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寻其踪：抗战文艺青年、民间文学整理者野蕻（朱叶）考

邱婧

野蕻（朱叶）像

      1939年，李健吾在《鲁迅风》的第14期上发表了一篇散文《记野蕻》。文章开头如是写道：

对着野蕻的两篇小说，我怅惘了许久。这忠厚的乡鄙的小学教员，如今漂流在什么地方呢？

还是一年以前罢，我接到汉口《大公报》转来一封平信，字体工整稚嫩，小小的，像一个练字的女孩子，一腔害羞的心情，认真而又天真地，一个字一个字描给人看。我和它们是旧识。自从抗战以来，我就失掉它们主子的音信。

这篇散文描写了作者的朋友——进步文艺青年野蕻。野蕻是现代文学时期较为活跃的文学创作者之一，于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为鲁迅艺术学院第一届学员，并且曾担任第一班班长。周扬1939年10月给老舍的信中写道：

就以我们这里来说，鲁艺的文学系，先后不过几十个同学，从他们里面，就已经出现了具有才能和相当熟练的作者，我介绍你下面一些名字：野蕻，天蓝，鹰潭，孔厥，梁彦，魏伯，黄钢，康濯，其中只有一两位是以前发表过作品的。

此外，齐同在1939年的文艺评论中写道：

从前年起到今天，具有新风格的‘后方生产’作品，我最近才看到一篇，就是野蕻先生的《新垦地》（《文艺战线》创刊号）。我不能说这一篇就算是杰作，我想，作者也不愿我这样恭维他，因为这样创作还有着更为远大的前途！但，依我的陋闻浅见，截至现在，能和《差半车麦秸》前后辉映的也只有这样一篇。

这位被周扬、李健吾等知名文艺家曾关注的抗战文艺青年作家，的确创作了相当多的作品。据笔者统计，可以得出野蕻在1935-1948年间的创作如下：

《厄运》（《文学季刊（北平）1935年第2卷第1期）；《小饭铺》（《水星1935年第1卷第5期）；《一个善女人的故事》（《国闻周报》1935年第12卷第34期）；《群虫（三幕剧）》（《文学导报1936年第1卷第2期）；《苦的故事》（《申报》1936年10月20日）；《煮脑髓的人（游击队生活之四）》（《大时代（开封）1937年第8期）； 《星楼》（《大公报（天津）》1937年，第280期）；《一幅活画》（《文艺突击》1938年第1卷第1期）；《山水人物》（《文艺突击》1938年第1卷第2期）；《安阳城（报告) 》（《抗战（汉口）》1938年第1卷第18期）；《新垦地》（《文艺战线（延安）》1939年第1卷第1期）；《小鬼们》（《文艺战线（延安）》1939年第1卷第3期）；《落花》（《鲁迅风》1939年第15期）；《一个女自军卫》（《文艺战线（延安）》1939年第1卷第2期）；《半殖民地的女儿》（《抗战文艺》1939年第5卷第2/3期）；《落花》（《天地间》1940年第2期）；《短篇创作：灰城》（《学生月刊》1940年第1卷第12期）；《黄狗（报告）》（《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秋风起：秋风起（诗歌）》《秋风起：死兵（诗歌）》（《新诗歌》1948年第7期）

以上作品中，除了发《群虫（三幕剧）》《苦的故事》署名“朱野蕻”以外，其余绝大部分作品署名“野蕻”。

目前学界对野蕻的生平了解不多。比如，陈家基撰文指出：“朱野蕻，笔名野蕻，山西人。1935年在北平《水星》月刊发表小说。抗战开始后赴西北敌后工作。1938年间，野蕻曾与卞之琳、吴伯箫等人参加抗战文艺工作团，后赴晋东南一带从事战地文艺工作。1939年2月开始在延安《文艺战线》《中国文艺》《文艺突击》等刊物发表大量作品。后在抗战期间逝世，卒年不详。”

陈家基关于野蕻早逝的推测可能源于李健吾的《记野蕻》——在文末有简短附记：“据闻野蕻已经去世。”

野蕻究竟是何时、怎样消失于现代文坛之中？他又是否真的在抗战期间去世了？他具体的生平简历如何？是值得探索的议题。

笔者多年来一直从事西南地区彝族文学研究，在搜集1950年代民间文学整理及相关史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朱叶的学者的身份较难确认。凉山彝族地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运动，恰逢凉山民主改革，在当时彝族地区特殊的地理、历史环境下，民间采风由彝族知识分子、政府工作队、民间学者的合力共同完成。当时，中国科学院工作队的学者陈士林、彝族知识分子冯元蔚等人纷纷进行了彝族史诗的收集，这些学者后续均进入了相关的学术史里。令人费解的是，学者朱叶收集、发表了大量的彝族传统史诗、文献、民间文学，但是他既不存在于彝族文学史，也不在四川凉山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队的档案名单里，甚至很难找到他的个人信息。

