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不安”：《白色猛虎》与中年女性的“存在”焦虑

苏丽娜

海德格尔曾写道：“关怀的运动性有着处在世界中的实际生命的实际经验特征”，进而言之“生命的实际运动性的基本意义就在于对自身的关怀与对自身的焦虑不安”。人对自身存在的关怀与焦虑自呱呱坠地始，于离开人世终，从不因身份、性别等外物而有半分幸免。这种对自身生命的关怀与焦虑既是反复确认自身“此在”的凭证，同时也是构筑生命流动性的重要支撑，一旦这种关怀、焦虑消失，人便会陷入生命意义的虚无中。生命存在的吊诡性之一就在于：人总是恐惧“恐惧”本身，却反用“恐惧”和“焦虑”维持着自身存在与生命流动。

《白色猛虎》中的“齐芳”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她将“猛虎”在心中化为达摩克利斯之剑，成为了伟大的母亲，成为了“长白山金香玉”，但当直面“猛虎”以后，这一切都化为泡影，她又走入另一重对自身生命存在的虚无与不安中，这种焦虑与不安甚至会吞没她的生命。那么，一直如鬼魅般纠缠着齐芳的“猛虎”究竟是什么？年轻时，“猛虎”是丈夫的离去、父母的离世；中年时，“猛虎”是儿子随女友的离开，这些齐芳生命中的“猛虎”都指向一个词：失去。进而言之，齐芳过往生命中的存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未来生命的存在失去了所有希望，即一切曾确认过自我身份存在的凭证都将失去，一切都将重归毫无意义的虚无。

金仁顺在《白色猛虎》中通过“猛虎”的隐喻投射出齐芳这一中年女性生命存在虚无的人生困境，指出了当代社会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及婚姻制度为基础的对女性自我价值评定结构的解体，这实际指向的确是女性在当代社会中究竟该以何确认自我在社会中存在这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社会发展到如今，当女性认识到血缘伦理和社会制度不能够充分为女性提供足够的存在价值认同后必然会出现的精神危机，且这一问题在中年女性群体中尤为突出。那么，我们将要追溯的就是齐芳究竟以何种身份感受到了什么样的虚无，这种生命的虚无如何产生，又会走向何处？

一、“猛虎”的隐喻

金仁顺将小说取名为“白色猛虎”，在随后的创作谈中她又用了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隐喻作为结尾：“猛虎一直在树林中看着我们”。这不禁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作者小说内外多次提及的“猛虎”究竟代表了什么？小说中的齐芳为何又将房间取名为“白色猛虎”？

在小说中，“猛虎”从未以真正的“实物”出场，而是出现在各类人的想象与描述中。对齐野来说，“白色猛虎”是儿时与母亲快乐的回忆，所以他提到时“就跟换了个人似的，手舞足蹈”；对杨枝来说，“白色猛虎”是各类猛虎图像认知下的知识记忆，所以她看到几个黑色铸铁的大字以后，便脱口而出“名字很酷”。对游客来说，“白色猛虎”则在他们的留言中有了更多的解读与想象：“什么‘不如虎穴，焉得虎子’，女孩子自称‘虎妞’，男人说自己是‘虎兄虎弟’”等等。每个人都在通过对“白色猛虎”的想象诉说、表达着自己。那么，最重要的，“白色猛虎”对齐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白色猛虎”在齐芳的人生中第一次出场，是在大雪封山后他与林场场长的聊天中。场长和齐芳详细地讲述了他年轻时遇到东北虎侥幸逃过一劫的故事。在场长的故事中，他和他的同事谁也没有见到真正的东北虎，但屋外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声音、气息却让他们担惊受怕了一整夜，天亮以后屋外雪地上留下的脚印更是让老陈腿一软，直接坐在了门槛上。“猛虎”从未被看见，但未知的恐惧却始终萦绕着他们。对齐芳来说，她对白色猛虎的第一印象直接来自于场长的叙述，即东北虎代表着潜在但又无法预测的危险。这几头东北虎虽然没有要了场长和他同事的性命，但却吃光了他们重要的食物。这个故事结合齐芳当下的处境来看，其实颇有意味。齐芳的丈夫田雨出轨，她此时刚刚失去了年轻时的爱人，虽然这件事并不会要了齐芳的性命，但从齐芳最后的回忆来看，她和田雨年少时相爱，田雨早已成为齐芳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所以田雨的离开，正如东北虎吃掉了场长他们的食物一样，这些虽然都是意外事件，但却让场长和齐芳都失去了他们那一刻认为最重要的东西。而他们，对这些“失去”显然都无能为力。所以，她在对着白色的世界叫喊：“来吧，来啊，谁怕谁！？”以后，在客栈里走来走去，却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困兽，像个笼子里面的蛐蛐，叽叽咕咕，哭哭啼啼。齐芳知道，“猛虎”的皮毛被白雪覆盖，就潜藏在外面这片“白色”的世界中，时刻看着齐芳，也许某个时刻它会再次出现，让齐芳再次体会“失去”的痛苦。“猛虎”一直存在，“恐惧”也一直存在，而她，却无处可逃。所以，齐芳干脆把这种恐惧用黑色铸铁留在桦树板上，“白色猛虎”几个大字时刻提醒着齐芳，有一天她将会再次失去，再次感受到虚无。

