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春 贺翊昕 | 口头传统的跨媒介化与社区认同的动态重构——以深圳大浪的客家山歌为例
发布日期：2025-12-31 作者：刘晓春、贺翊昕 点击数：66
口头传统的跨媒介化与社区认同的动态重构
——以深圳大浪的客家山歌为例
刘晓春、贺翊昕
摘要：本文以深圳大浪客家山歌为研究对象，运用文化记忆理论框架，探讨口头传统在城市化进程中通过跨媒介实践实现文化记忆保存与社区认同重构的动态过程。大浪客家山歌的即兴唱和、文字创作、仪式展演等多元媒介形态共存，呈现出“非替代性特征”，构建了涵盖历史经验、情感结构与地方知识的文化记忆系统；在大浪的“村改居”转型中，客家山歌从乡土社会的情感表达、协调劳动和娱乐身心的社会功能，演变为协调传统与现代性的文化符号，并且通过演唱空间的重构与多元主体的协同创新维系社区认同。这一过程揭示了口头传统在技术媒介迭代与社会结构变迁中的适应性生存机制。
关键词：客家山歌；城市化；媒介；仪式展演；社区认同
深圳作为超大城市，是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产业持续扩张和乡村逐步城镇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村改居”社区类型。这种类型的社区与纯粹意义上的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不同，主要表现为城乡接合的物理空间、“亦城亦村”的生活场域、复杂的人口结构以及居民普遍缺乏社区认同感。反映在文化方面，则是社区既具有独特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同时也面临如何构建社区认同的现实课题。原因在于，无论是在生活空间、生计模式，还是居民主体及其文化认同等方面，“村改居”社区都呈现出显著的异质性。
关于“村改居”社区的研究，学界主要关注社区利益、权力、空间、文化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共性缺失、身份认同滞后、半市民化等核心挑战。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通过文化融合、尊重居民主体性、城乡融合等社区治理的路径，探讨建设社会整合的包容性共生城市社区。有学者则明确指出，“村改居”社区并非简单的过渡性问题，应去除城市中心主义，摒弃“改造”思维，尊重村民主体性，将乡土文化纳入社区建设，形成多元共生的城市社区生态，同时挖掘乡村传统的社会资本与文化潜力，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社区发展方式。通过激活乡村信任、集体记忆等资源，融合传统与现代，创造地方特色与城市功能兼具的新型文化，重塑社区公共性。
基于以上成果，本文选择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作为案例。2003年10月，大浪村民办理了“农转非”手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村组集体经济实施股份制改造，村民拥有相应的股份，成为股东。截至2024年4月，大浪街道下辖大浪、新石、浪口、水围、上横朗、同胜、赖屋山、华荣、陶元、龙胜、龙平、高峰12个社区。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大浪常住人口468510人，户籍人口72056（缺高峰社区数据）。大浪街道所辖区域，其户籍原住民大部分是客家人，方言以客家方言为主，少数人讲粤方言。
在具体的研究中，笔者以文化记忆理论为框架，以大浪当地客家山歌的口头演唱、文字记录和展示展演为对象，讨论“村改居”社区中作为“交往记忆”的口头传统及其跨媒介化与社区认同之间的关系。学界对传统社会中作为“交往记忆”的口头传统实践给予较多关注，但对于超大城市在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口头传统及其跨媒介化实践研究相对匮乏。以大浪街道为代表的“村改居”转型社区，面临着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互动交融。作为客家社群标志性文化传统的客家山歌，同时也是大浪社区的核心口头传统。客家山歌作为客家人历史的活态记忆载体，承载着族群迁徙、劳动生活、情感伦理等集体记忆。随着“村改居”政策的推进，传统村落空间被城市社区取代，客家山歌面临传承断裂与功能转型的双重挑战。客家山歌在遭遇传承困境的同时，也成为重构社区认同的重要媒介。
本研究一方面以城市化进程中大浪社区客家山歌的存续形态为切入点，将社区内以口头传唱、文本记录、数字化转化及舞台化创新等多元媒介形态呈现的客家山歌实践，统摄于文化记忆理论框架下进行系统考察；另一方面，聚焦“村改居”社会转型背景下，不同媒介载体如何通过记忆存储与传播功能的差异化表达，在动态传承大浪本土客家集体记忆、维系社区文化认同方面形成动态互补机制。通过典型案例的深度剖析，本文旨在揭示媒介化社会语境中文化记忆的传承机制，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一、媒介化记忆实践的“非替代性特征”
有关记忆的研究，主要有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集体记忆、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以及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的社会记忆等理论。三者在理论上各有贡献，如果说哈布瓦赫奠基了记忆的社会互动框架，阿斯曼夫妇拓展了记忆的语言、仪式、图像、档案等媒介系统，那么康纳顿则深化了记忆的身体实践维度。
