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文学重塑的多样性

郭 沁

内容提要：抗日战争期间，滇缅公路形象在新闻传播与文学书写中，逐渐从战事叙述的地理坐标转化为具有文化象征与情感寄托的叙事空间。小说、诗歌、通讯特写、游历日记等多种文体的共同参与，构成了滇缅公路文学重塑的前提。这些创作将滇缅公路“事”的焦点转向“人”的经验，塑造劳工与机工等非战斗群体的历史主体性，又借助旅行书写与非虚构体裁，展现个体与空间的身体感知经验，形成战争记忆的微观地理书写，从而彰显出新闻与文学在经验生成与社会动员中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滇缅公路；抗战文学；新闻重构；文体转换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抗战全面爆发后，平津陷落、上海失守、广州被持续轰炸，中国面临出海口被封、外援断绝的处境，“滇缅公路在此全民抗战期间实为我国防交通之唯一生命线”，保障了战略物资的运输，为持久抗战提供了支撑。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以滇缅公路文学为研究对象，正是铭记历史、重温民族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

关于滇缅公路的修建，当时的报纸、杂志与画报曾刊载过大量视角多样、题材丰富的文章。与此同时，也涌现出一些以滇缅公路新闻素材为内容的文学创作，虽然在篇幅数量上远不及新闻报道，但二者相互补充，构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影响与公共舆论场，有效提升了滇缅公路事件在国内外的关注度和历史地位，并形成强烈的道德共鸣与文化共识，成为社会与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基于此史实，本文旨在分析文学在书写滇缅公路的过程中，如何将事实素材重塑为更具情感性、审美性和文化意义的叙述。关于滇缅公路的文学书写研究，目前成果呈现为个案研究与泛化研究两种倾向，或是分析杜运燮、白平阶（回族）、老舍（满族）、萧乾（蒙古族）等人的相关作品，停留于个案解读与作品赏析，缺乏整体性观照；或是置于抗战文学框架下，将其视为一种特殊时期的文学，未能充分凸显与其他文学题材的不同。因此，本文拟打破对文本的简单评析和传统的文体分类，深入理解滇缅公路文学是如何回应具体的历史情境，也期待能够窥得文学书写与历史事件、文化记忆形成互动机制之一隅。

一、从新闻到文学：滇缅公路书写的多种文体交织

抗日战争时期，当“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致使我国之正常国际交通，泰半梗阻……尤为世人所注目者，殆为新近完成之滇缅公路”。报纸、杂志等媒介持续报道滇缅公路的战事动态、工程建设、运输状况、沿线见闻等，为公众提供即时性信息，这些大量的非文学文本所生成的多重视角成为文学创作丰富的叙事资源，方便作家通过想象与重构将滇缅公路转化为更具感染力与象征意义的审美表达。

1937年12月，滇缅公路正式开工，1938年8月底全线通车。然而，《大公报》《申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报纸并没有及时报道这一事件，仅《云南日报》在1938年9月2日以极小版面刊发通车简讯，时隔12天后又报道称“全部工程现已告竣车辆畅通无阻”，前后表述矛盾。这种从全国性报刊集体忽视到地方报纸在具体节点报道上的前后不一的情况，也说明滇缅公路“作为战时对外交通的命脉”一开始并未受到应有关注。此后，以《新华日报》为代表的报纸逐渐加大报道力度，共发表有关文章近九百篇，1942年至1944年间为高峰，滇缅公路遭封禁复重开，被轰炸再修复，这一时段恰逢中国抗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场联动，各大报纸纷纷以不同规模的版面强调滇缅公路“已成为运输军火之要道”。

相较于报纸新闻将滇缅公路简化为战事的地理坐标，各类杂志刊物中的滇缅公路报道则具有相对独立性。《东方画刊》《良友》的系列图文、《旅行杂志》的游记多以视觉图像为主，呈现沿线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交通部总务司编印的《抗战与交通》、中国地理研究所发行的《地理》、重要经济刊物《新经济》等，从各自专业角度阐释滇缅公路的价值。这种多维度多渠道的书写，逐步将滇缅公路建构成联结滇西地理景观、民族风情的实物纽带，以及抵御外敌、同仇敌忾的中华民族象征。其实，“滇缅公路仅仅是当时中国建设现代公路和铁路项目中的一个”，然而它还可以与空中运输的驼峰航线互为补充，构成“陆地—天空”的立体空间抗战叙事。在云南待了多年的蒋梦麟有意无意将两者并行，“载运军火的卡车正从缅甸源源驶抵昆明，以‘飞虎队’闻名于世的美国志愿航空队战斗机在我们头上轧轧掠过”。

