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命运与历史书写——评尼玛潘多的《在高原》
尼玛潘多的《在高原》通过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叙事视角，将个人命运的起伏与家族世代的流转巧妙地融入民族历史的长河之中，又在从饮食起居到婚丧嫁娶等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中展示了近百年的历史变迁、以及世代传承的民族文化基因。《在高原》以白玛措吉的成长为故事为主线，又在历史的追溯中叙述到白玛措吉的父亲朗杰多吉、朗杰多吉的父亲旦增、祖父张天禄（扎西次仁）如何流转异乡的经历，这样家族代际与个人成长叙事模式的结合巧妙地勾连起近百年的民族历史。二十世纪初，茹玛家族的第一代人张天禄在西藏乱情中取道印度回家，先后来到夏斯玛、东孜，并改藏语名字“扎西次仁”，扎西次仁在东孜遇到妻子普尺，并买下茹玛大院定居于此。第二代的旦增违背父亲对他的“为官”期许，在母亲的鼓励下从商。小说细致描写到旦增带领骡队走商路的传奇经历，“起死回生”的经历并未打消其经商的理想，反而成就了旦增。第三代人朗杰多吉在16岁时被送到东孜，他的成长经历反映了“文革”时期的西藏高原。“文革”时期，朗杰多吉与姑姑索朗生活在早已物是人非的茹玛大院，茹玛大院住着多户人家，已不再独属于索朗一家，即使一些住户对索朗并非友善，但首先入住大院的次仁在平日里对索朗多有照顾，边巴在查“四旧”时对索朗出手相助，这些对邻里日常的温馨叙述缓和了历史的紧张气氛。1970年，朗杰多吉作为知青来到塔玛公社，他的生活发生彻底改变，从“农民”“牧民”到播音员、再到教师，他的身份不断发生改变，也以善良、坚韧的品格获得了当地人的尊重。小说没有对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展开正面叙述，而是以日常生活的变化反映政治的混乱，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谨言慎行，朗杰多吉对外隐瞒自己家中有收音机、姑姑出家为尼、会降神等事实，以及人们不再谈及“修行”之事，朗杰多吉在日记中都要划掉“修行”二字。第四代人白玛措吉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小说叙述到白玛措吉读大学、多扎用三个月的薪水购买电视机、白玛措吉与母亲来打拉萨后用“小灵通”通话等，这些日常生的变化都反映出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因为父亲对故土拉萨的向往，白玛措吉从小被送到拉萨上学，在塔金家中都被父亲要求讲拉萨话，因此她虽生在塔金、却与塔金格格不入。白玛措吉毕业后无法按照父亲的期许留在拉萨，趁最后几届毕业分配的机会无奈回到故乡，因一句“女儿都是父亲前世的情人”在塔金引起了一场话题风波，这也是她与故乡产生短暂精神疏离的具象化体现。白玛措吉与塔金的疏离也象征着现代与传统的矛盾，拉萨与那座求学的南方城市让她与现代生活产生更多的联系，“时髦”使她在塔金的日常生活中格外显眼，白玛措吉曾对传统产生怀疑，如她认为传统婚礼仪式太过陈旧，但在与多扎结婚时，传统婚礼仪式重新震撼她的心灵，这是一次深刻的精神还乡。茹玛家族每一代人都继承着宿命般的家族命运，循环式的家族命运在人物的对照式叙述中得到更为深刻的体现。从扎西次仁到白玛措吉，远走异乡是茹玛家族的基因，从旦增到白玛措吉，异乡是祖辈的故土，而故乡再次成为精神原乡。朗杰多吉和白玛措吉父女二人的故事在前八章进行着交错式叙述，人物命运的对照性更为明显，如朗杰多吉如何在16岁时离开拉萨、承担着父亲旦增的期望来到东孜，白玛措吉如何在12岁离开塔金、背负着父亲朗杰多吉的期望来到拉萨，朗杰多吉作为知青如何在塔金生活、定居，白玛措吉如何在城市求学、又无奈返回塔金工作，朗杰多吉与妻子结婚，于是在异乡找到归宿，白玛措吉与多扎结婚，于是与故乡短暂和解。婚姻是茹玛家族每一代人安居于某一片土地的情感纽扣。结构功能主义认为，家庭是社会的单位，执行和表现着多种功能，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其归宿，《在高原》中，远离故乡的人断裂了与家庭的联系，婚姻使其在异乡重新组建自己的家庭，并成为最终的归宿。但白玛措吉背叛了这一家族传统，她在与多扎的交往时感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回首”发现的不仅仅是一直在塔金守候自己的多扎，还是自己的故乡。按照茹玛家族的命运“传统”，结婚是安居的最后一道“程序”，但对白玛措吉来说并不是，她认为自己在事业上能有一番作为，于是拒绝与多扎孕育子嗣，后又与其离婚，重新唤醒了远走故乡的家族基因，来到拉萨成为一名文化研究员。尼玛潘多在201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针尖上的日子》叙述的其实就是白玛措吉初到拉萨的故事，《针尖上的日子》聚焦于白玛央金失意的个人生活，并没有对家族前尘往事进行充分叙述，而《在高原》中的故事更加完整，白玛措吉来到拉萨这一行为，便因家族宿命与个体对理想的追逐多了几分厚重的色彩，《在高原》通篇弥漫着生活的诗意，冲淡了白玛措吉初到拉萨因生活失意而产生的烦躁情绪与无望。