当查询到朱叶晚年翻译的彝文《日月星辰书》时，笔者意外地看到了一段编者按语，摘录如下：“《日月星辰书》这卷彝文古书来自古代彝族毕摩始祖，历法大师舍舍阿机。1949年前为英国漫礼会派驻西昌传教士麦卓立所收集，曾在举办中华基督教会‘夷语班’时学习使用。朱叶先生当时也在该班学习研究彝语文故得此书。朱老现已90岁，汉族，名朱玉宾，笔名朱叶、野苌，河北省人。长期以来热爱、学习、研究彝族古代历史文化，发表过《走出神秘世界》等很多有价值的论文和资料。”

除了编者按语之外，朱叶本人也写了一段前言：“1949年冬，我在四川省西昌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夷语班’学习时，得到一部古彝语资料。直到1990年，经凉山州博物馆黄承宗同志的提醒和督促，我才意识到它的价值并开始翻译。”

关于朱叶的这段介绍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朱叶即“朱玉宾”、“野苌”，那么他究竟是不是野蕻呢？董谦曾在《〈新华日报〉华北分馆是怎样筹建起来的》中提到： “1939年以记者职称先后见报的有：罗祖德、 白汝瑗、贾霁、林火、玲君、江横、达明、高戈、野蕻、张克、朱玉宾等十一人。因为报纸收集不全，一定有遗漏”。董谦提出“野蕻”和“朱玉宾”都是《新华日报》的记者，然而笔者认为（朱）野蕻和朱玉宾应该是同一人。

由于朱叶先生已经去世，笔者多方走访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文联、民间文艺家协会等单位的负责人员，终于在彝族学者伍作处获知如下信息：“朱老在世时，就住在我们学校门前老统部巷。我是经吉狄马加介绍认识的。后来我几次拜访过他。他的儿子叫李耕东（冬），在州药检所工作时，我们是好朋友。后来他辞职到成都去发展就没再联系了。朱老博学，不仅对民间文学有造诣，而且对民族史研究颇深。因当时朱老已年迈，对其生平不便相问，故不太清楚。”

根据伍作提供朱叶的儿子的名字和职业，笔者联系到身在成都的彝族医药文献专家朱叶之子李耕冬。在询问其有关朱叶的生平信息时，李耕冬确认道：“朱叶是我父亲的笔名。他的经历也很传奇。2011年去世，享年100岁。是延安鲁艺毕业的，延安时叫朱野蕻，解放后是中学教师，叫朱玉宾，主要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翻译整理。50年代最早在《人民文学》发表《阿姆尼惹》等作品。”与此同时，笔者又查询到“野蕻”以彝族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在1988年的《凉山文学》上发表了《走出神秘世界——谈吉狄马加的诗》一文，并且，继1948年野蕻发表的两首诗歌《秋风起》《死兵》后，1950年他以新笔名“朱叶”在中华基督教会《天风》杂志上发表了《大凉山上》组诗，这意味着他由小说创作转向了诗歌创作。至此，野蕻、朱叶、朱玉宾等名字之间的关联基本确认。也就是说，早年活跃在抗战前方的青年作家野蕻并未早逝，而是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担任了中学教师 ，并且以“朱叶”的笔名进行了大量的民间文学的收集与整理工作，为彝族历史文献整理作出了重要贡献。

野蕻本人从未撰写任何回忆录，这与他特殊的人生轨迹相关。进一步对其子李耕冬进行访谈后，得出野蕻的生平简介如下：1912年出生于河北保定，2011年去世，享年100岁。16岁时便参加河北学潮，为进步青年，1935年用野蕻的笔名开始发表作品，1938年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同年10月随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出发，与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马加等人共同赴太行山区，1939年在《新华日报》当记者，后返回延安。大约在1945年，擅长英文、俄文的他，为了实现当教师的愿望，在西安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并且还聘请了两位相熟的外国教师任教。并经教会里的外国朋友介绍，认识了他的夫人，他夫人是青岛的，由教会接受了医疗培训，成为一名护士。两人结婚后，由于时局不稳定，他于1948年随夫人经中华基督教会介绍赴成都华西医院及学校工作，同年他们的大儿子在成都出生。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依然是中华基督教会介绍的工作，他们继续西行，由成都至西昌。那时候，凉山还没有解放，凉山彝族头人多与中华基督教会有交往。然而凉山彝族头人会英文者较少，他便充当了翻译的角色，也由此学会了彝文。1949年冬季，他还参加了西昌中华基督教会办的“夷语班”，提高了彝文的水平。在西昌，他的主业是中学教师，但是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对彝族文化的研究上。1950年，他在中华基督教会《天风》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凉山历史文化的诗歌。朱叶还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关于彝族题材的诗歌，并在《民间文学》上发表了更多其整理、翻译的彝族民间文学作品。

