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地方性叙事反思

牛学智

内容提要：文章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视野，对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地方性叙事进行系统性反思，追溯地方性概念的理论谱系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实践形态，分析传统地方性叙事在价值取向及表达范式上与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之间存在的疏离现象；重点探讨地方性、民族性、现代性三者实现有机融合的理论可能与路径，指出地方性叙事必须超越封闭自限的固有模式，在主题、形式与话语层面完成深刻的现代转型。此种转型的根本指向在于促进社会结构、文化形态与人的主体性的协同现代化，同时构建一种兼具文化主体性与时代开放性的地方性叙事新范式，进而在全球与本土的对话中，有效承载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实践。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地方性叙事；现代性；文化转型

地方性文学写作因其深植于地域文化、多民族生活与多样民风民俗的土壤之中，在表现时代重大主题方面具有天然的便利与独特的优势。近年来，在关于地方经验、民族生活的书写中，逐渐形成了一套特定的叙事模式与审美经验。然而，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推进，地方性叙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观察发现，此类叙事存在着日益走向狭隘化甚至套路化的趋势，其突出表现是缺失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维度和前瞻性视野。若以社会现代化为思考对象、以文化现代化为关注重点、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来审视，只有以现代主体、现代情感、现代审美为前提和基础，才能使文学故事从本质上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的形态，从而打破地方性叙事的局限性，共同推进叙事实践对时代发展的深刻表现与促进。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地方性叙事在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所面临的困境、可能的转型路径及未来发展的方向。通过理论梳理、案例分析和方法论建构，试图为地方性写作如何既能保持独特的地域特色，又能融入时代发展的宏大叙事，提供一种建设性的思考框架。

一、地方性概念的理论谱系与文学实践

理解“地方性”这一概念需要回溯其多学科的理论谱系。它最初植根于人类学与社会学领域，其理论内涵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文化人类学历史特殊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强调文化的特殊性，主张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揭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反对将西方文化模式普遍化的倾向。这一学术传统为地方性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即通过对具体地方的深入考察，理解其独特的文化逻辑与社会结构。随后，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兴起将主体性引入了空间研究。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提出，“地方”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充满意义的人类体验场所。他富有启发性地区分了“空间”与“地方”的概念：空间是抽象的、开放的、未定义的区域；而地方则是被赋予了意义、价值和情感的具体场所。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地方性”成为核心术语，它关注人与场所之间的情感联结、认同关系和意义建构过程，既包含了客观的物质环境特征，也包含了主观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在中国学术语境中，这一概念得到了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概括而言，“地方性”即指地方自身的独特性，包括自然特征和人文特征两个方面。郑威进一步指出，地方性是对全球化的回应，是与当地人想象能力相联系的特质，是一种抵抗同质化、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努力。理解地方性常需参照其孪生概念“地方感”。地方感强调人对地方的主观依恋与认同，是主体对客体的情感投射；而地方性则更侧重客体本身的客观特质，是地方区别于他处的独特属性。二者互为表里，共同构成了人与地方关系的完整图景。本文所使用的“地方性”，主要指在文学写作与理论研究中，从“地方感”转化并上升为对地方特质的认知与呈现，是一种既包含客观特征又包含主体建构的综合性概念。

中国文学历来具有深厚的地方性视野，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典文学的源头。《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即按地域分类，生动呈现了不同地区的民俗风情；《楚辞》充满楚地特有的神话色彩与浪漫气息，形成了与北方文学迥异的审美风格。唐代文学中，地域视野更加明显：边塞诗派与山水田园诗派各有其地理依托，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地域文学传统。明清时期，小说创作中的地域色彩愈加浓厚，《金瓶梅》对山东市井生活的描写、《红楼梦》中南北方文化的交融、《儒林外史》对江南士林的刻画，无不体现着浓郁的地方特色。近现代以来，文学地理学与空间理论的发展，为地方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鲁迅笔下的绍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老舍笔下的北京、张爱玲笔下的上海，都已成为中国文学中不可替代的地标性存在。这些作家通过独特的地方经验，折射出民族命运与时代变迁，实现了地方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

