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24年在李大钊的授课启蒙下，北京蒙藏学校成立了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并于次年创办了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报刊《蒙古农民》。《蒙古农民》是一份彰显边疆民族力量的少数民族出版物，虽只办了四期，但具有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传播至边疆地区的“播火”意义，多松年先到民间调研再撰稿体现出深耕精神，乌兰夫、奎璧在出版发行中坚定了信仰并成长为民族解放事业骨干力量。《蒙古农民》创刊100周年之际，研究阐释其蒙汉文字共同书写对“合璧”传统的承袭以及创办思路、栏目架构、采编形式等，对于溯源中国共产党百年民族工作中的思想宣传动员方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意义重大。

关键词：《蒙古农民》；李大钊；民族出版；北京蒙藏学校

2024、2025年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少数民族党支部（中共蒙藏学校蒙古族党支部）成立100周年和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报刊《蒙古农民》创刊100周年，多松年、乌兰夫等蒙古族进步青年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的启蒙指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创办《蒙古农民》。该报不仅是北京蒙藏学校（以下简称蒙藏学校）的地下党报，更是我国第一份以少数民族为编者及主要受众的马克思主义报刊，后在中共北方区委安排下发行至呼和浩特等地，点燃了北疆革命烽火，对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发挥了星火燎原的宣传动员作用。时值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活动百年纪念之际，梳理阐释党史上这段集青年启蒙、思想传播、办刊传承于一体的光辉历程，对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总结党的百年民族工作经验以及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具有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标志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入由先进阶级领导的崭新阶段，青年学生是其中发挥先锋作用的有生力量，亟须补充来自各地各民族的新鲜血液。李大钊等从1920年起在京组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自北京大学辐射发展学生团体，一批又一批进步青年加入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行列。1923年，李大钊等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安排蒙藏学校学员同时也是蒙古族第一位党员荣耀先回乡，招募了饱受军阀统治压迫、有志于投身国民革命的乌兰夫、多松年、奎璧、吉雅泰、佛鼎等四十余名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当时的塞北四省之一）青年取道京包铁路进京读书，开始了党针对少数民族青年群体的革命思想启蒙活动。

蒙藏学校本是北洋政府自1913年建立的旨在安抚边疆并维护其统治的民族院校，专招蒙藏青年学习国文、蒙古文、数学、历史、地理、自然等中学课程。经五四运动洗礼，学生对革命救国的热情和憧憬空前高涨，这里成为少数民族汇入反帝反封建革命洪流的一个据点。在中共北方区委、中共北京区委的协调下，邓中夏、赵世炎、韩麟符、黄日葵等先后到校宣讲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也冒着北洋政府高压统治的风险，于1923年冬亲自前往授课，并与这群蒙古族学生促膝长谈。后来这批边区学子大多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线上的中坚力量，对内蒙古乃至全国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为特别的是，李大钊将中国共产党通过办报办刊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纲领的斗争方法传授给多松年等青年，他们创办了一本名为《蒙古农民》的小册子，将伟大建党精神的光辉照射到了边疆地区。

李大钊作为中国革命的“播火者”，向工农、学生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事迹备受学界关注。他在工人运动陷入低潮时将目光投向农民运动，集中体现于1925至1926年在《政治生活》上发表的《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等文章。而早在1923年李大钊于蒙藏学校与这批农牧民子弟的交流中，就已深刻认识到边疆地区革命形势的紧迫性以及各民族进步学生所能发挥的“革命火种”作用。初次见面，李大钊倾听同学们对蒙古族所受压迫的控诉后，提出了“蒙古民族受压迫的根本原因何在”的思考题；其后他多次召集读书会、座谈会和谈心活动，系统讲授《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基础好的同学开始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列著作。在思想洗礼与求知探路的过程中，这群渴望救乡亲于危亡、为家乡谋复兴的少数民族青年学子意识到，要想不再继续父辈被压迫被剥削的命运，唯有拿起马克思主义的武器并与各兄弟民族团结凝聚起来以斗争求解放。