在确证了作家的生平之后，本文将从抗战文学发表和彝族民间文学整理两个维度对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进行考证和总结。

一、作为抗战文艺青年作家的野蕻

目前从有限的史料来看，对野蕻早年经历最详细的描绘应该是出现在李健吾的笔下。

李健吾在《记野蕻》中如是写道：

石家庄沦陷的那一天，我悬念故乡的命运，同时也想到太行山东麓一个无名作家的小小的命运。我晓得他不是束手待缚的鱼肉，更不是寡廉鲜耻的顺民。他的小说不时把怒火透给我看。读完我那篇《笨拙的书呆子》，一群东北教员怎样沿着蒙边在民间从事神圣的宣传，他写信给我，说里面的叙述和本乡的情形大体类似，愿意也写一篇供我欣赏。过了不久，他果然寄来。对着他的作品，我好不惭愧；我凭的是想象，他却一字一句是活的现实，热的经验。他缺欠的不是生命，不是生命所提示的力量和正义，而是文字，而是文字所提供的效能和形式。那样一个埋头苦干的青年，平日已经不凡（因为他沉默，因为他忍得住沉默！）自然到了炮火连天的时候，不会坐听祖国沦夷的。

过了不久，赞皇县踏在纵横的敌骑下面。他想必走进他叙写的太行山了。几个月以后，我接到他从新乡一带寄来一张明信片，说他入了伍，分发在宣传科，做民间政治工作。接着，道清铁路，同蒲铁路，一段一段拆毁，我担心他的踪迹。

除了写回忆散文，李健吾还将不知其踪的作家野蕻的作品推荐发表。比如，《鲁迅风》杂志的主编金性尧向巴金、李健吾、谢六逸、赵景深等人约稿，李给他的回信写道：

金先生：因为演戏，误了答应您的文章。今天早晨起来，取出野蕻的小说，另外自己也写了一点，不成东西，假如不用，感激不尽。野蕻的小说如也不用，并请一同掷还为感。拙（作）仍无底稿，野恐更无。如蒙登出者，祈见赐一份贵刊为盼。

此颂

撰安

李健吾四月三日

李健吾所说的“一点”东西，就是这篇回忆散文《记野蕻》，刊于《鲁迅风》第十四期，而他推荐的野蕻的小说题名《落花》，刊于《鲁迅风》第十五期。

李健吾笔下的野蕻形象十分生动：

一个和我身量相仿的中等高度的青年，骨架宽大，皮肤黝黑，面目匀整，穿着一身中山服，闪闪侧侧，影子一样没有声音，然而石头一样沉着，一步一步走进客厅。他问我是否李某，听说是，回说他是野蕻。我握住他的手，请他坐下，奇怪他从什么地方来的。通黄的电灯照着他的光头，一个充满乡气的老实人，始终没有往睡椅里面多坐一寸。他是从家乡搭火车来的，因为接到我的信，说要离开北平，到南边教书，恐怕以后更少见面的机缘，所以特地赶来见一面。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发起人有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中宣部拟定的鲁艺的教学方针为：“ 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当日，鲁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成立典礼。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亲临大会，并与师生合影。根据研究者称：“当时没有文学系，鲁艺第二期首设文学系，学习时间为1938年7月至1938年11月，共有学员52名，朱野蕻、耿西和莫耶三位是1938年3月鲁艺戏剧系第一届的学员，后来转入文学系学习。当时文学系的主任是周扬和沙汀，教员有何其芳、严文井、陈荒煤以及卞之琳等文艺界知名人士。”

鲁迅艺术学院公布的名单显示，“第一届学员名单（四月份公布）：第一班，班长朱野蕻，副班长温容。干学伟、谭兴邦、胡苏、侣朋、金仲明、黎虹、阎闾、张颖、庄焰、邸莉茜。 ”

