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几种叙事策略

孙晓明

摘要：本篇短评以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整体写作为观照，分析总结了近期不同革命历史小说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相似的叙事策略，并将其概括为个人史、家族史、社会史的同步书写，“发现-回忆-落幕”的叙事模式，以及“追寻”的历史倾向。

莫言在《我为什么要写<红高粱家族>》一文当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一些老作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有二十八年都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老一辈作家亲身经历过战争，拥有很多的素材，但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创作了，因为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耽搁在“文革”当中；而年轻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那么他们该怎样通过文学来更好地反映战争反映历史呢？当时莫言就站起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来弥补这个缺陷。没有听过放枪放炮但我听过放鞭炮；没有见过杀人但我见过杀猪甚至亲手杀过鸡；没有亲手跟鬼子拼过刺刀但我在电影上见过。因为小说家的创作不是要复制历史，那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小说家写战争——人类历史进程中这一愚昧现象，他所要表现的是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者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莫言发言以后，当场就有人嗤之以鼻。事后更有人说其狂妄无知，说他是“小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 《红高粱》后来成为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典型文本，显示出自“十七年”时期起，革命历史小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命运。

近年来，“革命历史再叙事”已成为“新时代文学”在历史层面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显示出某种共有的美学特征和叙事策略。除本篇《落地生花的银》之外，鲍人的《明月关山笛》，朱秀海的《高贵的心》等，都是2024年度优秀的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

面向“新时代文学”，习总书记提出“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首次提出“人民史诗”的文学概念。人民是历史的主体，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一大重要转向，便是“其中的人物谱系由革命圣者降为普通个人，文本从英雄群像的描摹到对鲜活个人的独像铺陈，从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到多元、客观地展现鲜活而复杂的人性，以个体英雄主义取代集体英雄主义，从中体现了作家日益趋于理性的创作精神和成熟的创作心态，同时对应着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向。” [1]

《落地生花的银》描写了一位普通的商号伙计，机缘巧合参与了护送红军渡江，并搭救了一位国民党军官，与其生死逃亡，最后完成其遗愿——捐建学校的故事。与其他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相似，本篇小说也采取了回忆的视角进行切入，并以个人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个人的革命史，从而引出家族与社会的变迁史。“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作者，许多都是革命的当事人，革命经过口述后进而集体创作完成，使得革命史与文学史互渗。而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则更加纯粹，一个主要原因便是书写者身份的转变，这也由此带来了小说叙事视角的转变。本篇故事中，主人公既是商号的伙计，也是“我们”的外公。作为故事的核心人物，外公的革命经历是故事的主线，并以点带面，带出国民党军官家庭的历史，而在描写这对新婚燕尔的夫妻时，又将其放置在整个社会的动荡之中，见一叶而知深秋。小说在回忆当年人物的历史时，不免写到地理的变迁，社会的发展。这样就将人物的命运与社会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古今对以及后人在对历史的追忆中，营造出一种历史的变迁与沧桑感，颇具“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意蕴，并使后人在缅怀当中得出思考与启示。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叙事视角是由后人的眼光不断拼凑形成的，这也造成了一种历史的错位，即通过今天的人们与过去的人们对历史理解的不一致或不同步而产生了一种反差的戏剧效果。在本篇故事中，国民党军官收受不义之财并一心逃跑的主要原因便是希望回乡捐建学校，在这段逃跑的路程当中，二人的经历串联起了战乱年代底层百姓生活的困苦，经济的凋敝，以及边缘山区风光的粗粝，个人的历史与社会的历史由此紧紧相连。

与个人史、家族史与社会史的同步书写相照应的，则是在艺术手法上，几部小说采用了相似的叙事模式，即“发现—回忆—落幕”。几部小说当中，故事的引发总是由于某个偶然性因素使得长辈进入革命历史的回忆当中，这种偶然性因素或是因为年轻一代的后人，在某种因素的驱动下返回家乡，回乡之后又因为某个线索触发了关键人物的回忆灵感，于是故事被缓缓讲出，或是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经历某个偶然事件后触发了回忆。比如本篇小说，是因为年轻的后代接到外公出车祸的消息，而在后续治疗过程中引发了外公的回忆。故事由偶然性因素掀开后，便进入回忆当中，此时，故事视角在主人公与后代的讲述中，在革命年代的历史与今天的时间中反复切换。故事随着不断的向前推进而愈发接近现代，因此，回忆的最后往往是革命人物的落幕与革命成果的展现，斯人虽逝，功绩永存。本篇小说最后所展现的捐献的学校欣欣向荣，正是革命前辈功绩的最好展示。

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第三个特点可以概括为“追寻”的历史倾向，即“追忆历史，寻找初心”。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历史倾向更偏向纪实，比如《红岩》作者本人就是主人公本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则意在解构，描述一种非主流官方的民间的历史。与“追寻”的历史态度相对应的，则是大处实写，小处虚写的创作手法。即整个故事有其原型所在，而故事当中的人物与经历进行了文学化处理。这几篇小说当中的先辈们都曾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后代们在追忆这段岁月当中，不仅了解了历史本身，也明白了我们何以能成为今天的我们。本篇小说的历史背景为，“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退出福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大转移。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二方面军在任弼时、贺龙、王震、肖克等同志领导下，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1936年转战宣威、盘县，根据总部指示准备北渡金沙江，与川西红四方面军会合。”这在历史中确有其事，甚至商号百姓利用船只支援红军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样真实的历史背景中，作者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革命故事。生活往往比戏剧更精彩，1863年，一个叫宋大顺的孩童亲眼见证了石达开兵败大渡河，此后的日日夜夜，宋大顺都在思考石达开兵败之难，若是再来一伙人马，能平安度过此劫吗？七十二载轮转，江水滔滔，斗转星移，宋大顺也早已从青葱少年变成了鲐背老人， 终于他等到了1935年5月的一个夜晚，成功将自己多年的思索告知了毛泽东，从而有了后来的“飞夺泸定桥”，同样，如果重回历史，本篇小说中的故事未必不曾发生，甚或可能更加精彩。

当然，除了上述几种叙事策略，本篇小说的动人之处还在于写出了动乱的革命历史中复杂纠葛的人性真实。故事中的国民党军官虽为反动派，却一心想尽绵薄之力，为家乡做贡献，将不义之财捐给家乡建造学校。年幼的外公面对一位奄奄一息，伤势严重的反动派国民党，本可以将其消灭拿钱走人，抑或坐视不管。然而，少年的良知呼唤着他的人性，最终二人一路流浪，国民党军官虽最后死亡，但外公仍是坚持实现他的遗愿，显示了革命年代纯真高尚的情怀。历史不是非黑即白，而是无数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用生命构建起来的复杂的真实，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另一可贵之处便是不断挖掘被遮蔽的历史真相，书写普通人的革命史。 

参考文献：[1]赵学勇, 贺燕燕. 传承与新变：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J]. 南方文坛, 2024, (04): 116-125.

作者简介：孙晓明，山西运城人，现为宁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宁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