彼时校园外的时局是辛亥革命后封建军阀篡夺政权，新生的共和国有名无实，加之日本帝国主义操纵“满蒙独立”，内蒙古地处祖国北疆，战略意义重大却也岌岌可危。为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火种送达边疆，李大钊和中共北京区委指示新任北京蒙藏学校团委书记的多松年，“办一个小报，向广大蒙古族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多松年随即与乌兰夫、奎璧组队，约定自己任主编兼主笔，乌兰夫负责约稿和编辑，奎璧负责排版、印刷和发行。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创刊，这是中共党史上第1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也是内蒙古地区的第1本革命刊物。样式是小64开的铅印本，第1期其16页，第2期共14页，字小行密，内容充实，文体丰富，编排严谨。《蒙古农民》创刊号的清样送呈党组织后，得到了李大钊的称赞：“不错，你们搞得不错。这几篇文章写得理论联系实际，针对性很强，很富有战斗力，就照这样办下去！”同时，他也提出建议：“刊物的内容可以更丰富些，譬如介绍些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革命和建设情况；刊登些国内各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简讯等等。但是一定要突出对大汉族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把刊物办出特点来。”《蒙古农民》第2期于5月5日出版，尽管一共只办了4期，但它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在办刊传统上的一脉相承、代代相传，堪为向内蒙古各民族人民宣传无产阶级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典范，是建党精神谱系上开创性的一页。

《蒙古农民》延续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办刊进行思想启蒙的革命动员方式，旨在促进各民族群众革命意识觉醒、推动边疆反剥削反压迫斗争。从内容形式上看，每期有8篇稿件，论说文、标语口号、歌谣、漫画等相互穿插，文章虽短小精悍但理论结合实际，字里行间体现出以农牧民为宣传对象的先锋意识以及朴素的民族团结与民族复兴思想。《蒙古农民》之所以堪称觉醒年代少数民族革命报刊出版的典范，因其具有如下三方面突出特点：

一是由少数民族青年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对民族地区特点的了解办刊。李大钊高瞻远瞩，战略性地部署向北疆农牧区基层传播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并且放手将《蒙古农民》的全部编创印发工作交由少数民族知识青年包办。多松年等接到上级党组织指示后，只用月余时间就完成了内容调研、筹款印制等一系列程序，出版了创刊号。从写稿、编辑，到封面设计、排版、制版、印刷，甚至印刷机、蜡纸等一应用品成本消耗，都是乌兰夫、奎璧等通过节省生活费以及向同学筹措所得。对比大革命时期其他革命出版物，如邓中夏等办《先驱》《莽原》、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等，《蒙古农民》最突出的特色是凝结着少数民族进步青年的政治觉醒与救亡热情——对封建统治与军阀混战给内蒙古地区造成的深重灾难以及王公地主、旅蒙奸商对农牧民的严酷盘剥、欺诈勒索等社会状况，他们有着切身体会和先进理论指导下的深刻反思，这是办出精品党刊的先决条件。

二是先进阶级的理论指导赋予刊物动员革命斗争的广泛号召力。多松年等对《蒙古农民》的编撰思路，借鉴了当时《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中国青年》《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的经验，“政论”“诉苦”“醒人钟”“好主意”“蒙古曲”“外蒙古的情形”等栏目充分考虑到党中央的宣传重点和内蒙古农牧区读者的接受特点。例如，创刊号首页《开篇的话》只有一句，用16个字点明了办刊宗旨：“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为什么出这份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言简意赅地阐述了蒙古农民的“三个坏命运”和“三个仇敌”；聚焦百姓最关注的时事，刊发《直奉打仗内蒙古农民遭殃》一文，报道了军阀混战给广大农牧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在揭露军阀背后的各方势力及其反动本质的基础上，发出号召：“农民同胞啊！这些痛苦，全是外国人帮助军阀内乱赐予你们的。你们此时，不要忍受，起来向你们的仇敌进攻吧！”。上述刊文内容反映出了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写作基于真正将劳苦大众作为历史主体的视角，见解主张都体现出对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等文件精神的贯彻。

三是通俗生动的刊文风格奠定了在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播基础。因为是面向内蒙古广大基层群众发行，《蒙古农民》封面特别注明“每份铜元两枚，农人半价”，刊文篇幅短小精悍，语言平实通俗，形式丰富生动，充分考虑到了农牧民读者理解、接受、审美的特点，已初步体现出党的宣传以人民为中心、理论联系实际等原则。即使是斗争檄文，也灵活采用了故事、歌谣、漫画等易懂易共情的表现形式，以促成在民族地区高效率传播。例如，创刊号中《开篇的话》在对“三个仇敌”开宗明义后紧随一幅漫画——一个头戴旧毡帽的蒙古农民单腿跪倒在地，被标记着“军阀”“王公”“租税”字样的石块压得直不起腰，张大了嘴也喘不过气，只能用一把锄头支撑在胸前，看起来随时会倒下。这种注重结合基层群众生活实际的宣传手法，能够在第一时间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和同情心，激起他们对自身苦难的反思。诸如此类，编者在如何让各民族农牧民读者能读懂、喜爱读上下深功夫，体现了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因而《蒙古农民》也堪称富于民族性、时代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报刊。

