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文新观察第二十期（第一组）推介纳西族知名女作家和晓梅的中篇小说《落地生花的银》（《十月》2020年第5期，《小说月报》2021年第1期转载，获首届石峁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奖）。第二组将推送《花楼》（《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2期），第三组将推送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曲圣琪博士的访谈。

小说通过年迈的外公在一场车祸之后自顾自的讲述，还原了一段发生在红军巧渡金沙江期间的特殊经历。外公作为恒昌号的小伙计，参与到帮助红军过江的行动中，事后遭到国民党追捕。在逃亡过程中遇到一名受伤的国民党逃兵，这位逃兵带有搜刮来的财宝准备回乡，但生命垂危，请求外公护送他回乡，并许诺给钱财。外公经过艰难的抉择，最后决定救人。但是在路途中发生的一切让他不得不面对众多对立，包括思想、立场和意识形态，这让他的内心无数次产生动摇，纠结、甚至愤怒。他做了自认为正确的选择，他将把人安全送回乡，但是在深山里藏匿了一部分财宝，用于给那些革命工作者和被国民党残害的百姓。故事的最后，国民党逃兵没能返回家乡，死在路途中，而外公才从他的书信里获知，这些钱财是要用于回乡办学校的。一切已经来不及挽回。多年以后，外公开始经商，用他生命的全部时光实现了救赎，他秘密资助那所乡间学校，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情和义造就了这篇小说，构成小说核心的力量。外公正是因为有情有义，才让他在面对对立面的时候“选择艰难”，并不得不在漫长的岁月中有所隐瞒。受伤潜逃回乡的欧明阳拥有另一种有情有义，对现实的不满，对理想的追求，化成他执着回乡办学校的动力。是他给外公提供了艰难的选择，制造了矛盾冲突，形成互相制衡的力，互相拉扯。小说最终呈现了多重的信义，让人读到一种崩塌下的坚持和这种坚持的复杂。

小说试图告诉人们，当面对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事件或具体的问题的时候，道义的、情感的、认知的、责任的“多重难题”便出现了撕裂感，你无法轻易地完成选择而不遭受心理压力的折磨。但是，任何的痛苦，最后都会因为人世间情和义的胜出而化解，得到从肉体到灵魂的彻底升华。

《落地生花的银》有历史的深沉厚重，是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无问东西的精神提升，这种向前看的眼界和眼光都是大气磅礴、波澜壮阔的，叙事也在线。重要的突破在于与和晓梅以前的中短篇小说相比，突破传统的女性视角和思维，从历史事件中回溯复杂多变的历史局面，扑朔迷离的人物命运，艰难险阻的人生选择，金钱与道义的决绝逆转，使得文本具有历史观和哲学观。艺术手法上使用了多重复线，设置清晰的时间段，呈现与之相符的事件叙述，在一部中篇小说里实现时空的大幅跨度，使得小说具有立体感、纵深感和延续性，是云南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从他手上洗褪去的血污，像拖着尾线的胭脂水粉，在水里缓慢扩散之后，逐渐聚拢的水纹里，清晰呈现出来的却是另外一张脸。”这个开头，实际上非常拿人，我一时脑海里竟然浮现的是严歌苓的《陆犯焉识》，不凡俗。只是由于对和晓梅更高的艺术期许，感觉从抒情美学上看，鲜明唯美的诗意流动，显然还不够。至少和小说开头这种意境呼应的不够紧密，也和和晓梅之前的几部作品比较，那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情怀清淡了许多，那种民族文化的氛围也寥寂了许多。作为一个中篇，感觉有未尽的宏大历史背景，以金沙江为中心挖掘的红色资源以及地理特征都还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这样的选题可以写一个小长篇，叙事的策略、背后需要交代的情感流动，就都有篇幅了，就不会有意犹未尽之感。通过这个中篇的结构和深切的历史思考，我们感觉到和晓梅有驾驭长篇历史小说的能力和动因。这两年我们从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的创作来看，都比较好地把握住历史和现实，人物都能够游刃有余地在回望故乡、回顾往事，同时几代人的代际处理也花了很大的心思，比如邱华栋的《空城纪》，叶兆言的《璩家花园》，陈继明的《敦煌》等。

因此，感觉纳西族作家们的写作还有很大的空间，写作的眼光和关照的维度都很高格，纳西族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当下纳西族乡村变迁等重大题材可加大力度呈现，在写实之间透露传奇，在现实主义的本体之上，适度加大文化方面的透视，尤其是纳西族与汉文化等多元文化的交融，将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建构。同时也尽可能考虑文学影视改编问题，当下红色资源文本实际上有很大的影视改编的空间，写成一个小长篇，改编的可能就大了。这个问题我在讨论阿兹乌火的小说集《乌蒙大地》时也提出来过。中篇的抒情性肯定更强，但是在宏大叙事方面不占优势，意涵也就相对不够复杂了，尽管“外公”一直让我难以忘怀。

关注和钟华、和晓梅，是计划从和钟华、和晓梅开始，关注纳西族作家群，从而更加关注云南作家群。尤其是彝族、纳西族等作家通过挖掘本土题材、汲取族群文化养分、找寻红色资源，在题材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时在历史、地理、文化方面的继承发扬问题。同时不太建议单从女性文学方面来纯粹地解读女作家，这无疑会狭隘作家的视域和影响力。尽管和晓梅多以空间叙事等手法讨论女性，情感深度也聚焦女性隐秘。笔者认为主体意识是人共有的，无论男女，无论东西。只有不再强调性别，而是以作家的尺度来讨论，才是文学批评走上现代的路径，性别主义批评方法有一定女权的意涵，笔者很不主张女权。笔者还是认可舒婷的态度：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就是平等，人类的平等，男女的平等。

这也是近来我们从区域文学入手，将眼光放长远，将视域放宏阔，将精神内宇宙和社会历史外宇宙放在多元一体格局讨论，更加注重新时代大众文艺的人民性问题。

本期邀请到中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段小曼、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葛丽敏、宁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孙晓明网络首发快评。

段小曼认为《落地生花的银》以长征时期的云南丽江为背景，蒙太奇式的讲述一个具有大爱的故事。小说刻画了西南边陲茶马古道上的人物群像，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大爱精神。小说角色如马帮小哥、想回乡振兴教育的欧明阳等，他们尽管身处乱世，却有民族大义和仁爱精神，体现了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深刻联系。作品以人物命运的抉择延续着爱与希望，通过茶马古道助人的传统——“落地生花”的隐喻，展现中华民族的仁爱与善良。

葛丽敏认为记忆构成了个体的自我认知与身份认同，而个体记忆总是与历史记忆相互缠绕。和晓梅《落地生花的银》以一段普通人的记忆折射出长征时期的历史横截面，被埋藏的银元既是历史的见证物，也是外公生命转折的重要隐喻，银元的使命与外公的个体记忆一起被传承，而这传承早已成为宿命。因此，小说对记忆的叙述并没有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追溯，而是深刻探讨了个体与历史、道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孙晓明以新时代革命历史小说的整体写作为观照，分析了近期不同革命历史小说文本所体现出来的相似的叙事策略，并将其概括为个人史、家族史、社会史的同步书写，“发现-回忆-落幕”的叙事模式，以及“追寻”的历史倾向。

主持人：任淑媛，满族，北京市人。宁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三级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冶明花（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刘深（宁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