近年来，“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的提出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对“地方性”深入探讨的重要成果，代表了地方性写作在新时代的两种不同路径。“新东北文学”从“东北文艺复兴”现象中生长出来，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为代表作家。他们力图打破传统格局，以冷峻而又充满温情的笔触，呈现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转型阵痛中的多维面向。这些作品不再简单地歌颂或批判，而是通过复杂的人物命运和微妙的情感变化，展现了一个地区在历史变迁中的复杂体验。例如，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通过一桩悬案串联起东北国企改制前后两个时代，在个体命运的微观层面，折射出宏观的社会结构变迁。“新南方写作”则通过《南方文坛》等平台的集中讨论，重新定义了“南方”的地理与文化范畴。传统的“南方”概念多指长江以南地区，而“新南方写作”将其拓展至两广、海南、福建乃至云贵地区，并特别强调其面向海洋、连接世界、指向未来的开放性特征。林白、东西、朱山坡、王威廉等作家的创作，展现了南方经验的多元性与现代性。如林白的《北流》通过对南方小城生活的回忆与重构，探讨了地方经验如何与个人成长、历史记忆相互交织；东西的《回响》则在悬疑故事的框架下，深入剖析了当代南方都市人的心理状态与伦理困境。这些新的地方性写作实践，超越了单纯的地域限制，引发了关于地方性文学能否贡献独特且具整体性指向的思考，推动了地方性研究从感性总结向理性分析的深化。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不再将地方性视为封闭的、静止的文化标本，而是将其置于流动的、开放的现代性语境中，探讨地方经验如何与更广阔的时代命题相连接。

然而，理论构想与创作实践之间常存距离。当创作者面对如何表现广阔的时代现实这一命题时，在将个人化的“地方感”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地方性”书写之关键环节，往往暴露出难以弥合的裂隙。许多地方性写作陷入两种极端：要么过度强调地方独特性，作品成为地方文化的简单展示，缺乏与时代对话的能力；要么过度迎合普遍性期待，消解了地方经验的独特价值，作品失去个性与深度。这种裂隙的产生，既有创作者主体意识的局限，也与理论引导的不足有关。许多作家对地方性的理解仍停留在表层，未能深入把握地方经验与时代精神的辩证关系。同时，文学批评界对地方性写作的评价标准也存在模糊之处，往往要么过于强调地方色彩，要么过于强调普遍意义，缺乏将二者有机统一的理论框架。

本文以宁夏文学为例，探讨地方性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宏大语境之间的关系。宁夏地处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独特的地理特征，其文学发展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能够为我们理解地方性叙事的普遍困境提供有益的参照。

二、地方性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疏离

城乡融合一体化发展、新时代社会现实的整体性势能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规划，构成了当下地方性叙事的基本语境，同时也必须通过具体的地方经验得以呈现。然而，细读宁夏代表性文学作品，可以发现，地方性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尚未实现有机融合，甚至在关键节点上相互疏离。

其一，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宁夏文学中的乡村叙事往往从怀旧式的“乡愁”滑向对静态“传统文化符号”的简单记叙，反而与现实产生了距离。许多作品一旦取材乡村，便沉浸于乡愁情绪之中，习惯于通过传统农具、旧时习俗、地方方言等符号勾连亲情故事，隐含对静止、落后的自然经济生活方式的回归意向。例如，在一些描写宁夏农村的作品中，作家往往倾心描绘农耕生活的诗意画面：老牛拉犁、手工收割、土炕炊烟等场景被反复书写。这些描写固然具有审美价值，但问题在于，它们往往停留在表象层面，未能深入揭示乡村振兴过程中催生的审美新元素、情感新状态与价值新取向。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农村电商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兴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等新现象，在这些作品中较少得到充分表现。即使有所涉及，也往往被处理为外来力量的入侵，而非内生的变革力量。这类叙事折射出创作主体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现实的隔膜，以及“自我”叙述惯性的顽固。许多作家仍停留在自己熟悉的乡村记忆中，未能跟随乡村发展的步伐更新认知框架。他们习惯于将乡村想象为封闭的、自足的文化空间，而忽略了当代乡村与城市、与全国乃至与全球的密切联系。

