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礼俗、身体觉醒与成长阵痛——评和晓梅《花楼》

邓琪

《花楼》是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发表在《民族文学》2025年第2期汉文版上的一部短篇小说。泸沽湖畔，洛水村庄，摩梭族少女拉姆金的花楼依旧那样古老而醒目地屹立着。摩梭族是纳西族的支族，传统上以母系血缘为核心，保留着母系氏族社会的特征。拉姆金像其他的摩梭少女一样，在十三岁时迎来了隆重的成年礼，且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独立花楼。这不仅意味着她可以开始谈恋爱了，也意味着走婚的仪式拥有了进行的场所。然而，拉姆金并非如传统的女性那样，很快地恋爱、生子，继而把孩子背在肩上出门打鱼。她对自己的未来有特别的打算，想要走出一条不被限定和安排的人生道路，有着“待到山花烂漫时”的憧憬和渴望。于是，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族群与个体、自我与他者，彼此之间的相互较量便构成了少女成长的忧伤和惆怅。面对身体的微妙变化与自在觉醒，隐匿的不适感突然袭来。从前，“我”（高晓晓）和拉姆金依偎在一起，以单纯而真挚的友情，抵抗着来自成长的攻击。眼前的花楼牵动着“我”沉重的记忆，更暗藏着其深刻的隐喻。

小说从独具特色的民族符号花楼切入故事，用回忆审视过往，也审视着传统对现代的突围与磨合，以及人在成长中的恐惧与孤独、在思考命运时的挣扎与力量、在与他人相处时的脆弱与复杂。恳切地说，《花楼》的主题是丰富的。笔者以为，最为紧要者有三：

第一，对摩梭人民族礼俗的独特呈现，反思潜藏其后的文化观念和当下境况。

和晓梅向来以热忱而敏锐的文学眼光洞察着本民族的世象和风情，使其作品大有为民族立传的气质。《花楼》是对这种气质的延续，同样从服装、饮食、配饰、仪式等民族礼俗，表现其中神秘与独具一格的艺术品位。比如：成年礼上，拉姆金“穿着一身崭新的摩梭服装，腰间挂一枚连缀在珊瑚珠上的钥匙，戴镶嵌着宝石的头饰，穿挂着彩色流苏的百褶裙”出落于人前。再如：老祖母的木楞房、年迈的摩巴、彩色印花毡毯、盛满坨坨肉的铜盆、寄托祝福的经文等，都是带有符号性的具象载体。聂茂教授曾概括出民族文学的四个特征：浓郁的民族风情、鲜明的民族个性、多元性与整一性的统一、深厚性与神秘性的统一。阅读《花楼》，可以肯定的是，作家在这些方面的确表现出了应有的力道。在此基础之上，小说借人物的言行，对古老习俗内在的逻辑和观念进行深沉思索。拉姆金显然不想按照祖辈的人生之辙再走一遭，她明白花楼意味着什么，更知道花楼并不仅仅意味着什么。人们把既成的道路装点得十分美好，如一座花楼，却难掩被安排的宿命和对其他可能的限定。和晓梅之“花楼”犹如张爱玲之“金锁”，金锁也是锁，花楼亦是楼。楼如一把锁，金子做的也好，鲜花铺就的也罢，都会锁了身心。唯有真正的精神觉醒，才有冲出重围的可能。拉姆金是独特的，也是一个特例，更是一个需要突围的人。她有异于常人的美丽，也招致了来自人性弱点的被动孤立。这仿佛决定了她的不同寻常，参加选美选秀大赛、进军时尚界，也将成为全世界母系氏族文化研究和成果传播的公益大使，走向世界。小说塑造了这个心里有光、勇敢的女孩子，以其非同寻常之举，反映出在传统礼俗和时代浪潮的双重现实作用下，女性生命的另一种可能。