野蕻不仅担任了班长，在当时的学员中，他应该也是创作成果较为突出的青年作家。除了老舍向周扬介绍野蕻等人以外，还有康濯在《延安鲁艺之忆》中写道：“第一次，我们共50名学员交了六七十篇习作，有的一人交了两三篇。当时学员中像天蓝、野蕻、张振亚等早已是发表过作品的青年诗人、作家、评论家，最年轻的是我和另一女同学，才18岁，听理论课有时还不大懂。我事先看了几个同学的习作，感到有的写得很好。 ”

张立群对于马加创作生涯的考证可以作为野蕻由鲁迅艺术学院参与延安文艺工作团的侧面的证据。他写道：“1938年9月，马加从陕北公学毕业，分到由柯仲平、艾思奇负责的边区文协搞文学创作。是年10月，马加报名参加第三批延安文艺工作团，与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朱野蕻一起，随朱德总司令过黄河，进太行山，抵达八路军总部。从1938年10月离开延安到1941年5月重返延安。”

关于这次行进的细节，马加本人如是回忆：“刘白羽严肃而正经的对我说:‘这是毛主席提倡的。希望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写出能够鼓舞人心的好作品。现在延安文艺工作团已经组织了两批。第一批有我和金肇野，第二批有雷加，第三批报名的有卞之琳、吴伯箫、韩冰野、朱野蕻。如果你愿意去，你就是第三批的团员 ’。1938年初冬，霜降刚过，第三批八路军随军文工团从延安出发了。一行共是两辆敞篷大汽车。”

卞之琳年谱的作者沈文冲则有以下的佐证：“十一月十二日 卞与白晓光（马加）、野蕻、林火等随同文艺工作团吴伯箫团长和朱德总司令部人员到达西安。十七日从灵宝上火车进入河南境内然后过黄河由垣曲转入晋东南。 ”

另外，研究延安时期文学期刊的学者也提到：“《文艺突击》不仅从理论上也从实践上自觉地成为担当起精神动员的媒体集中呈现了延安初期文人、文学的精神风貌、价值选择和文艺观念。当时在延安的几乎所有新老作家如野蕻、沙汀、黄药眠、荒煤、高士其、江丰、艾思奇、周扬、丁玲、严文井、何其芳、柳青、卞之琳、天蓝、雷加、乔木、萧三、杨松、沃渣、马达、古元、塞克、星海、马健翎等成为其中坚力量。 ”

由于在晋东南工作的经历，所以在陈家基探寻延安鲁艺文学系首批52位学员的文章中，野蕻被误认为是山西人。在《陈荒煤文集》中，提到野蕻在山西工作时还有较为生动的记载：“我们来总部经过旧县城的时候，当时大约是一个支队的司令员唐天际同志请阎锡山一个部队的团长吃饭，让我和记者野蕻同志参加。在介绍我们的时候，不能称同志，只能叫先生，正好座位的顺序我在前面，结果我们就被称为荒先生、野先生，成了一对荒野先生。我给何云讲了这个故事，两个人大笑了一场。”

由于野蕻不断有新作品发表，当时的文艺评论也多可以见到他的身影。比如，罗荪在1940年的评论中，就提到了野蕻的《新垦地》：“野蕻的《新垦地》中，写了一个老佃农马秋昂，正因为他是一个老佃农，旧的习惯养成了他的狡诡和懒惰。但是仅仅依赖习惯维持生活，是常常不可能的。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使他看见了新的勤奋的伙伴，使他理解了新的工作意义”。

根据这些史料来判断，野蕻在当时的文艺现场是比较活跃的作家，只是后来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从晋陕到四川，他由抗战文学的创作者逐渐变成了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者。

二、作为民间文学收集、整理者的朱叶

1950年至1951年，短短一年间在中华基督教会的《天风》杂志上，朱叶发表了5篇文学作品。为此，笔者向李耕冬确认朱叶的宗教信仰，李确认父亲不是基督教徒，而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文艺创作者。并且，他告诉笔者，朱叶在《天风》上发表的作品均为约稿。朱叶及其夫人在西昌的工作是借助中华基督教会的力量得以协调安排，与教会关系较为密切。

分析这5篇文学作品，的确没有任何的宗教色彩。比如，《大凉山上》是用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书写神秘的彝风土人情的作品，言辞优美。而《天风》杂志本身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实践，有论者认为，这一杂志试图“将基督教义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论调和起来”，那么，实际上属于社会主义文学工作者的朱叶，确实成为是约稿的对象。