相比较而言，阿斯曼夫妇更加深入地阐发了媒介技术的发展与社会记忆结构之变迁的关系。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观点：口头媒介通过仪式化实践维持一个“内环境动态平衡”的封闭的结构；文字媒介通过文字符号构建“开放的结构”和“历史意识”，通过“教育记忆”形成“联系性记忆”；文字媒介打破时空限制创造“文化同时性”，“使文化与一种可以回溯到一千年的过去的表达形式相一致”。文字权威化导致口述传统“被边缘化”，经典文本、仪式等媒介通过“形式化”的过程，筛选形成“标准化过去”。从冷社会的“绝对过去”到热社会的“今日里的昨天”，媒介变革“打开了社会共识的视野”，这种转变不仅改变了记忆的存储方式，还深刻影响了社会记忆的结构和功能，使记忆从维持稳定转向推动历史变革。
阿斯曼夫妇的媒介记忆理论指出，媒介技术的演进不仅标志着社会记忆形态的迭代更新，更预示着文化认同机制的深层重构。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需要追问的是，口头媒介的封闭性、被边缘化、变异性与文字媒介的开放性、权威化、形式化之间，是否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鸿沟究竟是人们想象当中的“理所当然”还是文化的真实样貌？在迭代更新与深层重构的时代，是否还存在着另一种理论和实践的可能？另外，媒介迭代与认同重构是同时发生的，迭代不是新技术取代旧媒介，并不是互相排斥，反而是多元行动方之间依据时空和语境的变化，相互借取不同的媒介形态，动态性地重构多元行动方之间的关系。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具体实践场域——如大浪这一类“村改居”社区时，发现媒介技术发展呈现出“非替代性特征”，并在此呈现出独特的张力。客家山歌作为活态文化记忆，既未完全固守传统社会的“内环境动态平衡”模式，也未彻底转向现代社会的文字等存储体系，而是在口头性、文字性、数字化以及舞台化等不同媒介的并存、叠合、交错中构建起新型记忆生态。这种多元媒介的共生状态，既印证了阿斯曼所述媒介转型对记忆结构的解构与重组，更凸显当代中国语境下的传统记忆媒介在技术迭代浪潮中展现的韧性——通过媒介形态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维系着流动社会中的文化根脉与集体认同。这种态势，揭示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急速城市化过程中，口头传统作为文化记忆媒介，持续发挥着动态建构社区认同的功能和作用。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揭示并阐明记忆媒介的“非替代性特征”在“村改居”社区转型过程中持续发挥动态维系社区文化认同的作用机制。针对大浪客家山歌通过多元媒介形态建构社区认同的实践案例，本研究拟以“媒介化记忆实践”为理论框架展开分析，重点探讨多种媒介形态如何形成互补关系，在动态调适中实现社区文化记忆的传承与创新，从而持续激活社区共同体的身份认同。
“媒介化记忆实践”是指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多元主体通过多元媒介系统对集体记忆进行编码、传播与再现的互动性社会实践。这一概念旨在揭示集体记忆在媒介、文化协商与社会权力关系的交织中，通过符号生产、叙事重构与意义再生产等动态机制，持续维系文化传统并建构集体认同的复杂过程。这一概念强调媒介不仅是记忆的载体，更是塑造记忆内容、形式与社会意义的实践场域，其核心在于媒介逻辑与记忆主体能动性的交互关系。
大浪社区客家山歌的媒介化记忆实践体现在通过口头性、文字性、数字化媒介以及展示展演等媒介表达、保存和传播，从而使得客家山歌承载的文化记忆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以及仪式化的传播与再生产中不断被重构和强化，持续发挥着文化传承与认同建构的功能。
二、交错并存的文化记忆媒介
在文化记忆的媒介化建构过程中，媒介形态的技术化演进始终与社群的实践智慧相联系。在以文字和数字媒介为主导的现代社会，作为口头传统的大浪客家山歌在适应现代情境的过程中，通过媒介转换不断拓展记忆保存和传承的维度。
（一）以身体为媒介的具身化传承
在文化记忆的媒介意义上，歌者即兴对唱中的身体不只是客家山歌传承的生理载体，更是其文化表达的深层密码。传统社会，歌者在田间地头劳作过程中的即兴对唱，歌者与自然环境和对歌者之间形成互动交流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的身体与环境之间形成感知和被感知的深度互动，歌者将劳作经验转化为韵律化的情感表达；另一方面，身体则成为歌者之间智慧交锋的动态媒介，歌者正是通过眼神、表情、节奏等方面的互动交流，实现文化记忆的代际传承与人际传播。以身体为媒介的客家山歌，正是在即兴对唱、斗歌竞技和程式化叙事中接续山歌演唱的身体感知，而这种身体感知积淀为客家山歌活态传承的深层密码。
1.即兴对唱
传统时期的山歌演唱大多出现在田间地头等广阔场景中，人们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将山歌对唱视为自然生态下的私人演唱活动。如若将时间轴定位在当下，则传统客家山歌的传唱者多是年过耄耋的老人：“以前客家山歌不是我们这代人唱的，我们是跟现在90、100岁以上的那些人学的。以前耕田，他在那边山头，我在这边山头，两人对唱的。也不是自己写的，就是随口唱的。”
基于时代的经济发展条件，他们的山歌内容离不开生产和劳动：“种田面颊墨乌，种田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田间地头的山歌对唱，可以说是劳动场景中的身体实践，本质上是身体经验的艺术转化，是劳动身体与情感表达的融合共生。
劳动场景中的即兴创作将身体动作与情感表达深度融合，形成从“身体劳作”到“环境感知”再到“情感生成”的身体感知和直抒胸臆的艺术表达。比如男子挑担上山的时候所唱：“上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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