李大钊通过授课、座谈、建立党团组织以及指导办刊等形式启蒙少数民族进步青年的事迹，是中共党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光辉一页，对民族进步解放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  播火：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从选拔培养革命接班人到传承革命思想的“播种机”，李大钊在蒙藏学校活动的成效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思想影响力。透过《蒙古农民》朴实的文风，可以读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逻辑，尤其是力透纸背的阶级斗争意识——恰如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谈关于过去的唯物史观、关于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关于未来的社会主义运动论时所说：“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首先是对唯物史观的反映。针对20世纪初蒙藏地区底层农牧民普遍受宗教神权思想长期控制的现实，第2期“醒人钟”栏目刊发一篇题为《佛神并不灵》的文章，讲述了一位蒙古族牧民磕长头到五台山拜神的故事，讲述他用二十多峰骆驼拉着四百三十两白银，捐在庙里后不得不沿路乞讨返家的过程，在文末叹道：“这就是佛爷的佛光照赐，啊呀！这种佛光我不敢承受啊！”用讲故事的形式触发读者对封建迷信和财产向神权集中现象的反思，而不是横加批评；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而不是妄加指挥。又如“蒙古曲”中唱出“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的朴素道理，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破除劳苦大众的宿命论。正因在彻底揭露权势阶级愚民统治的同时注重贴近人民、依靠群众，《蒙古农民》激发了长期受压迫群众的觉醒与斗志，燃起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燎原之火。

其次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反映。如创刊号中的《为什么出这份报？》结合蒙古农民生活实际阐释剩余价值学说：“蒙汉农民对于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只有王公是第一号的大地主，所有农民，都是王公的农奴……用血汗种出来的粮米，每年被军阀分肥一大部分，还有被蒙古王公分肥一大部分，农民剩下的不够吃穿。”又如第2期“蒙古曲”栏目有一首歌谣，朗朗上口的朴素语句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起承转合，点出了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的真相：“从前是穷蛮子，富鞑子，现在穷成一家子。蒙古蛮子一家人，亲亲热热好兄弟！来！来！来！蒙古蛮子成一气，共同打倒大军阀！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共同打倒王公们！平平安安过日子。”歌词篇幅虽不长，但开宗明义地道出贫富分化现象背后生产资料分配不合理的根源，进而指出了从“穷成一家”的现状到以“亲亲热热好兄弟”的阶级结盟来共同对抗剥削压迫的决心；歌词语言虽质朴，却饱含斗争军阀、王公、帝国主义等势力的决心，勾勒出结成“亲亲热热好兄弟”的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平平安安过日子”的美好愿景。

最后是对社会主义运动论的反映。作为一本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的刊物，《蒙古农民》不仅表达了对军阀割据混战时局下农民苦难的同情，更深刻揭示了北洋军阀借中华民国之名行专制压迫之实的真面目。除了前文所述创刊号中《直奉打仗内蒙古农民遭殃》，第2期刊发的《吴佩孚不是好人！》也直讽直奉战争“你方唱罢我登场”表象下的反动腐败本质：“这次吴佩孚打了败仗，热河归了奉天管辖，听说现在热河的百姓很盼望吴佩孚来赶走奉天。错了！吴佩孚并不是好人！也是坏东西！上次打仗糟蹋热河，吴佩孚就是一个大罪人，不仅是奉天一方面干的，若吴佩孚起来赶奉天，你们又要受一次糟蹋！”文章告诉读者无论吴佩孚还是张作霖都不可靠的同时，申明了坚定反军阀、工农要掌握政权的政治主张：“取消一切不正当的厘税，才是好主意哟！老百姓自己结合起来干吧！”同期的文章《外蒙古的情形》提出：“内蒙古人民也要像外蒙古那样打倒军阀，打倒王公，赶走帝国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从中可读到编者汲取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之余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层思考，证明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掌握了向边疆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要领。