这种思维定式致使原本可能别样的地方性写作视野趋于狭窄，难以呈现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复杂面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这种怀旧叙事往往隐含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将传统与现代简单对立，将乡村生活浪漫化、本质化。实际上，当代中国乡村正处于前所未有的转型期，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相互转化，形成了复杂多元的现实图景。地方性写作需要超越简单的怀旧叙事，把握这种复杂性，呈现乡村在现代性冲击下的应变与创造。

其二，面对新时代社会现实及其孕育的整体性发展势能，宁夏文学故事常从对社会转型期的宏观焦虑，退缩为对个人化内心错位意识的倾诉，暴露出把握宏观社会现实能力的不足。这种现象在宁夏青年作家作品中尤为明显。许多作品聚焦于个体的情感困惑、身份焦虑或生存困境，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呈现现代人的精神状态。这些写作当然有其价值，能够深入探索人性的复杂性。但问题在于，它们往往将个体的困境抽象化、普遍化，剥离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个人的焦虑被呈现为永恒的人性困境，而忽视了其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联系。例如，一些描写银川都市生活的作品，往往关注白领阶层的职场压力、情感纠葛或中年危机，这些主题本身具有普遍性。但作家在处理这些主题时，往往忽略了银川作为西部城市在区域发展中的特殊位置，以及这种位置如何塑造了人物的生存境遇。银川既不是一线城市的完全复制，也不是传统乡村的简单延续，而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共建“一带一路”等宏观政策影响下形成的特殊现代性体验空间。忽略这一背景，就会使作品失去地方特色，也失去了与时代对话的能力。这种微观退缩的叙事倾向，实质源于对“地方性”的狭隘理解—将其简单地等同于叙事的封闭归宿，认为固守人物原生空间便能更便捷地呈现“人性”。关注人性恒常虽是文学命题之一，但剥离了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的人性书写，极易将人的自然性一面误认为现代性的全部，这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实际上，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更大的社会力量紧密相连。当代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改变了外部环境，也深刻重塑了人的内心世界。地方性写作需要将个人的微观体验与社会的宏观变迁结合起来，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探讨。

其三，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规划反观，部分宁夏文学作品从对现实“荒诞”感的书写，转而变为借助穿越、玄幻等网络文学套路来编排情节。此类作品常过度渲染个人英雄主义，依赖奇遇与超自然力量，忽视团队合作、科技进步与社会环境对人的塑造；或是在乡村叙事中走向极端的寂静主义，将一切焦虑归咎于人心浮躁，倡导“放下”与“安详”，忽视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能动性与艰难努力。这种现象在宁夏的网络文学和地方刊物中都有所体现。一些作品为了吸引读者，大量采用类型文学的套路，如穿越、重生、系统流等，将地方元素作为异域风情的装饰，而非叙事的内在动力。人物往往凭借个人天赋或神秘力量解决问题，而忽视了社会协作、制度建设和科技进步在现代社会中的关键作用。这种叙事模式虽然能够满足读者的幻想需求，但难以深入反映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也难以为读者提供理解现实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一些具有文学追求的作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过度强调内心的宁静与超越，将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变化视为对传统价值的破坏，倡导回归简单生活、追求精神解脱。这类作品往往将乡村理想化为逃离现代性压力的乌托邦，忽视了乡村本身也在经历深刻的现代化转型。它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个人内心的调整，而非社会结构的变革，这在面对系统性社会问题时显然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人的现代化理念作为牵引，地方性写作越往深处挖掘，越可能呈现不可化约的、缺乏普遍性的元素，甚至陷入片面地将人手段化的误区。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现代性异化倾向的重要纠正。地方性写作需要深入把握这一理念，在呈现地方经验的同时，探索人的现代化在具体语境中的实现路径。