关于文学创作如何介入突发的公共事件这一经典性命题，我们不能将作为历史事件的滇缅公路与作为文学题材的滇缅公路割裂孤立考察。那么，不妨将这些多样化创作归整为以小说、诗歌为代表的虚构性文体，以及以通讯特写、旅行札记为代表的非虚构性文体，从而可在廓清滇缅公路文学基本形态的基础上，强调文学对新闻的重塑并非借助报纸的时效性强、报道数量多或图文直观等优势，而是依靠小说、诗歌、通讯特写、报告文学、游历日记等多种文体的共同参与实现。同时，这些作品通过报纸副刊、文艺杂志、作家专集等多元出版渠道进行更持久也更广泛的传播。

在虚构性文本方面，以白平阶、林蒲等创作的短篇小说为代表。此外，庄瑞源的《吓——滇缅路上一个未来的英雄》以名叫“吓”的南洋机工参与军资运输为主线，木枫的《边疆动脉》对督工员为难劳工并倒卖食米等行径予以揭露讽刺，这些小说都是基于相关新闻史实的扩写。《新华日报》发表的《西南公路掠影》不仅述及工头的封建剥削比任何地方都重，也指出司机半数以上为华侨回国服务团成员。在非虚构性文本方面，以萧乾的通讯特写、曾昭抡的旅行日记为代表，都未绕开滇缅公路中的重要节点惠通桥。萧乾在通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中认为万人冢应该建于大量劳工殒命的惠通桥畔，曾昭抡《缅边日记》将浸透劳工血泪与生命的桥体转化为现代性景观的视觉符号，两者都缠绕着血泪史诗与边地风情，都在哀悼筑路劳工个体的消亡，正如《泰晤士报》所言“这条新路的英雄和受害者都是筑路的农民”。

这些文学创作有效弥补了新闻传播时效较短、内容偏理性、一味歌颂或暴露等不足，更是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加工，让滇缅公路从一桩依靠商业与行政力量传播的新闻事件，成为一个可以被反复阅读的故事。文学“不是一系列独特的、没有相通性的作品”，创作者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有效整合文本资源。一方面，新闻事件作为鲜活素材，有助于文学避免陷入书斋想象或街头口号的窠臼，契合鲁迅对小说题材“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的要求。另一方面，广泛发行的报纸、通俗杂志为滇缅公路文学提供了阅读基础，得益于报纸高频率且固定的出版周期与《良友》等通俗画报较大范围的发行网络，文学在接受层面获得了进一步拓展的可能。但或许受限于新闻客观性原则，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通讯特写都采用全知或第三人称视角，几乎没有筑路劳工与运输司机的内视角，这种叙述距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书写的乏力，但也让文学成为了更隐蔽有效的抗战宣传。

大量的非文学文本明确将滇缅公路与其他文学抗战题材区别开来，也助力文学创作者与阅读者更好地理解滇缅公路的价值。这些非文学类书写一方面为小说等虚构性文学提供了叙事素材，使文学创作的重心聚焦于参加公路建设与运输的人群，另一方面则唤起了作家亲历滇缅公路的冲动，旅游日记等非虚构性文本融入了不同创作个体的直接经验，在历史现场与滇缅公路形成互动。问题就在于文本如何转化交融，特别是文学对新闻的重塑机制尚未得到具体阐释，当两者都聚焦于滇缅公路时，文学如何在保留新闻事实内核基础上，通过叙事重构和情感投射，构建出比原始报道更具深度的战争认知图景。