（二）  深耕：“到民间去”的办刊实践

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播火者、擎灯人，不仅译介先进革命思想，也注意斗争方法。受俄国早期民粹派“到民间去”的启发，他旗帜鲜明地号召“必须用通俗的文学，法［使］一般苦工社会也可以了解许多的道理”。蒙藏学校青年们编发《蒙古农民》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章均在社会调研基础上采编。撰写了大多数稿件的多松年，曾于创刊前专程从北京乘火车返回绥远、察哈尔等地进行了二十余天的考察走访，掌握了农牧区群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情况，也了解了基层真实的反帝斗争情况和革命需要。他将这些第一手材料与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进行有机结合，撰写了一批极具动员力的文章。例如创刊号的《可怜的王公的奴才的谈话》，采用第一人称白话自述身世的形式：

我是哟个孤苦伶仃，给王公作牛马、受专制压迫的蒙古人……事（侍）奉的王爷，就是我不共戴天的仇人。但是我当时把“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9个字，深深地印在脑子里边，以为王爷杀死我父亲是应该的，所以我照旧还是一（日）复一日小心谨慎的事（侍）奉我那杀父母的仇人……我想蒙古人中，像我一样受苦痛的人多的很！我很盼望你们快些醒悟，一同联络起来打倒王公！得到平等的快乐！起来干哟！

从内部剖析蒙古农民苦难遭际的成因与身处绝境的危机，能够增强文章说服力，从而更充分地激发广大受压迫阶级站起来斗争的自觉。《蒙古农民》多篇刊文都使用了这种将民间采风素材置于对时弊的针砭、对斗争的号召之前的结构。又如第2期“醒人钟”栏目的《不早醒悟受罪的日子在后头呢！》，同样是在发出“内蒙父老兄弟们啊！你们快觉醒吧！团结起来，投入反对军阀的斗争”的呼吁之前，先介绍了四川军阀混战下人民“比内蒙古3个特别区蒙汉人民还要苦”的困境，进而警示若内蒙古军阀你争我夺下去，蒙古农民缺衣少食的境遇必将更甚于四川人民，在此基础上，只有联合起来打倒王公贵族及与其勾结的外国垦务公司资本家才能获得真正解放的结论呼之欲出。

小小一册《蒙古农民》，折射出李大钊1919年倡导的“到民间去”运动的时代影响。这一创作思路与采风方式广泛应用于马克思主义刊物的编创，随着党的通讯网和发行网逐步拉开，各地区、各民族越来越多的群众对党的人民性立场有了认识；同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日渐以参与革命的进步形象进入现代历史进程。“到民间去”运动的“价值超出文学阈限，而成为了解民众、动员民众的重要路径”。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一条基本经验，李大钊早在五四运动前就指出“我们青年应该到农村里去……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是万不容缓的”。他于1925年发表的“耕地农有”主张被毛泽东编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知识青年深入农村培养民主沃土的思路也对党的边政治理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蒙古农民》不局限于民间文学采风的调研形式，而更彰显以青年为主体、以农村为方向的方法论之成效。后辈中在民族地区田野“行行重行行”的费孝通、在民族语言领域“采得民风解彝经”的马学良，都是因深耕民族村寨而学问大成。质言之，实现先进革命主张与本土民间文学的耦合，蕴马克思主义于地方性、民族性、群众性的宣传话语载体，是办刊触及“毛细血管”、斗争通达基层的保障，《蒙古农民》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在边疆群众中培育起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复兴大业的信念。

（三）  扎根：各民族青年传承建党精神

1925 年夏秋之际，中共北京区委先后安排奎璧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党务学校学习，多松年、乌兰夫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蒙古农民》休刊。这本革命读物存在时间虽短但意义深远，其创办标志着蒙藏学校从“少数民族革命先驱成长摇篮”，成长为中国早期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堡垒，打通了从党中央向边疆地区输送革命思想星火的燎原通道。李大钊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启蒙导师，为一群少数民族进步青年播下了无产阶级革命信念的火种，唤起他们将自身学识与拯救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赤子之心。如吉雅泰回忆所说：“从此，我逐渐懂得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懂得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民族人民革命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联系和一致性，并坚信内蒙古民族的真正出路和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共蒙藏学校党支部的办刊及一系列思想启蒙活动堪称创举——在一所北洋政府以培养“统治少数民族的人才”为目的建立、提倡尊孔复古的院校中，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党的主要创始人亲手培育出了少数民族革命的有生力量。1923 年，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多次到蒙藏学校参加党组织的会议，为同学们讲解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在李大钊等的直接教导下，乌兰夫等蒙古族青年原来百思不得其解的一些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革命觉悟迅速提高”。这批接受进步思想洗礼的青年自1924年起陆续入党，成立了中共蒙藏学校 蒙古族党支部，至1925年，全校120名学生中党团员人数已达九十多位。通观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这是第一批坚信“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包括民族问题在内各类困境之良方的少数民族无产阶级战士。亲手编撰《蒙古农民》的虽只多松年、乌兰夫、奎璧三人，但这本革命刊物中的见解、主张和号召道出了这批蒙古族青年学子的共识与心声。

