痛不已。1980年，玛拉沁夫再次给中央宣传部写信。玛拉沁夫后来回忆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在这个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被拉下一步，就会步步被拉下。如果不很快扭转少数民族文学的滞后状况，少数民族文学将很难步入主流文学大潮中。”

玛拉沁夫在信中坦诚地提出：“国内繁荣文学的现象非常好，但少数民族文学一片寂静、寂然、寂寥，政治的帽子还没摘，作家哪有心思搞创作？”这封信受到中央宣传部的高度重视，将来信转交给中国作协党组，并在信上批示六点意见：我们确应为少数民族文学办些实事，比如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比如举办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和创办少数民族文学刊物《民族文学》等。为此，中国作协于1980年5月召开少数民族文学座谈会，经过会议讨论和中国作协批准，做出决定：1．于1980年7月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中国作协领导作主旨报告；2．于1981年与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3．立即着手创办民族文学期刊；4．在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5．组织少数民族作家参观团，赴内地参观学习。

1980年，中国作协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各地的少数民族作家启程来京和返回都是由省委书记亲自接送”。至今回忆起来，玛拉沁夫还是激动不已。

“当时的热情真的是非常高，5月份开座谈会，7月10号就正式召开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邀请了200多位作家，从少数民族地区来的就有147位。记得当时北京非常炎热，这个会也是热情空前高涨，中央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周扬同志讲话，冯牧同志作总报告”，玛拉沁夫说：“这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在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炮，这个提气和鼓劲的会改变了当时少数民族文坛的窒息感，把各地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回去后又仿效中央召开了相同的鼓劲大会。”

1980年8月，玛拉沁夫调到北京，筹建《民族文学》刊物，并主持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1981年3月玛拉沁夫被任命为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分管少数民族文学工作。1981年年底，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如期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截止2012年，三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已经成功举办十届，近千人获奖，全国各少数民族、各种文学样式都有作品获奖。

“当时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中宣部和中国作家协会采取各项有力措施，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调动起少数民族作家空前的创作热情和时代激情”，回想起这一时期，玛拉沁夫非常感慨：“少数民族老作家焕发了艺术青春，一批中年作家重返文坛，更多的青年作家脱颖而出。”新时期，一大批反映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问世，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

为发展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党政领导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比如建立民族文艺团体和文艺研究机构、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举办文艺会演、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等。还成立了全国性的文艺学术团体，如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等等。在中央和地方创办了《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草原》等一大批民族文艺刊物。举办文学讲习班、笔会，系统地培养了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

玛拉沁夫称办刊物、办笔会、主持评奖工作是三位一体的工程：办学会是培养作家写作品；办刊物是通过这个平台把作家们创作的作品展现给读者；而评奖是给文学创作者以鼓励、奖励、激励，让他们走向新的高点。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就是从少数民族作家笔会、《民族文学》刊物和少数民族文学评奖台走上中国文坛的。

玛拉沁夫是著名作家，但在改革开放后，他有意识地将精力倾注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建设中。据笔者统计，自1979年1月至1980年7月一年多的时间里，玛拉沁夫创作了1部电影、1部长篇小说，1部中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11篇散文。设想一下，如果以这样的效率继续写作，他个人该有多么丰硕的成果。可是这一时期他却“甘做登山铺路人”，每年编审文稿达数百万字。在主持创办《民族文学》期刊的十年间，举办笔会11次，亲自登台讲课，帮助学员逐笔修改作品。笔会参加者前后达500多人次，当代走红的很多少数民族作家都曾听他讲课，受到他的辅导。

二、奠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及其体系构建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探索过程。对于几乎从零开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情况更是如此。1955年4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首届兄弟民族文学座谈会。这次会议由老舍先生主持。从此，中国作家协会的各种文件报告中都提到“兄弟民族文学”一概念，并且将其列入中国作家协会日常工作中。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开始形成自己的统一名称、理论概念、作品范围以及作家群体。

