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淑媛 李冬旭

摘 要：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奖作品《青白石阶》深受西吉文学传统的影响，西吉县赋予了作者马骏“县城青年”的文化身份，作为“县城青年”的马骏主动汇入“县城文学”的浪潮之中，在“新时代”下书写“新县城”的“新体系”故事。正是基于对史铁生“生活”面向的认同，马骏得以完成对史铁生作品的阅读与创作转化，同时建构起以散文为文体的“自传”书写路径，以此赓续着“有情”的写作传统，并运用色彩建构出“青白世界”，提供了“平视”世界的视角。此外，在注意到以马骏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创作新变的同时，也需对其创作中存在的“题材”“风格”“形象”“知识”四个方面的局限性及其作品传播的有限性进行反思。作为“文学之乡”的西吉需要真正“走出去”，“西北文艺传统”也需要被发现。

关键词：《青白石阶》；马骏； 文学西吉；县城文学；新大众文艺

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以下简称骏马奖）散文奖获得者马骏（笔名柳客行）是宁夏西吉回族作家，西吉自古被称为“西部吉祥地”，有着深厚的文学传统与文化底蕴，其文脉不绝，源远流长。西吉县处在中原农业文化、北方游牧文化、边塞军事文化、古丝绸之路多民族文化的交融地带，蕴藏着丰富的民间文化宝藏和民间文学资源。2025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徐元峰的《走西吉，看文学“庄稼”茁壮成长》，对“西吉文学”进行了整版报道。新华社、《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作家网等权威媒体也多次报道西吉，这座小小的县城有千余人正在从事文学工作，这足以说明“西吉”充沛的文学活力，如铁凝所言，“西吉也应该是中国文学最宝贵的一个粮仓”。2025年5月29日召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学实践：西海固文学现象研讨会”邀请了知名学者和作家讨论这一文学现象，其中汪政的发言“新大众文艺视野下西海固文学的主体性”，可谓切中肯綮。但是，对这一文学现象的讨论需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和具体的创作者，才能讨论能够走多远、走到怎样的高度的问题。

在西吉文学创作者中，马骏成为初出茅庐、熠熠闪光的一颗文学新星，这位29岁的回族文学青年凭借《青白石阶》获第十三届骏马奖散文奖。他以动人的笔触书写自己的人生路径，他带着自觉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温情的目光关注身边的汉族与回族同胞，书写身边的人事变迁。马骏，应该成为被关注的“这一个”。笔者试图从《青白石阶》进入马骏的文学世界，并对“‘青白石阶’何处来”“进入《青白石阶》的路径”以及“局限与超越”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描摹马骏的文学史“初印象”。

孟繁华曾撰文区分了三种“文学环境”，他指出“自然文学环境”或称为“社会文学环境”“在现实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的”。由此观之，从“马骏”到“柳客行”文学身份的生成，我们应考虑到“文学西吉”对作家的影响。正是这片拥有深厚文学传统的沃土滋养了这位行动不便的文学青年，使他在有意识/无意识中被文学所“询唤”，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因此，在对“‘青白石阶’何处来”的问题进行回答之时，我们便有必要对“文学西吉”做出脉络性的梳理。关于“西吉”与“文学”关系之探讨，可以追溯到1994年，彼时“西吉”作为论述主体进入学者视野，这标志着“西吉”作为文学主体登上了历史的舞台；2011年10月，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落户西吉；2021年，在西吉成为中国首个“文学之乡”10周年之际，西吉文学馆开馆；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当下，“文学西吉”成为典型案例。这些都说明了“文学西吉”在当代文学版图中的重要位置。当下，因为有郭文斌、了一容、马金莲、马骏等作家创作的实绩，“文学西吉”成为讨论“西海固文学”重要的县城文学现象。