蒙藏学校党支部的成立和快速壮大，是党中央早期在全国布局创建党组织的一次富有特色的尝试，这批少数民族学生党员在中共北方局安排下兵分几路奔赴国难，组织农民、工人、牧民运动并发展党组织，将革命星火远播至祖国边疆的事迹践行了李大钊“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的呼吁，彰显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如作为这批学生召集人的荣耀先，不仅是第一位蒙古族中共党员，还是黄埔军校一期生，32岁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壮烈牺牲；多松年曾任中共察哈尔特别区工作委员会书记，作为热河、察哈尔、绥远3个特别行政区的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第一位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蒙古族代表；奎璧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与藏族的天宝、回族的杨静仁、苗族的朱早观等一起作为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还有第一位派驻外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大使吉雅泰，留学莫斯科东方大学研究院并编写《内蒙古民族革命史》的佛鼎，曾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李裕智，曾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兼文教部部长的高布泽博等。尤其是乌兰夫，为祖国解放与统一、民族团结与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杰出贡献，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而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起点，正是始于李大钊的启蒙及创办《蒙古农民》的实践。1984年，乌兰夫回到蒙藏学校，抚摸着院里四百多年的枣树说：“共产主义在少数民族中的传播就是从这所学校开始的”。

（四）  合璧：蒙汉文字共同书写新刊

《蒙古农民》的封面上，刊名由蒙汉两种文字共同书写。在我国民族地区，使用两种及以上民族文字书写的“合璧文字文献”普遍存在且历史悠久，有汉代的和阗马印（汉佉文二体钱）、唐代的会盟碑文、宋辽夏金的塔铭题记等。20世纪初亦曾涌现张荫堂与联豫等创办的《西藏白话报》、冯特民主编的《伊犁白话报》等，但要么仅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要么刊发内容局限于政经新闻。《蒙古农民》的特别之处在于，编者在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指点下，将合璧文字的应用场景下沉至基层，用双语动员各民族群众，用白话解放陈旧思想。如创刊号的“蒙古曲”栏目，是使用蒙古族群众容易理解并留下深刻印象的歌谣语言，对《开篇的话》“蒙古农民的仇敌是军阀、帝国主义、王公”进行具象展开：

天光光、地光光，军阀不倒民遭殃！

天光光、地光光，王公不倒民悲伤！

天光光、地光光，列强欺压哭断肠！

……

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

张又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

这种兼顾押韵、对仗、情境描绘和现实归因的文学创作手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宣传口号的一种变体，其文风与边疆农牧民的传唱习惯高度契合，将批判现实、号召反抗的道理与纲领蕴于朗朗上口的民间歌谣（打油诗、顺口溜）文体中，使抨击反动统治、声援爱国运动、倡导民族团结等主张及时且无障碍地被更多无产阶级群众所接受。《蒙古农民》在李大钊指导下形成的合璧文风，融入党的民族文宣工作基因并被推广至全国各地，如1928年创刊于延边、以“藉言论以唤醒同胞”为宗旨的《民生报》，兼有汉文版和朝鲜文版；又如1935年创刊于迪化（今乌鲁木齐市）、最早在新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反帝战线》，兼有汉文版和维吾尔文版；1946年3月由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创办的《内蒙古周报》采取16开、蒙汉两种文字上下对照的版式，1946年7月创刊的《群众报》则以汉文版8开2版、蒙古文版8 开4版的形式出版，两份报纸合并而成的《内蒙古自治报》即今《内蒙古日报》前身。而反观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以及日伪政府，均未真正实现面向大众的汉语文与民族语文合璧出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创办的《蒙古新报》用蒙古文，《康德新闻》和日本人创办的《青旗》用汉文。合璧文字报刊的出版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一脉相承，广泛增进了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各民族之间的血肉联系又近了一层。