宁夏文学面临的困境并非个例，这样的困境在“新南方写作”“新东北文学”及其他地方性写作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地方性写作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遭遇的系统性困境，可以概括为认知框架的滞后、叙事模式的固化以及价值取向的模糊。许多作家对地方性的理解仍停留在传统阶段，未能将其置于流动的、开放的现代性语境中重新思考。他们习惯于将地方视为封闭的文化容器，而忽略了地方与全球、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动。同时，地方性写作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叙事模式，如怀旧叙事、苦难叙事、风情叙事等。这些模式在特定时期有其合理性，但随着社会变迁，逐渐失去了反映现实的能力。作家需要突破这些模式，探索新的叙事可能。此外，地方性写作面临传统与现代、地方与普遍、个性与共性之间的价值张力。如何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同时，回应时代命题；如何在深入地方经验的同时，探索普遍意义，这是地方性写作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总之，新时代的叙事，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它触及的是人的现代化这一本质问题。在城乡一体化中叙事，着力点应在打破阶层壁垒，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应成为故事的枢纽；在新时代的势能中审视人物，情节应冲破封闭的人性叙事，将触角伸向广阔的社会面；若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叙事对象，则公共性、共识性与共情性应成为故事的主干。

唯有如此，人物才能植根于其所处的实在社会体系，其现代化程度及何以成为现代人的问题，才会构成故事关注的核心。

三、地方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一些成功的叙事经验，给予我们重要启示：它们往往能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文化互鉴的变迁，以及艺术手法的创新等层面，深刻呼应时代主题，实现地方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融合。

自觉立足于广阔的时代与历史背景，展现社会巨变与共同体的形成，是成功叙事的重要特征。这类作品不局限于地方风情的展示，而是将地方经验置于更大的历史进程中，探索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辩证关系。杨志军的《雪山大地》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这部小说跨越半个多世纪，通过讲述汉藏家庭在青藏高原上交融的故事，呈现了雪域高原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小说没有将现代化进程简化为线性进步叙事，而是深入展现了这一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与和解。汉藏两个家庭的关系变迁，折射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探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将政治、经济、教育等宏大议题置于幕后，而将人物之间通过眼神、表情、动作建立的“信”与“被信”的微观情感联结置于前景。这种叙事策略使宏大的历史进程获得了具体的情感载体，避免了概念化的弊端。人物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仅是个人情感的体现，也是现代社会信任机制构建的微观基础。通过这种方式，小说实现了地方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有机融合：青藏高原的地方特色、藏族的文化传统、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在具体的人物关系中得到了统一呈现。《雪山大地》的成功启示我们，地方性叙事不必回避宏大主题，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宏大与微观的结合点。通过具体的人物命运和情感关系来折射时代变迁，可以使叙事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情感的感染力。

深入挖掘文化内涵与共同价值，从日常生活的角度书写精神的嬗变与深度融合，是另一种成功的叙事路径。这类作品不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精细描绘，呈现文化变迁的微观机制。土家族作家向迅的《与父亲书》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作。这部散文集聚焦父子深情，通过对父亲生命历程的回忆与追思，呈现了一个中国农民的传统品格与现代命运。作品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家族本身的多民族构成，使其叙事自然融入了多民族文化元素。但作者没有刻意强调民族差异，而是将丰富多样的文化融合在家族生活的日常细节中。作品中沉静、勇敢、善良的父亲形象，既是独特的个体，也凝聚了中国农民普遍的品质与命运。作者将父亲的生命轨迹与时代变迁交织在一起：土地改革、集体化运动、改革开放、城市化进程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在父亲的个人经历中留下了印记。但作者没有简单地让父亲成为时代的符号，而是深入探索了这些外部变迁如何内化为个人的精神体验，如何改变了父亲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父亲书》的启示在于，地方性和民族性不仅体现在独特的风俗习惯上，更体现在人们对共同价值的不同诠释和实践方式上。通过深入探索个体在文化交融中的精神体验，地方性叙事可以超越文化展示的层面，达到对人性与文化的深刻理解。