二、由事到人：滇缅公路文学中的劳工与机工

相较于新闻是因“事”发生而被动书写的状态，文学则是主动的审美重构，将“事”嵌入到“人”之中，重点为人物在事件下的生存境遇。如果说晚清文学依附于社会与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即时性与写实性的特点”，那么，20世纪30、40年代的新文学已将报纸上的“事”仅作为创作素材之一种，文学从被“事件化”变更到事件被“文学化”。滇缅公路文学将新闻报道中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置换为具有主体意识的“人”，聚焦于筑路劳工和运输机工两类民众，这一转换不仅赋予无生命的公路以高度凝练的生命力，更将新闻报道中被群体化、数字化的匿名存在还原为血肉丰满的个体。与其说文学打破了新闻的真实性与时效性框架，对历史参与者进行了重新发现或命名，不如说通过人物形象塑造，实现了历史现场的具象化呈现。

白平阶应是最先将滇缅公路引至文学创作中的作家，他以居于滇西的地理优势敏锐捕捉到该题材的价值，1938年底他在腾越简易师范校刊《晨暾》发表了小说《路工》，后改名为《跨过横断山脉》发表于香港《大公报》。萧乾阅读该小说后“从香港奔往滇西采访滇缅公路”，才有了《血肉筑成的滇缅路》等通讯的诞生。1940年8月，已离开中国多年的赛珍珠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发表短篇小说《泥金菩萨的面孔》（The Face of Gold），1941年被译介至国内出版时更名为《滇缅公路的故事》。1942年，蒋彝的小说《滇缅公路上的人们》（The Men of the Burma Road 罗铁民）在英国出版，“序言”明确致谢萧乾，萧乾所记开山脉、放炮眼等细节在小说中被情节化。这些创作尽管人物各异，但内容无一不指向参与筑路人群之广。白平阶笔下十二三岁的鸭子、五十开外的胡三爹、带领僰族等迤西妇女攻克“金坛子”的六嫂等都是民夫；萧乾强调“罗汉们老到七八十，小到六七岁，没牙的老媪，花裤脚的闺女”，密如蚂蚁般都在筑路；从未亲历滇缅公路的赛珍珠也特意突显筑路群体的广泛，“几千个满身尘埃，褴褛不堪的老少男女正在路上不断地工作，好像耗子钻洞一样地工作着”；蒋彝更是通过多幅自绘插图直观展现了不同年龄性别的筑路者，与小说文本图文互证。一方面是文学创作将隐于公务函中“合西路各县之民力，日夜从事”的筑路事实，以及《申报》等稿件中略为“沿途各处，天天均有民工包工十数万”的人力情形加以细描，具体且微观呈现了战争如何将安土重迁、远离前线的农民卷入牺牲与死亡之中。一方面是文学的出版地点从腾冲到香港再到英美等海外，意味着滇缅公路已被世界瞩目，尽管并未聚焦于滇西战役现场，但该题材具备了全球意义的反法西斯叙事价值。在滇缅公路跨国特征下，“我们可以与世界反侵略的和平国家，站在平等的地位”。

图1：滇缅公路修筑图

图1之左图由外籍旅行家史密斯摄制，照片保存了原初真实；右图由蒋彝绘制，既采取了西洋透视技法，又保留了中国山水画的浓淡相间，如同文学对新闻的重塑变形，基于真实又不囿于现实。这两幅图片在构图、人景关联等方面高度一致，画面主体由连绵起伏的高大山岭占据，修筑公路的人群密集相接，崇山峻岭的险阻与人力的薄弱对比极为鲜明，直指筑路艰难。蒋彝的图画将筑路劳工置于更显著位置，传统工具更为瞩目，这场“奔向现代化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非常原始的烙印”。

在小说中，劳工会在某些时刻爆发惊人力量，似乎可与大自然一较高低，作家甚至有意将主人公置于生死存亡的极端境遇中，人成为可以战胜天险的英雄，也成为战争后方的献祭。白平阶《风箱》中猴子岩地形如铁铸的鹰嘴，直伸向江心，三蛮等劳工只能攀着青藤凿石眼开山。蒋彝《滇缅公路上的人们》中老罗媳妇死在了地形地貌还保持着千年前模样的瘴气林中，老李死于修筑的吊桥下，但同伴无法悲伤，“已有许多人遭遇了同样的命运”，这些在滇缅公路逝世的劳工个体，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抗战的缩影，“家家户户共同组成我们的国家……如果我们想要守住这片土地，每个人必须现在就站起来，把侵略者赶出去”。相较于“五四”文学中承载知识界启蒙理想的人力车夫形象和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刻画的革命工人典型，滇缅公路的劳工在抗战语境下呈现了新的历史特质，他们既是现代工程技术的实践者，又是传统乡土社会的留守者，“生活于两个世界中”，成为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的一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公路、铁路、机场等军民两用设施需要大量劳工参与，“从前没有公路，交通阻隔……一片高山峻岭，翻过一个山峰，又是一山峰”。这种新型劳工形象，交织于“五四”的人道主义关怀、左翼的革命话语和抗战的国族叙事所形成的多重张力之中，呈现出独特的血肉质感。