回顾《蒙古农民》的历史贡献，不仅发现其形式上的通俗保障了报刊的可读性与引发觉醒的广泛性，更令人感叹以合璧文字书写新刊不失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第二个结合”的践行。从基于民族地区实际采风撰稿，到以农牧民为读者对象凝练通俗内容，文体文风上的“合璧”背后是双语人才和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文化主体性实践。乌兰夫等马克思主义思想洗礼下的蒙古族青年，正因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灵活运用，并历经考验成长为内蒙古地区乃至全国民族解放事业的中坚力量，完成了将共产主义救国救民之方法道路传播至边疆地区的历史使命。今日西单闹市一隅蒙藏学校旧址的展柜中，并列摆放着多松年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证与李裕智使用过的李大钊《庶民的胜利》讲义，无声讲述着从启蒙办刊的薪火相传到革命救亡的星火燎原。蒙藏学校即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的前身，2013年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庆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体学生的回信中勉励：“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实现共同繁荣发展作出应有贡献”。合璧文字辉映下、百年奋斗历程中，始终有各民族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蒙藏学校是民族解放事业的策源地，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典范。

（一）  办刊在中共思想宣传史上的动员意义

进步青年创办报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渠道。觉醒年代，这一特殊的斗争形式宣传动员效果好、革命启蒙意义大。十月革命的炮声、五四运动的激流、劳苦大众站起来反帝反封建的疾呼，都是通过一份份进步报刊传遍祖国各个角落，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工农无产阶级的精神牵引。毛泽东 1919 年创办《湘江评论》，瞿秋白1919年主编《新社会》，周恩来1920年主编《觉悟》，恽代英等1921年创办《武汉星期评论》等。这一波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高潮中，少数民族最早的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具有独特的价值地位。

李大钊于20世纪初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农阶级觉醒乃至发展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等活动，均与革命报刊关系密切——无论是在《新青年》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名篇，还是与陈独秀、胡适等联合发起催化五四运动的《每周评论》，再到通过开创《晨报副刊》宣传阵地带动《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媒体创设进步专栏等——学界对这些“播火”宣传及其阵地已多有研究，但聚焦《蒙古农民》的研究甚少。《蒙古农民》作为第一本向少数民族地区宣传共产主义的刊物的革命历史意义还亟待进一步发掘。

1923 年前后在蒙藏学校开展青年启蒙、思想传播、党团组织、鼓励办刊等，是李大钊毕生革命活动中的一个小“切片”，但对于内蒙古乃至全国民族解放事业产生的示范效应和深远影响无疑是开创性的。李大钊除亲自前往蒙藏学校讲授马克思主义原理外，还派人送去《新青年》《向导》《政治生活》等党刊，启迪蒙古族青年学子用阶级观点观察分析社会，进而逐步认清民族压迫的实质。他看重青年，也信任青年，视他们为“最靠得住的力量”，因而将中共思想宣传的法宝——办刊传授给少数民族青年，鼓励他们基于自身对家乡革命需要的理解探寻内蒙古救亡之路。

这一时期的革命出版活动对进步青年而言具有“大思政课”的属性，《蒙古农民》尤其折射出李大钊的革命愿景——“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培养一批有志改造家乡和报效祖国的先觉者、先行者，再由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传播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以多松年为例，他幼年曾因家贫被送去当打扫烧茶的小喇嘛，直到十几岁才在亲友资助下获得进小学读书的机会。这些经历使他对内蒙古地区革命的所急所需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带领各民族人民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有更高涨的热情。在蒙藏学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原理后，他很快意识到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多松年自1924年起担任蒙藏学校团支部的负责人，他积极投入党的宣传工作，在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等活动中出色完成了向各联络点传递标语、传单及党刊的任务。思想觉悟和工作能力双方面的进步，促使他脱颖而出成为蒙古族的杰出代表和向边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佳人选。若非怀有对边疆各民族受压迫人民基于血脉联系的深切同情与强烈责任感，多松年为《蒙古农民》撰稿的文字不会那么铿锵，发出的救亡呼号不会那样有力。在北洋军阀统治下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险，从李大钊到多松年，无产阶级战士前赴后继的办刊救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源头的明珠，彰显党报党刊人救国救民的初心，是今日办刊人学习的楷模。