有学者指出：“在京津冀文脉的历史流传过程中，文学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京津冀文脉如此，西海固文脉亦是如此。石舒清曾用十六字描绘西海固的文化精神：“形貌粗陋，内里高洁；铮铮铁骨，不屈不从”，这是特殊的边地区位与黄土地上一代代辛勤的劳动人民共同缔造出来的属于“西部”的文化礼赞。“西海固文学”的提出仅有几十年光景，但其内部所蕴藏的文学精神却历经了数个世纪的变迁；与此同时，这条文脉的传承与发展又在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西海固”的“西”，便是西吉，“文学西吉”继承了西海固文化精神的内核，同时，又依托“文学”这一形式对其进行了深刻表达。在“文学西吉”三十年的峥嵘岁月里，走出了赵炳庭、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牛学智、火仲舫、单永珍等出色的文学创作者，“文学西吉”也以其自身强大的文化与文学感染力，陶冶着这片土地上人民的心灵——马骏，便是受到文学环境感染的青年之一。从西海固到“文学西吉”，首先带给马骏的是直面苦难的勇气。生存的苦难会激发人们的抗争，生成反抗的诗学与生命的哲学，身体残疾的马骏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而是在这种历久弥坚的地方精神中被“教育”，实现着自我超越，在文学道路上不断前行。同时，马骏把握住了文脉传承中西吉的文学方位：他“向前看”，在前人的文学海洋中驰骋，吮吸这片土地上的文学精华，也正是在这片文学的土地上，马骏认识了教授他写作经验的前辈王雪怡，读到了马金莲等人的创作，也和史铁生“相遇”；他“向后望”，结识了推荐他进入固原市文联的樊文举，署名“柳客行”的作品也相继在《六盘山》《朔方》等宁夏文学刊物上发表。这让马骏意识到，救赎之道便在文学之中，文学让他的生命价值得以彰显，作家与文学完成了双向实现。

史玉丰对骏马奖获奖散文的“跨文体写作”现象进行了深度剖析，指出柳客行“在为数不多的作品里已经显示出散文书写的跨文体特点”“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哲思体”。《青白石阶》作为“跨文体写作”的个案价值已经被学界关注，笔者想要指出的是，《青白石阶》在“县城文学”写作中同样具有典型的个案意义。

“县城文学”的提出，一方面基于一批中青年作家陆续推出书写县城的作品，刘大先《去北川》、张楚 《云落图》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这种‘县城文学’热的发端始于摄影”，从社交媒体（摄影与短视频）与电视剧、歌曲处流行开来的以“县城”为背景的作品促进了“县城”主题创作的传播，在一种更广泛的“文学”意义上推动着“县城文学”的发展。“县城文学”的提出并非偶然，其来源于“县”已经成为广大青年栖息之地这一深刻的社会现实，正因如此，“县城”走入了对生活高度敏感的作家的视野，“文学”与“县城”引发了广泛讨论。在《三联生活周刊》的专题中，肖楚舟指出：“人们将‘县城’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一种简单易传播的表达模板，一台动力强劲的情绪发生器，一种容易被感知的氛围”；《大公报》也发出了“什么是县城文学”的疑问，并认为“‘县城文学’所指的并非是一种文学题材，而更似一种美学风格，因此又被称为‘县城美学’”；《十月》杂志也在2025年开辟了“‘县’在出发”栏目，栏目主持人李骏虎“相信‘县在出发’不但能够完成文学对时代记录的历史贡献，同时也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创新发展起到实践推动作用”。

在“县城文学”发展得如火如荼的当下，《青白石阶》在“县城文学”的写作方位值得我们关注。西吉县赋予了马骏一个初始的地域身份——县城青年。由此，我们便可以继续追问，马骏在西吉县深厚的文学传统影响下选择了文学之路，那么，“县城文学”对马骏意味着什么？如徐刚所言：“县城叙事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其是立足‘地方’，写自己熟悉生活的一种创作方法。作为居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独特地带，县城其实有点像某种必要的认识装置，它让人得以有机会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身为“县城青年”的马骏本身就对县城有着独特的敏感性，身体的残疾也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西吉县深厚的文学传统为马骏开启了初步的“文学启蒙”，而对县城的观察与思考使他意识到了“县城”的“文学化”，县城的种种人与事，藏于心底的种种情愫也就成为他不可多得的写作资源，对县城、对生活、对生命的书写呼之欲出。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县城文学”的价值。首先，它赋予了写作者一个文学身份，这种身份的赋予是一种文化普遍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的统一：作家立足“地方”的县城，书写县城的“地方”，获得一种“地方”的特殊性身份；同时，“县城”又是我国普遍存在的地域区划，“县城”与“县城”之间必将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文化特质，也正是因为这种普遍性的存在，才使得读者在阅读不同地域的作家创作时仍然可以产生共鸣，这是“县城文学”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文学现象的基础。马骏的“县城文学”创作便是如此，这位“县城青年”用自己的笔书写西吉的县城，也书写时代中的县城，让自己汇入“县城文学”的浪潮之中。他在“新时代”书写“新县城”的“新体系”故事，这一“三新”书写为“县城文学”留下了属于西吉的独特印记与时代共同的印记。