滇缅公路的筑路者形象扩充了抗战文学中常见的两类人物谱系，他们既不是受战争驱迫被动逃难的流徙者，比如《古屋》《伍子胥》等作品中作家的自我投影，“四十年代战争中的中国文学的‘中心意象’无疑是这气象阔大而又意蕴丰富的‘旷野’，而‘旷野’中的‘流亡者’则是当然的‘中心人物’”，也不是浴血战场的军事人员，比如《八月的乡村》《差半车麦秸》等作品中的人物，而是以非战斗性劳动参与抗战的特殊群体。这类新型人物介于平民与军人之间，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间接的战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抗战叙事中长期存在的“战士/难民”框架。如果作家没有处于历史现场的漩涡中，很难揭示这样的事实：战争不是遥远的新闻，而是难以逃避的生活本身，滇缅公路不是军事策略，而是劳工们求生的途径。他们在抗争、在忍耐，在学习与不知何时结束的战争共存。保家卫国与做工筑路对劳工而言是同义的。一系列小人物的生活状态在战争中虽然有所改变，劳作类型由农转工，但仍旧依靠出卖劳力换取生存所需，他们作为社会底层所面临的压迫与抗日战争爆发前并无明显不同。遗憾的是，这类创作数量有限且多为短篇。抗战胜利后，这一类形象迅速消隐，未能获得更为充分的开掘。

战争持续，舆论也是一场战役，新闻与文学共同开辟了舆论场。1939年2月，南侨总会发表《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征募汽车修机驶机人员回国服务》。1939年3月12日，陈嘉庚向西南运输处发函，特意提及“印籍王亚龙一名……对中国抗战切表同情”。新加坡英文报纸《槟城公报与海峡纪事报》（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等在当月发表了王亚龙来华参与滇缅公路运输的简讯。同年春夏季节，萧乾奔赴滇西写下了《印缅友谊值得争取》，其中丢下祖辈产业的印度机工便是王亚龙。巧合的是，1939年6月，新加坡华文报《南洋商报》《新国民日报》派遣的两名记者楚琨与戈丁在滇缅公路也偶遇了王亚龙，这两篇特写都配有王亚龙照片，一幅是半身照，一幅是头部近照。“战时的生命线，/滇缅公路。/你祖国出海的门户，/司机不断地转动车轮，/昼——夜/千百工友忙碌着修补，/他们来自中国内地，/更远自遥远的南洋，/和邻邦的印度。”这首名为《滇缅公路》的短歌也特别提及印度籍司机。1940年，林蒲直接以“人”为题进行创作，拓展出较完整的印度机工故事：出生时取名“达拉新（M. Dara Singh），‘达拉’是火，代表着正义，和光明”，后改名为“王亚能”，“我也想报名去中国服务”，“你们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要去”。

由此，在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尚处于和平状态的新加坡、香港与抗战的中国内地产生了“王亚龙（能）”叙事序列，这不仅是新闻与文学内容的互文，“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也不单纯在于文本容量的扩充、内容细节的重叠错落，而是在多种文体的改写中完成了从简单名字到相对丰满人物形象的塑造。更为重要的是，“王亚龙（能）”题材从新闻简讯的客观陈述到通讯特写的场景重现再到小说的情感建构，在真实到虚构光谱两极的渐次滑移中形成了一条相对完整的文学对新闻事件重塑链。

