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晓梅短篇小说《花楼》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龚天华

摘要：《花楼》通过讲述“我”和拉姆金之间复杂的少女情谊，揭露了女性内心的阴暗面。本文旨在通过对文本的详细解读，进而从民族性与现代性、女性之间的复杂情谊、阴影整合等几方面探讨《花楼》中的女性成长叙事。

关键词：《花楼》；女性情谊；女性成长

云南丽江纳西族女性作家和晓梅作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代表，其创作始终保持着对民族性、女性意识与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思考。以《女人是蜜》《呼喊到达的距离》等作品确立文学坐标的她，凭借对女性精神世界的细腻勘探，《呼喊到达的距离》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发表于《民族文学》2025年第2期的短篇新作《花楼》，延续其标志性的女性写作，小说通过回忆讲述“我”和拉姆金的少女情谊以及拉姆金的成长历程，表达了女性情谊的复杂性，以及女性的幽暗心理。

郭艳在《女性情谊和美美与共——评和晓梅的短篇小说<花楼>》一文中指出“这篇小说从泸沽湖地域文化、乡土风俗、中国现代学校教育和现代认知等维度，重新阐释了中国少女成长的不同面相。”小说以泸沽湖畔摩梭文化为叙事基底，“花楼”作为核心意象承载着双重隐喻：既是摩梭女性13岁成人礼的实体空间，又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碰撞的精神场域。小说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拉姆金的成长历程，拉姆金对花楼的接受颇具辩证意味——她坦然继承母亲的花楼，却以“这座花楼，意味着你可以谈恋爱，但也不是非谈不可”的清醒认知重构传统内涵。拉姆金是一位生活在泸沽湖畔的摩梭女性，她有着民族性但又不乏现代性。她接受自己的民族性，但同时也不放弃追寻现代性，是民族性和现代性辩证融合的体现。当拉姆金最终登上时尚杂志封面时，传统花楼孕育的现代性突围完成了具象化表达。

女性情谊的复杂性构成文本的叙事张力。小说通过“我”的回忆，讲述了“我”和拉姆金复杂的少女情谊。“我”12岁的时候回到了丽江古城，因为语言的不通“我”成为了班上的孤立对象，直到拉姆金的到来，“我”与拉姆金因都受到孤立而成为了朋友，这种朋友更好似一种结盟，共同抵御来自外界的伤害。这种结盟似的少女情谊，自然很容易被摧毁，在我逐渐进入班级群体，这段友谊也因为“我”的嫉妒而产生裂缝。值得关注的是：当“我”从被孤立者转变为施暴同谋时，女性群体的内部倾轧暴露出人性幽微。作家通过“我”的忏悔式叙事，将个体记忆升华为集体反思——结尾处“我们都会那么做”的独白，既揭示女性群体内心潜藏的阴暗面，也得出当今女性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伤害和问题。这种叙事策略使小说超越个人忏悔录的范畴，触及群体心理的深层结构。

拉姆金的成长轨迹暗含荣格阴影整合理论的叙事编码。面对校园暴力、敲钟人的伤害与传统文化双重规训，她选择以“心里有光”的生命韧性实现创伤超越。这种将阴影转化为自性化动力的过程，在叙事结构中呈现为螺旋上升的成长轨迹：从被凝视的“他者”到时尚杂志封面的主体，从文化传统的承受者到现代价值的践行者。“我”作为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先是被排挤孤立的对象，但最后“我”也成为了孤立的施暴者，“我”背叛了拉姆金，也成为了拉姆金受到伤害的始作俑者之一。叙述者“我”的忏悔叙事，则构成拉姆金镜像般的对照——当“无法再走进花楼”成为永恒的伦理困境时，小说对女性复杂的心理进行了深刻的思考。

《花楼》的文学价值在于其构建的成长辩证法。拉姆金的花楼从实体空间升华为精神符号，既记录着摩梭文化的现代转型，也丈量着女性主体的成长深度。和晓梅以诗性笔触揭示：真正的成长不仅是突破传统束缚，更是与自我阴暗面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最终抵达的并非简单的文化守成或现代批判，而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探寻女性的成长问题。在成长的历程中应该正视内心，真正的成长是从内心开始的。有阳则有阴，既有高尚的道德伦理，就有私信贪欲，所以在成长中应该正视内心的阴暗面，做到阴阳调和，和拉姆金一样，做真正勇敢的、心里有光的人。

作者简介：龚天华，男，云南临沧人，云南民族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