其次，“县城文学”打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使作者发现了“自己”。作为一种衔接城与乡的重要“载体”，县城既可以捕捉乡野文化，镌刻文明记忆，又能够在“城市化”的浪潮中获得部分的都市现代性体验，最为直观的便是以“县”为中介，以“县”的变化感受“城”与“乡”的变迁。这也使得处于中间地带的作者，不再需要被迫向“城”与“乡”任何一端靠拢，马骏的创作便是如此，“县”为他提供了一个言说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又让他可以主动去窥探“城”与“乡”，位置焦虑解除的同时，文学视野也变得灵活。

最后，“县城文学”的价值还在于这应该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同时也应该在群体的视野中对其进行生产。“西吉文学”中，赵炳庭、郭文斌、马金莲、了一容等代表性作家笔下都存在着县城的身影，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文学西吉”中的“县城文学”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群体的概念，马骏从中获得了经验与灵感，并成为其中的一员。我们在对马骏进行个案分析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作为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不仅仅是马骏应该参与到“县城文学”的建构之中，还应该有更多年轻的作家汇入其中，书写自己的县城，书写时代的县城，并展现出多元的艺术风格。

从“文学西吉”到“县城文学”，马骏在吸收文学养分的同时，由于身体与生活的体验，形成了迥异于“西海固作家群”其他作家的文学风格，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与此同时，其文中展现出的艺术价值与美学追求，也值得我们找寻一条进入其中的路径，对此进行思索。

《青白石阶》“作品集”或“散文集”的定位，无论从字面或者内在理路而言，确有“组合”之意，这会引起读者对于“完整性”的忧虑。但伴随着阅读的深入，原初的“成见”被不断打破，其原因便在于：这部作品并非松散的作品集合，贯穿于其中的是作者深刻的生活体验，是一部独属于作者的生命史与心灵史。那么，对于作为“散文集”的《青白石阶》，我们应该如何进入其中？笔者认为，“传记”或可成为进入《青白石阶》的路径。“马骏”与“柳客行”二者并非简单的“同一”存在，这种“同一”本身便包含着多重性与复杂性，只有从“传记”的角度入手，通过对“身份”的辨别与确认，才能真正透视这种“同一”的复杂存在。如王春林所言：“身为文学工作者的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在充分认识到复杂性重要的同时，采取一切积极的手段去‘必须保卫复杂’。”对于马骏而言同样如此，我们需要对这种“同一”的“复杂性”进行“保卫”，并进行一次对谜底的揭晓。

我们为何要以“传记”作为路径进入作家文本？作家的“阅读史”成为回答问题的关键。对于马骏而言，除了西吉文学传统的影响，其自身的阅读体验同样值得重视，让马骏产生共鸣、带来震撼心灵的阅读体验的作家是史铁生。史铁生的存在，也使得作品的“文本”与“副文本”形成了共振。在作为“序言”的“副文本”中，马金莲明确指出：“我想到了史铁生，于是建议他读史铁生”。在《青白石阶》中，史铁生的名字屡屡出现，这让我们得以知晓两个有着相似命运的作家在精神上“相遇”过。《我与地坛》也在正文中被多次提及，实际上，陈顺馨早已经指出《我与地坛》的“自传散文体”的文体特质，史铁生作为马骏的“精神导师”，对后者的影响是很大的，二人不仅有着相似的命运，对于生活感悟也达成了某种契合，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我与地坛》还是《青白石阶》，都有着以文学“追寻自己生命的来路”的执着——“自传”成为一种文本的形式，更形成了人生的结构。