第一层重塑是将外籍机工来华简讯转变为对机工个体的塑造，书写者不再是信息的单向传递者，而成为现场的记录者，在对话中挖掘出更多可被读者感知的细节，比如萧乾提问“为什么甘心替我们受这份苦呢”，王亚能回答“我必须有所爱，也有所恨呀！我爱中国文明，恨那倚势凌人的”。在楚琨与戈丁询问下才知道“王亚龙”并非本名，是他“最好朋友的名”，当路基塌陷其他机工大都不加理会时，“独有他拼命掘土锄路”。这些与南洋机工来华事件无关但属于王亚龙（能）个人的特质，既初步勾勒了人物剪影，也凸显了写作者自身的情感色彩，在新闻报道相对客观与通讯特写相对主观的博弈下，“王亚龙（能）”题材初步呈现蔓生性叙事空间。

第二层重塑彻底延展故事时空，抗战集体叙事与作家私人经历合流。小说以1914年离开了祖国印度的达拉父母在新加坡生下达拉开篇、1939年达拉来到中国结束，通过时空顺序与轮船、火车、汽车的更换连贯情节，并对通讯中已述的达拉来华原因与改名情节合理化。达拉年幼时与一群厦门苦力结下了友谊，以本名登记遭当局拒绝，临时决定借用好友姓名。作者林蒲毕业于西南联大外语系，发表作品有《湘黔滇三千里徒步旅行日记》和短篇小说《车厢内外》等，均极为注重时间地点的次序轮转与交通工具本身，这种创作倾向应与林蒲曾参加“湘黔滇旅行团”经历有关。同时，小说《人》中所具有的国际视野赋予了抗战文学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的可能性，这种独特的维度正是“王亚龙（能）”题材本身的内核。“文学所具有的非历史性，即超越性、共时性、永恒性的品格”，打破了新闻事件被束缚于特定时空的框架，但新闻与文学都以非华裔机工参与抗战为典型，从境外英文报刊的国际视角到华文刊物的同情立场，再到国内出版物的抗战叙事，接力完成了一次比官方抗战动员更具渗透性与影响力的民间宣传实践。

从某种程度而言，文学创作中的滇缅公路被筑路劳工、运输机工等鲜活人物替代，“‘路’把普通民众从日常的匿名状态中召唤出来，通过修筑、维护、运输等集体性劳作参与了伟大的民族抗战，从传统的‘农民’变成了现代的‘国民’”。民歌“筑路难！筑路难！切山坡，就平洋，遇江河，造桥梁”被劳工传唱，相较于西北地区民歌重在揭露侵略者罪行，以《筑路励民歌》为代表的西南民歌重在节奏，服务于实际劳动，滇缅公路上回响着无数人的呐喊，“硬邦邦的土石之路获得了自由的生命”。文学或许无法阻止杀戮，无法扭转战势走向，无法真正解救深陷死亡中的个人，但能够创造条件“激发更广泛的恐惧与义愤，由此支持并推进坚守正义、终结暴力的呼声”。

三、从行到写：战时游记的个体经验

将滇缅公路与抗日战争联系甚至试图划上等号时，或多或少会忽视滇缅公路作为民用道路的属性。当山河一寸寸沦陷，云南“已为国防重镇，抗战支点。于是采访者，疏散者，企业者，旅行者，莫不连翩莅止”。滇缅公路见证了战时云南旅游业的畸形繁荣，由“全省只有五部汽车，其中三部是战前老型号的破车，全部为政府所有”，到抗战时期“营业公司行号多至七百余家，行驶车辆在两万辆以上”，当时就有人预测它“将成为世界的名胜……国外贸易和旅客出入，必将急速增加”。从实地踏行的“行”到文学书写的“写”，指向了各种文体所潜藏的私人游记属性，这一动作转换也暗示了滇缅公路的功能嬗变，即从公共运输通道转向承载个体记忆的叙事空间。

图2：滇缅公路线路图

伴随战事急遽变化，大量人员流离辗转涌入后方。据西南联大学生回忆，“迷恋上了昆明的云、树、山、水……一切都美极了”；老舍曾感叹喜洲镇让人仿佛到了剑桥。滇缅公路作为游滇新路径，某种程度重构了云南地理空间。“几年来，从滇越铁道的交通转到滇缅公路”，即从个旧、蒙自、碧色寨等滇南地区转到大理、保山、畹町等滇西地区。在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前，从上海、香港经越南乘坐滇越铁路是抵达云南最妥当的方式，1938年底施蛰存、张兆和抵达昆明便是如此。