（二）  报刊传播对边疆民族地区解放的启蒙意义

如果说各民族参与革命的导火“引线”，最初由荣耀先等蒙藏学校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发表第一份少数民族青年爱国反帝宣言——《蒙藏学界之愤激》燃起；那么，将党中央革命火炬传递至北疆辽阔草场的，正是《蒙古农民》。自1925年起，革命出版持续为边疆农牧区无产阶级革命乃至民族复兴伟业注入思想动力，呈由点到线、由线到面、渐趋如火如荼的扩张之势。尽管《蒙古农民》的发行时期短，发行量也不算大，但它开创了根植边疆、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纲领之先河，在20世纪初风雨如晦、民不聊生的内蒙古地区助推了党的组织建设与革命进程。

一方面，把握民族地区传播特点开展以人民为中心的革命动员。《蒙古农民》创刊的契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中明确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在《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中提出“在农民运动中，我们须随时随地注意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因此，在李大钊指导下，《蒙古农民》从编创到发行全过程，率先贯彻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探索出一套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民族地区革命斗争密切结合的经验。《蒙古农民》刊印后，不仅在蒙藏学校及北京进步学生团体中传阅，还在中共北方区委的安排下随《工人之路》等刊，以张家口为中心发行到热河、察哈尔、绥远等地，在边区革命群众中引发广泛反响。由于《蒙古农民》刊文主要用汉文，而当地识字率不高，加之刊物印数有限，所以当时多是几户甚至十余户村民手中才有一份。通晓蒙汉双语者会将刊文的内容一字一句翻译成蒙古语讲给农民听，在这种口头交流、相互传阅和讨论中，《蒙古农民》的人民性得到体现、宣传鼓动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理解口号、歌谣、论说文的过程中，革命群众开始重新定位自身在国家中的位置，认清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带来深重苦难的根源，意识到站起来斗争的紧迫性，形成了改变民族命运的决心与斗志。从建党精神在边疆民族地区早期实践的这一个案中，能看到委派本民族进步青年去完成启迪民智、 除旧布新的宣传任务，从向劳苦大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到收集反馈群众的关切与诉求，再到及时为党在民族地区制定相关方针、政策提供依据，进而孕育在农村、牧区建立村农会、区农会、县农会的组织基础，引导革命斗争一步步蓬勃起来的一套先进的宣传工作方法。

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边区斗争形势并号召革命。在全国革命向纵深发展、边疆民族地区反帝反封建运动起步的局势下，《蒙古农民》之所以能产生广泛号召力，是基于编发者对内蒙古工人、农牧民、学生群体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开展革命斗争需要的了解，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单纯的译介传扬，而是抓住要害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民族群众揭开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如创刊号文章《为什么出这份报？》，就是在分析蒙汉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种出粮米要被军阀和王公“分肥”等现实的基础上，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蒙汉农民是很可怜的……我们这份报就是要把蒙古农民在这三个坏命运下所受的苦楚，详细地登出来，并且替蒙古这些可怜的农民，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这才是你们真心的救命符，你们每人都会念这张救命符，你们就得了太平天下了！

这份传播“救命符”的刊物，点醒了深受盘剥之苦却无暇抬头寻觅解放之路的内蒙古群众，使其意识到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根源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占有生产资料，就只能眼看着劳动成果被“分肥”出去并且瓜分者越来越多。第2期的《靠租银生活的蒙古人赶快自己也种地吧！》等篇目，也透露出最广泛地团结各民族各阶层开展革命斗争的主张。对于北疆农村草场上的无产阶级读者，《蒙古农民》完成了宣传、启蒙、动员任务，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拨云见日地呈现出压迫根源所在，体现了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进步意识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价值立场。

党中央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抗战中陆地边界线的战略意义以及对少数民族的争取。通过培养民族干部、创办进步报刊等方式送马克思主义到边疆后，中共北方区委精心策划筹备，领导内蒙古地区各阶层人民进行了一系列革命运动，先后建立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工作委员会，并随着逐步解放各民族各阶层的受压迫人民而进一步扩大革命纲领在当地的宣传辐射。1925年6月，在《蒙古农民》的宣传和鼓舞之下，归绥地区各民族群众展开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内蒙古自此正式汇入全国反帝爱国运动大潮。