但马骏与史铁生“生命的来路”却又有着诸多不同，这便涉及马骏从阅读到创作的转化问题。首先，马骏与史铁生虽然都患腿疾，但二人疾病的形式不一样，马骏的疾病是天生的，史铁生的疾病是后天所致。应该说，后天患病的史铁生要接受自己的疾病是要比马骏更加困难的，在《我二十一岁那年》中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失去双腿”的过程与心态，“二十一岁末尾，双腿彻底背叛了我”，“我没有死，也再不能走，对未来怀着希望也怀着恐惧”。正如有学者所言：“它给史铁生带来的，无疑是一种濒于生死之间的临界体验。”更让史铁生难以接受的是“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身体、爱情、自尊、未来，这些词语对于他而言成为泡影，这种触及身体，更触及灵魂的生命转折是常人难以接受的。但史铁生选择了面对，“活着不是为了写作，写作是为了更好地活着”，写作给了史铁生活下去的信念，“这样的处境每时每刻都在问我为什么要活下去，即向我索要生命的意义”。“这是我所以写作的根本原因”。所以，史铁生的存在主义哲学立场让他对“后天”颇为重视，“意义不是先天的赋予，而显然是后天的建立。也就是说，生命本无意义，是我们使它有意义，是‘我’，使生命获得意义”。另外，二人的人生阅历并不相同。史铁生有着知青生活，同时身处转折的20世纪80年代，这使他本能地产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与此同时，他也亲身经历并参与了几次重大的文学思潮，对于“寻根”有着自己的理解，《命若琴弦》《山顶上的传说》《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使他身列先锋小说家的行列，“及至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和《我的丁一之旅》出版，也就标志着先锋小说终于达到了一个它所能企及的创作高度”。以上种种说明了二人写作背景的差异。

既然二人“生命的来路”有着如此多的不同，那么马骏又是如何进行创作的转化呢？“阶”成为一条路径。在史铁生的文章中，有着两种“阶”的存在，其一之“阶”是作为不可逾越之障碍，“音乐厅和体育馆门前都是高高的台阶没有坡道”，“体育场馆门前都有很高的台阶，我上不去”，甚至在访谈中史铁生干脆地说“先修个斜坡吧”。但还有一种“阶”的存在，是史铁生可以触及的，甚至“可以征服”的，在《我与地坛》中，这样的“阶”出现了：“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坐皱的报纸”。“阶”不再是可畏的存在，而是成为季节中的“风景”，触手可及。这样的“阶”还出现在《散文三篇》的《玩具》之中。马骏通过文学话语告知了读者《青白石阶》与《我与地坛》的关联，但实际上《青白石阶》与《玩具》有着更深的互文性。《玩具》与《青白石阶》都有关于“车”和“玩具”的表述，但更为关键的是对于“阶”的描述。《玩具》中的“阶”是“很高很高的青灰色台阶”，看起来这是史铁生所刻画的第一种“阶”，但实际上，“它的台阶是那样矮”，“那台阶并不随着我的长高而长高”。原本记忆里难以企及的“阶”，最终成为可以触碰之物。《青白石阶》开篇写到“我”坐在“石阶”上，石阶的颜色是与“青灰色”几近相同的“青白色”。马骏在文章中指出，他当时阅读的是一本《我与地坛》，那么，合理的推断是，马骏所阅读到的《我与地坛》中便有《玩具》这一篇。如此观之，马骏对于史铁生阅读与转化的路径开始变得清晰。如果说那些不可逾越的“阶”代表了超然于身体却又无从把握、无可奈何的“命运之物”，那么那些可以触及的“阶”便是“生活之物”的象征，尽管马骏没有办法体会史铁生从健康人到被疾病缠身的心态转变，也没史铁生在复杂人生经历后对社会、对命运的哲学思辨，但他选择了在“生活”层面向史铁生靠近，“身体”成为其中的关键词。马骏更为关注的是二人都能触及的生活，而感知生活的方式便是二人相似的“身体”，同样的疾病遭遇让原本差异甚多的二人拥有了相似的生活体验，马骏试图用“身体”通过“疾病”与史铁生完成“神交”，并完成一种“具身”的建构。也正是因为试图与《我与地坛》的史铁生“对话”，马骏选择了散文，如史铁生所言，“散文的形式利于内省”，“一个散字，不仅宣布了它的自由，还保障着它的平易近人”。“内省”的性质让马骏得以书写自己的所思所想，“自由”的形式也让马骏在刚接触写作时易于学习。确定了“生活”的写作面向与“散文”的文体形式，那么“生命的来路”的“自传”内核，便也呼之欲出了。