曾经，齐芳是“妻子”，是“女儿”，是“母亲”，这些身份赋予了齐芳这一个“女性”主体全部的“自我价值”。丈夫田雨的离开，父母的去世，她只剩下“母亲”一个身份，而儿子齐野也成为她唯一活下去的动力和精神支柱。直到杨枝的出现，她敏感地注意到“猛虎”似乎再次出现了，这次出现将会带走她的唯一也是全部——她的儿子齐野。所以，机场的第一次见面，齐芳就出现了自己都未觉察到的敌意，甚至怀疑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过敏感。但是随着相处的深入，齐芳确认了自己潜意识的猜测：杨枝将会带走她的全部。齐芳试图过挽留，但无论是从她和齐野还是杨枝的对话中，我们都能感觉到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就和看着田雨的离开，父母的去世时一样。她知道，“失去”也是这一次必然的结局。故事最后，当齐野和杨枝踏上离开的飞机以后，齐芳明显地感知到“自己的精神油耗在消失殆尽”，她生命中能确认她“自我价值”的部分都在一点点消失，留下的只是一片虚无。虽然她曾在田雨出轨的时候，恨不得想要杀了他，但当他也去世以后，齐芳突然觉得此前所经历的一切都如一场闹剧，随着田雨生命的终结，儿子坦然接受了田雨的钱给杨枝买礼物，这一切让齐芳突然发现，她所以为快乐的痛苦的，除了自己不会再有人记得，一切似乎都可以烟消云散，自己倾尽半生投入的爱情、亲情也都不复存在。这一刻，她无法再从其他人的需要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她只感受到生命的虚无。

二、“中年女性”的“虚无感”源于何处？

“我身边闺蜜们，都是人到中年，最近两三年，面对的事情越来越相似：亲人离世、孩子远行，夫妻关系或冷漠或牵绊，职场格局已定，对物质的热爱逐渐消退，有些人不想再见，有些聚会不会参加。我们似乎得到了年轻时想要的一切，却不可避免地变得沮丧、无奈。会有那么一个时刻，我们怀疑我们的人生是不是一场虚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是不是一个笑话？我们以明媚的微笑去看生活，但生活回我们以严寒的刀光。我们搭建、经营了半生的堡垒，被一根手指推倒了——猛虎一直在树林中看着我们。”这是金仁顺在访谈中提到自己创作小说的初衷，是这种来自女性将近中年时期心底深深的虚无感，不确定感促成了这部小说的面世。