创新艺术手法与叙事风格，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展现时代主题，是成功叙事的第三个特征。这类作品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而是积极吸收现代文学技巧，拓展地方性表达的艺术空间。白族作家北雁的《洱海笔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这部作品通过对洱海沿岸风物与民俗的描绘，呈现了白族文化的独特魅力。但作者没有停留于风情展示，而是将地方生态与文化保护置于全球环境危机的背景下思考，使作品蕴含了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共同事业的关注。在艺术手法上，作者采用了散文诗式的语言，将客观描写与主观体验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既具地方特色又有普遍意义的审美风格。佤族诗人张伟锋的《空山寂》则以云南山水为背景，在乡土历史文化中表达对世界与人生的现代思考。他的诗歌既扎根于佤族的文化传统，又融入了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诗中对自然、生命、时间等主题的思考，既源自地方经验，又超越了地方限制，指向了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这些作品的成功表明，艺术创新不仅是形式问题，更是内容问题。新的艺术手法可以帮助作家突破传统的地方性叙事模式，找到地方经验与现代体验的连接点。特别是对于少数民族作家来说，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融入当代文学的主流，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总结出成功的地方性叙事应具备的几个基本要素：历史意识的深度、文化理解的厚度、艺术创新的勇气以及人性关怀的广度。成功的地方性叙事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能够将地方经验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进程中去理解。它不是将地方视为永恒不变的文化标本，而是将其视为历史变迁的产物和参与者。它对地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但这种理解不是静态与本质化的，而是动态的、开放的。它能够呈现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应变与创造，展现传统与现代的复杂互动。它不满足于传统的表达方式，而是积极寻求艺术创新，探索地方经验与现代审美结合的可能。它通过具体的地方经验，探索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和精神追求，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统一。这些成功经验为我们思考地方性叙事的转型提供了重要参照。它们表明，地方性写作不必在保守与激进、传统与现代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可以探索第三条道路：在深入地方经验的同时，保持与时代的对话；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追求艺术的创新；在呈现特殊性的同时，指向普遍的意义。

四、地方性叙事的现代转型

 当前全国性的文学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深刻领会中国式现代化的精髓，地方性写作才能建构出具有时代高度的故事主体。作家的创作需要在理念、视角与审美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进行深刻转型。唯有首先在理念层面进行更新，叙事才能从思想观念上摆脱传统农耕文化的惰性及民间旧习的羁绊，使故事真正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现代理念不仅包含对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等物质层面的认识，更涵盖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等核心价值的深刻理解。例如，陈楫宝、符策慧的《大国智造》聚焦于科技攻关中的青年群体，其叙事呈现了个体在时代使命中与集体、“类”达成统一的尝试。对于地方性写作而言，这意味着必须重新审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不再是需要全盘否定的负担或固守不变之物，而是需要在现代语境中创造性转化的资源。诸如传统家族伦理如何与公民意识相衔接、乡土互助网络如何与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相融合、地方生态智慧如何对接现代环保理念等问题，都需要作家以现代理念为指导进行深入探索。同时，现代理念也要求作家关注现代社会高度分化与整合的复杂运行机制，在叙事中呈现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问题、市场经济中的诚信构建、网络社会中的身份认同等具体语境下的现代性命题。

仅有现代理念的指引尚不足够，叙事还需要现代视角的介入，才能突破既有的认知框架，直面被全媒体时代塑造的新人群与新现实，迅速而深刻地介入新时代语境。现代视角意味着一种开放、多元且具有批判性的观照世界的方式，它要求作家不断更新其认知图式。吴组缃的《菉竹山房》便是一个经典范例，它通过一对受过现代教育的夫妇的视角回望旧式家族女性的悲剧，其深刻性不仅在于批判封建礼教的压抑，更在于发现被压制人性的顽强生命力，这种辩证的审视超越了简单的线性进步叙事。对于当代地方性写作，强调现代视角意味着关注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返乡青年、城市新移民等人群在特定地方的生存状态。同时，它要求作家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介与新方法进行创作的可能性，思考如何用文学呈现网络社交中的身份表演，如何捕捉短视频时代的感知碎片。