但《青白石阶》与传统的“自传”并不一致。在20世纪30年代的“自传热”中，较为有代表性的是《从文自传》，但就算沈从文在“自传”之外赋予文本“小说”的文体特性，我们依然可以在《从文自传》中看到一种内部的连续性，一种对自己“生命的来路”连续性追问。但《青白石阶》是以“散文”的文体、“合集”的形式进行来历的追溯，不消说“散文”之于“小说”连续性是处于弱势的，“合集”的形式更是放大了散文对于“片段”的追求而生成出一种“解连续”的“断裂”。那么，如何弥合这种“断裂”？作者采取的方式是进行有意识地“排列”。“成长篇”“生活篇”“爱愿篇”“随心篇”“感悟篇”的篇章排列或许从字面上看还不太明显，但观其内容便可以发现，这就是“柳客行”从少时到现在的行迹勾勒，其内在逻辑构成了对于“自我”的有效言说。

但这种对于“自我”的言说需要得到区分：其一，已发表作品与未发表作品；其二，柳客行与马骏。《青白石阶》中发表的作品有着出处标识，而没有标出的篇目是未曾发表过但被作者编入其中的——这便是“排列”的策略所在，也是“连续性”的补充所在。如果说，发表过的文章是柳客行以“文学”的眼光生发对生活的感触，那么仅仅收录这些，便无法回答“柳客行”何以“柳客行”。所以，加入那些未曾发表过的篇目，补充的是以“生命”的目光追溯自己来路的“马骏”的历程，如此，柳客行与马骏才在这部传记中形成了“同一”。作为文学的“柳客行”与生命体验的“马骏”缺一不可，“自传契约”也就此达成。菲力浦·勒热讷指出：“自传契约就是在文本内部对这种同一的肯定”。若从叙事学角度的“作者”与“叙述者”而言，“柳客行”与“马骏”注定无法形成“同一”，但如果将《青白石阶》作为一部生命的自传，“马骏”提供的生命体悟与进行文学书写的“柳客行”却又绝对不能分割，这是一种对“生命如何文学”的主体性表达，又是对“马骏如何柳客行”的历程追溯。

由此，《青白石阶》展现出作者独特的自传路径：“显性自传”与“隐性自传”的结合。显性自传在于生命体悟的线性发展：从对身体的审视，到对父母的感恩，再到对自身生命的感悟，最后升华到对他者生命的领悟与尊重，这难道不正是一部作为个人史与心灵史的“显性自传”吗？但这并没有结束。《青白石阶》这部作品的署名是“柳客行”，也就是说，作为“隐性”的自传在署名的那一刻才真正形成：生活中的“马骏”终于成为文学的“柳客行”，其昭示着“生命何以文学”的过程与结果。这种“双重自传”结构，形成了独特的“自传空间”，它不必像菲力浦·勒热讷一样试图让读者去追问“我是谁”，而是以“我何以成为我”的情感结构回答了所有的疑问。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部作品的美学价值。首先，这部作品赓续着“有情”的写作传统。王德威曾指出中国现代性在两大主导范式“革命”与“启蒙”之外，还存在“抒情”的第三重面向。陈国球在《中国抒情传统源流》中总结了十一种抒情的“源流”。“抒情传统”“中国抒情美典”等也是颇为典型的抒情理论，这些都说明“情”在文学创作中难以撼动的地位。在《青白石阶》中，我们处处可见“情”，有父亲母亲的亲情，有同学帮助之友情，有悸动着的爱情，甚至包含着与生活和解、与自己和解的“理解之同情”，而这一切都被马骏用温情的笔触书写。也正是因为“有情”，生活的意义得以突出，个体的价值得以彰显，“情”也被阅读所传递。其次，这部作品运用色彩建构出“青白世界”。闻一多在《色彩》中认为，“灰白”之色赠予他的是“悲哀”，不消说，《青白石阶》中淡淡的感伤情绪是与闻一多的感触相一致的。与此同时，青与白还是素、雅之象征，青与白构建了一种清、美、雅、洁的文学意境。《青白石阶》营造了一个半是愁绪半是美的青白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对于未来的忧虑、对于身体的痛楚、对于学业放弃的不甘都构成了那半分愁绪；但这愁绪却又是“哀而不伤”的，清冷中透出孤独，又被另外半分纯白之爱实现“消愁”，那是母亲为了让我上学与父亲发生争执时被扯下的“白帽子”，是我“也喜欢那白茫茫的一片”的下雪天，也是月光下父亲“银白色的头发”，是爱，带来了美。青与白，哀与爱，共同构成了“青白世界”，而“活下去”的勇气，成为照亮整个世界的灯光。最后，这部作品以一种文字的精神力量书写着面对疾病的勇气，提供了一种“平视”世界的视角。对于残疾人而言，身体的缺憾或是让自己处于世界之下，难以走出的“自卑”使其无法直面生活，或是让自己凌驾于世界之上。《青白石阶》中，没有夸大苦难，而是书写正视苦难、直面生活的勇气，以此平视生活，“生命如果是平等的，艰难也就是平等的”。马骏是这么做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海伦·凯勒、史铁生、张海迪、刘厦、王忆，他们都是如此，世界不是“他们”的世界，残疾人，从来不是这个世界的他者。