《针尖上的日子》中的丈夫与白玛央金离婚后立即再娶，而《在高原》中白玛措吉与多扎仍有情感联系，多扎也具有故乡塔金的象征意义，因此二人在离婚后的情感联系也意味着白玛措吉与故乡之间的精神联系。此外，白玛措吉与大学好友夏荷也是一组对照，二人看似相反的人生历程都折射出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现状。白玛措吉因毕业工作分配回到家乡，她并不像父亲那般执着于拉萨，白玛措吉对塔金抱有情感，她曾对夏荷说道：“大山的孩子应该回到群山间，我不适合沿海，更不适合漂流。”而夏荷独自来到深圳闯荡，最后却也相信了命运，让人生回归平静。离婚后来到拉萨工作的白玛措吉对她感慨到:“你不觉得我们调了个吗？”夏荷却说:“可能人生就是不断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过程。”这句话不仅是夏荷的人生态度，也对应着茹玛家族几代人的命运。茹玛家族每一代人的离乡“基因”又使得他们对故乡产生了精神依恋，段义孚在《空间与地方》一书中论述到“人们之所以会出现潜意识性质的却深沉的依恋是因为熟悉和放心，是因为抚育和安全的保证，是因为对声音和味道的记忆，是因为对随时间积累起来的公共活动和家庭欢乐的记忆”，对于旦增来说，对故乡的怀恋或许是因为与父亲断绝关系的遗憾，或许是因为在茹玛大院与家人一同生活的记忆，是父亲的汉字课、秋日里家人们一起在院子里腌菜以及中秋节在院中喊着“月亮爷爷赏一个饼子吧……”的种种温馨画面；对于朗杰多吉来说，对拉萨的记忆是那些被父亲严格看管学习的日子、是父亲教自己如何清洗座钟的情景……旦增在拉萨成家立业、他所经办的“茹玛商行”盛极一时，朗杰多吉在塔金结婚生子，作为“文化人”的他在当地备受尊敬，这样的生活成果催使他们对异乡同样产生难以割舍的情感，而这样与异乡的情感连接也会加重他们对故乡的怀念。小说中茹玛家族的每一代人将自己对故乡的记忆传递至下一代，语言的保留与传承同样是对故乡怀念的象征，如扎西次仁教孩子们汉语、汉字，朗杰多吉严格要求白玛措吉讲拉萨话。对故乡的怀念也是一种“恋地情结”，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一书中说到：“其实，恋地情结并非人类最强烈的一种感情。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时间的载体，成为了符号”，东孜之于旦增、拉萨之于朗杰多吉，承载着他们与家人一同生活的记忆，同时也是回不去的过往以及无法弥补的遗憾。白玛措吉重复着祖辈的经历，她离开故乡塔金来到拉萨，即使母亲与她一起来到拉萨生活，但那些在塔金生活的日子、已逝的父亲同样会使她对塔金产生怀恋，塔金同样会成为承载着情感记忆的精神符号。《在高原》中的日常生活叙述着藏民族的集体性格与文化传统，这是不因历史变迁而改变的民族基因。日常生活是所有活动交汇、衔接的地方，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在日常生活的映照下愈发典型、集中。小说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的描写塑造了藏民族善良、热情、敢爱敢恨、重情重义的集体性格。朗杰多吉初到塔玛时被当地人热情招待，卓玛次仁、梅朵曲珍等人对他细心照料，白玛措吉来到拉萨后“卷毛”坚赞对其母女二人的关照，索朗、加央等出家人的淡泊与博爱，敢爱敢恨的普尺、仁增萨珍、梅朵曲珍等藏族女性，这都展示出藏民族文化所孕育的独特性格。小说中，人们对葬礼、婚礼格外重视，如扎西次仁为旦增举行的葬礼时进行的“烟供”、请僧人来念经超度，以及白玛措吉连办七天的隆重婚礼，独特的民族文化浸润于日常生活中，展现出他们对生命和生活的敬畏。节日是文化记忆的首要组织形式，在节日的仪式中，集体成员的信仰、情感达到一致，文化记忆得到传承，《在高原》中描述到藏民族降神节、藏历新年等传统节日，梅朵曲珍每年都要在降神节请人念经点灯、新年之际家庭要团员庆祝，展示了人们对生活的虔诚信仰与民族文化记忆的传承。生命因追寻理想而轻盈，也因守望故土、传承信仰而厚重，茹玛家族的四代人漂泊于异乡，情感的羁绊使异乡成为新的故乡，原来的故乡又成为传承的理想。在“文革”期间，索朗出家修行的身份成为禁忌，朗杰多吉将姑姑的修行对外说成生活，而他们世世代代的生活的确像一场修行。藏民族的文化信仰浸润在日常生活之中世代传承，生活原本就是一场世俗的修行，茹玛家族的每一代人以坚韧的品格面对一切苦乐，或许是因为他们坚信，“一生悲喜交织，一春冷暖交错”，寒冷料峭的春风始终孕育着美好的夏天。
文章推荐：任淑媛（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刘深（宁夏大学）
负责校对：郑佳丽（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