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几种叙事策略

孙晓明

近年来，“革命历史再叙事”已成为“新时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显示出某种共有的美学特征和叙事策略。除《落地生花的银》之外，鲍人的《明月关山笛》，朱秀海的《高贵的心》，张翎的《小寒日访程爷》等，都是2024年度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纵观几篇小说，显示出共有的叙事策略有：一，以普通个体为视角，将个人史与家族史、社会史相结合；二，“偶然触发—深情回忆—团圆谢幕”的叙事脉络；三，“追寻”的历史态度。

“革命历史小说”滥觞于“十七年”时期，此后不同年代经历了不同命运，尤其是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一批以革命历史为题材，而意在解构的小说登上舞台，当然这其中的原因甚为复杂，除了文学思潮的影响，作家本身也是一大因素。在新旧交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新作家如何书写旧历史，成为绕不过去的话题，直至今天莫不如此。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一文当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当时莫言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莫言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其狂妄无知，说他是“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红高粱》后来成为“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型文本，显示出自“十七年”时期起，革命历史小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

面向“新时代文学”，习总书记倡导“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并首次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概念。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重要转向，便是“其中的人物谱系由革命圣者降为普通个人，文本从英雄群像的描摹到对鲜活个人的独像铺陈，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到多元、客观地展现鲜活而复杂的人性，以个体英雄主义取代集体英雄主义，从中体现了作家日益趋于理性的创作精神和成熟的创作心态，同时对应着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1]

上述几篇小说第一个叙事策略，便是采取了回忆的视角进行切入，并以个人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个人的革命史，从而引出家族与社会的变迁史。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都是革命的当事人，革命经过口述后进而集体创作完成不同，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更加纯粹，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书写者身份的转变，这也由此带来了小说叙事视角的转变。《落地生花的银》是通过“外公”的视角回忆，描写了一位普通的商号伙计，机缘巧合参与了护送红军渡江，并搭救了一位国民党军官，与其生死逃亡，最后完成其遗愿—捐建学校的故事，“外公”的经历串起国民党军官的家庭和滇西南地区革命年代的社会经济。《明月关山笛》则以“岳父”的视角切入，通过岳父三次离家出走，参加革命，并在此过程中的人生起伏，串起两个家庭在革命年代的相识相守；《小寒日访程爷》更是明白无误地点出故事由“回访”开始切入，刻画了一位早年因义打架斗殴，随后流浪社会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机缘之下被派去执行轰炸日军驻地的另类抗日英雄。几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普通人物，在个人的革命史中，他们也并非取得了如“奇袭威虎山”般的巨大成就，但正是无数的这份普通，构成了革命的合力与洪流。《落地生花的银》中，主人公既是商号的伙计，也是“我们”的外公。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外公的革命经历是故事的主线，又以点带面，带出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历史，而在描写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时，又将其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之中，见一叶而知深秋。几篇小说在回忆当年人物的历史时，不免写到地理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这样就将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古今对以及后人在对历史的追忆中，营造出一种历史的变迁与沧桑感，颇具“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意蕴，并使后人在缅怀当中得出思考与启示。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叙事视角是由后人的眼光不断拼凑形成的，这也造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即通过今天的人们与过去的人们对历史理解的不一致或不同步而产生了一种反差的戏剧效果。《落地生花的银》中，国民党军官收受不义之财并一心逃跑的主要原因便是希望回乡捐建学校，在这段逃跑的路程当中，二人的经历串联起了战乱年代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经济的凋敝，以及边缘山区风光的粗粝。《明月关山笛》中，后代在重走“岳父”当年离家出走的路线时，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个人的历史与社会的发展由此紧紧相连。