从马骏的生活轨迹与文学道路来看，他创作的作品已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与此同时，马骏也跻身当代“县城文学”大潮之中，与这一文学现象产生共振。从文学现象与艺术层面为马骏进行定位，固然是恰当的，但仍不够全面。我们除了将马骏视为散文作家与“县城青年”之外，还应看到他身上所具备的“大众”特质——这便意味着，要在“新大众文艺”的视域下，锚定马骏的方位。实际上，从“文学西吉”到“县城文学”再到“新大众文艺”，对于马骏而言，这原本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作家身份问题。马骏在“文学西吉”的哺育下吸收着创作的养分，而“文学西吉”在“文化场域”外赋予了马骏“地理场域”的位置，生长的“县城”又丰富了他的人生经验与观察世界的视点，这也让他得以展开自己的散文书写，成为一名从普通“大众”中脱颖而出的创作者。马骏的写作经历，成为进入“新大众文艺”的一条路径。

对于“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赵勇明确指出：“无论从哪方面看，‘新大众文艺’都是一个迟到的命名。”对于这一历史性的文艺概念，李遇春对其发展脉络作出了详细的梳理。《延河》杂志2024年第5 期提出“新大众文艺”概念，到目前为止已有数十位批评家对其内涵进行了讨论，尽管并非完全一致，但基本的共识是“新大众文艺”是在新媒介技术兴起后，人民大众扭转了以往单一“接受者”的身份，向“创作者”发生转变，如谢有顺所言，这是一个“谁在写”的问题。自新文学革命起，“作家”与“知识分子”身份便形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绑定，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作家，他们本身就有着深厚的旧学学识，同时又是新文学发展的重要支柱，无论是“立言”与“致行”，在“广场”亦或是“岗位”，都承担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责任。1949年后，无论是以秦牧为代表的知识小品型散文，还是其后余秋雨、余光中、林非、周晓枫等人的创作，以及21世纪前后提出并讨论至今的“学者散文”，都展现出“知识”与“创作”难以斩断的联系，尤其是对于“散文”这一可以“谈天说地，道古论今”的文体。但马骏及《青白石阶》的出现，恰恰回应着创作者身份转变的趋势。他在散文中自承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就连“伯乐”马金莲初接触时也不禁忧虑：“这样的孩子比较常见，调皮捣蛋，过早放弃学业，混迹社会，前途叫人担忧。”但又恰恰是这个“非学院”写作者的文字，让马金莲“读完以后慢慢回味，一些复杂的味道浮上心头。有一种感觉牵引着我，让我禁不住回头又看了一遍”。打动马金莲的并非是散文这一文体较为看重的“知识”，而恰恰是作为大众或基层创作者的独特生活经历中对于文学的虔诚与情感的真诚，这也同样说明了马骏选择散文进行写作的勇气。与此同时，正是因为新媒介技术的兴起，马骏的事迹也为更多人所熟知。在不同媒体平台的视频宣传与报道中，马骏或是柳客行的名字不仅仅是“身残志坚”的榜样，也成为一个代表文学的符号，马骏也用自身的影响力推动着作品的阅读接受，触动更多与他有着相同基层经历的文学爱好者，推动着“新大众文艺”的进一步发展。

正是在新媒介技术不断兴起与发展中，“接受者”转向“创作者”的过程中，马骏不再仅仅是柳客行，这个名字成为当下基层创作者的“共名”。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浪潮中，与马骏一样，在基层写作中脱颖而出的创作者还有很多，如残疾诗人余秀华、“外卖诗人”王计兵、“打工诗人”郑小琼等，他们都生活在基层，是普通大众的一员，却又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成为一名创作者，他们用自己的经历回答着“大众”如何“文艺”这一命题，也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过程中闪耀的例证。