最近热映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咏梅饰演的“李红”也是一位“中年女性”，在这种对“自我去哪了”的身份焦虑与追问中，李红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并开始反复回忆自己前半生的那些瞬间：姐姐照顾弟弟、妻子体谅丈夫、母亲照顾女儿，再回想到自己最初的梦想，便冲破一切踏上了自驾出走的路程，在中年时期开始重新找回自己“李红”的身份。这和齐芳其实存在非常相似的心路历程，即在离开了婚姻和子女以后，中年女性常常会断崖般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失落，陷入一种生命的虚无之中。电影《出走的决心》和金仁顺的《白色猛虎》其实都提出了一个共同的关于“中年女性”的自我价值认同问题。那我们不禁会发出疑问，为什么“中年女性”常常会感受到“虚无”，中年时期为什么又会成为女性产生自我价值认同危机的高频时段？

乔纳森·布朗和玛格丽特·布朗在《自我》一书中认为：在现有社会体制下，“中年女性一般指年龄处于45岁以上，女性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子女离家转而寻求进入该阶段，引起研究对象生命阶段和生活状态转换的生活事件，主要是子女离家以及退休。子女离家带来家庭结构的变化和生活节奏的失衡，原有的以子女为中心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另外，出生组的部分人已经退休，闲暇时间增多，社会关系随之发生变化。这些事件使出生组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逐渐减少，促使该群体将更多的精力转移到自身。

此外，造成女性自我存在价值认同危机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社会对女性“个人价值”评定结构的不合理。刘畅曾在《女性社会价值评价与性别问题——以“谁是日本社会的女性人生赢家》这一对日本女性的研究中提出过一个对成功的女性评价的公式，即“家庭角色（妻子、母亲）＋α”，“其中α可以是包括工作业绩在内的任何除家庭角色之外的其它社会价值评价的内容。婚姻家庭的良好状态成为日本社会评价女性社会价值的先决条件，世俗所谓的美满家庭再加上α这一附加值共同达成女性‘人生赢家’的条件。”这项公式代入到中国女性来说，同样适用。从公式来看，女性最主要的自我价值来源即来自家庭内部，丈夫和子女成为评判女性价值的终审评判官。这也成为整个社会约定俗成的对女性价值的评定标准。让人疑惑的是，女性在家中的生存处境明显出现一种强烈被需要的感觉，但是这种存在与被需要既赋予了女性极强的自我认同，但同时却很难获得社会中关于“个人价值”的定义。在社会中，个人价值的评判取决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而这一项任务往往由男性承担，所以男性很少会产生自我价值的怀疑。反观女性，除却家庭价值外的任何一项价值只能作为评判她“个人价值”的附加条件，并不具有可以改变整体价值的决定权。这样的评判制度无意识的规约了整个社会对女性价值的期待，甚至是女性本身对自我价值以何种方式实现的目标。于是，女儿、姐姐、妻子、母亲、奶奶/姥姥，这些具有潜在价值标准的身份角色框定了大部分女性的一生，直至这些曾经被社会关系所赋予的身份角色一个个消失，潜藏在这些身份下面的“自我”开始重新浮现，回溯一生，除却这些曾经的身份，女性很难从“自我”本身获得纯粹的幸福感，虚无感便由此而生。这一时期，往往就是女性的“中年时期”。

由此，以血缘为纽带及社会中的婚姻制度所带给女性身份的“自我认同”正在逐渐被解构，女性该以何在当代社会中重新确认“自我价值”的精神危机正在成为普遍现象，这不仅是现阶段的中年女性存在的困境，也即将成为所有不同年龄女性群体的共同精神困境。在历来对女性身份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忽略了女性内部的差异性，也就是女性的年龄与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一直存在研究空白。崔恩昊曾在研究中提出即使是在“女权”主义运动自身，也曾将“老年女性”视作“异己”，这也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第三次女性主义浪潮失败的重要原因。所以，当社会发展到今天，女性年龄差异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困境是一个值得未来我们继续思考的问题，这将拯救万千不同年龄正困于自我存在危机中的女性。

作者简介

苏丽娜，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文章推荐：任淑媛老师（宁夏大学）

图文编辑：吉一宁（宁夏大学）

责任校对：冶明花（宁夏大学）