在这一过程中，玛拉沁夫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倡导者。他首先建议中国文学史应有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他的建议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认同、支持和帮助。在此基础上，他同广大民族文学工作者共同创造既符合一般文学创作规律，又结合中国各民族文学情景的文学理论体系。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初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人是茅盾。茅盾在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中提到：“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任务。”其中所规定的六项任务的第四项任务便是：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在明确了办刊任务之后，“发刊词”向文艺界提出四条要求。其中第三条要求是：“要求给我们专门性的研究或介绍的论文。在这一项目之下，举类而言，就有中国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外国文学，中国国内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儿童文学……”

茅盾提出“少数民族文学”这个概念，却没有对这个概念加以界定。老舍于1956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和196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理事(扩大)会议上发表的《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不仅阐明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性质、特色、地位，而且分析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制定了正确、科学而又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民族文学”一概念大体确定之后，“民族文学”的划分标准问题，却一直悬而未决。196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曾提出一个指导性意见。他说：“判断作品所属民族一般只能以作者的民族成分为依据。”

玛拉沁夫在1983年发表的《中国新文艺大系·少数民族文学》分集导言中对少数民族文学概念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领域有纵横两个方面的理解：纵向，包括民间文学、古代书面文学、当代作家文学；横向，包括作者的民族、所表现的生活题材和语言文字等因素。玛拉沁夫将少数民族文学概念归纳为：“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品的少数民族生活内容、作品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这三条，是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围的基本因素，但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应是前提，也就是说，以作者的少数民族族属作为前提，再加上民族生活内容和民族语言文字这二者或是这二者之一，即为少数民族文学。”

众所周知，民族族属、民族题材、民族语言三者，是学者们划分民族文学的主要标准。不过在标准的具体应用上，有时比较宽松，只用民族成分一项标准；有时比较严格，兼用民族成分和民族题材两项标准；有时更严格，同时用民族成分、民族题材、民族语言三项标准，认为三者缺一就不属于民族文学。关于作品的题材问题玛拉沁夫有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这一个民族的作家，选取另一个民族的生活为创作题材；这一个国家的作家，写另一个国家的生活，则是文学创作上的正常现象，但是文学的族属不会因为题材的变化而随之变化。英国作家可以以丹麦的生活为自己创作的题材，但他的作品不属于丹麦文学而属于英国文学；俄罗斯民族的作家可以写哈萨克民族的生活，但他的作品不属于哈萨克文学而属于俄罗斯文学；日本作家可以写中国的生活，但他的作品属于日本文学而不属于中国文学……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证说明，文学的族属、国属不能以作品描写的生活题材作为划分的依据。”

在处理文学的个性和共性关系时，玛拉沁夫有他独到的见解：少数民族文学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成就与不足，不可能脱离我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水准。要缩小或消除少数民族文学与我国文学的整体水准之间的差距，需要做长期和多方面的努力。在创作中首先要解决好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这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他认为，现代化文明昂扬奋进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要取得具有历史高度的自立地位，既要在创作中突出表现文学的民族特质，又不能只强调民族特质的单向强化，必须同时坚持在作品中铸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而文学是靠艺术魅力去征服读者的，艺术功力的深浅取决于各民族文学创作者对自己的不懈要求。“民族性、时代性、艺术性，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三个支撑点，三者缺一不可，三者必须结合”。

当然，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三个支撑点理论实在是再朴实，再简单不过了。但退回到30年前，这一理论概述又是何等的珍贵。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理论建设，基本上可以说是一张白纸。十年浩劫过后，思想解放，文化复苏，一时间少数民族文学名家辈出，作品繁荣，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令人仰慕的景观之一。但是，对于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深刻阐释，当时却极为稀少。人们要探讨民族文学创作规律，却会被“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之类的初级问题所困扰。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基本性质、理论依据、艺术保障乃至整体发展方向等，更是无从谈起。因而玛拉沁夫关于民族文学理论的一系列观点，对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早期建设，无疑起到奠基的作用。尔后的理论建构工作也是从这里起步的。

综上所述，1．玛拉沁夫在两次重要历史关头进言献策，创办《民族文学》期刊以及组织“少数民族文学奖”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建立与发展。2．玛拉沁夫在民族族属、民族题材、民族语言等民族文学相关理论方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构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体系起到奠基作用，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确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原文载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注释从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吴哈斯塔娜，内蒙古通辽市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学、蒙古文论和蒙古族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出版著作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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