（三）  李大钊中华民族观与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之发端

1927 年，《蒙古农民》创办两周年之时，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蒙藏学校启蒙活动只是他光辉一生中的诸多功绩之一，但李大钊中华民族观对中国共产党走上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具有奠基、开路的深远意义。从《蒙古农民》这一历史见证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早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号召动员边疆民族解放运动的线索，这份刊物也证明了党早期革命斗争中并非“只是个别少数民族革命者的个别活动，而没有明确代表民族属性的革命行动”，建党精神在边疆各民族中一脉相承，红色出版物使民族地区大部分群众很早就迈入了觉醒年代。

首先，李大钊率先将民族问题与中国民主革命联系起来，指明民族团结是反抗压迫的必要前提。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前夕，李大钊曾在多次演说中强调蒙汉人民联合起来谋求解放的意义，还高瞻远瞩地指出培养一批懂马克思主义、有救亡抱负的本民族干部，对在边疆开展革命活动具有战略意义。在指导多松年等办刊期间，他特别强调了“突出对大汉族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报刊名为《蒙古农民》，但刊文中多采用“蒙汉农民”“蒙汉人民”等表述，可见实际读者是内蒙古地区正在受压迫的各民族群众。创刊号文章明确表达了“蒙汉农民”命运相依、荣辱一体——因为大家“都是王公的农奴”，所以“三种坏命”“三个仇敌”也是共同的。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不以民族为界，而是以阶级为界，《蒙古农民》在内蒙古大革命风暴揭开序幕之际为统一战线提供了思想基础，有力抵制了“亡国论”“必败论”“投降论”“合作论”及民族分裂论等各种歪风，团结各民族受压迫者向共同的敌人展开斗争，堪称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中对各民族人民“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的初步传达。

其次，李大钊的“民族自决”思想为内蒙古乃至全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探索方向。李大钊受列宁民族自决权理论及苏联联邦制的影响，于五四运动前就提出：“今后中国的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不能把其他四族作那（哪）一族的隶属”，他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中最早探讨“民族自决”问题的。这一认识重在强调各民族一律平等进而形成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合力，从蒙藏学校全体学生为响应五四运动投稿《晨报》之“吾蒙藏学生，亦国家之份子”的罢课宣言，可以看出少数民族有着同样的心声。《蒙古农民》将这一知识分子的共识转化为“穷蛮子，富鞑子，现在穷成一家子”的通俗表达传达至基层并号召共同打倒军阀、王公和帝国主义，以“蒙古蛮子成一气”换得“平平安安过日子”的愿景。

最后，李大钊的民族复兴思想，为各民族同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擘画蓝图。李大钊早在1916至1917年就提出“今后之问题，非新民族崛起之问题，乃旧民族复活之问题”、“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他被认为是“‘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一”。神州陆沉的背景下，初到蒙藏学校的青年们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凸显、民族危机深重已具备一定认知，谛听李大钊亲授以文明再造引领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张，使他们找到了拯救同胞的方向，燃起为“中华民族更生再造”而奋斗的信念。《蒙古农民》与伪满洲国政府在热河办报鼓吹“蒙日亲善”而禁提“中华民族”有鲜明区别，从《蒙古农民》的刊文中不仅可看到内外交困时局下蒙古族青年对翻身求解放之道的求索，还可以看出编者已具备相当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水平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篇篇论说文和口号、歌谣，都在引导农牧民读者从辛劳一年却一粒未得的痛苦中抬起头来，透过被军阀收粮、征马、清丈土地等轮番压榨的现象，看到民族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从而与各民族兄弟携起手来“想一个死里逃生之道”。《蒙古农民》的行文编排展现出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连进而汇入民族复兴洪流的主旨，也是自建党精神源头对“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一脉相承的见证。

习近平总书记提倡“学习李大钊同志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的精神”，也强调了李大钊在建党之初关注民族问题的意义：“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和参与在蒙古族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共产主义先进分子的工作。1923年，内蒙古产生了包括乌兰夫在内的第一批共产党人。”从一群少数民族青年的启蒙、一本革命刊物的创编、一场从党中央到边疆地区的革命火种传递，可以重温李大钊对中华民族之复兴伟业的重大贡献。蒙藏学校的办刊故事蕴含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基因，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薪火相传、星火燎原的力量，为边疆民族解放事业储备了第一批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人才，也为全国上下建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回顾李大钊在蒙藏学校的青年启蒙工作与《蒙古农民》创刊、传播历程，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深远意义。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作者简介

徐姗姗，民族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期刊社副编审，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生导师。

文章推荐：宋贞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文章编辑：黄元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校对：金真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