但我们也要看到，在“新大众文艺”如火如荼开展的进程中，如马骏一般涌现的创作者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如笔者所言，作为一个“共名”的马骏在此处具有了特殊性之外的普遍性意义，我们在为这些作者的出现欣喜之余，更应该居安思危地指出他们目前面临的困境，以使“新大众文艺”获得可持续性发展。

其一，题材局限。马骏的创作多源于个人经历和对生活的感悟，展现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瞬间的珍视，但这也导致了其写作题材缺乏更广泛的社会视角。书写个人的“情感史”当然是一种重要的写作路径，但这种“情感史”如何能在当下这个快节奏、快消费的环境中引发心灵的共振，这一点是值得讨论的。与马骏面临相同困境的还有王计兵。由于王计兵外卖员的身份，他自然比马骏有更多的社会体验，社会视角自然也就更加开阔，但他的前两部诗集同样面临着局限，“有不少读者表示王计兵关于打工、外卖的诗歌写得最好，对其他主题的作品存在不少质疑的声音”。实际上，这不仅仅是王计兵的问题，也是诸多被冠以“打工文学”的作者都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同样有着其他诗歌题材的尝试，但受困于生活经验，他们对于其他诗歌题材的开拓总体来看是相对乏力的，这与马骏一样都是在“写个人”时遇到的困境。如何从“小我”走向“大我”，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观察和文化思考，以此丰富与开拓散文的题材和主题，是这些作者需要着重关注的一个面向。

其二，风格局限。以马骏的年龄和阅历来看，情感表达单一是必然的，目前来看，他的风格以及辨识度过于局限。马骏的散文多以短篇为主，虽然能够触动读者的情感，但在思想深度和文化内涵上稍显薄弱。马骏的“忘年交”与“精神导师”史铁生真正做到了“从文学走向哲学”。“完整与残缺”的确是史铁生与马骏共同探讨的问题，但是马骏的探讨更多指向“身体”，是一种“生活的哲学”，而史铁生则以“完整与残缺”通达到对“生与死”的探讨，是对“to be or not to be”这一经典问题的回答，“史铁生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的探索”。在多部作品中，史铁生关于“自杀”与“生存”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哲学层面，如加缪所言：“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对于“自杀”的反思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让史铁生的作品从“生活的哲学”蜕变成为“生命的哲学”。此外，我们看到了作为“诗人”和“散文作者”的马骏，但需注意，史铁生的哲学并不仅仅在散文中体现，他的小说也是探讨生命哲学的重要文体，如《务虚笔记》中对于“欲望”“孤独”“无极”等概念的探讨，马骏或许可以跨越现有的文学边界，去尝试新的言说可能。

其三，形象局限。通过作者自己的言说以及他者的建构，“小史铁生”成为了马骏身上的文学符号，正如“外卖诗人”王计兵、“打工诗人”郑小琼等符号。无论是与知名作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上的“相遇”，还是曾经职业带给作者的身份符号，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正是这种符号化的建构，使得这些作家囿于其中，这会导致其在未来的写作中可能呈现出的叙述挣扎。以马骏而言，他与史铁生有着高度的相似性，但是这种“相似性”只能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资源”而不能是“身份”，马骏要做到的是一种对于既有身份的“突围”。唯有在马骏真正打破这一身份局限后，才是他真正找寻到“文学自我”，形成“文学自觉”之时。马骏如此，王计兵、郑小琼等亦是如此。

其四，知识局限。需要辨明，“新大众文艺”相对以往的“知识型”写作，展现出了新的写作面向与模式，这一点是需要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写作者在创作中不需要“知识”。我们可以看到，马骏等写作者，他们的学历普遍偏低，且大多并未接受过高等教育，身体体验与生活体验让他们将经历与情感作为写作资源，但缺乏在更高的哲学意义上理解世界的视角。相比于学院派写作者，他们的优势在于丰富、深刻的生活与生命体验，但缺少的也恰恰是用更为丰富的知识对这些原始的写作体验材料进行“深加工”的能力。沈从文初入北京城，所填学历仅为高小，与上述诗人一样，沈从文也未读过大学，但他却时刻谨记读书的重要性。在笔者发现的佚文《世故》中，沈从文对中国公学的“某君”苦口婆心地讲述读书的重要性；在谈及早期写作之时，沈从文明确指出：“能到手的新文学书我都看，特别是从翻译小说学作品组织和表现方法，格外容易大量吸收消化，对于我初期写作帮助也起主导作用”；哪怕是到了西南联大任教，战火纷飞，沈从文仍在与胡适的信中谈论读书与学术。湘西经历自然是沈从文相较于其他作家的优势，但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经典作家，靠的并不仅仅是题材的引人注目，更重要的是其在不断吸收知识后， 对于人生与社会有了更高层次的领悟与把握，从“非理性”走向“理性”，以此对过往生活经历进行打磨，使其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构建起“湘西世界”。题材的独特、情感的真挚、态度的真诚，是目前“新大众文艺”浪潮中涌现出的作家群体的优势，如何不让这些作家成为短暂的昙花，知识的补充与吸收对于他 们而言一定是必要又任重而道远的途径。