比起基督教中国化在西昌的实践而言，当时更重大的历史事件正在西昌发生。为了传达中央政府对民族地区的关怀，宣传党的民族政策，1950年7月，中央组织了民族访问团西南访问团，全团由120余人组成，刘格平任团长，副团长费孝通、夏康农。下设3个分团，访问了西康、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团到达西昌的时间为9月15日。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为访问团的题词：“过去汉族的统治阶级是压迫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在中央访问团访问期间，1950年12月31日西康省西昌区专员公署委员会在访问团帮助下建立，这标志着彝族人民第一次参政，1951年1月，西南首个民族区域自治政权——西昌县红毛妈姑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西南访问团第一分团第三队副队长胡庆钧，早年曾在西南联大攻读人类学，并在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任教，1952年前后，他将初步调查的报告寄给郭沫若阅读，得到郭沫若的回信和支持，此后又多次在凉山进行考察，并且撰写了更为详细的《大凉山彝族社会》调查报告，得出一份充分论证凉山彝族奴隶社会性质的重要材料。

在针对凉山奴隶制度的学术研究与讨论之外，政治层面上的凉山民主改革也几乎同时发生。1953年7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1949年以后党的民族工作进行了总结，肯定了在民族地区开展社会改革的必须与必要，在会议上作出了《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的报告，并且指出对上层人物统战工作的必要性。从1950年的西昌公署建立到1955年，军队和工作团一直在凉山彝族地区开展前期工作。1955年，凉山彝族地区民主改革正式进入试点阶段，试点位于当时的自治州政府昭觉县的附城区和竹核区。

在此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之下，凉山彝族民间文学的大规模整理也几乎同步开始，除了政府组织的社会历史调查组以外，还有当地知识分子的协作，比如作为较早在西南民族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的彝族专家，冯元蔚被命名为采风工作队队长，与其他工作人员分赴凉山彝族地区，对昭觉、布拖、西昌、喜德等县的民间文学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并重点记录、整理了彝族著名史诗。

与这两类学者相比，朱叶的彝族民间文学整理显然具有一定的自发性，然而他的整理工作也与民间文学采风运动密切相关，他的个人志趣融入了时代的洪流中。检索公开发表的数据库显示，在1954年至1963年的十年间，他仅翻译整理的彝族作品就有以下九部之多。下其中《阿龙寻父》正是他发现并翻译的彝族最具有影响力的史诗《支格阿鲁》。作品如下：

《彝族民歌二首》（《西南文艺》1954年第31期）；《凉山彝族民歌》（《说说唱唱》1954年1期）；《阿龙寻父（西康大凉山彝族）》（《民间文学》1955年5月号，总第2期）；《大凉山彝族民歌》（《民间文学》1956年12月号，总第21期）；《阿姆里色（大小凉山彝族古哀歌）》（《民间文学》1957年11月号，总第32期）；《阿日阿妞》（《民间文学》1958年12月号，总第44期）；《彝族谚语》（《中国民族》1962年第10期）；《金竹做的竹笛（彝族民歌）》（《中国民族》1962年第10期）；《仪式歌》（《民间文学》1963年第1期，总第88期）。

然而，笔者认为，朱叶的翻译整理还不止于此，在一部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写的内部资料《少数民族音乐索引》中，仅在1953—1954年间就出现了5组朱叶翻译的彝族民歌。

朱叶对于彝族文学的贡献，徐中玉与钱谷融编著的《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 中也有所提及：“彝族神话的研究者主要有陶学良、唐楚臣、安尚育、朱叶、陈世鹏等，涉及九隆神话、马缨花神话、洪水神话等。”

西昌地方志上也提到：“这一时期，省中教师朱叶（朱玉宾）和《西昌群众报》记者野马（郑守银）在外地发表作品较多。朱叶从1951年1月至1957年11月，先后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地刊物上发表彝汉交界尼稣凉山彝族民歌、寻找胜利的少年、阿妞黑色等反映彝族生活的诗作。”

其子李耕冬在访谈中告诉笔者，朱叶笔耕不辍，经常在翻译和写作，直至百岁无疾而终。正如李健吾所言：“ 因为他沉默，因为他忍得住沉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西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史料整理与研究（1980—2023）”（项目编号：24BZW152）阶段性成果。原文刊载于《新文学史料》2026年第1期，参考文献及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作者简介

邱婧，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人才入选者，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广东省珠江青年学者，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国多民族文学，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项目、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及其他省厅级项目多项，在《民族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专著《凉山内外：转型期彝族汉语诗歌论》等。

图文编辑：郑佳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一校：周玉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二校：李    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三校：李斯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