第二，对青春少女身体觉醒的着重关注，特别探讨由此引发的隐微心理和存在病症。

十三岁的拉姆金和十二岁的高晓晓，她们能够感受和交谈人生抛来的新话题，关于异性、关于恋爱，也关于命运、关于未来。然而，这种认识还只如萌芽一般初生，深层关系的思考是会给人带来恐惧和忧愁的。“在那段时间，她的个头儿和身体好像每天都在变化，无数的关节在安静时候发出清晰可辨的生长的噌噌声。”生理和心理的微妙变化，使她们不断观察自我的处境。哪些是泸沽湖一带会生长的话题，哪些是六年级学生的正常轨道，地域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在她们耳边齐鸣，个体的声音和公众的声音在她们心头萦绕。身体的觉醒带来了精神的觉醒，拉姆金已经看到习俗的区域性和专属性。她知道，有些东西只存在于泸沽湖，一旦离开那里，就会变得奇怪。与其说是奇怪，不如说是格格不入。常与异的界限往往并不那么泾渭分明，时常会随天时、地利、人和而变。“我”和拉姆金在班级的群体中，因被视为异类而成为挚友，依偎取暖，互为依靠。可是，人的群体总是情况复杂而多变。即便是小学生的班级，也因人性的不可捉摸而变幻莫测。“我”拉扯在同学和拉姆金之间，生活的平衡逐渐被打破。孤独的恐惧、难言的失落、友谊的危机都已露出可怕的牙齿，使人挣扎其中。直到拉姆金远远地拉开了和所有人的距离，好奇与逃避、嫉妒与贪婪才蓦然淡去。可见，人性的善恶只在有限的距离，超出区间，就会变得无效。丽江古城、泸沽湖畔仿佛是和晓梅的湘西世界。《花楼》虽是写青春少女在身体觉醒后的身心之变，却并不将其简单化，而是直击变化背后的成因，道出人性的松紧。

第三，对个体成长阵痛的深入剖析，表现命运选择的矛盾和人生起伏的不定。

归根结底，《花楼》写的是人在不同生活关口所做的选择，进而呈现出各自的生命样态。其间，饱含写作者对成长、友情、自我定义和价值确认的态度和思考。小说通过对拉姆金、高晓晓及周围群像的刻画，旨在从个体困惑抵达集体寓言，揭示人对自我存在的感知，表达与他者相处时的叛离与和解。作家在小说里写道：“我们从来不寻找彼此，我想她和我一样清楚，寻找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心安理得地面对彼此，是最终跟自己的和解。”成长的阵痛已然使“我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从感性变得理性，挣扎在命运当中的处境也使“我们”看到了未来人生的不确定性。拉姆金走出了一条区别于以往族人的人生之路。她单纯而执拗，善良却不幸，一路曲折最终到达理想的目的地。然而，在小说结尾，“我”从小学同学那里知晓，拉姆金当年的不幸遭遇是另有隐情。她是用顽强的反抗，确保了自己的清白。而成年人的病症是选择性地遗忘，本质是潜意识的忽视。或许，在花楼或城市的某个角落，“我们”都会卸下伪装，直视成长中的自己，舔舐伤口，体味选择后的迷茫和未知。品读《花楼》，感受拉姆金的人生，很难不让人想起同处丽江的华坪女高。拉姆金说：“不是每个洛水的女孩都有机会出去读书，出去读书将来毕业了，才可以去很远的地方。”这正是张桂梅校长创办免费女高的初衷，让丽江的女孩子，插上读书的翅膀，飞向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人是自我的镜子，古人是今人的镜子，过去是现在的镜子，每一面镜子都将照出命运的无尽可能。

作家关仁山说：“故乡告诉我，人是需要觉醒的。成长需要灵魂的觉醒，只有从自己内心里长出的东西，才是属于自己的。”就小说《花楼》而言，拉姆金的成长是如此，和晓梅的创作亦是如此。灵魂的觉醒是精神上的、心理层面的，离不开生命经验和生理变化的催生。《花楼》依托对民族礼俗的细致描摹，从拉姆金、高晓晓的身体觉醒和成长阵痛中，由觉醒到反思、由疼痛到领悟。这使得和晓梅的小说表现出鲜明的民族意识、女性意识、现实意识和反思意识。

作者简介：邓琪，男，汉族，2000年生，陕西西安人。宁夏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