当然，指出“新大众文艺”写作者的不足与局限，并非刻意的“揭短”，更深的用意在于警醒这些作家能够在未来的文学创作中走出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我们要在精神上成为追随者，同时，也要在艺术上成为激励者，如此，评论者与作家才得以实现有效的双向互动，评论者存在的意义与责任也恰恰在于此。

与此同时，“新大众文艺”的写作者也要利用自身能动性，充分树立正确的传播观念，自觉重视“新大众文艺的人民性”与作品的“通俗性”，深刻意识到“我们的作家艺术家从人民中来、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才有远大前程”。另外，还需要充分挖掘作品的传播路径，认识到“新大众文艺呈现出来的无法忽视的特征就是技术—媒介—平台已经跃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基础”，积极与各类媒体建立合作关系，争取在更具影响力的文学刊物和媒体平台发表作品，积极利用社交媒体、文学网站等网络平台，扩大自身影响力，在学界、作家、媒介的三重合力之下，获得更为广泛的读者关注。

在“文学西吉”蓬勃发展的今天，对于马骏创作的评论有助于我们探知其中的文学发展规律，掌握文学发展动向，对“文学西吉”“县城文学”“新大众文艺”与作家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刻把握。“文学西吉”与马骏一样，并不能仅仅成为一种“价值认同”的精神符号，我们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激励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如何让“文学西吉”跨越文学的边界、跨越地域的边界，在“新大众文艺”不断发展的当下，“文学西吉”需要培养与推出更多的马骏，让“文学西吉”真正地“走出去”，走向全国，让“文学西吉”不仅成为宁夏的代表，更要成为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

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更大的“文学传统”视域中对马骏进行多维透视。从地域角度而言，谭继和在绵延千年的巴蜀文化中梳理出了一条“巴蜀文脉”，李怡也从蜀地文化与作家李劼人、郭沫若的互动关系中提出了“地方路径”学说；刘勇则聚焦京津冀地区深厚的文化积淀，依托“京津冀文脉”提出了“大京派文学”的构想；“江南文化”“延安文艺”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也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在这些以地域为中心所形成的文化传统中，“西北文艺传统”是被忽视的存在。需要指出，笔者所做的不是“再造传统”的工作，而是发现并指出一种一直被忽视却又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文学传统。这种文学传统并不是仅以地域美学便可概括，其所内蕴的是一种生命精神的强力，涵括着野性的风格、政治的维度， 以及厚重的审美风格。马骏，无疑是这种文化传统浸润下的一分子，我们不仅要看到马骏受到“文学西吉”或者“西海固文学”的影响，更要看到不论是“西吉”还是“西海固”，都是这“西北文艺传统”延续的脉络的一分子。

我们呼唤这种“传统”的“出场”。一方面是在当前“地方的发现”的过程中，“西北”面临着“失语”，随着“新南方”“新东北”以及“新浙派”“新北京”等文学群体概念的提出，“西北”仿佛未能进入批评家的研究视野，而以马金莲为代表的西北作家群体已经用自己的文学实绩展现出新时期西北写作的文学新质，所以，无论是“新西部文学”还是“新西北写作”，都是对这一现象的有力支持，这需要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另一方面，“西北文艺传统”的提出出于一种文化的责任感，正是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马骏不仅走向了文学创作之路，还塑造了对抗命运不公的顽强信念，这一文学传统是无数个马骏的文学传统，在对马骏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们不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需要让这一文学传统进入到更广阔的文学史话语体系之中。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5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

 任淑媛，满族，北京市人。宁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三级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李冬旭，男，山东德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华文文学，在《江西社会科学》《临沂大学学报》《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等发表论文若干篇。

文章推荐：宋贞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图文编辑：黄元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责任校对：金真慧（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