在滇缅公路通车时，《云南日报》连续3天在报头同一位置刊发“昆明大旅社开幕启事”，1938年9月1日版面还配有福特汽车公司的广告插画。1938年9月急促出版的《滇游指南》呈示了行程表，昆明至下关的二等车票为16元，难以说这均为巧合。当云南本地民众尚不知初步通车事宜，更何谈明了滇缅公路所承载的价值时，已有人嗅到背后商机。在此之前，这条路上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是“驮子”（马）和“滑竿”。“即使是兼程进行，也需旬日方能达到。这一路要经历高山，深谷，丘陵，盆地。地形之复杂，地势之崎岖，道途之艰难，远非想象所及。”据1909年徒步旅行的丁格尔所记，“惟自云南至大理之路为最劣，虽因山岭崎岖，亦由路政不修”。埃德加·斯诺在1930年由昆明至大理，“沿着这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小道，踏着无数马蹄印，无数草鞋印，不停地走着，爬着，滑着，时而也骑着”。滇缅公路通车后，旅行册增加了西行路线，1941年出版的《中国旅行手册》《昆明导游》等已单辟“滇缅公路”章节，滇缅公路“似乎注定是要成为世界上以风景著称的国际路线之一”。

令人意外的是，滇缅公路沿线自然风光在国内外记者、南迁的知识分子笔下均未有详细铺展：或被一笔带过，“路途曲折，有如锯齿。全面图景，时隐时现”；或以套词陈述，“两岸绝壁千仞，怪石嶙峋，景色幽奇”；或是概论总结，“风景千变万化，其彩色之妙，使人有观止之感”。罗常培、费孝通等学者所记多聚焦于沿线的历史遗迹与人文景观，在时空的大穿越中有效质疑或纠偏了云南的边地形象，“此前被外来者‘蛮夷化’或者认为‘无名’的边地，实现由‘想象的真实’到‘事实的真实’的转变”。

曾昭抡的《缅边日记》既可视为完整的滇缅公路旅游指南，又包含了不少私人体验。公路沿线海拔的骤升陡降，使旅人获得了异常敏锐的时空感知，“坐车疾驰下来，高度陡变，寒暑顿易……有一点坐飞机下降的风味”。外籍游客也记录了几乎一致的经历，“这个黑暗的山谷，实在是一个阴森的鬼世界……不多一下工夫即已到了七千二百尺高的山巅……这真等于从地狱上升到天堂”，“我们的车子已升高约一万尺，大空之中，阳光普照，空气十分新鲜而寒冷……逐渐低降达二十六英里之遥”。与其说游者关注滇西的地势顿变，不如说更为侧重滇缅公路与其他公路不一样的感官体验，倾向于当地当时的身体感受。艾芜在20世纪30年代初步行，尚且能领略滇西旅行兴味是一天之中出现了两个国度、两个世纪般景象，当滇缅公路贯通后，汽车的行驶速度更是加快了沿途的地势转换。游记通过私人性的感官经验再现了滇缅公路沿线的奇崛景观，既对新闻中程式化强调滇缅公路的军事战略价值有所规避，又不同于小说诗歌对劳工筑路苦难的刻意渲染，这种非虚构的私语性叙事特质更能唤起读者阅读兴趣，告知身处风景外的个体也拥有赋予或诠释滇缅公路意义的可能。

同时，旅行者沉浸式体验与公开出版的游记形成了一种写与读的张力、个体经验的不可重复性与公开文本的可复制性之间的交织。游记不约而同对路况变化、车辆多寡等均有记载，相互抵牾之处反倒说明记录的真实。滇缅公路的复杂程度分段、分时、分向而异：或“车行七日，沿途所遇车辆极鲜，仅见客车三辆，满载壮丁，及缅甸货车六辆，装运造路材料”；或“滇缅公路最忙了，车，车，车，来的，去的，走着的，停着的，大的，小的，到处都是车”；或“东行之车，多满载军火、胶轮、钢条、汽油。西行之车，则多载我赴缅远征健儿”。当然，滇缅公路上的交通工具还有骆驼、马等畜力。