与个人史、家族史与社会史的同步书写相照应的，则是在艺术手法上，几部小说采用了相似的叙事脉络，即“偶然触发—深情回忆—团圆谢幕”。几部小说当中，故事的引发总是由于某个偶然性因素使得长辈进入革命历史的回忆当中，这种偶然性因素或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后人在某种因素的驱动下返回家乡，回乡之后又因为某个线索触发了关键人物的回忆灵感，于是故事被缓缓讲出，或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经历某个偶然事件后触发了回忆。比如《落地生花的银》是因为年轻的后代接到外公出车祸的消息，而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引发了外公的回忆。《明月关山笛》是因为过年回乡探亲时，故事中的岳父偶然听到“我”吹奏《关山月》这首乐曲，从而回想起多年前自己的革命经历。故事由偶然性因素掀开后，便进入回忆当中，此时，故事视角在主人公与后代的讲述中，在革命年代的历史与今天的时间中反复切换。故事随着不断的向前推进而愈发接近现代，因此，回忆的最后往往是革命人物的落幕与革命成果的展现，斯人虽逝，功绩永存。《落地生花的银》最后所展现的捐献的学校欣欣向荣，正是革命前辈功绩的最好展示。

“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可以概括为“追寻”的历史倾向，即“追忆历史，寻找初心”。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历史倾向更偏向纪实，比如《红岩》作者本人就是主人公本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意在解构，描述一种非主流官方的民间的历史。“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总体上仍是希望通过追忆历史，回望来路，以达到不忘初心的目的。与“追寻”的历史态度相对应的，则是大处实写，小处虚写的创作手法。即整个故事有其原型所在，而故事当中的人物与经历进行了文学化处理。这几篇小说当中的先辈们都曾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后代们在追忆这段岁月当中，不仅了解了历史本身，也明白了我们何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们。《落地生花的银》历史背景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福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王震、肖克等同志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1936年转战宣威、盘县，根据总部指示准备北渡金沙江，与川西红四方面军会合。”这在历史中确有其事，甚至商号百姓利用船只支援红军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真实的历史背景中，作者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革命故事。《明月关山笛》当中写乐曲《关山月》的来源时，提到了一位萨老太爷，这位萨老太爷在民国时期做过海军大官，而在民国时期做过海军大官的，只有一个人姓萨，就是萨镇冰，这是真实的历史。《小寒日访程爷》所描述的革命时期一位立功的抗日英雄在和平年代逐渐隐没，又在新时代偶然因素下被外界报道，从此轰动的故事，也与几年前湖北黄冈发现的老英雄张富清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许多“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在取材上，往往有其真实的历史背景，而即使小处作了文学化处理，也并没有夸大革命本身的跌宕起伏，因为生活往往比戏剧更精彩。1863年，一个叫宋大顺的孩童亲眼见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此后的日日夜夜，宋大顺都在思考石达开兵败之难，若是再来一伙人马，能平安度过此劫吗？七十二载轮转，江水滔滔，斗转星移，宋大顺终于等到了1935年5月的一个夜晚，成功将自己多年的思索告知了前来渡江的部队领袖，这便是毛泽东，从而有了后来的“飞夺泸定桥”，同样，如果重回历史，几篇小说中的故事未必不曾发生，甚或可能更加精彩。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共有的叙事策略，几篇小说都有各自的动人之处，如《落地生花的银》写出了动乱的革命历史中复杂纠葛的人性真实。故事中的国民党军官虽为反动派，却一心想尽绵薄之力，为家乡做贡献，将不义之财捐给家乡建造学校。年幼的外公面对一位奄奄一息，伤势严重的反动派国民党，本可以将其消灭拿钱走人，抑或坐视不管。然而，少年的良知呼唤着他的人性，最终二人一路流浪，国民党军官虽最后死亡，但外公仍是坚持实现他的遗愿，显示了革命年代纯真高尚的情怀。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无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用生命构建起来的复杂的真实，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可贵之处便是不断挖掘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书写普通人的革命史。

参考文献：[1]赵学勇, 贺燕燕. 传承与新变：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J]. 南方文坛, 2024, (04): 116-125.

作者简介：孙晓明，山西运城人，现为宁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宁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