现代视角必须保持其批判性与反思性，警惕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地方性被同质化或商业化的危险，积极探索地方文化在新时代创造性发展的独特路径。当现代理念与视角内化于创作主体，最终还需通过现代审美的形式得以艺术地呈现。唯有选择现代审美，叙事才能走出乡愁、怀旧、苦难等既有的情感模式与审美惯性，从当下鲜活的生活细节中提炼出属于新时代的审美符号，使个性迥异的细节共同指向人的现代化发展这一核心。王蒙的《春之声》运用意识流手法，在闷罐子车厢这一封闭空间中捕捉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萌动的活力与复杂心理图景，其创新的叙事结构、富有象征意义的细节提炼以及新的语言节奏，都成为现代审美的典范。

对地方性写作而言，现代审美的探索体现在多个维度：在情感模式上，它需要突破传统套路，探索城市化进程中的失落与获得、网络时代的情感疏离与连接等新体验；在符号体系上，它需要在传统风物、民俗、方言之外，提炼如共享单车穿行古城、光伏板铺展草原、直播间销售特产等新的意象；在形式语言上，它鼓励将方言节奏融入现代诗歌、将地方传说与魔幻现实主义结合等写作实验，创造独特的艺术效果。

现代理念、现代视角与现代审美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理念提供价值导向，视角提供认知框架，审美提供表达方式。三者相互依存，共同确保地方性叙事既能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精神，又能以精湛的艺术形式予以呈现。例如，在书写乡村振兴时，作家需同时具备促进城乡融合的现代理念、深入理解新农人的现代视角，以及从新农村生活中提炼新审美符号的能力，如此方能创作出既反映时代精神又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佳作。

 五、社会、文化与人的现代化指向

 借助匈牙利学者乔治·马尔库什（György Márkus）的“文化现代性的构成”学说和眼光，文化、科学、社会三维构建的综合系统，才是当今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以文化现代化去衡量，如果今日个体性未经文化、科学，以及由此二者改造了的社会所深刻塑造，就仍是自古有之的“个性”。那么，它就缺乏与“类”的统一，是机制缺席的噪音，不可能从积极意义上促进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且其碎片化有可能制约“类”的形成。因此，以现代理念、视角与审美为前提，地方性叙事的本质转型内在地指向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以社会现代化为思考对象，以文化现代化为关注重点，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旨归。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完整图景，也为叙事实践提供了具体而深远的目标导向。

首先，将社会现代化作为思考对象，意味着叙事应自觉地将个人故事、家族故事升华为时代故事，使社会结构变迁、制度革新、治理方式转型等现代化进程中的机遇与挑战成为故事创作的不竭源泉。刘心武的《钟鼓楼》便是典范，它通过北京一个四合院内十二小时的市井生活，精巧地串联起改革开放初期广阔的社会画面，使个人困扰成为社会转型期普遍问题的具体缩影。对于地方性写作而言，这要求其关注特定地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殊境遇，例如西部地区在开发战略中的机遇与挑战、边疆地区的安全与发展、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阵痛等。叙事可以从制度变迁与个人命运的交织、社会分化与阶层流动的动态、公共领域形成与公民参与实践等角度切入，从而将独特的地方经验与普遍的社会命题紧密连接，赋予作品深厚的历史感与时代意义。

其次，以文化现代化为关注重点，意味着叙事需超越对传统文化符号的静态陈列或简单的乡愁抒发，要致力于在现代语境中探索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使琐碎的日常与私密的意识能够升华出时代的整体性诉求。滕贞甫的《刀兵过》通过“九里”之地百年来的内外冲击，展现了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艰难历程，其叙事始终渗透着对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挑战的辩证思考。