可与血路、动脉等作同义置换的滇缅公路，隐藏着流动性强的叙述共识，老舍的《滇行短记》、罗常培的《苍洱之间》、鞠孝铭的《大理访古记》等都可视为“游记体”写作，明显呈示空间随时间的流转。在这些创作中，传统游记的景点中心主义被解构，写作者以沿路站点、工程关键节点为明确坐标，旅游凝视具备了工程测绘视角，他们抵达的时间基本可控，风景无法被随意剪裁，而是秩序井然地排列。相较于西北，特别是陕西游记中山河与作者的物我合一、情景交融，南迁的知识分子在滇西风景中鲜少流露归属感，虽置身山水却难见山水。他们在抗战前对云南了解不多，鲜少有私人记忆，情感上的疏离造成了人与景的隔膜，车辆的半封闭式空间与风景产生一定距离，却能时刻窥见保家卫国的硝烟，“一上了滇缅公路，便感到战事的紧张；在那静静的昆明城里，除了有空袭的时候，仿佛并没有什么战争与患难的存在”。这些游记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旅游风景书写在家国动荡之际的延宕，创作者虽声称寄情于山水，又分明不忘国事屈辱：或将日期勾连，“抵昆明之次日，恰为七七四周年纪念日……北都南阙，相距六千里，人生宛如飘逢”；或不忘云南的变化是因抗战，“统治阶级和平民间的鸿沟，渐渐地填起来”。这些创作中抗战抒怀虽不多，但偶然的闪现打断了叙述时序，时空的猝然断裂消弭了游记暗含的静和氛围，远方的风景与此时此地的抗战并无不同，文本所形成的割裂感既是作家无法逃脱战争暴力的证据，也意味着山河与国家同在的根本性联结。当抗战结束，滇缅公路等待着被再次记录。

“保山的妇女在卅岁以上都是小脚，近来这种缠足风俗打破后，才渐渐少去。脑后梳了一个老大的发髻，走起路来一摇一摆地怪有趣。穿着红衫绿裤的少女，一根辫子又黑又粗，长度一直拖到腰……街上卖火腿、板鸭极多，此地人善于经商，到缅甸去做买卖的着实不少……附近的居民有许多是白夷人，气温越加增高了，年轻的白夷人喜欢穿上大红大绿的衣服，他们的皮肤很白，女的还爱搽粉，耳朵上带了很大的耳环，嘴里嚼着槟榔，牙齿被槟榔染得漆黑，他们的意见和我们不同，他们认为牙齿越黑越美！女的撑了很花的伞在路上两三个走着，神情很幽闲。”

这篇日记出自一位随父母出游的学生之手，不同于抗战时期官员调查、学者考察、文人旅行、记者报道等迥异目的，该学生平实记录目之所及，留意到保山等地少数民族的传统与新变。当年可能使用了《高级小学国语课本》（第四册）教材的学生，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真实走在了《百万无名英雄》《怒江上的惠通桥》等课文所写的滇缅公路上。

结     语

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处于多变且复杂的国内外关系中，滇缅公路的书写难以剥离时局影响，当时讨论多从新闻、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工程等维度展开，文学创作仅仅是极小部分，除杜运燮《滇缅公路》、白平阶《驿运》等少数篇目外，整体的艺术成就并不高，材料的价值大于文学的价值。然而，这些创作以文体形式的多样、叙述焦点的转移，以及隐藏的游记特质，形象化了报纸新闻等各类出版物中的滇缅公路：既是国家现代化工程，修建方式却依靠大量人力；既是军需物资的运输线，又是重庆官员的私人财富来源；既成为大量劳工殒命之地，也是不少游人的旅途风景；既是抵御外敌的军事设施，也成为中华各民族协作的结晶……或许，这些抵牾正是滇缅公路被反复言说的关键之所在，历史记忆的鲜活度不取决于事实陈述的精确性，而在于叙事形式的创造与人文精神的渗透。滇缅公路文学创作不直面战争现场，始终关注持久抗战背后普通人的命运，聚焦于抗战文学中鲜少被关注的劳工、机工，与其说是在写滇缅公路，不如说是在写滇缅公路上的人，“到底还是‘人’比甚么都重要”。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5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郭 沁，女，湖南益阳人，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章推荐：周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图文编辑：杨婷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一校：郑佳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二校：冯王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责任三校：李斯颖（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