地方性写作在这方面肩负着特殊使命：它需要探索如何使地方性的民间音乐、戏曲、工艺美术等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保持活力并获得新发展；它需要关注在全球化与高流动性的背景下，个体与群体如何建构兼具地方特色、国家认同与人类情怀的现代文化认同；它更需要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下，通过叙事呈现文化多样性在现代社会的宝贵价值及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实践。例如，故事可以讲述一个地方剧团如何创新改编传统剧目以吸引年轻观众，一位手工艺人如何将古老技艺与现代设计融合，一个移民社区如何在新的城市环境中重构其文化认同，这些微观实践正是文化现代化生动而具体的体现。

最终，一切现代化进程的归宿在于人的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意味着无论题材如何，叙事的价值取向都应置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视野中，所有情节与细节都应以塑造现代主体、丰富现代精神为旨归。刘心武的《如意》聚焦于一位普通校工的精神世界，着力挖掘其在时代变迁中的内心成长与价值追求，体现了将普通人作为现代化目的与主体的宝贵眼光。对于地方性叙事，这要求它将人物塑造置于中心，关注现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人物如何从传统依附关系中挣脱，认识到自身作为独立个体的权利与责任；关注现代人综合能力的发展—不仅包括专业技能，更包括批判思维、沟通协作、终身学习等素养在适应社会过程中的锤炼；关注现代人精神世界的丰富—在物质改善之外，对生命意义、美好生活、价值理想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在城乡融合发展的背景下，叙事应超越简单的城乡对立，既关注进城农民在身份认同、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上的深刻转型，也关注留乡或返乡人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获得的崭新发展机遇，从而全方位地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生动轨迹。

社会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这三个维度并非彼此割裂，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优秀的地方性叙事，往往能同时观照这三个层面，在复杂的人物命运与具体的地方经验中，呈现它们之间深刻的互动与统一的趋势。

结     语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视野下，地方性叙事正站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上，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源于这一历史性进程为各地发展注入的新动力、指明的新方向，也为文学书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富素材与深刻主题；挑战则在于，叙事实践必须超越固有模式，找到与宏伟时代进行深度对话的新语言与新方法。本文通过对“地方性”理论谱系的梳理、对以宁夏文学为代表的叙事困境的诊断、对成功经验的借鉴，以及对转型路径的建构，试图为地方性叙事的发展提供一个建设性的思考框架。其核心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视野为引领，以社会、文化、人的现代化三维目标为导向，通过创作主体在理念、视角与审美上的三重自觉重塑，最终实现地方性叙事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展望未来，富有活力的地方性叙事必然是开放的而非封闭的，是融合的而非孤立的，是创新的而非保守的。它要求叙事者既能沉潜于地方经验的最深处，捕捉其脉搏与韵味，又能始终保持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既致力于呈现地方文化无可替代的独特性，又致力于在其中开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类关怀；既善于继承和转化深厚的文学传统，又勇于开拓艺术表达的新境界与新可能。达成这一目标，需要作家、批评家、出版机构等多方形成合力。作家需不断提升思想与艺术修养，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批评界需建立更为科学、包容的评价体系，有效引导创作方向；出版传播平台则需营造更加多元、开放的环境，支持各种探索。地方性叙事的终极价值，不仅在于记录与保存一方水土的记忆，更在于通过这具体的“一方”，去探索人类共同的生存境遇与发展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地方性叙事完全可以也应当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它通过深入具体地方的肌理，能够最为生动地呈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复杂性与丰富性；通过对普通人命运细致入微的描写，能够最为真切地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对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辩证思考和艺术表现，能够为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鲜活的文学例证。这既是对所有叙事者的深切期待，亦是对文学本身能够与时代共进的坚定信心。在这片古老而常新的土地上，地方性叙事必将在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持续对话中，焕发出蓬勃的生机与璀璨的活力，为世界文学贡献一份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牛学智，宁夏西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银川市作协副主席，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权威或核心刊物发表百余篇学术论文；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多部理论著作。

文章推荐：周翔（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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